我是一個不著邊際的理想主義者
萬沐
到了我這個年齡,是應該給自己做一個自我定位了,也可能說得不準,也可能惹人反感,但這就是我真實的所感所想。
回首前半生,我覺得自己是一個華而不實的理想主義者,而這離譜的理想主義,缺乏對人性、對社會的根本性認識,隻是生活在一廂情願之中,這樣一生碌碌無為,並且坎坷不斷,其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我的理想主義來自三個方麵,第一個就是我天生的性格,凡事追求理想化,往好的方麵想。第二個是家庭的教育。我家裏屬於耕讀傳家的模式,基本上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那一套,雖然好,但離社會現實卻實在太遠了。第三個是我後天接觸到的閱讀材料的引導。我本是一個資質很平庸的人,偏偏卻很喜歡讀英雄豪傑,仁義禮智信一類的古典讀物,就讓自己很多時候淪為一個堂吉訶德式的人物。現在想來理想主義實實在在是坑苦了我。想了一下,以下幾點上確實值得反思自己。
第一、一廂情願地高估別人,總拿自己理想中的人物和社會倫理以及文學化的境界比附周圍的人和事物。而對現實的殘酷寧肯采取視而不見的態度,說話總是一種理想化的表述方式,有些時候可能誤導了別人,也欺騙了自己。尤其是對和自己有些共同話語的人更是根本不設防,不知道那本身就是別人的一種裝飾話語。而且這些人對我沒有少慫恿過,希望我冒險犯難說他們想說的話,而他們躲在後麵看水漲河塌。在日常生活上,也是繼承了我家人的古道熱腸,以至於很多和我來往的人,對我的出的結論就是兩個字:“迂腐”。甚至有的人還這麽對別人評價我:“如果要吃飯,要用車,你就找老萬,肯定沒問題”,甚至當著我的麵這麽肯定我,我聽了以後也是哭笑不得,不知道這是表揚我,還是罵我?在這種語境中,似乎我就是一個“付出狂”,對他們的友善,不是我對他人的善意,而是自己的一種變態的需要。現在想來,我很多時候是把一群心懷叵測的市儈錯當成了朋友,也確實吸引了一些愛占便宜的小人。幸虧我不是腰纏萬貫的老板,如果那樣,肯定這“萬貫”也要纏到別人身上去。而做一個普通打工者,反而還少了很多的苦惱和麻煩。
第二、愚蠢的誠懇。我這人很愛和人交流思想,以期得到共鳴,而且對人還特別誠懇,覺得不推心置腹就是自己不夠意思。從小學開始,以至到多倫多,這點就沒有被人少利用過。在中國的時候,單位有位老兄,也是我們單位的一個領導,平時和我互相很愛交流價值觀方麵的看法,有時也交流對單位的工作意見,兩人似乎有種高山流水的知音感。結果有一天,單位主要領導和我聊天,說了我和這位仁兄談話的很多內容,而且很多內容非常誇大更兼扭曲。我一聽就知道是被出賣了,這讓我很受傷,覺得自己這麽尊重的一位大哥,我對他維護有加,卻竟然是個兩麵人。其實,以前就有人給我提醒過,說他在背後攻擊我,我卻以為這是別人的誤解。後來,仔細核對,原來他根本就是在消費我,完全把我和他的談話當成討好領導的一個項目。因為領導和我的政治立場截然相反,他的出賣,自然增加了領導對我的反感。以至於後來領導也感歎,這種兩頭討好的人太可怕了。當然,這隻是一個例子,事實上從小學到現在的華人圈,和我同一價值觀的人從根本上來說很少,有幾個投緣的人最多就是表麵說說而已。但我卻不知人心難測,以為是自己找到了人生知音,隻顧聽其言,未觀其行,還一定要與朋友“肝膽相照”,結果最後一次次被坑。我在多倫多就認識這麽一個人,也曾和我交往甚密,經常會談一談關於政治和文化方麵的問題,結果,這位老兄見了僑領就會說,老萬很喜歡西方民主自由這一套,見了一些崇尚自由民主的人卻說,老萬主張兩岸統一,是某黨的代言人。見了他單位的老板,又說單位搞不好,是我某月某日故意誤導他,而見了我則說,老萬,咱們是兩肋插刀的朋友,等等。而我竟然還真以為我們是好朋友,並可以忽略掉了他此前幾個明顯的小人行為,我這裏隻是舉兩個小例子,其實因為我的愚誠,這輩子真是吃盡了苦頭,還沒有少被人利用和嘲笑。過去有很多人說我迂腐,我很不服氣,覺得這是他們不理解我高遠的情懷,等到一生傷痕累累,現在才知道,別人並沒有說錯,而是自己愚蠢而不自知。其實世界上的關係是由利害決定的,並不是由所謂友誼決定的,更不是由價值觀決定的。
如果做個定量判斷,我這一輩子被坑被害,大概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我的朋友,而且還是我真心付出的朋友。其實怪誰?還不是怪自己頭腦簡單,看問題膚淺。
第三、我是一個自不量力的左派。不過在大陸華人的語境中,我卻是一個右派,好一點的人說我傻,惡毒一點的人則說我思想反動。根源在於我看不慣社會上的不公平現象,這一點使我很多時候自我孤立於社會之外。其實,我從小就站在弱者的一麵,看不得社會上“見高的就攀,見低的就踩”的現象,總希望周圍的社會是一個相互友好、公平公正的環境,並願意先跨出一步。所以,我從小學寫作文,到現今寫政治評論,在電視台、電台做節目都在為公平正義呼籲,同情社會弱勢群體,抨擊社會的不公不義。本來這在正常社會屬於知識人的正常行為,但在華人社會這肯定是犯忌的,以至於我的一些“朋友”都對我沒有被抓著急,並質疑我有什麽背景。其實我的“背景”很硬,就是上麵說的我三個理想主義的來源。
當然,這也使我變成了很少有朋友的人,以至於我的《僑領》新書發布會,很多平日聲稱和我同一價值立場的人,更以“民主鬥士”、“思想先鋒”自許所謂同道中人,就因為我這麽一本僅僅不太合社區潮流的小說,卻害怕得紛紛躲開,不過後來還有人偷偷向我表功:“老萬,我敢於看你的書!”
第四、不著邊際的平等的觀念。在我的心目中非常反感看人下菜碟的惡俗,我太太和我女兒分析認為,我在中國官場、甚至社會上不能混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我沒有等級觀念。我在這裏說,絕不是找個好的名詞美化自己,而是實實在在對自己生存能力的一個痛心疾首的反思。其實,官場上,下級和上級根本就不可能平等,也沒有必要追求平等,最會做的人,就是一味恭維,順勢而為即可。而我偏偏是一個較真的人,還要談自己的看法,往往既不符合路線,也不符合方針,更不符合以領導為中心的思維。最後隻能吟“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中國官場如此,中國整個社會又何嚐不是如此?甚至在加拿大,華人社區還不是照樣如此。舉個我的例子,多倫多的小媒體有個被神話的人物,由於有點小權力,很多才子對他彎腰折節,很多才女為他寬衣解帶,他本人也年年月月春風得意著。有次在一起喝酒,他不喝,我開玩笑說了一句:“不中了!”沒想到,第二天馬上就有很多媒體人興師問罪,男媒體人打電話說我“不知高低,不懂規矩!”有女媒體人更發怒:“憑啥說人家不中?”言下之意,他很行。我原以為,我開他個玩笑沒事,結果卻捋了虎須,捅了媒體的馬蜂窩。當然,這個事很小,但盡管小,卻可以反映華人社會在官本位影響下的等級森嚴,和對平等的不可容忍。也說明,自己多麽地不通人情世故。
第五、我是一個語言缺乏變通、表達很生硬的人。因為詞不達意,曾惹出過不少問題,其實這也是我情商低的表現。在這個社會上,很多人混得風生水起,就是能夠得到各方的認可肯定,但我的表達卻扭曲了我的生存狀態。維特根斯坦說過,語言表達的邊界在哪裏,世界的邊界就在哪裏。反思一下,我由於表達的直率、唐突、缺乏心眼,使得很多人對我有誤解,也讓很多不滿自己的人找到了攻擊自己的依據,自然而然,我的世界邊界就很小。好在我是生活在一個民主社會裏,如果在中國的反右、文革年代肯定要付出血的代價,弄不好把家裏人拖進深淵。
第六、我是個華而不實、誇誇其談的人。古人說,“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我確實是很關心,但並沒有任何實際貢獻,最終隻是說說而已。或者說,對國事和天下事還經常要表個態,呼籲一下正義,但對家裏確實是太慚愧了。我從年輕時就在外地,心裏想著要讓家裏人過得好一點,但除過讓他們操心,實際上就沒有做過啥貢獻,家人親戚長輩一個一個凋零,我有心回報他們,但事實上卻很少做到,現在想起來真是滿心慚愧。這一方麵是由於我的能力不夠,另一方麵也是沒有用心。而且對我的小家,也沒有盡心盡力,說得多,做得少。女兒小時候沒有好好投入愛心教育,以至於後來留下很多遺憾,而且現在還回想起她小時候,由於大人不負責任沒有穿好衣服,小手冰涼的情況。躬身反思,對家人尚且如此以自我為中心,對社會肯定也有很多虧欠。
不說了,不說了,我這不著調的理想主義值得反思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流年似水,已至人生暮年,想想一生悟性低,能力差,既不懂社會,也無立身的可靠本領,就這麽庸庸碌碌混了大半輩子,寫下這點文字,算是對自己人生的一個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