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裔副總裁》
在美國和亞太的銷售管理體會，MBA式的職場故事和商場案例，
人物情節皆屬虛構，謝絕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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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Fortune剛發的題為《講政治，嗚呼哀哉！》的博文，更讓我無法再睡。Fortune以他擅長的煽情語言在這篇兩千餘字的文章中表達了他對於他的得意門生Jonathan為了公司業績而失誤所招致的被辭退的痛心，不去檢討他自己作為Jonathan的直接上級在其中不可推卸的責任，卻不點名地指責我的決定是基於公司內部政治和關係而非職業或者道義的考量，暗示他和他的團隊為樂波特中國近年來在業界創造亮麗業績的同時，沒有得到公司高層的認可反而遭到因團隊成員偶然失誤的借口打壓，皆是源於他一向欽佩敬重並信賴的美籍華裔老板正在樂波特中國中培養著一種“講政治”的文化 —— 而職場政治正是提倡以結果為導向而勤奮工作的他最不可接受的。
有人的地方就有人際關係，凡是三個人以上的關係就有了俗稱的“江湖“而就是實質上的“政治”。在職場中，無論在政府部門、高校、或是企業，無論國企、民企、還是外企，也無論工作職能是管理、研發、還是銷售，人際互動密切且利益關係複雜，職場人士交往時需要更多地考慮交流對方的感受和第三方人員得知你們交流後的反應，因此“職場政治”成為了獨立於廣義的“社會政治”的一個專有名詞。許多職場朋友都痛恨職場政治，希望在人際關係真誠單純的環境裏工作的心情可以理解，但隻要你還有同事，完全沒有辦公室政治的工作是不存在的。既然如此，與其消極地回避辦公室政治，不如鍛煉培養自己的溝通和交際能力，積極地參與甚至掌控辦公室政治，才是真正提高自己的方法。即使在人際關係貌似簡單的技術部門中，因為沒有如業務部門相對客觀的可以明確量化的KPI，反而給了主觀意見在目標設定、資源配置、業績評定等方麵更多的權重，給了相對簡單的辦公室政治更多的話語空間。任何“我靠能力做出實在的結果，而不屑於參與人際關係”的說辭都是自己逃避的借口，而這種消極的心態使得自己的成績得不到本應獲得的認可，不知不覺中阻礙了自己職場的發展，甚至影響了財務上的收入。萊布尼茨與牛頓對於微積分發明之爭不是輸在事實上或能力上，而是輸在了“政治”運作上。
帶領團隊做出傲人業績的資深銷售經理Fortune自然深諳人際關係，也可以洞察並利用客戶和政府管理機構內部的利益關係，但他卻往往忽視自己公司內部的組織架構中的人際關係，而把自己公司簡單地理想化為一部為公司業績運行的剛性的機器，而否認公司內部人與人之間，部門與部門之間，上下級之間各自代表的個人和部門之間的利益糾葛的現實，從消極的角度理解必然存在的職場政治。當然，他的博文隻是利用大家普遍的對職場政治甚至那個電視上頻繁出現的“講政治”的口號的反感，把焦點轉移到指責我在樂波特中國造就“講政治”的文化，從而逃避承認他的下屬的不專業甚至違反職業操守的錯誤和為他自己的管理失職尋找借口，更是對於他沒能獲得接任我的全中國職責的失望的宣泄。但眼前，他的博文帶給我的立刻的難題是，我如何處理在我還沒有與Jonathan溝通和向中國團隊宣布之前，他就在博文中向公司內外透露的我的決定。
我終於無法再睡，於是在清晨四點鍾離開酒店，到了樂波特深圳辦公室。我一出電梯，就看到樂波特前廳燈火通明，而辦公區卻是一片黑暗。我按了密碼後進了公司，就看到Fortune的辦公室亮著燈。我看到Fortune四仰八叉地躺靠在他的辦公椅上似乎已經睡著了，他前麵的寫字台上則放著兩個空瓶和半瓶尚未喝完的喜力啤酒。
看著Fortune的樣子，我突然想起了似曾相識的一幕。那是我們剛開始我的“新樂波特”計劃不久，一次我也是從美國經香港到深圳的次日清晨因時差睡不著，很早就到了深圳辦公室，也看到Fortune這樣地仰靠在椅子上睡著。那次是他前晚在長沙與客戶高層喝酒到很晚，回到深圳已是次日淩晨，他知道我會一早就到深圳辦公室也為了不打擾家人，於是直接睡在了辦公室裏。當時我很為Fortune的勤奮敬業感動，專門在全公司的電話會議上表揚過他，還向大家展示過我當時拍下的他的睡姿，至少給他的華南團隊不少的鼓舞。而現在他的不理智的博文和那幾個酒瓶給這同樣的情景造就了完全不同的氛圍。
我到茶水間的冰箱裏拿了一瓶立頓檸檬茶後叫醒了Fortune。在這個時候突然看到我站在他麵前，他一下子驚醒了，一邊揉著他的不知是因為熬夜還是別的什麽原因而紅腫的雙眼，一邊嘟囔著“Sui…那麽早”來掩飾他的窘態。我這個時候沒有時間做任何鋪墊，他的博文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他的幾萬的粉絲群中給樂波特和我個人的形象造成著無法挽回的影響。我把冰紅茶擰開蓋遞給他，看著他下意識地接過去喝下的同時直截了當地說：“Fortune，我認為你的新發的博文十分不妥，它會給公司和我帶來負麵影響不說，更是對你自己不利。無論是你的業界粉絲還是公司同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在情緒化地宣泄，這會影響你在你新的職位上的信譽，甚至讓我要重新考慮我對於你和Steve的責任分配。”
Fortune喝下了半瓶冰茶後似乎清醒了不少，又聽到我提到Steve，他立刻恢複了警覺和精明的職場狀態。我知道我們前晚在西村料理談到中國的責任分配時，我肯定了Steve的業績和能力並表達了對Steve工作中表現出的理性和專業的讚賞後，還沒有來得及談及我的關於中國責任分配的決定，就因談到對於Jonathan的錯誤的處理使他誤以為我要把中國總經理的職責完全交給Steve而讓他委身於Steve管理之下，失望之極就認為他在樂波特的職業生涯走到了盡頭，進而認為我利用他把華南乃至中國業績做起來後卸磨殺驢，於是借著酒勁一口氣寫下了那篇他現在自己看起來都滿是煽情的博文並不顧後果地發了出去。
聽我簡要地告訴他的博文可能造成的對他自己的職業形象和他將負責的半個中國的直銷業務的負麵影響，他明白了我雖然沒有把整個中國都交給他但也沒有讓他向Steve匯報，才感到如釋重負。他默默地打開電腦，看了一會兒後告訴我他新的博文在幾個小時裏已經有了上千的閱讀並且因已有評論和跟貼而無法清除，於是他刪掉了文章的內容和標題而隻好留下那些跟貼。我在他的電腦上簡單地瀏覽了一下，沒有看到有樂波特員工的評論（當然對於這類話題樂波特員工無論觀點如何，基於理智也不會評論），十幾條回帖中除了一條“隋力虐你千百遍，你待隋力如初戀”的離間之詞外都是在討論對Jonathan的行為和處理是否得當和對職場政治的看法。好在原帖文字被刪除後的跟貼中並沒有出現Jonathan的名字或事情的具體細節，局外人無法據此推測出我的決定的具體內容。
天亮了，我帶著Fortune到我酒店吃過早餐再回到樂波特辦公室。為了避免出現情緒化的場麵，我同意了Fortune的建議由我單獨向Jonathan通知了公司的決定，然後讓他去和Fortune交接工作後，我搭計程車前往寶安機場。
1A總是在從東南方向飛往羽田機場的航班降落前觀賞富士山的最佳的座位，寬大的頭等艙座椅也給乘客提供了拍攝最佳角度的空間。今天幸運的晴朗的天氣讓富士山完美的錐頂呈現在舷窗外，雪後的東京更讓我履新的第一次日本之行感受到特有的清爽。
我初次訪問這個讓許多中國人糾結又神往的國家已是二十年以前。後來因為工作的原因，直到我重新加入樂波特之前幾乎每年都要去數次日本，逐漸交了一些頗為談得來的日本朋友，我也就從對日本人日常生活和工作的觀察逐漸拓展到對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行事方式的理解。現在我在重新加入樂波特後以一個新的身份再次訪問東京，而樂波特日本公司已由我幾年前到訪時的新宿搬到了更具現代商業氣氛的台場，日本總經理鬆本峻也把給我訂的酒店由多年前常住的新宿南悅酒店改在了與羽田機場和樂波特日本公司交通便利的東京灣洲際酒店。在十五層的行政套房的窗前麵對落日餘暉映襯下的彩虹大橋，我對我將作為負責亞太的副總裁與日本團隊的第一次會麵充滿了期待和興奮的同時也不免有些緊張。
雖然以前同在方達克手下作為同僚共事時多次在會議上聽鬆本談到過他的幾位主要經理，在我接手亞太後方達克和鬆本也都分別向我介紹過日本的骨幹員工和業務，但明天就要直接麵對的是我將第一次領導的在管理方麵有著如TQC和豐田之道等諸多建樹的國家 —— 日本的團隊。我想起我十幾年前在方達克手下第一次帶領美國銷售團隊之初對於自己文化適應性的擔心和後來的成長，特別是我離開那個職位並準備搬家去西雅圖時我的客戶摩托羅拉在達拉斯生產廠的副總裁特我為舉行的告別派對上真誠幽默的表達：“說真的，我早就不指望他能喜歡NFL（全美橄欖球聯賽）或能聊超級碗，更不知道他猴年馬月才能聽懂我們的牛仔笑話，但我要感謝Sui，因為他是doer（幹實事的）而不像大多數的本地的銷售都是talkers（說空話的）。他能給我們在樂波特裏爭取資源，給我們解決了實際問題，給我的工作帶來方便（made my job easier）。”那可是在我從七歲就開始向我的英俄雙語教授的母親學習的英語，和我已經生活多年並且對多元文化頗具包容的美國的環境中。現在，我雖然又經曆了十多年曆練之後並且還擁有了職權，理應更加自信，但想到我怎樣用我們共同的外語（英語）有效地溝通的同時還要讓我的日本下屬感到我對他們個人和他們的文化的尊重從而贏得他們的信任，我心中沒底。
日本人的禮貌和細致給凡與與日本打過交到的各國人士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良好的口碑。由於超高的人口密度和極度的自尊，日本人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各個細節上都要隨時注意不能給別人帶來不便，並要時刻感知反省自己的細微的過失。任何由於自己的不慎或不能，或是一些根本不在自己掌控之內的原因，而給別人帶來的一些在我的母國中國和我的歸屬國美國都微不足道的不便都會讓日本人感覺非常不自在甚至自責，這和日本人基因內的恥感文化有著密切的關係。客觀地講，日本人的母語的語法和發音造成他們的英語口語略遜於東亞其他國家的人，但憑他們認真和細致加上hansei“反省”習慣造成的不能給別人帶去不便的性格，日本人普遍的英語的閱讀和書寫能力都不錯。初到日本的朋友或許會注意到不少日本人似乎回避說英語，不免會誤以為這是他們的民族自豪感甚至是對於外國人的“歧視”所致。這卻與日本各大城市的中心地段隨處可見的“英會話”的授課班的招牌，和我剛在領英LinkedIn上更改了我的職位的近十幾天裏幾乎每天都有日本人力中介公司向我推薦具備英語會話能力的人才的現實不符。我也想起多年前有一次我在品川街頭向一個西裝筆挺戴眼鏡的明顯的職業人士問路，他對於自己不能用英語給我幫助的窘迫和愧疚的表情都使得我對自己問他感到自責。而他並不放棄，用手勢加上生硬的單詞讓我等在原地，他則一路小跑到大約百米開外的一個寫字樓找來了那裏負責接待的前台女孩幫我後，他才如釋重負地離開。 他們由於自己不能用英語與國際客人交流時的慚愧或許不是我們沒有強烈的“恥感”文化背景和反省習慣的人可以真正體會的 —— 所以我們不會選擇切腹。
與“反省”密切相關的是在管理界熟知的“改善”（kaizen），既“定期地檢查審視目前的工作狀態和工作流程而從中找到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和方法”。在《豐田之道》中特別對“反省”和“改善”有過論述，“hansei”和“kaizen”相輔相承，是讓日本成為高自尊、高自律、高文明、高效率社會的原因之一。
眼下，這現實中的第一步挑戰卻是看似簡單而我一向看重的叫出每個員工的名字，即使我沒有指望能夠一下就記住這近百人姓甚名誰，但至少明天見麵聽到他們自我介紹時我要能夠與名單上的人對上號。可麵對著鬆本提前發給我的帶有每個員工彩色頭像的樂波特日本組織架構圖，最先進入眼簾的總是那些漢字，響在耳邊並隨時可以脫口而出的也都是他們的名字的中文發音，而根本不是對應於吉川，橋本，和秋子的Yoshikawa，Hashimoto，或Akiko。坐在東京灣洲際酒店的Nagomi Club Loung（“靜”會所）裏啜飲著享譽全球的日本山崎（Yamazaki）威士忌，我再次瀏覽複習組織架構圖上的名字並念念有辭地輕聲發音，還要偶爾為了化解我“反省”到的窘迫而向酒廊裏身著和服神色謙恭的資深美女服務員請教讀音。
這時，我已經靜音的手機振起，來電顯示是深圳富士康的協理蘇錦乾。自從我帶著Fortune和Jonathan在他兩年前向他提供了以價格和服務的特殊條款，外加一台由中興通訊的朱院長那裏買下的閑置的德和仁的設備給他做測試結果比對後，他已經把他十條為三星生產顯示器的產線上的所需的測試儀器訂單陸續全都給了樂波特。我雖僅在初次合作成功後請他吃過一次飯，但逢年過節我都會給他寄去我手寫的賀卡，平日也少不了微信上的互動。而Fortune則當然把他作為華南區的VIP之VIP的客戶，給他產線上的樂波特產品提供全天候的支持不說，更是給他的團隊以洗腦式的培訓，再加上對蘇錦乾本人無微不至的關照，按照Fortune的話說，蘇錦乾和他的團隊已經成為了樂波特在富士康的代言人，也都是Fortune博客的“鐵粉”。
我猜測著蘇錦乾這時來電的用意，同時接通電話並壓低了聲音卻不失熱情地剛說了一句“嗨，蘇老板，你好！”，一向給我以台灣經理人特有的從容穩重印象的蘇錦乾的高分貝的聲音從手機中傳出，一下子打擾了“靜”會所裏的氛圍，引得旁邊桌上的幾個日本客人吃驚地看向我。我心中的即使以美國標準的“恥感”也一下子被激發了起來，我一邊對鄰桌的客人微笑致歉，一邊趕在和服資深美女走來提醒我之前捂住手機起身走到會所門外。
當我再把手機貼回到耳邊，隻聽到蘇錦乾稍微緩和了一些的最後一句：“你不把他叫回去，我就不想跟你們做生意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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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any MBA class deal with the politics, ethics, and PL decision making? I suppose none, but would like to be told w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