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過五龍河
紅高粱故鄉，魂繞夢牽的地方
一千個父親，就有一千個故事——題記
遠 遠 離 去 的 父 親
轉眼間，父親已經離世47年了。1976年春天父親去世的時候，我還不滿14周歲，那個懵懵懂懂的年齡，對父親基本上沒有什麽清晰的印象。這不光是因為我年少，更因為他常年工作在外，隻有在農忙或節假日時回老家和我們小住一些日子。在我有限的記憶中，父親大部分時間是冷峻的，幾乎很少看到他的笑臉。
我不曾記得父親有過開懷大笑的時刻。比較溫馨的情景是，他回家小住時同我們姊妹七個同桌吃飯，滿蒲蘿的地瓜和黢黑的二合麵（地瓜麵玉米麵）餅子外，母親總是格外烀一個白麵餅子，蒸一碗雞蛋蝦醬給父親吃。母親私下告誡我，那白麵餅子和蝦醬是給你爹吃的，你不能亂動。那時候農村吃飯，都會用到炕桌，有人坐窗台，有人坐炕沿，有人席炕而坐。一般而言，父親不動筷子，我們都不敢先動。待一家人坐定後，父親會率先拿起筷子，對大家說吃吧，隨後大家才紛紛拿起筷子。飯桌上的白麵餅子和蝦醬太誘人了，饞得我直流口水，嘴裏的黑餅子味同嚼蠟。弟弟妹妹也是兩眼不離白麵餅子和那碗蝦醬，直咽口水。這個時候的父親，會拿起白麵餅子，掰下一些分給我和弟弟妹妹，並招呼我們挑蝦醬碗裏的雞蛋吃。我接過白麵餅子的時候，完全忘了母親對我的警告，狼吞虎咽時無意瞥了母親一眼，她正一臉搵怒，拿白眼珠狠狠地瞪我呢！父親對母親說，沒事，讓他們吃些吧，正長身體呢！
過後，母親對我說，你爹是家裏的頂梁柱，在外邊工作掙錢不容易，有好吃的應該先盡著他吃。你老大不小了，得給弟弟妹妹立個榜樣。
母親說歸說，但我仍然拒絕不了白麵餅子和雞蛋一類的誘惑。父親遞過來的時候，我依然伸手接著，不同的是，我不再去看母親憤怒的臉色。
那年頭，地瓜和地瓜幹子是一年四季主打，一年到頭鮮見油腥，能吃飽肚子就不錯了，那還敢指望吃白麵饅頭。在麵缸底有限的一點白麵，隻在逢年過節時才可以吃到。有一次，老家過陰曆六月十三節，母親包了一頓韭菜豬肉餃子，我小小年紀竟連吃三大碗，以至於吃壞了肚子，晚上上吐下瀉，大病一場。
父親姊妹四人，父親為老大，身後有一個妹妹兩個弟弟。兩個弟弟皆從軍，大弟弟亦即我二叔部隊複員後回村當了大隊支部書記，二弟亦即我三叔入伍鐵道兵，常年在內蒙一帶挖隧道、鋪鐵軌。姑姑也很早嫁到鄰村。我記事的時候，三嬸已經嫁進張門，並有了我堂弟堂妹兩個孩子。弟兄仨雖然已分家，但上麵還有我爺爺奶奶，各家一大群孩子，日子的艱苦可想而知。
父親是村裏為數不多的在外麵工作掙錢的人，當然也是家裏唯一有工資收入的人，但我家兄弟姊妹多，能下地掙工分的隻有母親和大姐二姐。那時候生產隊糧食分配全看一家工分多少，勞力多工分就多，分的糧食自然就多。為了能吃到平均糧，父親把省吃儉用攢下的工資每月悉數寄回家中，除留取一點家用外，幾乎全部交到生產隊買工分，算是以錢代勞。每年青黃不接的時候，父親會從嶗山鄉下買些玉米和地瓜幹送回家，然後給我姑姑叔叔們分一些度荒，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他去世之前。
我姑姑說，你爹就是一頭老黃牛，一輩子也沒給自己鬆過套兒。其實，真正擊倒父親的，不光是日子的貧窮和艱辛，而是父親在那個荒唐的年代裏所遭受的屈辱。
父親這段飽受屈辱的曆史，是我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弄明白的。
父親出生於1927年2月, 從小聰穎伶俐，盡管家境清貧，爺爺奶奶還是將他在適學年齡時送去了學校。他在校讀了幾年書現在已無從考據，但他是村裏那個年代極少數識字斷文的人。他曆經抗日、解放兩大戰爭時期，並在抗日戰爭結束不久加入了地方民兵組織。當時膠東的正規部隊裝備就很差，地方民兵的裝備更很難保障，大刀、長矛、土槍、土炮是普遍的配置，真正的軍用槍支都算是稀罕物。我們村是高密東北鄉重點鄉鎮所在地，地理位置重要，所以上級就給村民兵組織配備了三四支長槍，其中一支配給了我父親，這幾支槍是國產“漢陽造”還是日本的“三八大蓋”已無從知曉，但正是因為父親手裏的這支槍，讓他在文革中蒙受不白之冤，成為他一生中揮之不去的噩夢。
1947年8月，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膠東地區，原來由高密逃往外地的被鬥爭惡霸地主、偽保長、偽軍散兵遊勇及其土匪，在青島統一受訓後跟隨國民黨正規軍，殺向各自家鄉進行反攻倒算，命名為“還鄉團”。9月初，還鄉團荷槍實彈殺回東北鄉，瘋狂進行反攻倒算，對沒有來得及轉移和留下堅持鬥爭的黨員、幹部、貧下中農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大屠殺。他們用槍殺、活埋、刀鍘、點天燈、老虎凳、坐飛機、割乳頭、割耳朵、投井、投池塘、挖心等酷刑，殺人無數。據高密史誌記載，全縣不到一年的時間，就有3600多名黨員幹部、婦女主任、民兵連長及平民百姓被殺。
在還鄉團回鄉之前，按照上級“隱藏武器，就地疏散”的指示，父親把槍支藏在屋梁上，隻身投靠親戚家躲藏，由於還鄉團查得緊，又輾轉來到了青島。不久，青島解放。在同村老鄉的幫助下，先是在雜貨鋪飯館當學徒，後又入職北海艦隊，成為海軍後期保障部門的工勤人員。1950年代中期，父親隨部隊移駐威海。這期間，按照部隊政策，我們全家可以辦理隨軍進城，當時父母隻有大哥大姐兩個孩子。不成想，父親回家辦理隨軍手續時，卻遭到了我爺爺的強烈反對。我爺爺的理由是，父親上有老、下有小，土改時分了田地，家裏又買了牲口，日子剛要安穩，拖家帶口去那麽遠的地方幹嘛？父親一向孝順，見爺爺不曾鬆口，隻得作罷。
後來我曾經和大姐開玩笑：你看，本來我們可以跟父親隨軍做城裏人，不曾想天生就是刨土的命，你想端鐵飯碗，但鐵飯碗不想咱！大姐譏笑我：當年我和大哥隨了軍，說不定就不會再有你了。我說：不可能，你想，咱娘那麽重男輕女，就大哥一個男孩，她會罷休？咱姊妹七人，你排行老二，往後還有我二姐三姐，三個女兒一個兒子，咱娘不會甘心。這不，往下就自然有了我，我之後又有了弟弟妹妹。大姐說：人一生下來，就把命刻進骨頭裏啦！要是當年隨軍進了城，命運還不知道怎麽分岔哩。
在威海短暫工作三四年後，父親又調回青島海軍政治幹部學校夥食科工作。青島海軍政治幹部學校於1952年7月17日成立，選址館陶路22號。直到1956年，海軍政治幹部學校又搬遷到登州路77號。在我的印象中，父親調回青島應該是在登州路的海校。整個校園占地大、庭院深，地理位置極佳，蒼鬆翠柏錯落有致，海風習習雲卷雲舒。建築都是黃牆紅瓦，有教學樓、宿舍樓、圖書館、禮堂和辦公大樓，操場上的體育設施一應俱全。我家裏曾經有一張父親在海校時的集體照，幾百人的照片中，父親坐在第一排一眾校領導的旁邊，妥妥的C位。很多年以後，我問過母親：俺爹就一海校普通工作人員，怎麽會和校領導坐在頭排中間位置？母親說：你爹是普通工作人員不假，但他是海校唯一的國家二級廚師，上級首長來海校視察，都是你爹掌廚招待。國家二級廚師拿到現在說不算事，但在那個時代來說，鳳毛麟角。當時我很不解：既然父親是國家二級廚師，為什麽他回家時沒給我們露一手，讓我們嚐嚐他的手藝？母親沒好氣的說：劈柴能做八仙桌？整天價不是地瓜幹子窩窩頭，就是白菜幫子蘿卜腚，特級廚師又能怎麽樣！
在我上小學之前，我曾在海校隨母親短暫住過幾次，時間都是在每年青黃不接的時候。上學後再沒去過，倒是我弟弟妹妹輪番去住。學校領導知道父親孩子多、負擔重，專門囑咐營房管理部門在我們去的時候給父親安排大一點的單人宿舍。去那裏常住的，還有我爺爺奶奶。有一年剛出正月不久，我爺爺去了，一身棉褲棉襖，頭上還戴著一個瓜皮帽，渾身上下都是油灰，袖口和胸前都有點鋥亮了。一個穿著破舊的農村老人，時不時地在校園裏走來走去，也算是當時一景。父親找出些自己的衣服，想讓爺爺換上，但爺爺執拗不肯，並不無嘲諷道：難不成你爹也得穿呢子大衣黑皮鞋？
爺爺的嘲諷父親當然知道個中緣由。有一年父親回家過春節，穿了一件翻新呢子大衣和一雙新買的黑皮鞋。這在當時農村算是很紮眼的穿戴了，但爺爺見了不高興，拉下臉對父親說：好家夥，咱青島客這麽厲害哇，呢子大衣黑皮鞋，很闊嘛！父親被老爺子嗆得一句話也沒說，回青島就把呢子大衣黑皮鞋賣了，自此與高檔一點的服飾徹底絕緣，直到去世時，身上穿的毛衣毛褲，都是母親紡的棉花線，大姐一針一針織成的。
日子就像河底的流沙，相互挾裹，悄無聲息，平淡而乏味。
1967年，史無前例的文革爆發，命運跟父親開了個殘酷的玩笑。當時，全國上下一片瘋狂，各地各級紛紛成立造反組織搶班奪權，許多地方甚至出現了械鬥和槍戰。一時間，清理階級隊伍、揪走資派、抓特務、挖反革命分子等，成為一些人滿足私欲、大肆施暴的借口。本來，海校作為軍事單位，形勢還算相對平穩。作為海校一名普通工作人員，父親本不會卷入文革是非混亂之中的，但不成想，老家村裏發生的文革爭鬥，讓父親卷進了萬劫不複的漩渦。
據村裏長輩回憶，文革開始不久，村裏的造反組織就盯上了複員回鄉擔任村支書的二叔，必欲除之而後快。怎奈二叔根紅苗正，為人正直，不貪不占，很難找到趕他下台的借口。百般密謀之後，有人提出了“隔山打牛”搞我父親的方案。於是，一封檢舉我父親攜槍投敵的匿名信悄悄地寄到了父親單位。毫無思想準備的父親很快就被監視居住、隔離審查。從一個受人尊敬的國家二級廚師，一下子跌落成攜槍投敵的反革命嫌疑人，落差之大，卒不及防。父親在失去自由的的日子裏，寫了多少抗辯書，找了多少人告訴，內心有多麽煎熬，沒人知道。
據我奶奶說，當年還鄉團回村後，沒來得及躲避的民兵隊長被砍頭，婦女主任遭活埋，一同被害的多達六七人。還鄉團頭目多次到家裏搜尋父親隱藏的槍支，爺爺奶奶一口咬定不知情。第四次大概去了五六個人，揚言挖地三尺、把房子扒了也要找到槍支。結果還真把房子扒了，起獲了藏在屋梁上麵的槍支。為此，小腳奶奶被還鄉團大巴掌扇得眼冒金星，嘴角流血。當時民兵隊的其他槍支也全被起獲，整個過程沒什麽秘密可言，上級組織是完全清楚的。
那封匿名檢舉信到底寫了些什麽內容、什麽情節，我至今不得而知。在那個荒唐的年代，原本組織上清楚的事也變得複雜起來。父親被隔離審查不久，單位是便派了三名軍人來我們村調查，當時海軍穿的是灰軍服。接著，遠在內蒙服役的三叔也受到了牽連，他所在部隊也派來了三名身著綠軍裝的軍人。一時間，我家來了這麽多軍人，四鄰八舍議論紛紛。為了做實父親攜槍投敵的情節，村裏造反派攛掇公社造反組織，私設公堂，將村裏當年與還鄉團有來往的一個“四類分子”抓了起來，嚴刑拷打幾天幾夜，逼他舉證父親所謂的叛敵情節。皮開肉綻之後，這位同鄉不堪羞辱，趁看守不備，破窗而出，毅然投井自盡。
消息傳到奶奶這裏，奶奶跺腳連呼：剩下孤家寡母咋過哇！傷天害理呐！傷天害理呐！摸黑時分，奶奶吩咐二叔，把家裏缸底僅有的幾瓢白麵搲出來，給被害者家裏送去。二叔說：咱家就這點白麵了，送出去，咱吃啥？奶奶沒好氣地說：喝西北風！
深受牽連的三叔，不相信自己的哥哥會是叛敵分子，為了徹底弄個明白，他請假打票趕往青島。在父親有衛兵把守的隔離點，父親示意三叔不要出聲，自己用手指蘸著茶水在桌子上寫道：請相信哥哥，哥哥沒投敵，哥哥是清白的！
審查持續了幾年我是不記得了，最後的結局是，二叔被趕下了台，父親被貶到東郊吳家村青島電纜廠勞動，三叔轉業去了邯鄲。母親說，自從父親被隔離審查以後，他臉上的笑模樣就很難見到了。
1972年，是父親短暫的一個高光時刻。這年春天，父親利用半個多月的休假時間，回家邀請會瓦工木工手藝的姑父和兩個舅舅，外加母親和大姐，親手蓋起了四間寬敞明亮的玻璃門窗瓦房，這在全村基本都是紙糊窗戶、土牆草頂的情況下，自然引人注目，前來參觀的四鄰八舍絡繹不絕。那段時間，我看到了父親臉上久違的笑意。
據父親的工友介紹，父親在廠裏是出了名的節儉。一份僅五分錢的菜都舍不得吃，幾乎頓頓都是免費的鹹菜和豆腐乳，一年四季除了工作服就是工作服，極少看到父親逛商店買衣服。每月定量的飯票，他能省則省，省下糧票寄回家裏，以備斷炊之需。
在家庭負擔和精神折磨的雙重打擊下，本該年富力強的父親健康狀況每況愈下，不到四十歲就罹患高血壓、腎功能不全、頭暈頭痛等疾病。母親不止一次勸他住院治療，他都是苦笑而過，全然沒把自己的生命健康當回事。
1976年清明節前夕，父親和往年一樣，把幾麻袋玉米運回村裏，這是他最後一次回到故鄉，回到這個讓他愛恨交加的地方。幾天後，他病情突然加重，在一家人的催促下，不得已住進了高密人民醫院，很快又轉到哥哥就讀的昌濰醫學院附屬醫院。除了哥哥，我母親、二叔、大姐在那裏輪流照護。那年的陰曆四月二十一日，父親被下了病危通知，我和年僅10歲的弟弟乘車去見父親最後一麵。進病房前，二叔囑咐我們：見了你爹，誰也不許哭！那時候，父親已經說不出話來了，鐵青的臉色和身上穿的打了補丁的棉線毛衣，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和弟弟沒哭，倒是他滿眼啜著淚花，用他的大手摩挲著我倆的小手。父親啊，那個時候的我，竟然不知道死神離你如此之近。
三天之後，陰曆四月二十四日傍晚，夕陽如血，晚霞似火，正在胡同口和奶奶玩耍的堂妹（她當時四五歲的樣子），突然對奶奶大喊：奶奶快看，伯伯回來了！騎著高頭大馬、披著紅鬥篷回來了！奶奶大驚失色，急忙捂住堂妹的嘴道：別胡說，別胡說！堂妹漲紅著臉說：是真的，是真的呀！
約摸十幾分鍾後，哥哥捧著父親的骨灰盒從村西頭回來了，骨灰盒上蓋著一塊紅包袱。白發人送黑發人，爺爺奶奶的悲愴之情可想而知。年過八旬的爺爺盯著父親的骨灰盒看了半天，痛聲說：兒呐兒呐，你不是說給我們養老送終的嗎？你怎麽能說話不算話啊！
父親葬禮之後，母親和家裏的長輩們去青島整理父親的遺物，在父親生前使用的一個簡易木箱裏，空蕩蕩的隻有三樣東西，一樣是父親穿了很久的一件海軍上衣，一樣是一條沒用過的海軍腰帶，第三樣壓在箱底，是組織上做出的曆史清白的審查結論。
父親啊，你果真是騎著高頭大馬、身披紅色鬥篷離去的嗎？要不，怎會47年猶如白駒過隙？怎會這麽快就要消失在歲月的煙霞裏？如果您健在，現在您早就是四世同堂了。讓人唏噓的是，在您孫輩們眼裏，爺爺或姥爺隻是一個概念和稱謂，隻是家譜或墓碑上一個非常熟悉的名字。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