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邊的小豆豆
怕自己健忘，胡言亂語寫一寫
原載：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2/01/18/11216918.html
請你想象你是一位德國公司的主管，正在和一家意大利公司談生意。你們會談相當順利，臨別前，對方的意大利主管為了表示親切，嚐試用你的母語（也就是德語）和你說再見。沒想到這句”再見”一出口，你就嚇到了，因為對方口中的”再見”不但不標準，而且相當粗魯，意思與其說是”再見”，不如說更近似於”你滾吧！”
對方看出你神色有異，趕忙道歉，並解釋說自己從未正式學過德文，他的德文都是在奧斯威辛集中營當囚犯時學來的。
如果你是這位德國公司的主管，你會如何反應？
我不知道你的答案是什麽，但這大概不是一般人會預期在商場上碰到的情境。因為這不隻牽涉到商務溝通的問題，而是牽涉到二十世紀最殘暴、最恐怖，也最匪夷所思的一場大屠殺──在二戰期間，納粹德國用極其殘忍而又極有效率的方式，在集中營裏屠殺了600萬猶太人。集中營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如何理解一位集中營的幸存者？這些恐怕都已超出了大多數人的經驗範圍。
但這畢竟是真人真事。前麵提到的這位意大利公司的主管，是真有其人，名字叫做普利摩?利瓦伊（Primo Levi）。他本業是個化學家，在戰爭期間加入過反法西斯遊擊隊，被捕獲後因為具有猶太裔身份，被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在那裏度過了一年，最後幸存了下來。戰後他在希瓦油漆工廠擔任總經理，直到退休。在那次商務會談以前，他真心以為他在集中營裏麵天天聽到的那句近似於”你滾吧”的話，就是再見的意思。
作為一個幸存者，利瓦伊最特別的地方，是他在大屠殺結束後40年，寫下了關於集中營的回憶錄《滅頂與生還》。
普利摩?利瓦伊（Primo Levi）本業是個化學家，在戰爭期間加入過反法西斯遊擊隊，被捕獲後因為猶太裔身份，被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在那裏度過了一年，最後幸存了下來。在大屠殺結束後40年，他寫下了關於集中營的回憶錄《滅頂與生還》。圖左為利瓦伊，圖右為《滅頂與生還》的意大利文書本封麵。 圖／維基共享、書本封麵
經過了40年的光陰，記憶其實已經不太可靠。無論是加害者或被害者，集中營都是不願回想起來的記憶。有些人甚至必須刻意遺忘，才可能正常生活。這是40年之後才寫回憶錄，必然會有的缺點。
但也有優點。因為在40年光陰的長河中，利瓦伊可以相對清楚地看到：那些在集中營裏的日子，究竟對幸存者們造成了什麽樣的影響。這是在戰爭期間，以及在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候，都還看不出來的。
在《滅頂與生還》的開篇卷首，利瓦伊便做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安排。書一開頭，利瓦伊並未回顧任何一件在集中營裏實際發生過的事，而是回顧了集中營囚犯所做的夢。利瓦伊寫道，所有他知道、他認識的幸存者們，幾乎都曾做過一個情節極其相似的夢。夢中，囚犯們終於離開恐怖的集中營，回到家裏，鬆了一口氣的他們，嚐試將親身經曆的種種苦難說給最親近的人聽，但卻沒有人相信他們。最典型（也最殘忍）的夢境畫麵是，有些人聽了他們的恐怖遭遇之後，卻不發一語，表情木然，接著悄悄轉身離開。
為什麽如此之多的幸存者，都曾做過這樣的夢？
圖為1945年4月，艾森豪威爾、巴頓將軍等人造訪威瑪附近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奧德魯夫（Ohrdruf）分營。囚犯們向他們示範如何刑求。 圖／維基共享
那些在集中營裏的日子，究竟對幸存者們造成了什麽樣的影響？這是在戰爭期間，以及在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候，都還無法完全看出來的。
最直接的原因，是因為當他們在集中營裏時，納粹親衛隊的軍官總是以輕佻的語氣警告集中營囚犯：”不會有人相信你們的。”因為第一，”沒有人能夠活下來作證”；第二，”我們會把證據連同你們一起銷毀。”而就算有人幸存下來，或者就算有部分證據保留下來，人們也會認為”那是同盟國的誇大宣傳，不會相信你們。”
然而，來自納粹軍官的警告，隻是原因之一而已。更深刻的原因，恐怕是因為集中營裏發生的事情實在太過恐怖、太過駭人；一般人乍聽之下，很容易因為這些事情超乎尋常，而拒絕相信。事實上，關於集中營的消息，早在1942年便開始流傳，但當時卻隻有少數人相信。這一點，集中營裏的納粹親衛隊也相當清楚，他們有恃無恐地告訴裏頭的囚犯：就算你們活了下來，出去之後，人們也會因為你們所陳述的事情太過恐怖，而感到無法置信。
對集中營的囚犯來說，這樣的”無法置信”是一種深刻的折磨。囚犯們認為自己的遭遇不可能訴說出來，或者就算訴說了，也不可能被任何人所相信、所了解。然而另一方麵，對許許多多普通的德國人來說，這樣的”無法置信”，卻反而成了一種回避真相、逃避責任的托辭。
利瓦伊指出，到戰爭結束的前幾年，集中營早已成為一個龐大且複雜的體係。集中營裏關押了上百萬名猶太人，如此大規模的機構，必然需要一般民間團體或民間組織的配合，才能順利運作。利瓦伊特別提到，當時許多大大小小的公司、農場都和集中營有合作關係，由集中營提供免費的勞動力，定期定點去做企業需要的粗活。但，正如利瓦伊所質問的，
這些企業難道從來沒想過這些人是怎麽來的、他們過著什麽樣的日子嗎？又比如，氰化氫原本的用途，是拿來消毒船艙，但從1942年開始，集中營開始向特定公司訂購巨量的氰化氫，他們難道沒有懷疑過這些毒性物質的真正用途嗎？
圖為在波蘭的馬伊達內克集中營所發現的齊克隆B（Zyklon B，即由氰化物製成的清潔用化工產品）儲藏區，在納粹德國時期被大量訂購，並使用於毒氣室。 圖／紐約州納索縣大屠殺紀念館
這是在達豪集中營發現的齊克隆B標簽貼紙。上頭印有明顯的骷髏頭與”有毒氣體！氰化物製劑隻能由經培訓過的人員打開使用”等警語。此標簽後來也成為紐倫堡審判的證物之一。 圖／維基共享
再比如，集中營裏多座用來焚燒屍體的焚化爐，都是由一家特定的工廠所設計、建造和組裝的。為什麽納粹親衛隊指揮部會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訂製如此大量的焚化爐，他們都沒有想過嗎？
利瓦伊指出，或許他們是有想過、懷疑過，但他們因為害怕，或者因為追求獲利，而裝聾作啞。從集中營傳出來的種種不可思議的恐怖消息，反而讓他們更加心安理得地沉默，因為那些事情太過令人”無法置信”。
這就牽涉到利瓦伊提出的重要概念：灰色地帶。在簡單的黑與白、亮與暗、善與惡、作為與不作為之間，其實有著一大片曖昧模糊的灰色地帶。一個普通德國人可能會認為自己無從得知有關集中營的真相，無從得知希特勒反猶主義的真實意圖；或者就算知道一二，也會認為自己無能為力。他們以此來解釋自己的不作為，並以此確認自己的無辜。對利瓦伊來說，這就是缺乏”灰色地帶”的思考──犯錯的全是”他們”，受害的全是”我們”。這種過度簡化的二分法，本身就蘊含著暴力。
利瓦伊的深刻，還遠不止如此。因為利瓦伊清楚（又沉痛地）指出，所謂”灰色地帶”，也存在於在集中營的囚犯之間。
在集中營裏，有種特殊的職位叫做”卡波”，意思是管理某個特定營房、特定小隊的小隊長。”卡波”往往也是被關押的猶太囚犯，他們或者因為比較精明，或者因為比較健壯，或者因為一些根本不可能厘清的原因，他們被納粹親衛隊相中，成為了”卡波”（Kapo）。
“卡波”主要的工作，就是協助親衛隊管理他們轄下的囚徒。他們被獲準使用無上限的暴力，他們可以在轄區內恣意虐打、虐罵其他的囚徒，並以此換取每天多喝一點點的湯，或者比其他人晚死幾個星期的權利。
圖左為拉脫維亞的薩拉斯皮爾斯集中營（Salaspils）的一名卡波，圖右則為他們所擁有的臂章，”Oberkapo”的意思即為卡波之中的上級幹部。 圖／維基共享
利瓦伊精準而深刻地指出，”卡波”們對待囚徒的殘暴程度，往往比真正的親衛隊有過之而無不及。對一個剛剛搭乘”死亡列車”初來乍到奧斯威辛的囚犯來說，他們首先會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痛苦，而是巨大的困惑：新囚犯們原以為會是同伴的那些人，卻是打他們打得最用力的人。
之所以如此，一方麵是因為卡波如果不夠暴力，隨時會被撤換、被遞補；但利瓦伊指出，這背後其實還有更幽微、更陰闇的一層原因──老鳥們看不慣這些新人，因為他們身上彷佛還殘留著幸福的氣息，他們心中彷佛還懷抱著希望，他們的衣物上、物品上，似乎還聞得到”家”的氣味。而這些，都是老鳥們早已永久失去了的東西。
於是，我們不得不提到利瓦伊提出的另一個重要概念，也就是”幸存者的罪惡感”。”幸存者的罪惡感”聽上去像是一組矛盾的詞語，因為按”正常世界”的邏輯，當然是加害者們才應該要有罪惡感，幸存者為什麽會有罪惡感呢？利瓦伊指出，
這是因為在集中營的環境裏，往往是那些相對不夠慷慨，相對比較怯懦，甚至會在緊要關頭對同伴殘忍的人、那些拉同伴作墊背的人，才比較容易存活下來。
圖為1945年4月4日，剛解放布痕瓦爾德集中營時，其中一名囚犯出麵指認前納粹成員毆打虐待囚犯。 圖／維基共享
對一個初來乍到奧斯威辛的囚犯來說，他們首先會感受到的，往往不是痛苦，而是巨大的困惑：原以為會是同伴的那些人，卻是打他們打得最用力的人。在1945-1947年間，德國進行了達豪集中營的審判。其中舉手的男子是律師，他站起來指控一名猶太人囚犯埃米爾·歐文·馬爾（Emil Erwin Mahl）在達豪集中營期間曾擔任”卡波”，並協助屠殺同胞。 圖／美國大屠殺遇難者紀念館
作為一個幸存者，利瓦伊在經曆了40年的光陰之後，仍舊無法擺脫這莫名其妙，但又莫名深刻的罪惡感。在回憶錄裏，他講述了一個令人錐心刺痛的故事：
戰爭末期，原本已經不夠分的飲水在集中營裏更是奇缺。有段時間，營中完全沒有飲水。囚犯們沒有力氣工作，隻能躺臥在地上，不抱希望地休息。利瓦伊卻發現，某處牆角一截橫段的水管，還殘存有一些沒流幹的水。他把水龍頭打開，讓甘甜的水落到他的舌麵。
於是，利瓦伊遭遇了一個自由人不可想象的”道德抉擇”：要通知所有人都來喝這半截水管不到的水嗎？還是要自己獨享？最後利瓦伊選擇告訴營中的一位好友，兩個人偷偷摸摸地，把僅剩的水喝光。
解放後的某一日，利瓦伊和另位昔日好友不期而遇。對方招呼也沒打，劈頭就問：”為什麽沒有我？”利瓦伊馬上知道這在問什麽，他當然知道。正是這份”當然”讓人心痛：他繼承了一份於義於理都不該屬於他的龐大罪惡感。這就是集中營帶給幸存者的深刻傷害──
它讓人失去了自由、讓人失去了健康、讓人失去了尊嚴，讓人失去了一切，最後讓人失去了相信自己可以理直氣壯活下去的自信。
《滅頂與生還》意大利原文版出版於1986年，同時，這也是利瓦伊寫過的最後一本書。來年，利瓦伊從三樓住處一躍而下，終結了生命。另一位著名的集中營幸存者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為利瓦伊所寫的悼詞所言不假：
“40年後，普利摩?利瓦伊死於奧斯威辛集中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