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快速增長周期內，應該傾注所有來確保經濟快速、高質量地增長。
文丨龔方毅黃俊傑
編輯丨黃俊傑
辜朝明（Richard Koo）是那種當經濟岌岌可危時，才會被人惦記的人。狀況穩定時，這位野村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的業餘時間也更多些，又撿起了做手工模型的小愛好。6 月底在辦公室接受《晚點 LatePost》視頻采訪時，他背後的書架上就放著兩隻他之前親手做的相機模型。
最近兩年，辜朝明的名字又頻繁出現在全球主流媒體上。他又變忙了，像 1990 年代那樣經常接受采訪，為糟糕的經濟狀況提出建議。
上一次辜朝明這麽受關注是 2008 年。正好趕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他的專著《大衰退——宏觀經濟學的聖杯》出版。在書中，辜朝明詳細解釋了日本經濟危機為何如此嚴重且漫長。
當時，全世界都在迫切地希望有人可以總結過去，以理解自己將要麵對的恐怖。那年奧巴馬當選美國總統，辜朝明的書也被新一屆白宮經濟幕僚參考。起草《美國就業法案》拯救經濟時，奧巴馬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經濟學家卡爾·夏皮羅（Carl Shapiro）基本照搬辜朝明對日本衰退的描述來解釋美國麵對的問題："一些家庭在危機前過度消費，正進行痛苦的調整，修複自己的資產負債表。"
這是辜朝明最重要的經濟觀察：資產負債表衰退。
1990 年之前，日本人普遍相信房價永遠會漲、自己永遠不會失業，並且薪酬永遠會增長。他們據此消費、貸款 30 年買房、重金投入子女教育。
經濟泡沫破滅後，人們的獎金沒了、甚至丟掉工作，但需要支付的住房貸款和教育費用卻絲毫沒有減少。於是很多人節衣縮食、耗盡以前的積蓄彌補虧空。
日本企業也經曆了類似的過程。二戰後，日本企業順風順水，習慣從銀行貸款加速擴張、高價炒樓炒高爾夫球場。泡沫破滅後，企業抵押給銀行的資產跌得一文不值，如果銀行追究起來，這些公司都已經 "技術性破產"。於是日本企業也不再投資，甚至裁員降薪，用賺來的錢償還債務，來修複資產負債表。
說起那段舊事，辜朝明伸手捂住嘴，生動地低聲模仿起那時日本商界的恐懼。"企業家肯定想趕在別人發現前處理好。銀行也不敢說真話，雖然他們清楚客戶的抵押資產縮水到什麽程度。"
資產負債表衰退是可怕的。
一個人的消費就是另一個人的收入，一個企業的投資就是另一個企業的收入。當幾乎所有家庭都不消費、幾乎所有企業都不投資，經濟就會進入漫長而劇烈的惡性循環。當時不管央行怎麽降低利率，日本人和日本公司都不再貸款。
按照辜朝明的測算，泡沫破滅讓日本損失了 1500 萬億日元財富，更嚴重的是讓日本企業和家庭連續 15 年將主要收入用於還債。整個日本經濟因此錯失了 15 年。
辜朝明很理解日本怎麽會麻木地造出這樣一個泡沫，他親身經曆了全程。
1954 年，他在神戶出生之時，美軍剛結束對日本的占領，日本的工業產值和二戰前差不多。等他 13 歲赴美留學的時候，日本的經濟發展已被世人稱作奇跡：新建的東京塔高過了埃菲爾鐵塔、第一條新幹線以每小時 200 公裏的速度往返於東京、大阪。
1980 年代，辜朝明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讀完經濟學碩士，進入紐約聯邦儲備銀行擔任經濟學家。那是日本經濟的頂峰，後來發明了網絡瀏覽器的矽穀創業者、投資人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當時在讀高中，他覺得畢業後要搞高科技，得學好日語。
45 年持續增長，讓日本人和日本企業堅信未來隻會更好。從銀行借多少錢投資、買房都不是問題，過幾年就會漲回來。辜朝明 1984 年回到東京擔任野村綜研高級經濟學家，他從辦公室出來走 15 分鍾就是東京皇宮。如果把皇宮按泡沫最高峰的東京地價賣掉，可以買下整個美國加州。
盛極而衰隻要一瞬間。
1990 年的大衰退就像開始後，辜朝明在崩潰中尋找規律，寫專欄、上財經節目反對政府經濟政策。日本政府當時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建議，降低利率刺激經濟。因為按照經濟學屆當時的主流看法，企業永遠把利潤放在第一位，因此隻要借錢成本足夠低，企業就會借錢發展，從而激活整個經濟。
他一開始並不受政府待見，很多同行都質疑他的主張。他就一遍遍重複演示自己的理論推斷，一次次對日本觀眾強調主張：當資產負債表衰退時，降低利息是沒用的。直到後來的事實如他預料般發生後，辜朝明才受邀為日本政府出謀劃策、拯救經濟。
戲劇性的大逆轉一般隻存在於電影劇本。辜朝明能想到的最好辦法，也是多屆日本政府所采納的做法，是無止盡地財政刺激：日本政府把銀行裏的錢借出來，投資基建。最終日本的消費者和企業家至今沒有恢複到數十年前的朝氣，但日本政府保住了國民的生活水平，讓年輕人至少有機會作為 "平成廢宅" 度過自己的一生。
"曆史上每個經濟體都隻能保持一段時間的高速經濟增長。隻要貿易全球化繼續，放慢就無可避免。" 看多了興衰、交替，辜朝明認為一個國家、一個經濟體發展不可避免要經曆一次轉折，像一個人的成長。青年時期，一個人發奮努力，快速成長。步入中年，人們期待更高的薪水、無法也不願再持續熬夜，難以應對競爭。
而他所期待最好的結果，是增長還能維係的時候，政策全力支持經濟發展。當不可避免的衰退到來時，至少國民還能有一個不錯的生活基礎。
辜朝明覺得，如果錯過這樣的機會，那就沒有太好的辦法。等到衰退到來，年輕人喪失大誌，指望他們恢複信心已經不太可能，隻能 "再過一代人"。
我也沒意識到會持續這麽久
《晚點》：1990 年，日本經濟剛開始衰退的時候你在做什麽？
辜朝明：說實話，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麽。當時沒有人預料它會持續十幾年。
我花了四五年才意識到這不是一次普通的經濟衰退。但在那之前，我們都毫無頭緒。
《晚點》：意識到這次衰退不普通後，你對經濟困局想到了什麽解決建議？
辜朝明：我當時想：必須得采取寬鬆貨幣政策，降低利率。當然，日本央行當時已經這麽做了，利率一直降到幾乎是零。但經濟越來越糟糕。
那時我才意識到日本公司不再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是通過債務最小化修複資產負債表。我提出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概念。
《晚點》：能不能用通俗的語言解釋一下這個概念？
辜朝明：經濟運行正常的機製是：一部分人把錢存進銀行，另一部分人把錢借出來並花掉。
資產和負債一開始保持某種程度的平衡。隨著泡沫破裂，原先資產負債表上價值百億日元的資產隻值十億元，可六七十億元的負債還在那裏。日本當時是所有人都忙著還債，或者把錢存進銀行。沒有人消費、沒有人借錢投資，經濟開始迅速萎縮。
政府必須想辦法確保每個人還清債務，才能恢複平衡，讓經濟再度向前發展。
《晚點》：經濟學認為個人和公司會普遍追求利潤最大化，企業和個人應該在零利率時大筆舉債。
辜朝明：對。這正是當時大多數決策者的假設。但個人和企業忙著還債，哪怕日本央行把利率降到零，都沒用。
阻止經濟惡化成蕭條的唯一辦法，就是讓政府借錢，投在需要用錢的地方，才有可能繼續向前邁進。
1996 年左右，我意識到這一點後，幾乎每周都上電視節目發表評論，還在日本一家主要經濟期刊上發表文章說，日本正麵臨人口老齡化和其他種種問題，是政府的借貸和支出在維持經濟運轉。如果政府停止財政刺激，整個經濟就會崩潰。
但我一個帶著中文姓氏的外國人（他當時已經加入美籍），要說服政府並不容易。當時日本政府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經合組織那裏得到的建議是，削減預算赤字。
那些人對資產負債表衰退一無所知。我告訴時任首相橋本龍太郎，如果照他們的做法，經濟一定會崩潰。不幸的是我的建議沒有被采信，1997 年第四季度起，日本 GDP 連續五個季度負增長。
《晚點》：但 1998 年 10 月你接受采訪時說預期發生重大變化，一切正開始步入正軌。還記得當時哪些變化令你樂觀嗎？
辜朝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經合組織的拯救經濟計劃失敗後，橋本首相可能意識到 "嘿，辜朝明這家夥是對的"，所以我這樣一個帶著中文姓氏的外國人，就進入了日本政府核心決策部門。
之後政府開始實施適度的財政刺激、修複銀行係統。很多日本人也開始認可我的觀點，甚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為其錯誤的政策建議致歉。1998 年，小淵惠三出任首相，我認為他會延續前任政策，所以我很樂觀。
然而 2001 年小泉純一郎首相上台改變了一切。他認為日本經濟衰退是結構性問題，於是再次實施財政整頓、削減刺激計劃、推動結構化改革，試圖引導資金流向一些關鍵領域。日本經濟再次停滯不前。
《晚點》：所以 2005 年，日本經濟再次衰退。
辜朝明：對。小泉下台後，安倍晉三和福田康夫先後出任首相，安倍支持結構化改革。2008 年麻生太郎上台，他從政前曾經營大型家族企業，明白是資產負債表問題導致衰退。他提出財政刺激方案，我也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議。
不過，盡管經濟泡沫破滅摧毀的國民財富相當於三年 GDP 之和，但衰退期間，日本 GDP 仍能維持在泡沫時期的最高點之上，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要知道美國大蕭條損失的國民財富隻相當於一年的 GDP，但在 1929 年到 1933 年，美國 GDP 下降了 46%。
衰退到來的時候，日本的企業家們沒有選擇
《晚點》：日本企業家當時有沒有意識到他們的行為正在加速經濟衰退？
辜朝明：如果一家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已經被水淹沒，他們肯定想趕在別人發現前處理好，否則就會變成 "技術性破產" 遭銀行強製收回貸款。所以人們都會對外盡力隱瞞。
銀行也不願意對外講真話。他們作為債權人，其實清楚客戶的抵押資產縮水到什麽地步。1990 年代日本六大商業城市的商業地產價格，一度從高點暴跌 87%，想象一下這事發生在北京或者上海會是什麽後果。
但從企業到銀行，大家都對資不抵債閉口不談。資產負債表衰退得悄無聲息。
2008 年後的美國也這樣，大多數銀行實際上已經破產，但所有人都閉嘴，假裝一切都好。歐洲也是，愛爾蘭和西班牙的房地產泡沫破裂以後，大量企業和個人資產負債表受損，政府的態度好像在說，"再等等，等他們還清債務再說"。
《晚點》：你的理論一開始不受政界和學界歡迎，那日本商界呢？他們會更同意你的觀點嗎？
辜朝明：會，他們在努力還債嘛。但他們嘴上不能說。
前麵提到全日本商業地產價格跌了 87%，而日本企業多依靠商業地產融資，因此麵臨巨大財務問題。如果我經營這樣的企業，我也會優先債務最小化，這是正確且負責任的做法。
問題是，如果每個個體都這麽做，整個經濟將走向一個相反的方向。
《晚點》：你當時給日本企業提供了哪些建議？
辜朝明：企業家的話，我告訴他們如果資產負債表很健康，應該趁低利率融資擴張，甩開陷入資產負債表衰退的競爭對手。至於金融市場，我告訴客戶低利率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不要對貨幣政策過於興奮。就這些。
《晚點》：有哪些企業是在您的建議下，利用低利率甚至零利率擴張或者追上競爭對手？
辜朝明：我不太跟蹤具體企業的具體變化，很難告訴你們哪家公司聽了我的建議。但我可以說說豐田汽車的故事。
因為早年和銀行有過節，後來的豐田從不向銀行借錢，包括泡沫期間。所以這家全日本規模最大、可能也是最強大的公司在經濟衰退期間從未遇到資產負債表方麵的問題，不需要收縮。這也是為什麽豐田能在當時推出混合動力汽車、氫能等新技術。
我和豐田管理層關係很好，有一天我被邀請到愛知縣豐田市的總部，向他們全體管理人員演講。我說，求你們了，為了你們自己更快發展，也為了日本經濟，請向銀行借點錢吧，你們是此刻唯一夠資格借錢的公司。
《晚點》：豐田的反應是？
辜朝明："不借。這是我們的經營哲學。"
泡沫終究會破，但破的時候能留下什麽？
《晚點》：就減少損失、修複經濟方麵，日本政府當時還有哪些地方本可以做得更好？
辜朝明：太多了。我們在大學裏學到的經濟學告訴我們，貨幣政策幾乎是萬能的，出問題那一定是政客糊弄的結果。但當資產負債表衰退時，貨幣政策失效，財政刺激至關重要。短時間內人們很難接受這種轉變。
我當時受到的最大阻力是，多數經濟學家說，辜朝明瘋了，明明是政府濫用財政政策導致資產泡沫、最後變成衰退。為此我不得不一步步論證，向他們證明政府這時候不能依賴貨幣政策。
一些意識到貨幣政策不管用的人開始認為衰退是結構性問題，推崇立即放鬆政府對行業的管製，讓郵局、鐵路私有化。我一點也不反對這種結構性改革，但這可能隻解決 15%-20% 的問題。衰退根源仍在於所有人忙於修複資產負債表。當然，最終日本政府做了正確的事。
歐洲後來也遇到相同事情。2008 年金融危機以後，陷入資產負債表衰退的歐洲開始討論結構性改革，沒有實施財政刺激，導致經濟長期疲軟。
有一個國家吸取了日本的教訓，美國。顯然奧巴馬政府內部有人讀了我的書，然後分享給其他最高決策者。2012 年，美國兩黨要求停止已經持續四年的財政刺激。但美聯儲和白宮扛住了壓力，保留了必要的財政刺激，避免美國經濟重陷衰退。美國製造了那場全球金融危機，但他們卻比歐洲更早走出來。
《晚點》：談到政府應對 2008 年金融危機，當時中國推出 4 萬億人民幣經濟刺激計劃。之後不斷有人懷疑一攬子刺激計劃導致了資產泡沫。
辜朝明：我認為 2008 年 11 月的 4 萬億計劃救了全世界，盡管有一些人抱怨刺激規模太大。
因為這個刺激計劃，當時中國幾乎是唯一進口額超過出口的國家。
在那樣的環境下，政府不太可能精確量化刺激規模。刺激多了，通脹和資產泡沫來了，但過兩三年政策逐漸退出，泡沫可能會跟著減少；如果刺激不夠，經濟崩潰，再修複的代價無法估量。
後來可能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地方政府變向加碼貨幣政策，助推了泡沫。但總體上我認為全世界都應該感謝中國的 4 萬億計劃。
還有一點，人民幣和日元沒有在那場危機中跟隨英鎊和美元貶值，我認為這也極大地幫助了世界經濟，否則我們將看到所謂的競爭性貶值、重蹈 1930 年代大蕭條貨幣戰爭的覆轍。
《晚點》：今年以來，全球資本市場似乎多次因為主要央行收緊貨幣政策而恐慌性拋售，市場為何如此緊張？
辜朝明：我反對量化寬鬆很長時間了。沒人借錢，資金在銀行係統內空轉會產生危機。但大家都想借錢，趕上銀行幾乎可以無限放貸，也會產生大問題。
近期市場恐慌，全球主要央行為了遏製通脹不得不收緊貨幣政策。可即使收緊，銀行還是願意放貸，因為太多的錢留在銀行係統內。
這與 1979 年 10 月時任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通過加息遏製通脹時的情況不同。當時我還在聯儲，銀行體係的流動性規模限製了放貸規模。直到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一路提高到 22%，通脹才終於被遏製。我想，央行可能隻有通過影響資產價格、甚至允許資本市場一定程度的崩潰來遏製人們舉債、銀行放貸的欲望，才能進而控製通脹。
所以我要提醒投資者們，不要僅僅因為市場崩潰就指望美聯儲或者其他央行介入救市。現在中央銀行政策發揮作用的唯一途徑，也許是讓資產市場崩潰一下。
《晚點》：量化寬鬆會導致資產泡沫，退出量化寬鬆會令資本市場崩潰，這算不算用一個錯誤糾正另一個錯誤？
辜朝明：緊縮政策如果刹不住車的話，可能再來遍資產負債表衰退。我不認為現任聯儲主席鮑威爾等政策製定者會允許這事發生。隻不過由於資產價格前期上漲太多，在估值重回合理區間以前，聯儲很可能不會采取任何行動。對於那些高位買進的投資者，可能有得受了。
《晚點》：在應對房地產泡沫方麵，日本是否有前車之鑒？
辜朝明：那時房價高漲、出現泡沫。日本政府試圖通過增加房地產開發的難度來抑製價格上漲，對拿地、建樓提出這樣那樣的規定，導致後來沒有太多可建的房子。但人們都希望住進更好的地方。需求增加、供給受限，地方房價反倒越來越高。韓國前幾年也發生了類似事情。
日本地產調控政策的可悲結果是，看似大量資金被用來蓋房子，但因為房價太高，實際居住麵積原地踏步。泡沫破滅，房價從 1500 萬日元跌到 500 萬甚至 300 萬，業主、房企、銀行受損，人們更窮了，住的地方也沒有變大。
如果要我給政策建議，我會允許開發商建更多房子，直到達到某個供需臨界點——這取決於人口什麽時候達到峰值。
一開始房價可能會過高，但沒關係，等人口到了臨界點，供大於求，市場力量會驅動房產價格下降。部分業主資產可能縮水，一些開發商甚至銀行也會受到影響，但當時建好的房子不會消失。也許五年、十年後，更多中國普通人終於有機會買入合適的房子，擁有更好的居住體驗。
《晚點》：房地產有非常強的金融屬性，任由其泡沫破裂會不會影響金融穩定？
辜朝明：這裏有兩個問題，一個是金融穩定，一個社會福利。我認為應該分開看。
關於金融穩定，銀行投資房地產或者涉房貸款都可能遇到風險。銀行不應該過度杠杆化，監管政策或許應該循序漸進，否則一旦全行業同時調整，情況可能會極快惡化。
美國金融市場監管常引入法律領域的 "祖父法則"，即立法變化以後，舊法適用於既成事實，新法適用於未來情形。這也是地產調控需要的。否則一些開發商按照舊規則蓋樓蓋到一半時，適用更嚴格的新規，可能會產生很多麻煩。
至於社會福利，是能否在泡沫破裂後，有充足的住房供給滿足那些有能力和意願買房的人。你仔細想想，這兩種情形其實不衝突。
《晚點》：經濟學家普遍相信市場調控，為什麽全球那麽多國家都重複政策幹預？
辜朝明：我想這是官僚們的本能，看到物價上漲就想控製。實際上適得其反，最終將價格推得更高。
如果日本政府 1980 年允許開發商建更多房子，即使開發商隨著泡沫破滅而破產，人們的財富貶值，但他們住的會更好、生活地更好。我想這是唯一的、也是我們真正期盼的事情。就這麽簡單。
要經過一代人，才能走出對衰敗的恐懼
《晚點》：人們用 "低欲望社會" 來描述在經濟衰退中成長起來的日本年輕人的心態。你同意這個說法嗎？
辜朝明：我同意。在經濟泡沫及更早時期，日本人夢想著可以擊敗所有人。現在沒人會這麽說。
我 1984 年回到日本時，日本企業幾乎在各個領域都擊敗了美國企業，汽車、家電、汽車、芯片等等，日本人說 "我們再也不能從該死的美國人身上學到什麽了"。日本站在世界之巔。
泡沫破滅後，日本人停下來說 "天哪，我們還有很多東西要向外界學習"。1990 年代初期和末期的日本人過度自信，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泡沫破裂反倒是件好事。日本人變得更加開明，願意聽取國外的建議。
圖：日本上層人士熱衷打高爾夫球。1989 年，三菱在日限量銷售的價值 1 億日元的高爾夫球三件套，數日內售罄。
《晚點》：經曆衰退之後，人們能從 "盡力避免風險" 的消極心態中恢複嗎？
辜朝明：能。但恐怕需要很長時間。也許是一代人的時間。
我 1954 年出生在日本。當時日本並不富裕，某種程度上我也受環境影響，至今會確保自己存足夠多的錢，以防萬一。
美國大蕭條在 1929 年經濟泡沫觸頂、破滅，所有人忙於修複資產負債表。美國人用了整整 30 年，才讓利率恢複到 1929 年的水平。日本經濟衰退到現在差不多也有 30 年了，利率非常低，人們仍不敢借錢。
但如果換個角度，美國人趕上了一個獨特的機會。1941 年日本襲擊珍珠港，美國生產數以萬計的飛機、坦克、軍艦投入二戰，這實際上成為一種政府的財政刺激措施，迅速修複了資產負債表。
《晚點》：你認識的日本人心態有變？
辜朝明：我認識的一些人耗盡積蓄購入東京價值 1500 萬美元的房產，後來房價跌 300 萬、400 萬美元，但債務一點都沒少。他們一夜之間變得異常謹慎，根本不想消費，隻想償還債務。
圖：大前研一筆下的日本年輕人在泡沫破裂後，午餐靠便利店三五百日元的便當或者更便宜的飯團解決。
整整一代人都是如此。日本公司不再像以前那樣雇傭員工；日本年輕人也不再想著到美國留學，了解那裏的商業和技術，學成歸來幫助日本變得更好。一旦這樣的世界存續 30 年，"謹慎" 就成了鐵律。資產負債表衰退帶來的悲觀情緒揮之不去。
關於這點，可以從和日本朋友聊天甚至走在大街上就能看出：這人不再是你在經濟泡沫時期認識的那個日本人。
一輩子一次的機會
《晚點》：全球似乎正進入高風險、高通脹、低增長的階段，接下來會發生什麽？
辜朝明：不確定因素太多了。過去兩年，有時候我更希望自己是流行病學家，或者是軍事專家，這樣有助於判斷正在發生的事情。
高通脹還將伴隨我們一段時間。因為擔心全球變暖，能源價格將保持高位而且必須維持高位，這樣才能鼓勵更多可能再生能源進入市場。除非俄烏衝突完全結束，否則製裁繼續存在，能源供應仍會受限。
供應鏈問題也推高了通脹。但這部分我認為會自行糾正。
《晚點》：在這個不確定的時代，你作為經濟學家如何看待我們的生活？
辜朝明：展望未來，我認為最大變化之一是，現在所有西方國家以及日韓等國，也都把政治問題放在經濟福祉之上，這是 1990 年冷戰結束以來第一次發生這種轉變。以前發達國家的態度是，隻要能賺錢，可以擱置一部分政治問題。
包括商家、消費者在內的每個人都必須調整自己以適應這種變化。
《晚點》：從令人羨慕的高增長跌下來，是一定會發生的麽？
辜朝明：我相信你們聽過無數遍關於人口老齡化、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曆史上每個經濟體都隻能保持一段時間的經濟增長，然後都會進入緩慢增長階段，沒有例外。因為總是有地區的勞動力成本更低、工程師更努力，大量投資會自然地轉移到這些地區。
這種情況先發生在被日本追趕的美國和歐洲身上。等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又有 "亞洲四小龍" 在後追趕。再之後是中國的崛起。現在則是東南亞的衝擊。隻要貿易全球化繼續，這樣的轉變避無可避。
所以在經濟快速增長周期內，應該傾注所有來確保經濟快速、高質量地增長。因為 5 年、10 年後，增長一定會慢下來。
中國這方麵也做得非常出色。中國擁有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經濟增長史，沒有哪個經濟體像中國這樣隻用 30 多年就把人均 GDP 從 300 美元提高到 10000 美元。中國應該用盡可能多的積極政策延長這一增長的過程。因為十年後老齡化加劇，或者其他地區競爭力更強，一批中國公司恐怕也被迫外遷產能。
人人都想過更好的生活。我相信一部分中國人已經過得比美國人更好，但若要讓 14 億人都過上這樣的生活、達到第一世界的生活標準，今後 10 年至關重要。
《晚點》：最近幾年中國也越來越多地提到 "低欲望社會"。
辜朝明：我未能親自到中國了解這裏的變化，我僅對我聽到或者感受到的發表一些看法。
中國人總體上比日本人更有創業精神。日本人喜歡在大集團、大公司裏工作，而很多中國人喜歡擁有自己的企業，努力工作、力圖做出成績。"努力" 寫在中國人的 DNA 裏。
經濟學家會告訴你經濟增長來自於人口和生產力，blah blah blah。我覺得這些都是錯的。若要經濟增長，宏觀上就是 GDP 得超過前一年，微觀上就是必須有人花的比掙得多。借助信貸，一個人、一個企業的支出就有機會超過收入。所以借貸是經濟增長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人們又為何要舉債？我認為有兩個積極的因素。一是企業主知道當前利潤規模受限於產能；二是有好的商業模式或產品創新，好到每個人都想要。基於這兩種假設，企業家們會不惜一切代價借款，花得更多、但也賺更多，進而經濟就會增長。
我相信很多中國人有能力提出有趣的商業想法、發明很多的偉大產品。問題是，是否有足夠多這類公司或企業家來推動 14 億人的發展。
你能在任何一個經濟體找到偉大的企業家，區別在於數量寡眾。日本有一些，但還不夠多，這也是為什麽日本發展有點慢。美國有很多，且備受支持，所以美國經濟仍然在快速發展。
在這點上，我認為中國有機會發展成美國那樣，因為你們有那麽多勤奮、聰明的人。盡可能消除不確定性，讓那些人有幾個點子就敢投幾個，充分釋放他們的能量、推動經濟增長。
題圖：辜朝明在 Asia GlobalDialogue 2013 活動上的視頻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