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朔方 |《金瓶梅》的性描寫

外國人學漢語有一個特殊的困難，就是相當多的漢語詞匯有褒義和貶義之分。

它們詞義相同或相近，而用法大異。如果對此混淆不清，那比搞錯法語、俄語或德語中的陰陽詞性更為尷尬。

本文題目總算找到一個中性詞“性”，它可說是外來語的譯文。固有的詞匯如“色情”是貶義詞，“愛情”則是褒義詞。

“情”同“理”相對，在一般宋明理學家心目中是貶義詞，他們的少數同行則持有不同觀點。

在生理學上，“性欲”是中性詞，但在別的場合就或多或少地帶有貶義。它的褒義或中性的同義詞罕見，而貶義的同義詞則較多。

在先秦典籍中，孟子的論敵告子說:“食色，性也。”“色”是中性詞。孔子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論語·子罕》) “色”就多少帶有貶義了。

貶義發展到後世而更加固定，無可改變。語言是思想意識的物質材料，而詞匯是它的基本構件。

它們在一個人的思想形成之初就已經深入內心，影響之深不是任何一家或一派哲學思想所能比擬。

從上麵簡單的辨析中可以看出本文要討論的問題，同傳統思想如何格格不相入。

在改革和開放的方針指引下，現在學術研究已經不存在所謂禁區。現代作家張賢亮的小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1985年問世。雖然在讀者中間議論不一，

它的有益的探索得到肯定的評價，至少沒有遭到以前那種方式的“批判”(這個詞無法譯成西方語言，他們隻有褒貶通用的“批評”一詞)，可見在文學創作中也

已經沒有禁區。

現在的氣候有利於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的繁榮昌盛，值得我們珍惜。

也許有人以被查禁的幾本淫書如《玫瑰夢》等為例，說明禁區仍然存在。 這是誤會。

第一，它們說不上是認真嚴肅的文學作品； 第二，作家有義務顧及作品的社會影響。

《玫瑰夢》

以前我們強調文藝的教育作用，所謂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用意不壞，但嫌狹隘。

按照那個說法，一切沒有直接教育意義的作品，或不符合某些公式或教條的作品就有可能被貶低或被排斥。

另一方麵，一些缺乏藝術性的作品則因看起來滿足它的要求而得以風行一時。 他們把作者看作高人一等的教育者，讀者則被看作是任人擺布的受教育者。

他們又把教育作用看得如同臨摹字帖或畫冊一樣，有所謂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等等論調，無視具有積極能動性的讀者，同工程師所製造的機械產品之間存

在著本質的差異。

我們不宜把文學的社會作用看得太狹隘，隻要有利於人民，都值得肯定和歡迎，包括以娛樂為主的作品在內。

精神食糧中教育和娛樂並不一定互相排斥，正如同食品中營養和美味不妨同時並存。 良藥苦口，但它不是正常食品。 河豚和野覃是著名的美味，處理不

當卻足以致人死命。

即使富有經驗的廚師也可能有萬中一失的情況。 衛生部門禁止河豚上市，不能說是妨礙自由。

文學中的性描寫同這樣的情況相似。 在人們的知識修養和倫理道德比現在大為提高的未來，作家創作時就可以更加放手了。

但是我們不得不從現實出發，不能認為社會治安情況不好，刑事犯罪案件增多，要由文學作品和影視的某些描寫負責，但也不能否認兩者之間存在著一定

的聯係。

帶有暴力、色情場麵的一些文學藝術和影視造成了不良的社會影響，這是客觀事實。

並不是隻有中國存在禁書。古希臘女詩人薩福的愛情詩被中古基督教會取締而失傳。《天方夜譚》至今仍在某些伊斯蘭國家被禁。

即使在十九世紀的文明國家，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1857年)，佐拉的《克洛德的懺悔》(1865年)、哈代的《無名的裘德》(1896年)都曾被認為有礙風化

而遭受政府的幹預。

由於大段性描寫而被禁的作品以英國勞倫斯的小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1928年)為最著。它在1959年才被不加刪節地收入本國的企鵝叢書。

美國也在同年7月21日由紐約南區地方法院宣判解禁。它對喪失人性的上流社會和資本主義的批判顯而易見。作者認為唯有純真的性愛才能為人們帶來光明和

希望。

不管是否讚同他的主張，他的態度是嚴肅的。勞倫斯生前為自己辯護說:“隻有偽君子才說我的小說是猥褻的淫書。”

張竹坡《第一奇書（〈金瓶梅〉）非淫書論》有一個異曲同工的說法：“淫者自見其為淫耳。”

他們對某些非難者憤憤不平之情，我們可以理解，雖然難以指責所有為這兩部作品對讀者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而不安的人都是頑固的保守派。

皋鶴堂本

作家有創作的自由；社會，特別是未成年讀者則有免受精神汙染的自由。

就現代作品的性描寫而論，作家的良知是最好的檢查官；就古代作品而論，完全禁止不如讓它們在有限的範圍內發行，然後看是不是可以適度地擴大。

不難想見，本文所持的觀點將從兩個方麵受到非議，有人嫌它保守，另外一些人將批評這樣的選題不登大雅之堂。

而它的作者則認為當《金瓶梅》國際討論會在華舉行之際，對以前避而不談的這個問題略作探索，以就正於國內外同行，並不是理論上的無益嚐試。

由於延續二千年以上精致的宗法製的存在以及日趨嚴密的禮教直到二十世紀初才失去統治他位，人體美和性愛在中國古代文學中一直受到忽視。

聞一多曾在《詩經》中發現性愛的篇章。它們本身過於隱晦，再加上注疏的重重粉飾和曲解，它們對後代不曾產生任何影響。

從宋玉的《高唐賦》和《神女賦》可以明顯地看出南方楚文化所孕育的美麗傳說已被作者所閹割和改造，隻留下空洞的“雲雨”一詞後來被廣泛地用作性愛

的代詞。

東晉大詩人陶淵明隻因為寫了一篇《閑情賦》，而被人惋惜地看作白璧微瑕，無非其中有這樣一些句子：“願在衣而為領”，“願在裳而為帶”，算不上性

描寫。

唐代張鷟的文言傳奇《遊仙窟》可說是中國古代文學中最早描寫性愛的作品。這篇小說很快傳到日本，並在他們最早的詩歌總集《萬葉集》大伴家持《贈阪

上大娘歌》十五首中留下它的烙印。

《唐書》卷一四九本傳評論張鷟“不持士行，尤為端士所惡”。《遊仙窟》在國內失傳，分明是受到這種輿論的排斥。

此後不久，元稹的《鶯鶯傳》也有描寫性愛的詞句出現。很可能是當時一些風流才子受到城市中“說話”藝術的影響。

元稹詩《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光陰聽話移”，透露了這樣的消息。原注說：“又嚐於新昌宅說《一枝花》話，自寅至巳猶未畢詞也。” 吸引文

人學士作長時間的欣賞，可以想見說話藝術已經相當高超。

文人和民間藝人的結合，形成中國獨特的古代小說和戲曲的發展史。

性描寫在金代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和王實甫的同名雜劇中得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明代湯顯祖的《牡丹亭》第十出《驚夢》則是又一成功的範例。

上麵的看法也許使人感到意外，因為它們在這一方麵都是風流蘊藉，含而不露，幾乎不使人感到那是性描寫。它們的作者隻有在非如此不足以酣暢地表現作

品的主題時才偶一為之。

他們不為描寫而描寫，或者以此招徠讀者。董《西廂》卷五的大石調《洞仙歌》(“青春年少”)等三曲 (嘉靖適適子重校本)、雜劇第四本第一折的〔元和令〕

以下幾曲以及《牡丹亭》第十出的〔鮑老催〕〔山桃紅〕等在整部作品中隻占寥寥幾曲，在這幾曲中直接描寫又隻是極為個別的詞句，大半是美妙的比喻和象征

性詞句，讓人意會，而不以言傳。

如《西廂記》雜劇〔勝葫蘆〕中的“花心”“露滴”等。上麵三個作品中以《西廂記》雜劇的描寫最為美妙而富有詩意。

《牡丹亭》第十出有一句以比喻出之的直接描寫:“看他似蟲兒般蠢動把風情搧”，出自夢中的花神之口。

他從宗教觀點出發，對此持有不以為然的態度，而在《冥判》中卻幾乎以教唆、勾引罪受處分。這對世俗禮教的諷刺就更加曲折而意義深長了。

清初評點派批評家金聖歎曾對《西廂記》雜劇第四本第一折的性描寫作了有力的辯護：

“有人謂《西廂》此篇最鄙穢者，此三家村中冬烘先生之言也。夫論此事，則自從盤古至於今日，誰人家中無此事者乎？若論此文，則亦自盤古至於今

日，誰人手下有此文者乎？

……蓋事則家家家中之事也，文乃一人手下之文也，借家家家中之事，寫吾一人手下之文者，意在於文，意不在於事也。意不在事，故不避鄙穢；意在於

文，故吾真曾不見其鄙穢。

而彼三家村中冬烘先生猶呶呶不休，詈之曰鄙穢，此豈非先生不惟不解其文，又獨甚解其事故耶!”

後來張竹坡對《金瓶梅》的辯護詞“淫者自見其為淫耳”，可能從這裏得到啟發。

金聖歎並不到此罷休，他的批判鋒芒直指儒家文論中的一個基本論點：“《國風》好色而不淫。” 並且連《詩經》本身也受到詰問：

“好色必如之何謂之好色？好色又必如之何者謂之淫？好色又如之何謂之幾於淫而卒賴有禮而得以不至於淫？好色又如之何謂之賴有禮得以不至於淫而遂

不妨其好色？

夫好色而曰吾不淫，是必其未嚐好色者也。好色而曰吾大畏乎禮而不敢淫，是必其不敢好色者也。好色而大畏於禮而不敢淫而猶敢好色，則吾不知禮之為

禮將何等也。

好色而大畏於禮而猶敢好色而獨不敢淫，則吾不知淫之為淫必何等也。且《國風》之文具在，固不必其皆好色，而好色者往往有之矣……信如《國風》之

文之淫，而猶謂之不淫，則必如之何而後謂之淫乎？

信如《國風》之文之淫，而猶望其昭示來許為大鑒戒，而因謂之不淫，則又何文不可昭示來許為大鑒戒，而皆謂之不淫乎？”

這是五四運動之前，批判封建禮教的一篇重要文獻。 但在具體評語中，卻又畫蛇添足地加上“初動之”“玩其忍之”“更複連動之”等等注釋，變含蓄為淺露，化美妙為粗惡，置社會影響於不顧。

編輯

諸宮調、雜劇、傳奇以藝術形式而論，都可以說是詩的變種。它們往往采用比喻或象征手法，略作點染，就出現生動的形象。

敘事體的小說當然不能照搬。但是《金瓶梅》的性描寫主要並不由於文體不同而和《西廂記》《牡丹亭》大異。

以文體而論，清代後出的《紅樓夢》也是小說，它在其它方麵頗受《金瓶梅》的影響。

脂硯齋評語認為它“深得《金瓶》壺奧”(第十三回)，然而就性描寫而論，《紅樓夢》卻接近《西廂記》《牡丹亭》而同《金瓶梅》大異其趣。

1985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詞話》刪去性描寫文字約占全書總字數百分之二，比例不大。但同《西廂記》《牡丹亭》《紅樓夢》相比，它的

這類描寫就顯得太過分了。

前文說《西廂記》《牡丹亭》沒有為描寫而描寫，沒有以此招徠讀者之意。

《金瓶梅》顯然不是這樣的情況。作者要得到他所揭露的男主角腐化墮落的藝術效果，本來就不一定需要濃鹽赤醬到如此程度的描寫。

西方作家如巴爾紮克的《貝姨》、佐拉的《娜娜》以至蘇聯高爾基的《克裏姆·薩姆金的一生》都沒有這樣窮形極相的描寫而並不因此而遜色。

這不是說《金瓶梅》不可有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暫且不管作者意圖如何，如果一定要在這方麵顯示不凡的才華，那也可以更少而更精，如同《查泰萊夫人

的情人》，它隻有不多的幾段描寫，在藝術上卻比《金瓶梅》連篇累牘的性描寫成功得多。

盡管《金瓶梅》以性描寫而引人矚目，就藝術性而論，它的現實主義世俗描寫所取得的成就大大超過性描寫。

它是我國第一部以市井人物為主體的小說，第一部以商人、惡霸地主、官僚三位一體的家庭興衰史，同時又是第一部以反麵人物為主角的小說。

在中國小說史上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成就。不管看法有多大分歧，對它的性描寫卻不能這樣說。

我們不妨以它第二十六回《來旺兒遞解徐州，宋惠蓮含羞自縊》和第二十七回《潘金蓮醉鬧葡萄架》作一簡單明了的對比。

美國楊沂教授就前一回寫了論文《宋惠蓮及其在金瓶梅中的象征作用》，柯麗德教授則就後一回寫了論文《金瓶梅中的雙關語和隱語》。

可見以這兩回各自作為現實主義世俗描寫和性描寫的代表性章節不是本文的偏見。

楊沂指出那是“現實主義模式的獨特成功之處”，性描寫則以第二十七回為極致，但不是它的獨創，那是對文言小說《如意君傳》局部的抄襲和摹仿。

潘金蓮和《如意君傳》的女主角武則天地位懸殊，但在臥榻上並沒有寫出多大差別。

不僅第二十七回，可以說《金瓶梅》的所有性描寫都處於《如意君傳》的影響之下。 《如意君傳》： “頭似蝸牛，身如剝兔”，觔（筋）若蚯蚓之

狀”，“淫水淋漓，凡五換巾帕”之類描寫，《金瓶梅》曾略加改動而多次襲用。

武則天在極度興奮時喊薛敖曹為“好爹爹”，潘金蓮則叫西門慶“親達達”。 《金瓶梅》提到的女性器官名稱如“牝屋”“爐”都來源於《如意君傳》。

拙作《金瓶梅成書新探》曾就《如意君傳》和《隋唐演義》第七十回的部分雷同，設想《如意君傳》可能起源於說話或話本。

《如意君傳》的性描寫以男主角薛敖曹的“肉具特壯大異常”為基點。在它的影響下，《金瓶梅》男主角西門慶借助種種淫具和春藥達到近似的效果。

兩個作品的性描寫都同正常人的性生活不同。 情況表明這些描寫離奇而缺乏真實感，大都來自道聽途說和拙劣的想象。

如《金瓶梅》第十六、二十七、三十八回都寫到一種淫具勉鈴，施用時置入女陰中，而所有比較可靠的文獻記載都與此相反，這是男性用品。 舉數例如

下:

一、明初馬歡曾多次隨鄭和下西洋（包括東南亞)。 他在《瀛涯勝覽·暹羅國》中記載道：

“男子年二十餘歲，則將莖物周圍之皮如韭菜樣細刀挑開，嵌入錫珠十數顆，皮內用藥封裹。待瘡口好，才出行走。如葡萄一般。自有一等人開鋪，專與人

嵌焊以為藝業。

如國王或大頭目或富人，則以金為虛珠，內安砂子一粒嵌之，行走極極有聲為美。不嵌珠之男人為下等人也。”

二、明末包汝輯《南中紀聞》(1633年)說:

“緬鈴薄極，無可比擬。大如小黃豆，內藏鳥液少許。外裹薄銅七十二層，疑屬鬼工神造。以置案頭，不住旋運。握之，令人渾身木麻。

收藏稍不謹細，輒破。有毫發破壞，更不可修葺，便無用矣。鳥液出深山坳中。異鳥翔集，所遺精液也。瑩潤若珠，最不易得。”

又說：“緬鈴出緬甸國。彼中三四歲小兒，便將一顆嵌置莖物。俗之淫戲如此。今誤呼緬鈴為免淫。”

三、清趙翼(1727-1814年)《粵滇雜記》之三說:

“又緬地有淫鳥，其精可助房中術。有得其淋於石者，以銅裹之，如鈴，謂之緬鈴。餘歸田後，有人以一鈴來售，大如龍眼，四周無縫。不知其真偽。

而握入手，稍得暖氣，則鈴自動，切切如有聲，置於幾案則止。亦一奇也。餘無所用，乃還之。”

以上記載，其物大小各異，但都說是男性用品。《南中紀聞》說它容易破裂，一有裂縫，就成廢品，而《金瓶梅》第十六回卻說：“袖子裏滑浪一聲吊出個

物件兒來”，並不防它破碎。

趙翼曾親自過目，說它“稍得暖氣，則鈴自動，切切如有聲”，這是說聲音很輕，而小說第十六回說它聲音如同知了鳴叫。

第二十七回又說，西門慶“向牝中摳出硫黃圈並勉鈴來，折做兩截”，既然形體如同彈子，怎能“折做兩截”？緬甸和緬鈴的緬字，至遲在元代已經固定，

而《金瓶梅》一律錯為勉字。

如同拙作《金瓶梅成書新探》所指出的其它許多同音異寫詞一樣，這是《金瓶梅詞話》由民間藝人的詞話即話本記錄整理而成的又一證明。

《金瓶梅》所有離奇、不正常的性生活描寫隻有一個解釋：它來自輾轉相傳、以訛傳訛或層層加碼、愈演愈烈的口頭傳說(不排除它也從某些文字記載中得到

養料)。

《徐朔方、孫秋克 研究精選集》

《金瓶梅》離奇失實的性描寫不妨舉兩例如下：

一、第二回西門慶初見潘金蓮：“但見他黑鬒鬒班滋賽鴉翎的鬢兒，翠灣灣的新月的眉兒……軟濃白麵臍肚兒，窄多多尖翹腳兒，肉奶奶胸兒，白生生腿

兒……”下麵以刪節本為例，刪去二十四字。

總之是街頭一見，竟然赤條條地全身暴露無遺。

二、第七十九回西門慶死於淫欲：“初時還是精液，往後盡是血水出來，再無個收救……精盡繼之以血，血盡出其冷氣而已。”

創作不僅允許，而且必須依仗豐富的想象力，但是由此而產生的描寫如果完全違背常識，令人難以置信，那就同神怪武俠小說一樣荒唐無稽了。

我在《論金瓶梅》一文中曾經評論中國文學史上的自然主義問題。假借法國文學史上一個影響巨大的流派，用來說明本國文學史上的類似現象，並不是中國

文學理論界的獨創。

俄羅斯和日本都有過這樣的情況。他們不顧佐拉所強調的遺傳和環境對人的決定性因素，把自然主義等同於現實主義。中國的理論家則把它等同於消極的現

實主義。

我在該文中指出：“《金瓶梅》自然主義傾向的主要表現是它的客觀主義，即由於過分重視細節描寫而忽視了作品的傾向性。”(見本書)這裏我仍然是這樣看

法。

但是有一個論點需要修改。就整體而論，《金瓶梅》可以看作是中國自然主義的標本，但它的性描寫卻與自然主義背道而馳，因為它怪誕離奇，以迎合讀者

(包括詞話的原始對象聽眾在內)的低級趣味，它追求的不是細節描寫的真實性，而是聳人聽聞的色情描寫。

批評色情描寫是自然主義，隻能是不恰當地過高地評價它，恰恰同批評者的原意相反。

中國源遠流長的說唱藝術孕育了古代的長篇小說及其別具一格的藝術成就，同時也帶來了庸俗的創作傾向。

它們無論在《三國誌演義》《水滸傳》和《金瓶梅》中都是優劣並存，形成了各自的精華和缺陷。

《金瓶梅》也有一些有真實感的性描寫，它們多半類似《素娥篇》或近似唐寅的散曲《排歌·詠纖足》、馮惟敏的雙調《水仙子帶折桂令》所描寫，前者說：

“雙鳧何日再交加，腰邊摟，肩上架，背兒擎住手兒拿。”

後者說:“舉一杯恰似小腳兒輕抬肩上。”直接間接來自妓女和嫖客的特殊經曆，同正常人的性生活不同，影響惡劣，不宜廣泛傳播。

不是閃閃發光的東西都是金子。性描寫並不必然等同於個性解放，正如同雜亂的性關係並不必然就是封建婚姻製度的叛逆。

本世紀六十年代曾風靡於歐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所謂性解放，實質上是對現代物質文明和冷冰冰的金錢關係的反激，現在正開始嚐到它的苦果現代黑死病

的威脅。

千萬不要把進口的過時玩意兒看作是新生事物。文藝複興時期薄伽丘的《十日談》，大膽的性描寫同它的個性解放思想緊密地聯係在一起；《金瓶梅》的非

凡成就卻在於它的現實主義世俗描寫，而不是它的性描寫。

無論在思想上和藝術上都一樣。潘金蓮強烈的情欲足以和西門慶旗鼓相當。

請允許我提醒一下，《如意君傳》武則天是《金瓶梅》潘金蓮的前輩。曆史上的武則天是了不起的人物，但和婦女解放很少有聯係，至於小說中的武則天更

加與此無關。

不管潘金蓮個性怎樣潑辣，情欲怎樣強烈，一切都以一夫多妻製下夫主對小妾的寵愛為前提。對此她沒有任何反抗意圖，即使她同陳經濟通奸時也一樣。

《金瓶梅》第四十四回叫做《妝丫鬟金蓮市愛》，也許可以使我們一些熱心的研究者得以恢複冷靜和清醒。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