貪官王雪冰。和他的女人們的愛情故事。絕啊！

貪官王雪冰。和他的女人們的愛情故事

 下一個

來源：反腐紀實文學《追問》、九間打虎錄

導 讀

也許，我不應該在體製內發展，我是體製內的另類，壞了體製內的規矩，所以最終付出了這麽大、這麽慘的代價。在人生最應該輝煌的年齡段，我成了階下囚。這個，真不應該是我的結局。

 

　　王雪冰，遼寧沈陽人，1976年大學畢業，原係中國建設銀行行長，朱鎔基十分賞識的金融幹才。1988年任中國銀行紐約分行總經理；1993年任香港光大銀行（集團）常務董事、副總經理；1993年任中國銀行行長；1995年任中國銀行董事長；2000年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1994年在美國被授予年度國際“黃金交易傑出領導人”大獎，是亞洲地區的第一位獲獎者。2002年1月因“紐約分行”事件被審查，以受賄115萬人民幣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並處沒收個人部分財產。2014年，減刑2年的王雪冰刑滿釋放並出獄。

　　不是所有高級領導幹部，都有他那樣一副風雅的派頭。跟他談話的過程，應該說是順利的，甚至是愉快的。他知識麵很寬，學養非同一般，而且率性，能言善辯。說話的時候，經常伴以一個手勢，一瞥不經意的倨傲，一絲滿不在乎的笑；當然，也能捕捉到失落和神傷。

　　他也是友好的，禮貌的。如果你不知道坐在眼前的他，是一名犯罪分子，一名因嚴重違紀違法而被北京、天津、石家莊等幾個北方大市，作為全體黨員領導幹部，尤其是高級領導幹部學習反腐倡廉的典型案例的主人公，那也許僅憑言談風度，很短的時間內你有可能會對他肅然起敬。

　　可當得知，他本人也因收受賄賂、瀆職等罪行，被判處有期徒刑12年，這一係列情況後，你怎麽也無法把一個真實的他，與眼前這個風度猶存的老男人，聯係在一起。你更無法去羨慕他，尊敬他，甚至無法去賞識他那些本來應該受到賞識的出眾經濟才幹和藝術才華。

　　如今，他服刑結束，過著普通人的生活。

　　1、王雪冰自稱：我不應該在體製內發展，我是體製內的另類

　　

　　應該說，我是個天生浪漫的人。

　　這也許跟我的天性有關——每個人都有天性，天性有時候是好東西，需要放縱；有時候是壞東西，需要抑製。是吧，小丁同誌？我相信你也有天性，比如文學，一個人愛好文學不是後天的，後天隻不過根據天性做了一次選擇，所以我說你的天性適合從事文學藝術，你內心一定像我一樣，充滿著許多浪漫的特質，不是嗎？當然是。

　　我的天性就是浪漫，所以它不限於喜好什麽文藝門類，即使我當初學習功課，比如說學習建築吧，我後來可能就是建築藝術大師，至少也是一個唱著歌、寫著詩的高級泥瓦匠。所以，我從事的專業不是文學，不是美術音樂舞蹈之類，是金融，是跟錢打交道的學科，但這個一樣沒有妨礙我一直做一個相當有情調的人。當然，你可以寫文章時，像那些小記者一樣，說我是個浪蕩的人，放蕩的人，而不是浪漫的人。但你可以想象，一個浪蕩仔，一個放蕩鬼，進入金字塔尖的部分？不要說是正部級，就是謀取一個鄉鎮長的位置，如果隻有浪蕩，試試看，能不能當上，當上了能不能順利幹幾年？不容易。我自己對自己的認定，就是浪漫嘛。

　　我60多歲的人了，坐了十幾年牢，時光和坎坷把我身上的許多氣質消化掉了，但我自認為內心沒有變。我也用不著塑造自己是什麽人，用不著矯情。我就是這樣的，有後悔怎麽會自毀前程，但為浪漫而死，死而無憾。

　　我這份天性，這份做派，是是非非當然會多。也許，我不應該在體製內發展，我是體製內的另類，壞了體製內的規矩，所以最終付出了這麽大、這麽慘的代價。在人生最應該輝煌的年齡段，我成了階下囚。這個，真不應該是我的結局。

　　我的父母都是大學教授，他們從事教學研究，一個是國際貿易專業，一個是外國文學專業。他們是新中國最早的兩個麵向國際的專業方麵的人才，他們是兩個極有情趣的知識分子。在朝陽區老公寓樓的一個小套裏，兩個人把小日子過得風生水起。我小時候，母親用英文給我念雪萊和泰戈爾的詩，用雙語給我解讀莎士比亞戲劇。

　　我稍稍大一些，大概是進入青春期了吧，我母親有一次看著坐在地板上讀書的我，突然打開音樂，說，寶貝，你起來，媽媽跟你跳一支舞。她帶我走了幾步，我跟不上節奏。我就說，媽媽，你跟爸爸跳一遍，我看看，馬上就會的，都不用你帶。爸爸正在廚房炒菜，趕緊洗了手，進臥室換上西裝，才跟我媽媽隨著音樂翩翩起舞。他們那份優雅，我一輩子都忘記不了。你看，在家裏跟媽媽跳一支舞的父親，放下鍋鏟，一定要換上西裝才登場。那也不是什麽舞場，是不到十個平方的小客廳。但他們跳得認真，投入，熱情似火。他們對少年的我來說，簡直是釋放的一道電。我從內心敬重我的父母，愛我的父母，一輩子沒有變過，但願他們的在天之靈，能夠聽得到我的這番心聲。

　　第一次，我觀摩了一遍，在曲子完成之後，我跳起來，跟我的媽媽跳了人生第一支華爾茲。“這是華爾茲，歐洲中世紀在諸多宮廷舞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高貴舞種。”母親微微地俯下身子，在我的耳邊細語道。我聞到她身上清淡的香水味。我為這樣的家庭氣息而陶醉。

　　我很快從文學天地，進入舞蹈殿堂，因舞蹈，又進入音樂的世界。我高中的時候能夠閱讀英語文學原著，世界所有一流的文學大師的作品，我至少讀過每個作家的一兩部。我喜歡聽交響樂，聽歌劇，當我的同學陶醉在民歌裏的時候，我簡直沒法忍受，我聽到那種不傳統、不現代，不質樸又不高雅的曲調，渾身就起雞皮疙瘩。我的華爾茲跳得棒極了，但是整個學生時代，我幾乎沒有舞伴，除了我親愛的爸爸媽媽，在我們青春的那個70年代，好像很難找到一個貴族舞伴，一個外國文學讀友，一個交響樂和歌劇的知音。他們正在扭秧歌，跳忠字舞，正揮著紅纓槍唱著大海航行靠舵手，不愛紅裝愛武裝。有什麽辦法呢？

　　離開父母進入大學後，才是我真正孤獨的開始。所以，別人看我孤獨，說我孤傲，討厭我不合群，看對了，說中了，討厭得也沒錯啊。你說，我這樣的人，怎麽融入他們？一直到今天，雖然我被判刑過，但我走出去，還是華爾茲，還是歌劇，還是普希金、拜倫、海明威，我跳不了廣場舞，唱不出《小蘋果》，讀不了《盜墓筆記》《鬼吹燈》，我跟我們這個年紀的許多老家夥，道不同而不相與謀，本來就是兩個星球的人。永遠、絕對永遠混不到一起去。

　　甚至今天這個時代，穿得花花綠綠的小家夥，我也不欣賞他們。他們打遊戲，手機上窮聊，讀胡編亂造的網絡小說，那些山寨電視節目，一點經典的營養都吸收不進去，一分鍾都專注不起來。

　　我認為他們這一代很危險，他們中的有些人不長大腦，從未深度思考過，接觸的不過是一些電子碎片，一種垃圾信息產物。我不希望年輕人永遠是這樣。時代在變，不能把人類文明的優秀內核給拋掉。我們這個民族，文化基礎並沒有想象的那麽厚實，如果在薄弱的框架上放縱低俗，會很快散架，成為空心的殼子，一擊就成碎片的。

　　也許我沒資格指點他人，訓導時代。但我看得清楚，說的也都是內心的實話。我的這些說法也不新鮮，不獨創，還是有些同感之人的。我們是從內心出發，懷著真正的焦慮，在大腦裏思考了無數遍才形成，才不由自主把這些別人不一定愛聽的話送到嘴邊的。相信我，絕不是有口無心，信口開河。

　　不說這些了，說了，自己和別人都會不舒服吧。

　　

　　1970年代中期，像我這麽外語出色的大學畢業生，全國找不到多少。再加上外國文藝的修養，全國更是找不到幾個。擺在我麵前的機會很多，文化部的一個對外文化交流機構，外交部的北美司，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國際部，中央統戰部，大概有十幾家中央直屬單位來學校要人，每次我都被要人單位的代表挑中。我對中央電視台，那時候還叫作北京電視台呢，有些興趣。記得一個副台長親自找我談，對我的氣質和口才讚不絕口，表示隻要我願意，電視台馬上可以錄用。

　　這麽多單位，我就對這個心動了。電視在那個時代稀有，金貴，神聖，似乎符合我的浪漫理想。但是我的父母堅決不同意。他們覺得在新聞和文化單位工作，政治上太危險，幾句話，一篇文章，就有可能讓你的前途完蛋，嚴重的還會一夜之間成為“反革命”，你潛在的命運危險，多是任由別人來強加，跟你本身沒有必然關係，你的專業特點，忒容易授人以柄。我的父親對我說，你要有一顆浪漫的心，但是不能有浪漫的言行，更不能把浪漫當作事業來做，當作職業來做。況且，我大學學的是財務啊，這種專業的選擇顯然是我父母對我人生的一種理性規劃。他們說得對，浪漫不是用來做事業的，是用來美化內心的，用來點燃生活的。然而，我隻聽進了一半，做對了一半。

　　什麽意思？後來我選擇了不浪漫的事業，卻又把事業成果做成了浪漫，進而毀了事業。所以，不聽長者言，吃虧到跟前。

　　按照父母的意願，我選擇了一家央屬金融單位。在那裏上班不到一年，我就被派往歐洲的英國、丹麥等地學習外匯金融業務，先後被安排到負責代培的米蘭、標準麥加利、巴克萊等著名銀行做實習代理員。這在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我成了為數極少的，具備國際金融眼界和業務能力的專業人才。

　　實習期滿後，單位沒有安排我立即回國，而是直接把我派往中國金融在美國紐約的分支機構工作。我記得跟我同時派往紐約的同事，在紐約這個世界金融中心，在玻璃大廈森林中，在澎湃的汽車聲浪中，這座世界時尚之都，金融之都，讓他們一時手足無措，自卑萬分。而我，仿佛回到了就是自己本來的世界裏一樣，閑庭信步啊。我那樣的淡定和風度，使得同事們無法不刮目相看，都風傳我是中央首長的公子。那時候很多首長子女都改名換姓，插在清華、北大這樣的名校讀書，然後像普通人一樣在普通的工作崗位上，日出而出，日夕而息。真首長的孩子許多就這樣淹沒在普通平凡人之中，不為人知。可我，真的不是名門之後啊。話說回來，如果我真的是首長的孩子，恐怕我的學養和氣質，也無法讓我淹沒在平凡中。

　　我穿梭在大紐約，如魚得水，很快展現了出眾的才華，熟練掌握了全套外匯業務，在黃金交易和外匯的研究上尤為突出。我常常在世界經濟論壇上，用流利的英語發表國際金融業發展的觀點，放大中國乃至整個亞太地區在該項業務中的國際聲音，引起國內外同行越來越多的關注。在社交派對中，我經常用亞洲視角評論歐美文化；又假設歐美視角，發現和體恤亞太文化。每次，我做報告，不是從經濟出發說經濟，不是從金融出發論金融，我用文化視角，用文化判斷，我有我獨特的推論方法。我是生動的，獨見的，我在世界藝術方麵的學養，幫我建立起一種形象，不同於那些常見的玩弄金錢的勢利麵孔。這使我的溝通有了利器，我從中國人，甚至亞洲人這個領域的群體中脫穎而出，我也因此交到了許多歐美國家精英階層的朋友。

　　應該說，在中國改革開放即將到來的時候，我的身上已經具備了可以與西方融會貫通的氣質風度和學識水平。我正是中國下一步發展炙手可熱的稀缺人才。當我與祖國一起邁進80年代時，一個錦繡燦爛的人生機遇大踏步向我走來。

　　2、三十四五歲官居正廳級，瘋狂追求充滿魔力的女人郝寧

　　

　　郝寧（化名）是他的前妻，他們育有兩個子女

　　從少年時代一直到中年，我都沉浸在奮鬥與成功的亢奮中。我的高傲幾乎從未讓我低下頭顱，去真誠尋覓一份屬於心中的浪漫感情。

　　最近有一首流行的歌曲唱道，“就在那一瞬間，你就在我身邊”，這句歌詞我很喜歡，我難得喜歡流行歌曲，可這一句我真心喜歡，因為它唱出了我人生某一刻，又某一刻！我的兩段情遇就是這樣到來的，某一刻突然降臨，毫無預見；某一刻又款款而來，如同冥冥。一點也沒有我歌我詠中的羅密歐與朱麗葉的坎坷。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回到了中國金融本部，我才三十四五歲的年紀，已經位居央企中層，成為體製內非常年輕的“正廳級幹部”。我風華正茂，英氣勃發，要在事業上大幹一番。同時，我渴望的高雅愛情、浪漫知音也在35歲這一年姍姍來遲。

　　我跟一位老革命家的小兒子是好朋友。他是個非常文藝的人，用現在時髦的說法，叫作文藝範兒。他恐怕是中國人中少有的那種，對音樂癡迷的人，癡迷到不要任何東西，不工作，不操心未來，隻沉湎於“音樂響起來，我心在澎湃”的那一刻。他有一個朋友圈子，他們經常在一起搞個派對，圍繞音樂的派對。但其他人都是業餘的，也都不固定。隻有他一個人是固定的，大家就圍繞他，時不時聚會一下，過一個快樂的周末什麽的。

　　這個圈子很有意思，不斷有新人加進來，朋友帶朋友，朋友的朋友與朋友的朋友再成為朋友。後來我知道，這個圈子成就了好幾對戀人，隻有那哥們兒一直是孤家寡人，自始至終很熱心地張羅著所有圈裏的事，大家的音樂，大家的愛情，大家的糾紛，大家的婚姻，大家的，哈哈，埋單什麽的，真是個好人啊。那哥們兒去世很早，核心沒了，這個圈子也就沒了，真的很可惜。80年代有許多有意思的事，有很多有意思的人。如果他活著，我不知道這樣的人，會不會不能免俗，像許多他那種家庭背景的公子哥一樣，在後來的30年迅速把自己做成億萬富翁？恐怕是的。這是一個時代的隕落，我們的記憶裏留下的是那道閃亮的劃痕。

　　有時候我甚至想，那哥們兒死得非常及時，他及時固化了老革命血統中的那種浪漫。所以，當我現在聽到一些朋友在議論，官宦子弟如今都是富豪，這一類話題時，我會提及這個人。他們會豎起耳朵聽。有一次，一個著名導演對我說，你把這個另類哥們兒的故事，寫個小說吧，我們來做個電影吧，這很有意思啊。是的，有意思啊。但是，這哥們兒對我來說，意義更不同尋常，因為，就是通過他的這個圈子，通過音樂派對，我認識了我的前妻郝寧。

　　應該說，郝寧那次在我的人生中出場，給我的震撼是巨大的。

　　那天晚上大家跳舞跳得很歡。郝寧一直在一個角落裏抽煙，並沒有上場。我不知道為什麽注意到她，注意到這個抽煙的沉靜女孩。我記得當時的情境是，我感覺到一束光從她坐的角落閃現出來，一直跟隨著我的腳步，那就是她的目光吧，一種異樣的目光。後來我走過去，自我介紹，邀請她跳一曲。她就笑眯眯地站起來，跟我跳了一曲《多瑙河之波》。跳舞的時候，她告訴我，她並不喜歡這種快節奏的華爾茲，她更喜歡波士頓慢華爾茲，激情隱逸在舒緩、優雅之中，有一種持久的張力。她說她和朋友們把《藍色多瑙河》舞曲，進行改編，搞出了快、中、慢三個節奏的舞曲，不同的人喜歡不同的節奏，各取所需啊。

　　這支曲子完成之後，她從隨身的包裏拿出一個自錄的光皮盒帶，告訴我，她其實是拿老上海的歌曲當舞曲的。她是周璿和白虹的歌迷，專門在香港翻錄了兩位老上海巨星的全部歌曲，帶著卡帶和小型錄放機，隨時欣賞。她告訴我，她還特意去拜訪過白虹，如今，這位曾經在上海灘光華四射的巨星，黯然隱居在北京的老蘇州胡同裏。

　　她把卡帶放進收錄機，播放白虹的《春之舞曲》，然後獨自上場，跳了一支芭蕾舞步式的快舞。大家看呆了，那種感覺，那種效果，你可以想象，它的獨到，她的獨特。

　　那天晚上，她還和幾個朋友一起演奏了一曲蘇聯歌曲《列寧山》，她拉的手風琴。她演奏的時候，十分投入，閉著眼睛，微微地昂著頭，一縷黑發在額頭上蕩來蕩去。從舞場下來，我提出送她回家，她說好啊。走到門外，才發現有一輛京G牌照的奔馳車在那裏等她。我馬上明白，她是高幹子女。在她的熱情邀請下，我隻好上了她的車。車上，我跟她開玩笑說，本來想追求你的，一看這車，就沒有勇氣了。

　　她抿著嘴矜持地笑了一下，說，你知道我為什麽演奏《列寧山》嗎？我說，當然是因為喜歡蘇聯歌曲啊。她說，這個回答可有些平庸哦。演奏這個，是因為我們今晚應該有一個共同話題，比如，列寧。然後，她就不再說下去了。

　　我很著急，我說，可是可是，關列寧什麽事啊，我關列寧什麽事啊。

　　她還是不吭聲，抿嘴笑笑。

　　臨下車時，她說，大衛杜夫香水與列寧有淵源，列寧曾多年使用，現在這個香水又開始進入中國，這是一個親近社會主義的西方香水品牌。

　　我目瞪口呆，因為，我的確使用大衛杜夫品牌的香水。而這款香水進入中國，與我在美國時認識它的一位高管有一定的關係。他問我何時中國男人會用香水，我說，現在，馬上，您可以進入中國，中國正在發生巨變，像我這樣灑香水的男人會越來越多。我沒有想到，郝寧竟然如此有心，如此用心。她聰明的“發現”與精致的“設計”，讓人與人之間，出現了許多“機緣巧合”。

　　郝寧身材苗條而臉蛋渾圓，嘴角線條清晰，具有東方女性典型的美。她徹底征服了我。我開始對她展開了熱烈的追求。可是，她漫不經心，跟我若即若離。她真的是那種很聰慧很矜持的女人，畢竟是大家閨秀，一切盡在她的掌握之中。兩個人之間所有的感情進展，我都無法控製。我隻能單向拚命釋放我的愛慕。

　　從認識她的第一個夜晚，我似乎就感覺到她對我的好感和用心，似乎感覺愛情已經咫尺之遙，可就是那麽一點距離，我用了整整兩年挺進，何其艱難啊。我在兩年裏，調動了全部的藝術細胞，向她看齊，試圖與她並肩。事實上，郝寧的聰明超出我的預料，她在經濟和藝術兩個領域，都稱得上是專家。她通讀過大量經濟學著作，對投融資行業了如指掌；她會作曲，寫詩，會熟練操作四五種樂器。她更是一位生活家，對食物、時尚、奢侈品品牌等如數家珍的生活家。她是那麽才華橫溢，光彩照人。我兩年裏給她寫了將近兩百封情書，簡直無法想象那種近乎瘋狂的動力，為她源源不斷地噴薄著。每一次約會，我都要帶著一封情書去。回來後，我會陷入一種新的抒發欲望，再次拿起筆來。

　　我的前妻，她就是這樣一個充滿魔力的女人，魔力，這個詞不同魅力，你是文學家，一定會體會到這兩個詞語的內涵差異。

　　3、他的明星情人讓他放縱和瘋狂：

　　大概在1992年，郝寧與一名中國台灣籍美國商人在舊金山注冊成立一家投資管理公司，我親自給這個公司批了一筆2300萬美元的貸款。事後不久，這家公司涉及香港洗黑錢500億港元一案，受到香港廉政公署偵查。而該筆貸款迄今仍未償還，成為呆賬。這是我惹的最大的一個禍，也是後來我的人生天平上最大的罪行砝碼，這個砝碼不是安娜或者其他哪個女人給我的，是我自己的老婆給加上的。

　　回國任總部董事長三年後的春節，郝寧回國與我團聚時問我，如果她回國創業我支持不支持，支持的話，她就回來。我說，當然支持。郝寧就在開春後回國，與她的一位在央視工作的大學同學，合辦一家廣告公司。因為有美國的先例，對我平素的風月之事，郝寧一旦風聞一些，掌握一點雞毛蒜皮的破證據，便與我攤牌，開始“戰爭”。每到這個時候，我就出麵幫她在業務上解決一個問題，她就偃旗息鼓。時間長了，見並不危及家庭，而且我在經濟上對她大開方便之門，郝寧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後來郝寧提出的要求越來越大，數字也逐漸加大，我對她的要求，就隻能用“愛理不理”來處理。我與安娜的風流緋聞在北京傳開之後，郝寧再次跟我攤牌，提出要包攬我所在係統的全部廣告業務。我就將計就計，提出全國不行，但最大的分支機構廣東金融的廣告業務可以給她，因為廣東公司的總裁是我親手提拔的親信，比較聽話，懂事。郝寧說，那也行，先這樣。就把她的廣告公司遷移到廣東，並在廣東、福建、浙江、海南、廣西以及香港、澳門一帶，如魚得水地展開了金融廣告的業務。

　　我比安娜大20多歲，且有家庭，安娜這樣的大明星，肯與我維係感情，我一直視為知遇之恩。安娜主動提出婚姻要求，如張愛玲所說的，真是把自己高貴的女人花，降低到塵埃裏去了。我覺得她的內心是苦悶的，為了我，她在承受著哪怕是一個常人也不一定承受得了的屈辱。我能報答的，也就是對她好一點，更好一點。

　　自第一次後，安娜再也沒有提及過跟我結婚的事。她的隱忍讓我更加揪心，她給予我的愛和包容，也讓我更加動心。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有了安娜，今生何求！

　　經過一段時間的深思熟慮和內心的痛苦糾葛，我終於給遠在廣東的郝寧打了一個電話，提出離婚。接到電話，郝寧意外地表現得十分平靜，隻是在電話裏說，我這段時間忙，不能回來談，正好也給你留幾天時間，你認真考慮成熟後，我們再見麵。

　　我知道郝寧聰明，厲害，但依然預計不足。其實，她一接到電話就悄悄回到北京，收集我和安娜交往的證據。過了將近一個月，掌握的材料相當充分了，她才出現了。

　　一見麵，她就大聲嗬斥我，說我是國家花費巨資培養的無賴。她指著我的鼻子責問我說，你知道國家培養一個省部級領導要花費多大的代價嗎？告訴你，跟培養一個脫離地球軌道的宇航員，是一樣的代價。可是，國家培養了一個什麽樣的省部級幹部，你看看你自己，一個偽君子，一個脫離正常社會軌道，自以為徜徉在道德和法律真空的敗類，竟然包養女明星，你以為你是同治皇帝啊，可以出宮嫖妓？笑話，我馬上向中央舉報你，讓黨清除你這個昂貴的禍害。這些年我對你的寬容已經達到了極限，你至今還在考驗我的承受能力。為了一個戲子就不顧孩子們的感受，不顧我多年對你的恩情，和我離婚。好，那我就讓你身敗名裂、一無所有。看那個戲子還跟不跟你花前月下。

　　郝寧這個女人，出身名門，高雅起來如天仙，但一旦發飆，如同草根潑婦，十分猙獰，十分可怕。我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麵臨的處境。我和郝寧之間不僅存在著一層受法律保護的夫妻關係，更重要的，還是自己苦心經營多年的利益共同體，一旦離婚，牽一發而動全身，許多資源將不複存在。更糟糕的是，倘若她果真跳出來舉報我，我如日中天的前景會變成黑暗一片，成為階下囚不是沒有可能。

　　這次的離婚風波以我的失敗和妥協告終。我向郝寧賠禮道歉，並答應幫她拓展在整個華南和華東金融係統的廣告形象代言業務。在一個月內，我就協調了七家金融機構共計11筆廣告代理費300多萬元，直接匯入她的廣東公司。這才暫時平息了她的暴怒。

　　其實，郝寧這邊算是容易解決的，離婚不成，我該如何麵對心愛的安娜？本來，我打算把慷慨離婚作為一份大禮送給她的，現在反而惹出麻煩，不得不利用權力，硬著頭皮，赤膊上陣，幫妻子拉業務。安娜這邊，我沒有什麽高招了，隻能實話實說。我說我和郝寧這些年隻不過是名義上的夫妻，但現在離婚還不是時候，孩子還小，等孩子上大學了，她一定會撒手，否則她折騰起來，大家都非常難堪。你是明星，凡事都有關注度，要愛惜羽毛，我絕對不能讓你進入一個有糾紛的婚姻生活。我們也不能逃避現實，私奔桃花源，我和你沒有事業，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

　　安娜聽我說完，輕輕地吻了一下我的額頭，微笑著說，愛，就是一種等待的過程，隻要你陪著我等待就好。

　　她的話，讓我頃刻淚眼婆娑。

　　5、在位時為討安娜歡心花費數千萬，出獄後反思“一把手權力太大，很難不失控”

　　我要對得起這份情義，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我斥資近千萬元，為安娜在京郊購買了一套獨體別墅，作為兩人的愛巢。我甚至賣掉了十幾塊名表——我有收藏世界名表的雅好，多年來，我收藏到世界上四十多種品牌的七十餘塊名表——籌集資金，為別墅配備豪華家具和高檔電器。

　　我為安娜購置的一套頂級視聽設備，就花費200多萬元，這個數字，在當時可以在京郊買一棟小別墅了。為了她方便出行別墅，我又為她購買了一輛價值300多萬元的進口蘭博基尼跑車。

　　你問我，哪裏具備這麽強大的經濟能力？這個……嗯，這個，我跟你說，我有這個經濟承受力。我的工資收入很高，這個，你應該了解的，央企嘛，前些年薪酬就是很高的啊。

　　當然，我不諱言，我作為一個部級領導，一個掌管著數萬億資產的領導，一些瑣碎的花銷，是不需要個人掏腰包，個人跑腿去操辦的。有許多人排著隊，為我辦，辦了還受寵若驚，辦了還對我感激涕零。

　　說實話，我們的官員，一旦熬成一把手，權力太大，很難不失控啊。一旦失控，就是自己的問題了，怨不得組織，怨不得體製，怨自己吧。在這方麵，我的確是犯了錯誤，犯了大錯誤，嗯，非法吧，跟黨中央開了一個大玩笑。代價也付了，人生也完了，從巔峰跌到穀底了，宛如一場春夢，醒來發現，卻是噩夢啊。

　　我的事發，是我自首的。這在省部級以上幹部的案例中，並不多見吧。這也是我的坦蕩，我的天真。當然，這裏麵也有我的絕望。我不斷被人舉報，風聲傳得越來越大。有人說，中紀委已經掌握了我大量違紀違法事實，就等著中紀委常委會研究，一旦線索確鑿，常委會通過後，就會對我采取措施。人在這種信息的包圍中，是很難受的。一天，為了試探虛實，我拿起桌子上的紅機，接通分管我們這塊工作的國務院領導，跟他請示，希望能當麵向他匯報工作。結果，領導很客氣地說，過幾天有空的時候，聽秘書通知。我覺得這不是一種好的信號，這跟以前領導一接到電話，就滔滔不絕跟我說工作的情況，大相徑庭。放下電話後，我在辦公室坐了一夜。

　　

　　▲法庭上的王雪冰

　　第二天淩晨，我打了一個電話給遠方的郝寧，說了我的擔憂。本來想得到她的安慰，並希望她能看在夫妻情分上，通過她老爺子的人脈，給斡旋一下。沒想到，她在電話裏勃然大怒，說一定是你的奸情敗露了，天下女人何其多，你腦子進水，偏偏要去惹一個戲子，能風流幾年不出事，已經是前世積德了。勸你趕緊去中央說清楚，生活作風腐敗，最多挨個紀律處分吧，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我已經懶得爭辯，聽她喋喋不休的嗬斥。我摔了電話，下樓開車去別墅，找到安娜，跟她一起吃早飯，並把我的擔憂說了出來。

　　安娜伸出她那隻戴著我送的價值百萬江詩丹頓的胳膊，用手摸摸我的額頭，說，親愛的，你大概累了，別感冒了，好好睡一覺，一切都沒事了。

　　我哪裏睡得著，就陪著她在餐廳裏坐著。沉默了片刻，她到客廳打開音樂，說，親愛的你太緊張了，需要放鬆神經啊，你不是喜歡華爾茲嗎，我來陪你跳一曲慢華爾茲吧。

　　我非常感動。我覺得安娜在這個時候給我的溫情，是一份無法取代的慰藉。

　　她拉著我的手，來到客廳。我清楚地記得，她放的是《友誼地久天長》華爾茲慢三舞曲。我和她緩慢起舞。當時的情景，現在回憶起來，十分模糊，僅僅記得舞曲放的是：《友誼地久天長》。這首曲子，喚起了我心中從未有過的一種酸楚，無法言喻。

　　兩個小時後，我決定重新回到辦公室上班。

　　京郊的冬天，有些荒涼。落光葉子的楊樹，靜靜地站在曠野中。沒有風，沒有雲，沒有藍色的天空。一切都在煙霧蒙蒙中。我把車子開得飛快，飛快。我仿佛是踩著快步華爾茲的鼓點，在急速地奔跑，甚至跳躍，甚至飛騰。回到單位，一切如同平常，聽匯報，開會，看材料。就這樣，恍恍惚惚地過了幾個月。

　　可笑而又可悲的是，安娜，那個風情萬種的明星女人，我再也沒有見到。她在《友誼地久天長》的舞曲中，消失得一幹二淨，徹徹底底。

　　我簡直無法相信，世界上還有這種女人，斬亂麻的刀如此鋒利快捷，讓人反應不過來。

　　她一消失就是幾個月沒有消息，我也真的病倒了，高燒不止。我一度懷疑，跟安娜的一切，不過是自己的精神幻覺。我記得看過一部關於諾貝爾獎獲得者小約翰·福布斯·納什傳奇人生的電影《美麗心靈》，說這位普林斯頓大學教授長期患有精神分裂症，進入自己幻覺的世界，扮演著拯救祖國安全的科學特工。我是不是也在重演小約翰的人生？我無法接受安娜突然離開、杳無音信的現實，我幾乎懷疑有沒有這個中國演員，我有沒有看過她主演的那麽多作品，我的豔遇與她的浪漫相伴、肌膚之親，是不是我對偶像明星空想過頭，而產生的幻覺生活？

　　可是，幾個月後，安娜突然又高調出現了，不是在我的生活裏，而是在媒體上。她還是那麽光華四射，笑語吟吟。她告訴記者，這兩年她一直在國外拍戲，順便在一個世界著名的電影學院裏旁聽，她太渴望學習了。她透露，她在國外還收獲到一份愛情……

　　交談結束後，我（注：這裏的我是記者）給他遞上我臨時準備的一張紙條，請他再回答我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你的人生從巔峰跌入穀底，僅僅是因為這兩個女人嗎？有沒有自身的原因？

　　他沉思了一會兒，說：“這兩個女人固然不是省油的燈，但女人嘛，在生活中，誰都會避不開的，她們不過是男人犯錯誤的介質。我不遇到她們，也會遇到別人。世界上美麗、聰明、有風情，又會駕馭男人的女人，豈止她們兩個，無處不在啊。所以，問題還是出在我自己身上。

　　“到底什麽問題，我沒有完全想透徹。浪漫是沒有罪的，如果浪漫有罪，人類就不會幾千年歌頌浪漫，布施浪漫。浪漫是每個人向往的權利，所以我追求浪漫也是無罪的。但我為浪漫，違反了黨紀國法，這是事實，這也的確是為浪漫付出的慘重代價。

　　“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我會思考清楚。但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甚至會到下輩子才明白。抱歉。”

　　第二個問題：如果讓你重新活一次，你還會選擇這樣的浪漫、這樣的生活嗎？

　　他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

　　“不過，”他補充說，“我會自己創業，而不是選擇在體製裏奮鬥。”

　　兩個問題回答完，我本來的狐疑頓然解開了。其實，以他的聰明，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問題。畢竟，放縱、違法跟浪漫的界限，雖然有時並沒有明確的劃分，但再模糊，對他這個文化層次與社會閱曆的人來說，應該不會拿捏不準的。

　　可不可以這樣說：他放縱了自己。或者說，欲望扭曲了他的浪漫。

　　如此放縱和浪漫，在今天的中國，不僅在體製內要受到懲處，就是在體製外創業，也終究屬於不道德，也是要碰得頭破血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