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

大哥走了。熬過了晚年的病痛但還是沒熬過這個萬惡的病毒。他走了，不知道在他最後的日子裏、在那冰冷無情的ICU病房裏，麵對那麵隔絕親人的寒窗是否平靜，安詳。他走了，也許對長期遭受病魔折磨的他是一個解脫。但那種痛已經移植到親人心裏，針紮一樣，如一隻無形的手抓著我的心，那樣地沉重，那樣地難受，那樣地令人窒息……這種感覺曾在多年前父親離世時感到過。

這幾天我一直像夢遊一樣，腦海裏浮現的都是大哥的畫麵，沒有次序，沒有邏輯，顛三倒四又身臨其境。

1978年夏天，那是我上大學的第一個暑假。由於文革的耽誤，我們這代人荒廢了太多的時間。入學後發現自己知識缺失的厲害，再加上我們這一屆又是三月份入學，離家時間並沒有太久，我就沒有回家，留在學校裏讀書。一天中午，我躺在宿舍中間的大桌上午睡。忽然覺得有人從敞開的大門走了進來。入眼的先是一雙涼鞋，然後是一件土黃色的西式短褲，我猛地抬頭，大哥就那麽笑眯眯地俯視著我。

那時大哥在縣棉織廠當業務員，走南闖北，這次是出差到上海順便來看我。當然，也可能是來看我順便出差。人生四喜，'他鄉遇故知'是第二把交椅。那麽他鄉見長兄呢？可以想象我當時的激動。大哥在上海時間不長，除了一見麵時的驚豔，印象最深的就是嶽陽樓的那頓飯了，那包我銘記一生的豬頭肉。

那天我們從淮海路逛到了南京路，囊中羞澀，隻看不買。口幹舌燥而且腹中空空之時，逛到了西藏南路靠近南京路的嶽陽樓酒家門口（或許叫嶽陽樓飯店？記不清了）。看到那高牆大門樓上樓下的格局，我平時是會避而遠之地。大哥昂首挺胸當時毫不猶豫地帶著我走了進去。到二樓找了個桌子坐下，大哥要了兩個菜和兩瓶二兩裝的上海白酒，然後不知從哪裏摸出來一大包豬頭肉。足足有一斤多，包在一張牛皮紙中，攤開了放在桌上。後來我才知道，嶽陽樓飯店是一家湖南菜館，當然，在剛結束文革不久的78年，物質匱乏，人們剛剛溫飽而已，嶽陽樓是否有湖南特色菜我不得而知。其實我也真的記不起大哥要的那兩個菜都是什麽了。記憶中隻有那包油光光的豬頭肉。坐在上海市中心的高檔酒家（高檔隻是對我們這種小縣城的人來說），吃著大哥不知從哪個巷口小攤上買的豬頭肉，喝著最低價的小瓶裝上海白酒，我們兄弟倆天南海北聊了好久。那餐飯從此也成了我一生中記憶最深的一頓。在以後的日子，我也算是滿世界飄零，南北東西不知進過多少酒家，吃過多少不同的餐式，再也沒有一餐如此的銘刻於心。我當然也試過豬頭肉，總感覺味道中少了點什麽。

我的大學期間，家中的經濟情況一直不好，那時爸爸在中學當老師，媽媽病退，兩個人的工資加起來維持一大家人的日常開銷都困難，更不要說還要供養我這個大學生了。大學期間我一直申請困難補助，但也時有錢不夠了向家裏開口的時候。在父母捉襟見肘之時，大哥就會慷慨解囊。其實，那時節大哥也不寬裕。

後來，有幾次我們兄弟在一起喝酒時，大哥也會提起嶽陽樓那頓飯，語氣裏滿是驕傲。大哥驕傲的是我們在那個年代大上海的嶽陽樓下過館子。而我也很驕傲。我驕傲的是在那裏我吃過人生中最好的豬頭肉。我覺得湖南菜裏或許真的應該有這道菜。

大哥的求學時代正是文革前極左思潮泛濫的年代，初中畢業考試時他不想考高中，非要去考一個軍工有關的中專，結果政審不通過。於是在14、5歲的年紀就下鄉務農了。那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還沒有開始，是縣裏組織了一大批城裏閑置的有城鎮供應戶口的年輕人，在黃河故道邊開墾了一片土地，成立了一個青年農場。文革時期在這個農場基礎上建立了知青農場，這也是我後來下鄉的地方。當我74年下鄉時，他們那一批老知青大部分已經回城，留下的也是農場的骨幹，我們稱他們那批人為'老八年'。

老八年們的創業階段非常艱苦卓絕。土地是開墾的荒地，住房是從草棚搭起，一切都是白手起家……進入文革也不能免俗，各種的傾軋爭鬥。當然，在一個青年人聚集的地方，也同樣會才華洋溢爭奇鬥豔。大哥的農場生活是多姿多彩的。大哥喜歡打籃球，是原來中學校隊的主力，當仁不讓地也成為農場球隊的主力。大哥喜歡唱歌，歌喉嘹亮，後來也成了農場宣傳隊的一員。那時農場宣傳隊沒有樂隊，每逢演出時大哥會站在舞台前端的幕布旁高聲唱出伴奏。大哥曾經給我炫耀過這段經曆，為此我總是腦補出一個哭笑不得的場麵：一個高挑的青年在舞台邊高唱著過門，伴著一群穿著軍裝戴著紅袖箍的忠字舞者……我能感到大哥那時是驕傲的，也是引人關注的。或許關注的人中就有我後來的大嫂，那時大嫂是農場的大隊長，根紅苗正，一把幹活的好手備受矚目。他們的愛情故事是如何開始的我不得而知，但一定是充滿活力與朝氣的。知道大哥戀愛的消息時我在讀初中。二哥和徐州來的表哥去農場探望大哥，回來後二哥給我說，有一女的給大哥納了一雙鞋墊，讓他和表哥一起給偷偷地掛回她門上了。當時我也感覺有趣。現在想想幸虧沒讓這兩個家夥得逞。

侄子今天給我發來微信，告訴我他爸爸已經入土為安了。殯葬的這天天降大雪，一派吉祥。這時候我腦海裏卻是一幅風雪夜歸人的畫麵。那是大哥去農場的第一年春節。農場不遠的仲堤圈曾經是我父母在當地教書時借住的村子，也是我出生的地方。房東大爺一直像自家親戚一樣，多年後還在走動。那一年大爺殺了一隻羊，讓大哥帶回家過年。那年的雪特別大，從仲堤圈到我父母調動後的安付莊有幾十裏路。風雪交加，天寒地凍。一個14、5歲的少年，扛著一隻羊在風雪中挪動。那是需要勇氣和毅力的，當然也需要膽氣，這種膽氣我們兄弟中，老大有，老二也有，我這個老三自愧弗如。後來積雪太厚，天黑看不清路了，荒郊野外，一旦失足掉進雪窟難以想象。大哥走到一個牛屋（當地農村生產隊養牲口的倉房）借宿一宿，與一幫農民胡侃半天，在火堆旁烤幹了衣服，睡了一覺。第二天醒來發現口袋裏的幾斤糧票和一點零錢沒有了。但他沒說什麽，扛著羊上路了。後來他告訴我說，其實有人摸他口袋時他是知道的，隻是沒敢動。這也是一種江湖經驗，一個14、5歲的少年就有的江湖經驗。而我在這個年齡時還隻是一個懵懂少年。躲在父母羽翼下，跟在兄長背後，無風無雨，花好月圓。

那一年，我們家過了一個豐盛的春節。

我們兄弟三人，老大英武高大，老二英俊聰慧，隻有我這個老三自幼羸弱。我懷疑是他們依仗先來先得的優勢，優先攫取了父母基因的優良部分。但我的確是看著兄長們的後背成長的。他們是我的榜樣，也是我的底氣。

大哥是我們家的男子漢，從我記事開始就是。父親在邵莊中學教書時，我們一家人擠在一個小房子裏。一天門口發現了幾條蛇，大哥手持木棒，硬是打死了三條。還有一次，不知什麽原因我們幾兄弟與校外的一家人發生衝突，那家人兄弟很多，在鄰裏是出了名的凶惡，大哥帶著二哥還有舅舅家寄宿我們家讀書的表哥衝上去打架，這時的我扭頭就往家跑。於是這件事成了我的黑曆史，兄弟們喝酒時經常會被提溜出來。而我就會辯解說我是回家搬救兵去了。其實，現在我也不懷疑我就是臨陣脫逃的那個。那時，我大概4、5歲。而大哥那時也不過12、3歲。

大哥的成長成熟大約是在農場完成的。那時的他來自一個農村教師的家庭，自小在農村長大，而農場的那幫年青人大都是城裏的孩子。在那幾年裏各種的爭強鬥勇，打架鬥毆應該是常態，而最終大哥脫穎而出。後來他成了農場裏的專職養蜂人，也與當時農場的一把手及幾個紅的發紫的青年幹部等五人結拜兄弟。在那個年代，一個毫無根基的黑五類子女能做到那一步著實不易。他們那一代人心中存有一股俠氣，魯西南也是一個江湖氣十足的地方。大哥的那幫把兄弟大約是一幫氣味相投的朋友。在那個封閉的年代，大哥隨著季節遊牧蜜蜂，天南地北追逐花季。聽起來浪漫，實則艱苦。那種曠野獨身的孤寂以及轉場時的巨大體力消耗非常人能夠忍受。大哥的那種吃苦耐勞，勤儉獨立，膽大心細的個性大約也是這個時期成型的。養蜂的經曆不僅開拓了大哥的眼界，更讓他接觸了不同地域的人文。特別是形形色色的各色人等讓他增強了見識。大哥沒讀過萬卷書，但他是真真切切走過那萬裏路的。這段人生積澱也是他在工廠業務員崗位上遊刃有餘的基礎。這以後他成功從工廠調到縣勞動局成長為一名正式的國家幹部。

八十年代初，經過多年的努力，父親終於如願以償調回了老家徐州。大哥一家不久也調回了老家，到教育學院任職。農場-工廠-縣勞動局-大學，大哥實現了人生的三級跳。大學的職場與大哥原來的生活距離遙遠，基層生活打下的烙印也與文人環境格格不入。渡過開始的僵硬，大哥很快就調整了泳姿，在學校找到自己的位置，開始如魚得水了。從教材科到後勤處直到退休。大哥後期的職業生涯是安穩平順的。

大哥是孝順的。初到徐州，大哥一家與父母同住在一所學校裏。哥嫂一直協助父母打理家務。有幾年大哥一家搬到教育學院宿舍居住，但每個周末總是在父母身邊度過。我們兄弟姐妹五人，大姐留在縣城生根開花，二哥在北京拚搏發展，我九十年代末移居國外，長期隻有大哥一家和妹妹一家一直守護在父母身邊。父親晚年重病，多年臥床不起，也主要是大哥大嫂和妹妹她們伺候床前，扶病問藥，抱上抱下。父親走後，大哥一家與母親同住，一直竭盡孝道，對母親關懷備至。

忠厚傳家，詩書繼世。父母為人師表，待人真誠，一生勤懇坦蕩，兢兢業業。雖清貧一生但積善之家福澤後人。我們兄弟姐妹繼承家風，倒也是相互友愛，相互扶持，雖偶有分歧然親情切切，從未有間。兄弟三人，大哥對父母盡心盡力，二哥為大家庭殫精竭慮，隻有我孤懸海外，山高水長，很多時候有心無力。每次回國第一重要的是看望母親，第二重要就是兄弟姐妹團聚。每次相聚，我們兄弟三人總要喝幾場大酒。相逢一笑，一杯酒就解了萬般思念。疫情隔絕了世界，三年沒見，我的大哥竟然走了。

悲痛！蒼天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