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言自語

人都需要一傾訴對象,但很多時候有些話是不需要聽眾的。自言自語是一種狀態也是一種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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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插茱萸少一人(1)

(2006-11-27 16:37:32) 下一個

清晨六點半,電話鈴把我從夢中叫醒。二哥那頗有點酒氣的嗓門伴著嘈雜的背景音從電話那端傳來:‘七點半了,睡醒了吧。’嗬嗬,這加拿大的時差冬令夏時的總讓國內的人迷糊。

今年是老母親的八十大壽,這可是我們全家的頭等大事,一家人早就計劃著好好慶祝一下。在二哥的提議下把老太太接到了北京,大哥、姐姐和妹妹他們幾家也都在這個周末趕到那裏匯聚,加上在北京工作的下一代們也的確是子孫滿堂了。本來我也計劃趕回去的,可惜這邊換房子的事卡在當中,實在脫不了身。二哥安排的壽宴是在北京時間周六的晚上,由於時差的關係我怕趕不上點兒,在這裏周五的晚上也就是國內的周六中午已給母親通過電話,一家三口在電話裏給老母親拜壽。本想早晨上班前再給母親打個電話祝福的,可他們比我還著急,在晚宴的高潮時刻把電話撥了過來。

‘該你給老母親祝壽了,今天就少你了。’‘生日快樂媽媽!’聽著媽媽那爽朗的笑聲,和電話裏麵那些個嘻笑和暄鬧,我竟然一時語塞,心兒也好像飛回了故土,留下一個空蕩蕩的胸膛……

如同很多中國的老知識分子,母親的一生也是充滿坎坷和磨難的。那時候母親是個小學教師,在知識越多越反動的年代,充其量也不過和知識沾上點邊,遠沒達到反動的標準。和父親內向隱忍的個性相比,母親性格外向、剛直,堅韌不拔,工作潑辣、勤奮,為人好強,不甘落後,每年都是學校裏的先進工作者。我記得那時候媽媽的獎狀一摞摞地堆滿了床下,她所帶的班級也總是學校裏最優秀的。她的這種性格當然也容易得罪人,這也是她在文革中受到衝擊較多的原因之一。

文革開始的那年,父母在魯西南的農村小學教書。按說那是個鬥爭當權派的歲月,但在那個偏遠的鄉村,鬥爭方向很容易地被轉移到學校裏幾個出身不好的教師身上。我父母當時首當其衝。那一年我姐姐上高三,逗留在縣城裏;大哥已經下鄉到青年農場;家裏隻有雙目失明的奶奶、輟學在家的二哥和我及剛及入學年齡的妹妹。後來父母被集中到十幾裏外辦學習班,造反派們把我們家從學校裏趕到大隊試驗田中的一座破機器房裏。那一年的冬天似乎特別冷,風雪一直從那些個破席子的空隙中灌進屋裏。我奶奶也是在驚嚇和寒風蕭瑟中去世的。已靠邊站的大隊長王培誌領著幾個好心的鄉親們幫忙把奶奶下了葬。在所有外人都離去以後,媽媽開始痛哭,痛苦地在奶奶墳頭上打滾。這是我記憶中第一次看到媽媽流淚,流的那麽徹底,那麽撕肝裂膽,那麽毫無顧忌。

隨著文革的進程,政策在忽緊忽鬆地變著。 70 年,在父母的努力下,我們家從鄉村搬到了公社所在地的中學,在那裏我們兄妹又開始返回教室上學。我們在父母的鼓勵下很快就追趕上了同年級學生的進度。那期間,趕上萊蕪建設兵團招人,我二哥好不容易去了兵團,開始了他開山打石頭的生涯。兩年後,媽媽又找到在縣教育局負責的一位江蘇老鄉,把爸爸調到縣一中任教。我父親原是師範學校的教師,後來在調動過程中因中學被砍掉而流落到小學教書,調到縣一中也算是他職業的一種回歸。這樣,使我們家也終於從農村搬回到了城裏,這一步對我們家以後的發展是決定性的。

那時候,媽媽的身體已經十分地虛弱,精神也因為承受不住那些無情的政治打擊而時常處於崩潰的邊緣。但她為了這個家依然堅強地堅持著,不懈地努力著。正是這種堅持和努力才給我們家日後的發展奠定了根基。相較於父親的忍耐和逆來順受,母親的這種堅韌不拔更是讓我肅然起敬。

馬英九在談到夫妻關係時曾經玩笑說:‘大事先生作主,小事太太作主,事情是大事還是小事由太太作主’ 。這和我們家的情況倒有些相像。我父親是個生活得與世無爭,比較隨遇而安的人。家裏家外的事多是母親操心。那時我們家人口多,生活困難,但不管多困難,父親在家總能享受一點特殊待遇,哪怕是一碟小菜,兩杯白酒。在我們家的困難時期,在很大程度上,這個家是母親靠她那堅強的意誌在苦苦支撐著。所以,在多年後的日子裏,父親曾多次語重心長地告訴我們,我們家能有今天主要是母親的貢獻,‘你們可以不尊重我,但不能不尊重母親啊!’

文革結束以後,那種沉重的政治壓迫逐漸地減少,但母親也因為身體不好而辦理了退休。退休了,不再受那無端的閑氣,母親把所有的精力又都化在家裏。那時大哥已結婚並有了兩個孩子,這兩個孩子都是母親幫忙帶大的。

高考恢複後,我和二哥先後都上了大學,這著實讓父母很是高興了一陣子。再後來,在 81 年父親調回江蘇老家市郊的一家中學任教,我們家又從山東搬回到江蘇,父母才算落葉歸根了。調回老家後的歲月是父母一生中比較安定的日子。當時我妹妹還未婚,隨父母一同遷回江蘇。一年後我大學畢業也分配回來,隨後我大哥一家也調了回來。這樣,除了在山東當地安家的姐姐和在北京工作的二哥,我們家的主體已在老家重新安頓下來。那些年家裏的經濟情況還不是很好,但在母親的料理下也算溫馨、溫暖,其樂融融。

快樂的日子總是如白駒過隙。轉瞬父親退休,而我們一家也趕著洋插隊的熱潮跑到了太平洋對岸的加拿大接受異國風霜的洗禮。送我們出國時,父親的目光是黯淡而沉默的,我不敢麵對那目光中的不舍,那好像有千言萬語而又無從表達的沉默;母親的目光是熱烈而鼓舞的,盡管含滿了熱淚,但我看到了鼓勵和期盼。‘父母在不遠遊’, 那真是顛撲不破的真理。那時的父母都已年老多病。做醫生的我為他們的生活提供了很多其他兄妹所不能企及的幫助。養子防老,尤其是當醫生的孩子,那是老人們的依靠啊。而隨著年事的增高,我對他們的意義也會越來越大。事實證明,在我出國後沒幾年,我父親的病情則日漸加重,最後臥床不起了。在父親病重的日子裏,母親、大哥、大嫂和妹妹他們給予了他無微不至的照顧。但最應該侍奉於病榻的我卻在天邊的異國他鄉為著蠅頭小利而日夜勞碌著。每念及此,我心中就有莫名的絞痛,而這種痛楚隨著時間的推移也越來越濃烈,越來越不能釋懷。我多少次捫心自問,如果再選擇一次,我還會選擇出國嗎?答案是否定的,我決不會再選擇在父母年老多病的時刻離開他們,也絕不應該。我是個不愛吃後悔藥的人,不論結果好壞,從不為自己的決定或自己走過的路後悔。這件事是我迄今唯一後悔莫及的,不為出國後的種種困難和磨難,也不為羨慕國內的舒適、安逸的生活,為的就是這個‘孝’字。

那個時期,正是我和太太經營的第二家酒吧剛走向正軌的時候。我每天十點鍾上班,幹到淩晨四點多鍾才能收工。店裏的員工和經營秩序都還沒完全理順。接到父親病危的電話後,我把生意丟給了太太,在一天內辦好了機票,申請了護照並在中國領館下班後敲開門辦了加急簽證,第二天就飛回國去。當我奔波三十多小時趕到父親病床前時,父親的病情經幾天搶救已趨於穩定,但此時的父親已完全認不出我來了。望著父親那微弱又陌生的眼神,我真的知道我回來晚了。看著病重瘦弱變形的父親,看到母親那衰老憔悴的麵容,我的心是滴血的。可我又實在不能多在父親身邊多陪上幾天,兩周以後,我又匆匆趕回加拿大。離別那天,我知道那是永訣,我真的好想在父親病床前多待上一會兒,可我又真的怕自己控製不住那些個發自心底的哀痛和那噴薄欲出的熱淚。我是逃出病房逃出醫院又逃出中國的。作一個逃兵,有時真的很無奈又真的是件很羞愧的事。

父親去世的噩耗是在三個月以後傳來的。對此,母親專門在電話裏囑咐我不要再趕回去了,說是幾個月前已見過了,我這裏事多走不開的。當時我是決意要回去的,但要在月底前趕回來報稅,可無論如何也訂不到回程機票,最後隻好作罷。我含淚寫了一篇悼詞傳真回國,又在家中設立了父親的靈位每日祭拜。父親的葬禮很隆重,很多領導、同事、親朋好友及原來山東的學生、朋友都來祭奠他。對此母親是很感安慰的,她電話中對我說:‘你爸爸是個好人,那麽多人來悼念他,他的在天之靈也應該安息了。’

父親去世以後,我就想把母親辦出來探親,這樣改變一下環境也好讓她散散心。可她一定要等父親的祭日滿一年後才出來。出來後由於我們夫婦兩人天天要忙生意,很少能抽時間陪伴她,使她在國外的生活依然挺孤單,或者比國內還要孤單。母親依然未能完全從父親去世的陰影中走出來,在國外看到什麽新鮮事,或吃到什麽新鮮食品總是會想到父親。也總是說,要是你爸爸在如何、如何……母親是決意要在天冷之前回國的,好在我們在她回國之前把生意賣掉了,這才有時間陪她開車到處玩玩。當時我們帶媽媽遊了千島湖,去了渥太華和蒙特利爾,去了大瀑布也看了白求恩的故居。這一段時間的近距離觀察,我發現母親對生活的熱愛是發自內心的,七十多歲的高齡依然對新事物充滿好奇,生命依然充滿活力。這期間我們買了房子並搬了家。新家院子裏有幾棵大樹,離家幾十米就是一公園。回國前的那段時間媽媽總是每天幫我們掃樹葉,也會到公園裏采摘各種各樣的秋葉,說是要回國後裝飾自己的臥室。

母親是一個人回國的。那麽大歲數又不會一句英語,我真的很耽心,本來是要等有熟人回國時一同走的,可她決意要走。後來就聯係了航空公司的輪椅服務,但在那天進機場時不知為何沒能安排。我告訴機場人員讓他們幫忙協助母親登機,看著母親走進檢票口並漸漸消失的背影我的心一直忐忑不安,七上八下。這種情緒一直持續到第二天,當二哥打電話來說媽媽安全到達北京時,我那顆心才徹底放下來。

母親回國後常在老家和北京二哥那裏走動,並曾回山東我姐姐家住過一段。這期間我二哥還安排她國內旅遊去了西安、海南、上海、蘇州等地。母親的精神和身體竟日漸強健起來。

我是在父親去世三年的祭日回國的。守孝三年是為古風,在我老家三年掃墓至今依然是非常隆重的祭典。那一天我和二哥及我們的侄子他們一起從北京開車回老家。夜裏趕上高速公路大塞車,在濟南北被堵了五、六個小時。幸好趕到家時尚未晚了祭典。當我跪倒在父親墳前時,萬千思緒一起湧上心頭,胸中有一種裂痛,那種痛是無法表述的,那種痛緊縮了我的心髒卻抽空了我的大腦,我想痛快淋漓地哭出來,卻隻能流出幾滴眼淚,我想說點什麽,卻口幹舌燥發不出聲來。我隻是感到心中堵著塊東西,堵的十分難受。我當時真想大叫幾聲,但又怕那種怪異驚嚇了母親和一旁的親朋。近日在網上讀一篇小說,說著老移民的變態,我不知移民八、九年算不算得老,但我在父親墳前的感覺大約就是變態了吧。我平時會為一件極小的小事突然感動流淚,而在這麵對失去的親人的大悲時刻卻麻木了大腦,這難道就是傳說中的變態嗎?(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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