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災來臨是檢驗水利專家的機會,火災是檢驗消防能力的時候,疫情則檢測社會綜合動員能力和醫學專家、防疫專家的應急、解釋能力。
武漢疫情時,新冠病毒來勢洶洶又來曆不明,打了個醫學、防疫專家個措手不及,但高福、管軼、張文宏還是竭力穩住了陣腳。病毒的發展和變異考驗著專家的能力,這是專業對口的事。但從去年疫情開始,病毒的社會效應又檢驗著文人的良知,仿佛新冠病毒不僅是肺炎,還是有關心髒的良心症狀。好像華北抗日根據地的蓬勃發展不僅在於聶榮臻楊成武的指揮部署,還取決於《敵後武工隊》《小兵張嘎》寫得是否精彩似的。
在忍不住喊疼成為奢侈品的地方,文人的發聲真成了檢測疫情的一項指標了。於是,武漢封城期間的《方方日記》就成了醫學觀察之外的疫情社會學記錄。疫情封城不單純是個醫學問題,不僅僅有病毒傳播線路的記錄,也得有社會情緒的起伏曲線的記載。有關部門對前者倒是有科學態度,但對後者卻很藝術:忍著點兒!喊疼不怕丟人呀?在對前者找不到特效藥時,對後者卻下狼虎藥。
所以,西安這波疫情時,網民弄不清楚患者被隔離後怎麽治療的,卻想看明白封城中的人們是怎麽生活的。與方方有同等地位的陝西省作協主席賈平凹,就被期待著交作業,看他的“日記”怎麽寫。由於方方的表率作用,哪個地方若被封城,當地的作協主席反而成了大家期待和擠兌的目標,這也算是疫情的次生災害吧?那麽多人恨方方是有道理的。
其實,熟悉賈平凹的網友對他敢寫“日記”不抱指望,隻是起哄擠兌,把疫情封城寫日記當做是檢測省主席及市主席作協主席們“狗嘴裏能否吐出象牙”的巴甫洛夫實驗而已。西安作家張開嘴,看誰能吐出象牙來。
賈平凹寫過“日記”,三十年前的《廢都》就記載了“莊之蝶”睡文學女青年唐婉兒、保姆柳月的“日記”。曾經滄海難為水,擠兌賈老師再寫“日記”,有點兒強人所難了。麵對西安當地的疫情這麽鮮活的題材,網友們都勸賈主席“來一口唄”,賈主席搔頭弄姿:怕上頭!
作家有創作自由,現在居然被個“日記”難為得裏外不是人,這叫什麽事啊!
這事怨不得網民,因為我們的教育把作家地位捧得太高。蘇俄的十月革命是列寧操作成功的,為了強調革命的必然性,就把文學家高爾基推為預言者,一篇《海燕》就成了革命必然性的預言,“海燕狂飛蛇過道,暴雨不久就來到”。作家本來就是個寫字人,以筆謀生的手工業者,在左翼譜係裏卻被委以重任,被當做大變革、大災變的前兆圈養起來了。職責重,壓力就大,過去每次運動都先從作家開刀,好像是地震前先把有預警能力的動物幹掉,防止“老鼠上樹”“蛤蟆亂叫”的報警。被捧成巫師了,既享受巫師的供奉,也得接受“獵巫”的風險。隻有社會主義陣營裏作家能一篇小說撼天下,一篇“日記”驚社稷,作家命運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是有特定因緣的。
作家因為這項莫須有的功能被重視,也因此被迫害。其實,作家沒有特異功能,頂多“春江水暖鴨先知”,先知能力與鴨相當而已。
西方國家就有點馬大哈,不把作家供著,也不把作家踩著,連個作家協會都是純民辦的,像個互助組,照顧活不下去的作家,名作家都不屑於入會。
社會市場轉型以來,作家的待遇和風險同時降低了,但官方對作家的“巫術”功能一直殘留習慣性警惕,生怕“利用小說反啥啥”,讀者也保留了對作家的習慣性期待,希望他們一文風行覺天下,為蒼生請命。讀者不知道,現在圈養的作家都是從東家手裏拿項目,作品已淪為中標得獎的標書,為民請命是傳說,向領導“請命令”接任務倒是常有的事兒。現在作家這個行當既不值得警惕也用不著期待了,是跟修鞋修傘的差不多的手藝人了,大部分作家除了手藝差之外還別的毛病多。
賈平凹這次張嘴說了幾句八麵玲瓏的客套話,不配合巴甫洛夫試驗。沒承想西安市作協主席吳克敬一不留神吐出顆虎牙來,他罵封城期間那個要衛生巾的女人“矯情,小姐做派”,盡管該女子已經敲鑼道歉,譴責自己沒忍住大姨媽,但吳作家仍然不放過她,以大姨父的威嚴諄諄教誨:流血事小,失節事大。好像他天天在行經分洪似的,虎牙碎了一地。據說這貨曾經中標得過“魯迅文學獎”,魯迅可被黑慘嘍。
西安前媒體人江雪寫了篇《長安十日》,讓讀者感到了封城期間眾生的溫度與女性作者的溫情。武漢的方方和西安的江雪都是女性,好像新冠病毒不適合讓陽性男作家來寫,女性更能促使社會病毒轉陰吧。
所以,賈平凹不回應擠兌,怕一張嘴把事兒說成了“陽性”,堅決不寫封城“日記”讓網民做巴甫洛夫式吐象牙試驗。顯示了省作協主席級作家的定力。
三流作家吳克敬就不成熟,一開口罵女人要衛生巾矯情,就全身呈病毒陽性症狀,被網民鋪天蓋地甩來的衛生巾,活活塑成了一個“巾國英雄”造型。
202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