肅殺的夜晚
剛才和韋恩聊天,談到了2月17號晚上那天,將要清場的肅殺氣氛已經撲麵而來,譚姆拉就是那天下午被捕。我是個特別敏感的人,一直保留著動物一般的敏感。那個晚上很冷,一方麵是身體的原因,一方麵是心靈,我如同驚弓之鳥一樣一直在發抖,那天晚上從多倫多來了兩個華人朋友為卡哥助力,我們就在一起聊天。然而,即使是這樣,憤怒還是戰勝了恐懼,我竟然在一小簇警察麵前主動發表演講,企圖說服他們不要暴力鎮壓和平的群眾,他們倒是挺好的,無非是進了警車,不搭理我,剩下兩個小年輕等我說完,那個男的還安慰我說,你說完了以後是不是好受一些?
我一直不願意離開,在國會山的街道上耗了很久,本來是約好了要把一輛黃色卡車上的夫妻送到酒店去住的,但是他們在警方的各種高壓之下撤退了,這些危險包括:解雇、吊銷執照、扣除保險、逮捕並留下犯罪記錄……我真是要破口大罵,加拿大怎麽會有這一天?完全合法的和平示威就這樣入了刑罪?!
旁邊的紅色卡車司機我更加熟悉,我去街頭捐現金(代朋友轉交)的時候,他幾乎落下英雄淚,我本來是先請他住酒店的,他拒絕了,說要和卡車一起戰鬥到最後一刻,於是我把酒店房間給了黃色卡車司機夫婦。
那晚我還撞上了感人的另一幕:十多個人手拉手唱國歌,還一起有節奏地大喊“堅守陣地”,這是譚姆拉被捕後對同伴們說的最後一句話,特別鼓舞士氣。
那晚我同時遭遇了信任和不信任:一個西人大胡子在街頭叫出我的筆名,把我拉到那一排人的隊伍裏,我們一起唱國歌,護著那個紅色卡車和司機。
而另外一個西人則要大胡子給我介紹的另外一對卡哥小兩口,不要去我訂好的酒店—我是這麽猜的,但是基本事實沒錯—我之前聽到大胡子要那對小夫妻當心一個華裔男人,和他聊過天的卡哥都進了局子。那個對我充滿狐疑和戒備的西人男子出現的時候,大胡子已經離開了,如果他在,肯定會為我澄清。
紅色卡車司機在大家的護衛下,換了一個地方停駐,我看見他和他的朋友在車子裏笑著聊天—這是我最後一次看見他—卡車很貴,這種也許要二十萬,如果它被沒收,就是失去了辛苦掙來的養家糊口工具,而政府竟然開始拍賣這些卡車!
我總記掛著這個司機,不知道他好不好,希望還能見到他愉快甚至帶點羞赧的笑,有人主動熱情地給我提供信息,可惜那是錯誤的線索。
韋恩似乎知道我說的是誰,他給我提供了另外一個名字,不過太晚了,他開了一天車,很辛苦,需要休息了,我希望之後能從他這裏問出更多的信息。
自由卡車運動裏,有太多平凡而偉大的人們,我希望能永遠將他們鐫刻在心裏。
周四那天,正是因為太過焦慮恍惚,我幾乎一晚沒睡覺,然而渥太華街道卻風平浪靜,警察真正動手毆打是發生在其後的周五、周六。我挺遺憾自己沒有在警察大發淫威的時候和那些如潮的愛國者們一起挨打,因為我實在累了,後麵兩天都是晚飯以後去的,沒有趕上警察發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