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論道
文心，詩心與世情
2022.1.31
文/坐忘
一月二十八號，禮拜五的時候，二娃學校沒課，我很久沒有帶他出門了，一個是因為天寒地凍，今年冬天特別冷，冷不丁就零下二三十度；一個是因為我特別忙，忙得忘記了人間的生活。於是那天下午，我帶他去城裏逛逛，同意他買甜食。因為我比較馬大哈，公交坐過了站，我們來到了國會山。
我還是比較關心政治的，所以當我看見一輛又一輛的卡車，高聲鳴笛進入威靈頓大道，並不感到意外。加拿大人開車很少摁喇叭，通常情況下，這被默認為一種對他人的催促和逼迫，而加拿大人是非常溫和而體諒他人的，沒有極其特殊的情況，一般不會這麽做。大娃是個對聲音特別敏感的孩子，也許和他從小熱愛音樂有關。十歲那年回中國的時候，他對北京街頭此起彼伏的汽車喇叭感到吃驚不已，做了一個小小的統計，告訴我：媽媽，從來沒有持續十秒鍾不鳴笛的間隔，我非常的尷尬，不知道如何對答。
那麽為什麽這些卡車這樣子呢？因為那是外地的卡車司機進京，表達抗議！抗議加拿大的強製疫苗政策。它們每一輛隔得很遠，至少有五百米，緩緩開進加拿大“天安門廣場”前的大道上，車上基本都有標語和加拿大國旗，“反強製疫苗！”，“自由勝過恐懼！”，“上帝賜予的天然免疫力勝過後天疫苗！”
現在這個政策是這樣的，很多公職人員，政府部門，軍隊，醫院，必須打疫苗，否則開除。想要領取政府的失業補助，如果不打疫苗，沒份！如果沒有疫苗護照證明你打過疫苗，不可以去餐館/咖啡館堂食，不可以去電影院、室內健身/遊泳，甚至不可以參加室外滑雪。而加拿大魁省最近的新政策就更加邪乎，甚至不可以去大型室內商貿場所，比如沃爾瑪，Costco，而且魁省在疫情爆發以來，總是采取宵禁政策，比如，晚上十點以後不允許出門，這是幾個意思呢？合著病毒在白天休假嗎？所以在這次的“加拿大卡車司機為自由護航”運動中，魁省省長樂高是全國所有省長裏唯一一個和加拿大總理小特魯多一樣被罵成狗的政客，“操你的特魯多！”，“操你的樂高！”，我看到很多這樣的牌子，當然，還是罵前者的多了去。出於安全考慮，小特魯多總理全家已經離開了平時居住的官邸，暫時躲藏起來了。
周五下午很冷，零下二十度的樣子，我們母子都粗心，所以二娃沒有戴帽子，他的耳朵凍得通紅，叫冷連天，我伸手給他暖耳朵，可是，一會兒我又被卡車司機遊行示威所吸引，拍照片去了。國會山前停著很高很長的卡車，加拿大是個地廣人稀的國家，有很多的平原地形，農業很發達，還有很多的森林，石油，礦藏，從農業省或者石油省開過來的大卡車應該是滿足這些功能需要的，可憐我的無知，一點也叫不出這些車的具體名字，隻能一概稱之為“大卡車”。
我轉身看見一對中年夫婦，他們穿得厚實，也戴了帽子，手裏揮著加拿大國旗，是卡車司機的支持者。女士手裏拿著一頂黑色的帽子，她微笑著對我說，“你好！我可以把這帽子給你的兒子嗎？”我又感動又不好意思，爽快地接受了，因為二娃凍得鼻子都紅了。
我以前每次看到遊行示威的字眼，下意識地，腦子裏總會浮現“五四青年”的畫麵，年輕男子的中山裝，妙齡女學生齊耳短發，密集的人群，人們在隊伍裏憤怒地嘶吼。在加拿大生活了十多年，遊行示威也算是司空見慣了，以前看到的都是小規模，小隊伍。2020年夏天那次，規模要大一些–因為美國弗洛伊德事件導致的那次夢歡雅樂（Montreal)遊行示威，主角是二十歲左右，荷爾蒙過剩的學生，充滿了自我感動的戲劇化色彩，也像頑劣兒童。一家音樂器材店被搶了一把吉他，一家運動用品商店丟了跑鞋，防暴警察像趕鴨子一樣追著他們跑，還放了催淚彈，我是個沒有心肝的老幫菜，看得哈哈大笑。
這次渥太華反強製疫苗遊行的主力是三十歲以上的人，還有許多拖家帶口的，孩子們也參與了這次運動。不少的標語寫著“為了孩子們！”因為疫情給孩子們帶來很多限製，不能去學校上課，不能聚會，不能旅行。二娃是個社交牛逼症，疫情封鎖了好幾個月之後，他去外麵玩，陌生人問他名字，他竟然扭捏起來，以前他是那種追著人家問姓名，愛好，找共同話題的人，甭管對方啥年齡。我後來問他怎麽回事，他說因為疫情關了太久，好久沒有見到外人，所以變這樣了。
周六的時候，我本來打算好好學習的，因為課業實在太繁重，但是，我竟然不小心弄壞了大娃的充電器！怎麽這麽寸哪？！還能弄壞充電器？！唉！甭提了！沒有寫完作業的焦慮勝過大娃發飆的恐懼，我隻好出門重新買一個，那就幹脆看看卡車司機為自由護航行動吧！畢竟周六才是高潮，昨天隻是序曲。
在麗多商貿城的二樓，透過玻璃窗，能夠很好地觀察，整個威靈頓大街都堵上了，很多小車子也加入了抗議隊伍，很多行人舉著或者披著國旗，以及罵小特魯多總理的旗幟，也有許多人舉著標語牌，鳴笛聲此起彼伏。二樓的這個室內天橋區本來是有很多電源插孔的，政府賊壞，知道今天會有很多看熱鬧的閑人或者外地的遊行者，把它們全部斷電了！斷–電–了！所以我不能給手機充電。
一家小餛飩店的老板娘告訴我，疫情兩年以來，一桶油的價格從二十塊漲到四十多塊，洗滌劑從兩塊到四塊，房價更別提了，上漲百分之三十。小特魯多的疫情救濟政策，導致很多人不願意去工作，因為失業補助比工作的錢還要多。加拿大的養老院本來就是管理不善的重災區，人手不夠，這個疫情救濟政策導致護工更加缺人手了。
威靈頓大道上，有人在演講，是一個年輕的母親，大意是她要保護自己的孩子，不能讓她生活在一個大囚籠，失去一切正常生活節奏的世界裏。國會山已經到了幾乎水泄不通的程度，有一位卡車司機在演講，他好像是在譴責小特魯多？我沒有聽仔細。車上有個標語牌說，1982年，你的父親特魯多總理給我們帶來了加拿大憲章，賦予人民自由和人權，你現在難道不感到羞恥嗎？小特魯多的父親也是曾經的加拿大總理，而且是連任時間最長的。有位年輕女士的背後有塊手寫的法語標語牌，“我們的憲法病了！”這次遊行示威的重要內容就是捍衛憲法保護的自由和人權。
疫苗到底有效嗎？副作用到底有多大？是不是必須用政府力量強製注射疫苗？如何實現防疫和保護個人自由之間的平衡？我不是醫衛專家，也不是政治家，我隻能從常識判斷。目前為止，在應對疫情和保障自由方麵做得最好的應該是三個國家：瑞典、英國和日本，瑞典是從始至終聽專家的，流行病專家製定防疫政策，所以人民的正常生活幾乎沒有受到任何影響，他們的死亡率也並不高。英國和日本雖然也有起起伏伏，驚驚乍乍的狀態，但是，政府一直不敢趁火打劫，在疫情中把小政府坐大成“大政府”，打著防疫的旗號，什麽都管，什麽都幹涉。究竟是這兩個國家的政客更要臉還是更慫，還是他們的人民更加惹不起，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兩年過去了，新冠病毒從一個致死率很高的病毒變成了傳播率很高而致死率很低的病毒。任何一個病毒，它都隻可能在致死率很高和流行率很高之間取一頭，這個結論不需要醫衛知識，隻需要邏輯。因為致死率很高，寄生宿主死了，自然這病就流行不起來，而流行率很高，自然意味著宿主傳染上了還可以活蹦亂跳很久。
關於病毒的起源，剛爆發的時候，我趕上了兩頭被病毒胖揍，先是在中國，然後回到加拿大再挨一記重拳。那時候我還比較天真純情，也趕上了中國對疫情消息封鎖還沒有後來那樣嚴格的時候，於是我每天追著看各種官方民間和國內國外新聞消息，一邊捶胸頓足一邊涕泗交流，寫了很多的詩（格律詩和新詩）和疫情日記。中國官方找我麻煩了嗎？沒有，除了封殺我的文章，沒有人請我喝茶。但是，中國民間的力量卻讓我簌簌發抖，如果有可能，他們會順著wifi把我揪出來，掛上“漢奸”的高帽子，坐噴氣式飛機，各種批鬥，然後打倒在地，飲血啖肉，而且這些“他們”並不全是陌生人。
一半是因為可怕的人民專政力量，一半是因為我在這個追根溯源的過程中發現，所有的政府都不可信，都是壞蛋（這個立場是對的），我懶得在黑烏鴉裏找出來白的，也不想在滿天飛的謊言裏逮住一隻真理的鳥。眼不見心不煩，索性閉關讀書。
所以當我周六聽見華人信誓旦旦地說這個病毒是美國人通過軍運會傳給中國的時候，我，我……我竟然又反駁了！這算不算傻叉本性難移？
從我所認識的病毒起源角度來說，這個病毒是秋後的螞蚱，我根本不相信實驗室裏出來的，人造的病毒生命體能夠陰陽生兩極，兩極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子子孫孫，無窮盡也。在上帝麵前，人類永遠是渺小的。
周六上午九點多出門的時候，魁省和安省之間的亞曆山大大橋封住了走人的通道，臨時把通行車輛的橋改為過人。橋上很多人，都是參加國會山遊行示威的，因為他們帶著旗幟和標語。天氣實在寒冷，所以很多人都穿著雪褲，我不知道是否穿上雪褲以後會導致走路的姿勢和穿滑雪鞋的時候很像，總之，前麵不少人的走路樣子，讓我一瞬間產生錯覺，我正行進在集體滑雪的隊伍裏，我嘎嘎樂了。
到了下午三四點，我實在太冷了，又重新回到麗多大廈。很多遊行者進入了這裏，這麽多人需要使用衛生間的，也需要吃飯，很多人坐在靠牆的地方，我很想和他們聊聊，知道更多的情況，於是也找了個位置坐下。不過，那位大哥沉默而且嚴肅，我除了知道他是從魁省過來的，一無所獲，我訕訕地結束了尬聊。
另外一位老太太就有意思了，她大概六十多歲，也是魁省的，她愛聊天，但是充滿了一種魁省那個年紀某些人的微妙的傲慢，因為她對我說，你的英語在哪裏學的？這種問句我也從另外一個陌生的魁省老太那裏聽過，她的問題是，“你什麽時候回中國？”那次是我參加魁省省慶，等候遊行隊伍的時候發生的對話。不過對於類似情況，我一般都是一笑了之。她和女兒一起來參加國會山遊行的，她女兒似乎是來自一個很遠的省份，而且是一個非常積極而參與度很高的人，待會兒她們母女就會去見那位遊行的組織者了。我說，今天應該大家一起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老太太大吃一驚，你竟然知道這個？我心裏想，這有什麽？我應該是比加拿大人的平均水平更了解和熟悉西方文化吧？我告訴她，2018年的時候，我給樂高省長投了一票，她反應很快，馬上表示哎呀呀加上她的臉部表情，這等於說你當年上了賊船，我說我現在非常後悔。
政府在周六提早關閉了麗多中心，圖書館就沒開，所有的星巴克都關門了，而麥當勞和蒂姆鴻通還開著，這些企業也是默默地表示對這個活動的支持或者反對。有人在國會山門口豎了一個牌子，告訴大家去哪裏買吃的，因為附近的商店全部關門，告示被貼上了一句話辱罵小特魯多。
我因為親身體驗過疫情封鎖導致不能在公共場所使用衛生間的痛苦，所以到了周日，我發現麗多中心關門，而麥當勞也不允許進入，隻能在門外購買，我就非常擔心這些人上廁所的問題。
周日這天，我比原計劃的時間更早完成了作業，五點半，還有時間去國會山看看，我又去了一次。公交車這次徹底封上了，我被迫換了地鐵，我第一次坐渥太華的地鐵。換乘的時候，我看見有一些外省的卡車司機被堵在路上，不能進城了，他們幹脆就地休息，開始打鼓鳴笛，一些防暴警察在此處監視他們。
周日晚上沒有周六白天那麽多人，有人生火，我被這溫暖所吸引，那幾個人招呼我坐過去。他們不是卡車司機，但也是遠道而來參與抗議活動，從曼尼托巴過來的，好遠啊！是幾個三四十歲的男人，他們是典型的加拿大人的樣子，樸實淳厚，不像是知識分子，是普通的勞動者，實際上這個活動就是加拿大草根階層發起的，卡車司機麽。他們也不喜歡談論很多關於遊行的意義，捍衛自由，解除疫情封鎖，就是他們的目的，他們也看不出什麽仇恨與憤怒。
我後來又聚到另外一個烤火的人群，那裏有一位農民，是阿爾伯特的，他有卡車，他和妻子一起來的，帶著一條八個月的小狗狗安娜貝兒。其餘幾位是附近魁省的年輕人，三十歲左右。魁省的幾位是用向英雄致意的態度對待那位農民的，那位農民大哥說得也不多，但是擲地有聲，他說，我不想生活在一個共產主義國家，我要生活在自由的國家。
這話讓我打開話匣子，我開始吐槽，年輕人也一起，我們都被魁省防疫政策搞得牢騷滿腹。我說，小特魯多還說抗議的隻是一小撮邊緣人群，那小哥樂了，等著吧，馬上會有很多人嘲笑他這句話。結果很快我就看到推特上馬斯克嘲笑小特魯多–政府才是那一小撮人吧？
其實大家吐槽的時間還沒有逗弄小狗安娜貝兒的時間多，她在女主人的育兒袋裏，僅僅露出一個小腦殼，黑黑的眼睛看著人們，不時有人過來和她打招呼，摸摸她的頭或者嘴。女主人解答了我的疑惑，他們的行動是有組織的，吃飯，洗澡，上廁所的問題都考慮到了，有的車上可以直接解決，我又從別的途徑知道，每個城市都有接應和幫助的義工，還有教堂提供免費食宿。
周日晚上，渥太華downtown許多大卡車一直在鳴笛，很多標語牌說，“感謝卡車司機們！”。國會山那裏，聚集的人群開始放煙花，渥太華這個城市，在疫情之前總是有美麗的煙花看，夏天的時候，可是疫情讓所有美好的一切都消逝了。國會廣場外延的欄杆上貼了很多標語，其中有一條讓我觸目驚心：“因為壞運氣，我出生在共產主義國家，那麽我要死在一個自由國家–這是我可以選擇的！”還有一些是，“我們是大多數，不會沉默的！”“為了全加拿大人的自由！”“必須要自由！”“真正的北境！強烈的自由！”“為孩子們爭取自由！”。
一個奶奶帶了三四個孩子也參與了抗議，一個小小的英俊少年，他在標語牌前示意讓我拍照。沒有瘋狂、仇恨、煽動性口號，人們喊得最多的就是“自由！自由！”用法語或者用英語， 以及“特魯多下台！”。
作為一個在共產主義無神論國家出生和成長的華裔加拿大人，在人生的後半段，我開始執著地麵對和思考這個世界是不是有神的問題，最後我得出肯定的結論。所以我能夠理解這些抗議者的焦慮和憤怒，在曆史的進程裏，如果不幸被黑雲席卷，會感到惶恐和驚悚，因為失去了熟悉的秩序井然而溫暖明亮的世界。然而我也深深地被他們的態度所打動，這是真正的加拿大人，溫和，而且堅定，在提出反對意見的時候。
然而我從小受到的教育和灌輸完全不是這樣的，不管是中國的革命史，還是來自蘇聯、法國和德國的曆史，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不是溫良恭儉讓，革命是你死我活，對待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一般無情！
暴力充斥著我以前所熟悉的那個世界，不僅僅是肢體暴力，也有語言暴力。當我們提出反對意見的時候，就要呈現一幅凶巴巴惡狠狠的狀態，沒有這樣一股氣勢，不足以匹配強烈的決心；同樣，當我們看到別人的質疑，也立刻寒毛倒豎，隨時準備防禦和發起進攻。
可是加拿大人，我所熱愛的加拿大，告訴我正常的文明世界裏，人們用什麽樣的方式表達反對的意見。對於這寶貴的一課，我充滿感激。
加拿大必須要醒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