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
我祖父的父親和嶽父均為癛生員（從政府領一份錢糧的優等秀才）。可在他12歲那年，清政府廢了科舉。他能繼承的土地大約能讓他成為富農或小地主。好在他從他的父親那裏繼承了一份高級手藝：中醫。做的還不錯。他本人後來接受了西醫的一些基本知識，會用西藥，並會給病人打針。他的技能讓他打進了縣城。不幸的是他把在城裏賺的錢帶回鄉下，買了六十畝地。於是到他56歲那年，亳無懸念地被劃為地主。城裏的房子也被沒收。老人家比較機靈，土改隊進駐的前一天從城裏趕回鄉下，主動交出全部地契。他說他雖然不懂共產黨的理論，但相信耕者有其田。自己不會耕種，不應該有土地。他得到一個開明地主的稱號，未戴過地主份子的帽子。老人家選擇生活在鄉下。不從事農耕，隻在家中坐堂行醫，頗受當地農民尊重。史無前例開始的那一年，他73歲，被從區中學串聯到鄉下的紅衛兵斥責，說開明地主是最最狡猾的階級敵人。於是他和村裏其它地富份子一同戴高帽子遊鄉。老人家和偉大領袖年齡相同，但少活了一年。1975年在老家去世，享年82歲。
我的外祖父
我的外祖父家庭出身比我祖父家差點。他的父親是有手工業技術（篾匠）的富裕農民或富農。他本人得益於晚清政府的改革政策。晚清政府辦新學，獎遊學，從城鄉平民出身的青年中選拔人才學習軍事。我外祖父16歲那年被選中，到上海學習海軍。畢業後已是民國了。後來去日本短期培訓。他30歲當上了上校艦長，作為國民革命軍駐守靑島秦皇島一帶。後來又升任支隊長。不幸的是，在他生病期間，他的軍艦被大副駕駛觸礁。他受到連帶處分被解除職務，退役。他後來去招商局工作，擔任遠洋輪的船長。不久，抗日戰爭爆發，他當船長的那艘船，還有不少其它商船被政府收購，炸沉在上海吳凇口，從而減緩日本軍艦入侵的速度。他讓我舅舅跟隨國民政府流亡到重慶讀書，自己帶著我外婆和我母親回到鄉下。母親當時是初中一年級學生。抗戰期間，他一直在鄉下當地主，拒絕出任偽職。到了抗戰的第六個年頭，我的父母在鄉下結婚了。父親是立煌中學的高中畢業生。畢業後閑在家中。立煌，即金寨，是抗日戰爭期間安徽省的省會。抗戰勝利後，外祖父立即回到招商局繼續當船長，後來隨國民黨去了台灣。我舅家當然也是地主成份。可笑的是這個地主分子的帽子沒人戴，我舅舅本人還在上海讀書。他讀了兩個大學。帽子後來硬要戴在還在師範學校讀書的舅媽頭上。舅舅家雖然沒有人，地被分了，房產被沒收。舅媽後來成了人民教師，這個地主分子的身份就不複存在了。我外公和外婆均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在台北去世。外公早年提攜了外婆的一個娘家姪子做到國民黨的海軍少將。隨外公外婆去台灣的隻有我當時年僅5歲的大姐。我這個幼第和長姐首次見麵是上世紀八十年代，我當時在協和讀研究生。
外祖父航海技術是一流的。他退出軍界回到老家蓋房置地。幾年後到招商局工作。他穿著不大合時宜的衣服上班當船長，被人們，包括下屬暗地裏嘰笑為＂鄉瓜＂。第一次出海回來，一切都改變了。輪船到達吳凇囗之前，大副照例請示要聯係領航員。外祖父笑著說用不著，他自己來，讓船上的很多人捏了一把汗，直到他安全把大輪開進港口。其實，我外祖父上的海軍軍校就在吳淞口，他非常熟悉那裏的水域。更何況他曾經是技術精湛的艦長。
抗戰期間他把兒子送到重慶追隨國民政府，自己卻回到家鄉，原因是自己的母親，我的外曾祖母患病在床。四十四歲的他要盡人子的孝道。送走外曾祖母後發生過一件事，地方上鬧土匪，專搶大戶。並聲稱一定要綁陳家一張票。外祖父隻有攜家人跑＂土匪＂反。其實我外祖父是見個大世麵的人，不是把＂浮財＂藏在家裏的土財主。他擔心土匪們會挖地三尺糟踏房子，就在堂屋箱子裏放了二十塊大洋並留有一個字條，說明沒把錢埋在地下。可＂跑反＂回來後，家被糟蹋的不像樣子，每間房子的地都被挖了。我好奇地問我母親這些土匪是些什麽人？母親沒有四答我。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政治空氣寬鬆了點，母親告訴我，土匪後來被新四軍收編了。
我們一家人既頂著家庭出身不好的沉重包袱，我母親和舅舅又是省委統戰部的統戰對像。記得有位尹姓統戰部官員毎年會到我們家。但這絲毫改變不了我們的政治命運。在尹姓官員和我母親談話中，無意中聽到外祖父不是國民黨員。我很難相信，向舅舅求證，答案是否定的。我問為什麽，答案是他自己不願意。而我舅舅本人卻是在上海上大學時加入了三青團的。外祖父在國共兩黨中選擇的是國民黨，正因為如此他接受按排去了台灣。據說同為海軍出身，他的上司沈鴻烈將軍對他是非常賞識的。他為什麽拒絕加入國民黨呢？難道說他念及自己走出鄉村得益於清政府，把不加入國民黨作為底線？還是因為以軍人和航海技術人員為本職，不介入黨派？我不得而知。我們至少可以說，那個時代，政治是寬鬆的。不加入執政黨是可以服務於社會，領取高額薪酬的。
臨了，最後說明一下。我寫的這些，除了是因為要追思先人，還有一個原因是去年無意中讀了武漢女作家方方的中篇小說：塗自強的個人悲傷。讀著讀著，我眼淚就下來了。同樣是要自強的農家子弟，命運是如此的不同。
續完
我無緣見到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隻是在照片上看到外祖父高大魁梧的軍人形像。一米八零以上的大個子。據家裏老人說他酒量超人。這讓我腦海裏拚成一個有血有肉標準的海員形象。他這這兩點我都沒有繼承，倒是我的舅舅丶表兄和表弟不折????扣地繼承了。表兄生於一九四九年，文革中在籃球場上被征兵的軍人發現，破格入伍，到濟南部隊隊打球。這樣的家庭，在那個年代他居然能穿上軍裝，後來又入黨提幹，可算是異數。
可喜的是我們的兩個兒子這兩點都繼承了。發現長子能喝酒是在他十一歲那年他一個人回國，和親友們一起過年。他的小姑父後來告訴我們，小弟在年飯夜和每個人喝了一杯白酒，共有八九杯之多。這是他第一次粘到酒。姑媽一再阻攔才沒讓他繼續喝。至於老二能喝酒，則是發生在他十四歲那年和我一起到北京。我參加北美生命科學家年會。會議結束的晚宴按排在人民大會堂，我帶他去了。因為和新結識的同行聊天，我沒注意他。桌上每人兩個酒杯，一個啤酒杯，一個紅酒杯。他也是第一次接觸酒，也不知道規矩，以為倒在杯子裏就要喝完。而添酒的禮儀小姐，見到杯子空了就會給斟上。這個循環反複多次後終於被鄰座朋友發現了。發現這個＂秘密＂，我有一種驚異莫明的興奮。回來後找出外祖父的照片，發現小哥倆和他們的外曾祖父眉眼之前確有幾份相似！
我嚐想如果我的外祖父在少年時期沒有能夠吊懸梁，錐刺股地努力學習，那個我們詛咒了多少年的＂萬惡的舊社會＂沒有推行＂辦新學、獎遊學＂的興國政策，他就會和他的父祖輩一樣，走不出這個江淮丘陵的小村莊。他會繼承祖上的幾畝薄田和臨湖小鎮的篾匠小鋪。試想身材魁梧的他坐在條橙上編織篾器，替走進小店的顧客用帶鉤的竹竿挑下掛在牆上的菜籃丶簸箕，是個什麽場景。是被革命黨人咒罵了100多年的清政府給了這個地地道道的農家子弟有上升的機會，走出了小村莊，看到了大海，駕馭著軍艦和巨輪在大海上馳騁。同為鄉裏鄰居，和外祖父有一段相同經曆和相似家庭背景的的是一位曆史名人，有＂和平將軍＂稱號的張治中將軍。文白先生比我外祖父年長三歲。由類似的機會北上在保定軍校學習，以後成為蔣先生創辦黃埔軍校的重要助手。我們今天需要的給平民子弟有足夠的上升空間，而不是開曆史倒車，而不是讓＂趙家人＂把持一切，給這個社會增加越來越多的戾氣。
待續。
祖父的家是安在我的祖母家那個村子，和我們金姓的村子相隔10華裏地。原因是祖母的父親，一個頗有聲望的老秀才，沒有男孩。但祖父又不算是入贅，因為我父親並沒有姓張。具體是什麽原因我就不知道了。推測原因有二。其一是我祖母隻養育了我父親一個男孩和我的三個姑母。其二是我祖父也沒有親兄弟，隻有堂兄。有一年，祖父的一個姪孫，即我的堂兄帶我去我真正的老家住了一個星期。輪流在四個幾個堂兄家吃飯。他們和我是剛出五服的堂兄弟。
讀小學時每年寒暑假都會去祖父祖母家。他們那時生活條件並不比我們在城裏差. 但房子不屬於自己。好像是金姓人可以住張姓房，但是不能擁有。祖父自己掙下的房產在城裏，被政府沒收了。說是留給他三間，但沒有住，一直被＂公家＂占著。文革結束那年,政府強行”購買”那幾間房,給了點錢.但祖父母都辭世了.
祖父給村裏人看病。祖母比祖父大三歲，操持家務。還有位姨祖母，青年時就守寡，和祖母生活在一起。她也不在生產隊掙工分，隻是在自家自留地種蔬菜。讓我記憶最深的是她們做的瓦罐肉湯，泥鰍糊和巢湖白米蝦炒韮菜。村子離湖很近，蝦子是農民清晨打上來賣到家門口的。
我慢慢地發現，所有來找我祖父看病的村民都稱呼他姑爺（是姑父的意思）。不分老少。即便是父子同來或母女同來，也一樣稱呼。背下裏，他們則都以＂金先生＂稱呼。當我問我該怎麽稱呼他們時，祖母和姨祖母告訴我隻要是成年人，就叫舅爹爹（即北方人叫舅公），小孩子就隻能胡亂叫名字算了。原來我祖母來自這個兩千人口張姓自然村的最長一房。她有三個堂弟是我的堂舅公，而他們的孩子是我表叔，其他人都往往比我輩份高幾輩，有的高出5輩6輩的。
祖父一輩子是以張家女婿的身份，以醫生這個職業被村民愛戴的。他不苟言笑但也本份做人。也許是一輩子在＂客邊＂，格外注重自已的＂體麵＂。
我注冊文學城不到一個月，一開始不熟悉糸統，又丟開了。真正積極地把自己寫的東西陸續放到網上始於兩周前，主要是詩作。昨晚上網，吃驚地發現，放到自已博客上（未放到任何論壇）不到6個小時的這段文字被閱讀了上千次。我隻是這兩天才把自己注冊網名的事告訴校友群的朋友。後來發現是網站編輯慧眼把這段文字放到博客精選了。
我這兩段文字很中正平和，寫的是一個極其平凡中國人家庭的一個斷麵，但涵蓋了我國百年來的曆史蒼桑。
我想說的是即便在我祖父外祖父那個年代，經曆了辛亥革命前後的蒼桑巨變，農耕社會的年青人，通過努力還是有上升空間的（社會學名詞）。我的祖父是個中規中矩但積極向上的人。他失去了延續他的父祖們詩書傳家的夢，但立刻把中醫的衣缽継承了下來，還睜開眼睛，接受西醫。即便在他年屆七十時，還和我父親討論西醫用藥的知識。他靠自己的努力，在那個動蕩年代，掙下了一份不菲的家業。即便到了一九四九年，家產化為烏有，他還有著自己的尊嚴。那埸＂史無前例＂徹底剝奪了他的尊嚴。當然他隻是蒼海一粟。
他被遊鬥那天，12歲的我從城裏回到鄉下。祖母要我們呆家裏不要出門。祖父回來後，默默地走進自已的臥室，躺了三天未起來。
即便在那個年代，鄉情還是有的。兩個村幹部夜間從＂水巷子＂敲開我家後門，安慰我的祖母。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