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你去杭州（2-8-2007）

上個星期沒有轉貼傾聽人生，因為那篇“車禍現場”太過血腥，太過傷感。這一周的“帶你去杭州”，剛看一遍的時候，覺得自己很幸運，生來就是杭州人，成長、教育、工作都在杭州，沒有覺得做杭州人需要那麽辛苦。可是再看一遍，就與故事的主人公同病相憐起來了：他千辛萬苦的要做回杭州人以及幫他的老婆做成杭州人；而我呢，千辛萬苦地要在一片毫無根基的土地上紮下根來，為了孩子，也是為了自己。我甚至比他還辛苦——在一個語言和文化完全與過去不同的地方。我想來這裏訪問的大多數朋友也會有類似的感受吧！



帶你去杭州

口述 阿　培 整理 曹曉波

2007-02-08

　　我31歲結的婚，老婆18歲，叫小菊。我說，小菊，我沒有騙你，是介紹人把我的年紀說小了。她說，我們是前世有緣。那是1974年，經人介紹，小菊第一次見我。她站在介紹人的家門口，正好下班，人來人往，我背一隻舊書包，攉記攉記走過，她認定就是我了。她問旁邊的小姑娘：這個人是不是鄔培孚？

　　你看照片，我老婆，還好吧，年輕時還要好看嘞。她是三門縣當地農民，從小就定了親。她爸找到農場來了，不曉得哪個房間，叫啊。知青聽到，宿舍的門全關了，集體裝聾。哎，現在我也是有女兒的人，想想不應該的。後來我與老丈人蠻好，像他兒子一樣親。

　　我老婆家是中農，一家的為人，穩厚，豁達。那時候農場的知青對生活大多已失去了信心，自暴自棄的有，被“專政”的也有。要是沒有小菊，我不曉得自己會走到什麽田地。

　　我老婆年紀小，沒見過世麵。1975年春節，我帶她到杭州，她走馬路怕慌，拉牢我走。有一天走過小呂宋商店，櫥窗沒有現在花哨，小菊看得呆煞。她說：培孚唉，杭州噶好，你為啥要到三門去的？她說：我們要是能做杭州人有多少好喔。

　　她這一句話語，30多年啊，壓在我的心頭。我說，小菊，我會帶你去做杭州人的。

　　

　　去三門鳳凰山農場，是1964年6月19日，雨，行李全濕了。台風來了，我看見對麵山腰裏一棵梧桐樹倒了，像慢鏡頭中的畫麵

　　我為啥會去三門？說來話長。1962年2月，杭州動員社會閑散人員去農村。我18歲，浙江機械工業學校讀了兩年，生病退學在家。我爸爸是天水街道寶極觀巷居民區幹部，動員人家難，拿我做榜樣。當時有兩個選擇：一是餘杭平山農場；二是蕭山錢江農場。錢江是種棉花的，我說我去錢江。

　　農場裏都是當地農民轉的農工，有點文化的杭州人頭兒是不大要看的，因為這種人嘴巴臭，看不慣，好說。台風來了，那時候不叫“防台”，叫“抗台”。都到地裏去，頂了台風扶苗。我說台風過了再扶好了。後來就叫我去基建連了，去了才曉得，基建連的人都是領導眼裏的落後分子。

　　1964年三門縣組建鳳凰山農場，錢江農場基建連劃了過去。這一天是6月19日，陰天，有雨，行李全濕了，撳撳同油豆腐一樣出水。我想，到外麵的世界去闖闖也好的。

　　三門屬台州地區，鳳凰山農場原來是勞改農場，犯人圍海塘改造的灘塗，一條健跳江在鳳凰山下流過。我在這塊土地上一幹就幹了33年，要沒有後來那場災難，或許，我老婆想做杭州人的願望還不能這麽快實現。

　　1997年8月18日，電無緣無故停了。我的房子在山腰上，晚上8點鍾，台風來了，我坐在窗門前，月亮特別的亮，我看見對麵的半山腰裏一棵梧桐樹倒了，像慢鏡頭中的畫麵，壓在了屋頂上。我曉得這種日子場裏又會來叫“抗台”的，我說小菊，你就說我在發熱。後來曉得，縣裏通知是趕緊撤退，這是兩百年不遇的大災啊。什麽災？海嘯，“三合一”的。也就是：這一天是一年中最大的海潮，這一刻水位最高，這一刻正好台風吹到。就這麽說話的工夫，我說小菊，這山下怎麽全變白了？

　　這白的是水啊，塘壩被衝垮，海水進來了。這山腳下到大海有一裏路，你曉得水漲得多快？十幾分鍾，房子全沒了。來不及跑的人爬在房頂上，抓住房頂，一直屏到水退下去。跑得快的，到了山上。這時候我家的樓上樓下全是避難的人，都邁不開腳了。還好冰箱有菜，米缸有米。我說不是我小氣，我們隻有燒粥吃了。鍋子小，我老婆不停地燒，一批一批輪了吃。吃到第三天，救災的船送糧來了，才救了大家。

　　來不及跑上山的人這時候隻有在高處每人抱一棵樹了，海水卷著浪頭在衝刷他們。有一個杭州知青的孩子也是在水裏抱了樹，他同他姆媽說我抱不動了。手一鬆，人沒影了。他爸也在一邊，和他媽已經離了婚。他媽說兒子沒有了我也不想活了。他爸說，你千萬不要鬆手。這人的後妻在家裏也沒有逃出來，拉了伢兒，撲在門框上，浸了一個晚上。水退了，人僵掉了，下不來了。

　　最慘的是唐小毛，杭州知青，高高大大，會幾記武功，七八個人近不了身，講義氣。吉普車來接人，一車拉幾個，拉了好幾車，最後他讓別人上車，自己和老婆走。早走幾分晚走幾分都不會死的，偏偏海嘯來時他們走到了一處窪地，水一下子沒了頭頂。唐小毛托了老婆遊，托不牢，衝開了，他老婆抱了一支電線杆後來得了救。唐小毛卷進了刺叢裏，屍體找到，佝成一團，棺材都放不進去。

　　海水退不下去，人死了好幾個，田地全毀了。炸了塘堤也沒用，還是一片汪洋。我承包的那塊地，成水產養殖場了。這是後話。當時大家一點辦法都沒有，人總要活下去，隻有投親靠友。

　　

　　回杭州，我在花園崗附近租的農民房子。大白天要點燈，解手是露天茅坑。閑了半年多，我上班了， 600塊一個月，外加獎金

　　當時我53歲。我說小菊，要麽帶你去杭州。我說這話心裏是沒有底的，這畢竟是逃難。我姐姐說過，你們想做杭州人，第一個要解決的是房子。

　　我曉得兄弟姐妹的難處，不想給他們添麻煩，我在花園崗附近找農民房子。花園崗的農民很富，我找的房東已經在單位上班了。我說杭州話，我老婆說三門話，房東像看人口販子一樣看我。租的房子大白天要點燈，解手是露天茅坑。沒辦法，為了省點租金。

　　我有一個女兒一個兒子，按政策，可以在杭州落一個戶口，我落的是女兒。我女兒職高畢業，在杭州一家工廠打工，做爹娘的沒路，她在食堂洗碗，還靠了我外甥女的牌頭。有一天，女兒和廠裏的花工談家常，花工養豬，常到食堂倒泔水，他說他家有空房，要不住到他家去。我們是饑不擇食，搬去了。這地方，現在要我白住我都不會去的，在豬圈的旁邊哎。一頭煮泔水，一頭養豬玀，熏得頭腦子發昏。

　　我的兒子在讀職高，有一天同學來看他，同學回去和他爸爸說了，要他爸爸無論如何想想辦法。他爸算是放了心裏的，問到一個同事，三墩老街上有一個小套。那時候杭州人還不稀罕住三墩，150塊一月，我算是撿了一個便宜。

　　找不到工作啊，這杭州人做得真苦作滴滴。沒有收入，兒子要交學費，農場帶來的一點鈔票，越用越少。我借了一部自行車，滿杭州逛。1997年，經濟不景氣，街麵上有不少商店、公司關閉了，我找不到工作，我老婆沒有怨言，當杭州人的這一種代價她不驚不餒，用最少的開支維持生活。她不會說杭州話，每天傍黑去菜場，照樣和行販討價還價。刮完魚圓肉的魚頭，上午五毛錢一個，她去的時候，五毛錢能買回三個。我每天回家就怕老婆看到我失望的眼睛，沒辦法，再失望也得麵對。

　　1998年清明這天，我去父親的墳頭，回來時我穿街走巷。騎到文一路和莫幹山路交叉口，一家賣自行車和配件的商店，貼一張紙，招工一名。條件是男性，本市戶口，50歲以下。三個條件我隻符合一個，想問又怕倒黴。回到家裏，我想安慰老婆，有話沒話說幾句，我說今天差一點兒，可惜我沒戶口，年紀偏大。我老婆說你應該問問啊，問問總不要鈔票的。

　　條件明放著，我不好意思問。第二天，我一早就站在這家店的馬路對麵，看有沒有人報名，看夥計做一些什麽工作，看我這種年紀適不適合。

　　我站到9點多，壯了膽子，走了過去，我說師傅貴姓。他說姓徐。我說我是來找工作的。他說哦，老板還沒有來嘞，你去問問裏麵老板的丈人。我說我等等吧。

　　我一直等到11點，老板來了，姓步，很年輕。我和他說自己的情況。他說，我要是真用你，每天三墩來回騎車你吃不吃得消？我說你要是用我，我保證按時上班。他說讓我想想。

　　這時候一個女的出來，看了我的身份證，說，你認不認識戴鳳珍？我說認識，她和我一起從“錢江”到鳳凰山的，他老公還是我朋友。她說噢，你先回去，我們電話聯係。我哪有電話啊，給她的是女兒食堂的電話。

　　這一天女兒落班，她說老板要我明天去。

　　我上班了，半年多啊，一家人沒有這麽高興過。到了店裏一談起，姓徐的夥計也是老知青，他是餘杭平山農場的。看我身份證的是老板娘，戴鳳珍是她的姨媽。老板是教師下海經商，仁義，說好試用三個月，才一個月，老板就給我正式工資了。600塊一個月，外加獎金。1998年，這份收入相當不錯了。

　　遇到了一個好老板，我知恩圖報。三天後，我對店裏的各類自行車、三輪車配件基本有數。配件是按車子的係統上架擺放的，我提出按日常銷售的動態擺放。常動的，放到易拿的地方；不常動的，放到高處，放到角落裏。登高的梯子，地磚容易打滑，梯子的腳上綁上橡皮。每天下班，我順路給修自行車的攤主送配件。我天不亮從三墩出來，提前半小時到店；下班回家已經是萬家燈火了。我高興啊，常常一路踏車子，一路唱歌兒，想我老婆在家做的什麽菜蔬。

　　老板也是看在眼裏，每個月除了獎金，年底在飯館請吃團圓飯還給我一個千把塊的紅包兒。那一年的夏天特別熱，步老板曉得我住房小，朝向不好。他說鄔師傅，白天這麽辛苦，晚上困不好吃不消的，我爸爸在五交化當頭兒，有一個牌子的窗式空調價格便宜，質量好，給你去搞一台。步老板開了車子陪我去，又把空調送到我家裏，幫我裝好。哎，這個老板啊，良心好，有水平。晚上開了空調困覺，老婆肉疼歸肉疼，想想總是做杭州人了。

　　我做了兩年，爬上爬落有時頭要暈，我不在乎。步老板看出來了，這一天是過完清明，步老板說，鄔師傅，有句話語照道理過年過節不好說的，我看你是高血壓啊，要出事的。我看步老板說得為難。我說老板，你不要說了，我曉得你的意思，爬上爬落，我是不來事了。步老板好的，算工資，又多給了我一個月。

　　

　　有一個朋友說，你還算大城市來的，不出一點血，鈔票能還你嗎？拿了四萬多塊錢的磚頭，鈔票一到手我就去潤達花園買房子

　　這是1999年的四月，我又開始滿街找工作。我騎過三墩的新世紀花園售房處，進去看看，我是想看工作的。售房小姐又年輕又漂亮，以為我是買房子，她拉了我的手不放。她說大伯，你就買一套好不好，我是新手，沒有銷售業績，老總天天都批評我。我回家學給老婆聽，我說我是拿不出鈔票，七八十平方米的新房，首付四萬，十年按揭。算一算，一千多一平方米。我老婆說，我們是坐吃山空，你閑著是閑著，到農場去一趟，看看，欠我們的鈔票能不能要一點回來。

　　我再說說鳳凰山農場。

　　1983年，農場搞承包，分地到人，固定工資沒有了。第一年我種甘蔗，賺了一千。第二年有經驗了，賺了兩千。到了第三年，賺三千了。第四年開始我承包橘園，每年都是賺的，沒有虧過。我再忙都不叫幫工，寧可自己吃苦，鈔票一點一點賺進來。1994年，農場招股辦磚瓦廠，一股三萬，我買了一股。海嘯來以前，我每年可以拿到磚瓦廠7200塊紅利。聽說磚瓦廠老早恢複了，我去討的，就是這筆鈔票。

　　1999年五月，我回到了鳳凰山農場。新場長姓包，他不認識我，我認識他，以前他是放電影的，不知怎麽混上場長了。我找到他，他打著官腔：這是前任留下來的賬，我不賴的，但我沒有鈔票。

　　沒辦法啊，我隻好住了下來，天天求他。每天我一到場部，姓包的一看我就走。場部的人同情我，都曉得我投了鈔票，也算是個股東。但大家怕姓包的，集體沉默。

　　有一個朋友說我，你還算大城市來的，現在啥個社會，你不出一點血，鈔票能還你嗎？這一點撥，我才曉得自己弄不靈清。第二天一早我趕到縣城，買了西洋參，買了高檔煙酒。

　　我這輩子沒給人送過禮啊，怎麽送？送到場部？送到他家？下午我站在包家的馬路對麵，一遍一遍來回走，看太陽下山，看他家的電燈打亮，看左鄰右舍都關了門，我鼓足勇氣上前去敲門。開門的是他老婆，一見陌生人，臉上沒有一點表情，眼梢從我的頭上轉到手上，才有了笑臉。她說小龍不在。我就說了情況，我說我這麽遠來一趟不容易，求求包場長多少還我一點。真的沒有現鈔，批我一點磚頭也可以。

　　第二天我到場部，包小龍很客氣，他先叫會計算一算，連本帶息欠我多少。這一算他還真嚇了一跳，按每年兩分利息算，場裏要還我本息五萬多塊。我說包場長，場裏困難，最後一年按一分息算好了。這麽一算，要還給我四萬多。包說，先批你一萬塊錢的紅磚，人家是現錢，一毛六一塊。你是劃賬，按一毛七算。我明曉得吃虧，我說好的。這總比沒有好。

　　我找了一個開拖拉機賣磚頭的人，人家賣一塊給他一分，我給他一分半。賣了二天，開拖拉機的就找我來了，他說磚瓦廠的廠長說每天隻準他拉一車，這賣到哪一天去啊？我說好的，我去找廠長。我送廠長的禮是衣服包進去的。第二天開拖拉機的見了我就說，老鄔，你本事算大的，我現在是賣多少廠長給我拉多少，就是開票的有一點疙裏疙瘩。我說我曉得了。當天晚上，我給開票的送了一條香煙。

　　一萬塊錢的磚頭賣完，我又給場長意思了一下，還有三萬多塊錢的磚頭全到手了。開拖拉機的說，老鄔，你不要等在這裏了，磚頭賣完，錢我給你匯到杭州去。我說好的。我回了杭州沒幾天，這錢也匯來了。最後還差我四五千，後來我去了一趟，要回來了。

　　要債的經過我為啥要說得這麽清楚，因為鈔票一拿到手我就去潤達花園買房子，一套77.8平方米的新房，首付三萬八，十年按揭，每月914塊。1999年的7月，我付了五千塊的定金。沒多久，這房價就像坐了飛機，嗚嗚地往上升。再想買房子，做春夢了。

　　

　　我們提前四年還清了按揭房款。兒子職高畢業在郵局工作，女兒在一家軟件公司做文員。現在我怎麽看，我老婆都像一個杭州人了

　　我們農場不少返城的人，到現在都沒有房子，苦啊。我先後租過7次農民房，受人歧視，租得我連尊嚴都丟光了。我去三門討鈔票前，三墩的房子被人收回，又搬到花園崗。這個房東我背後叫她“巫婆”，厲害。我們三門來的親戚多幾個，說話聲音大一點，她要指責；衛生間瓷磚下的木頭黴了，她說是我們衣服洗得太多；窗式空調晚上滴水，她說太煩。後來我是不怕她了，你說幾句就說幾句，我們熬到頭了。我老婆很硬紮的，這一種“做杭州人”的滋味，我曉得，總有一天她會受不了的。

　　我買的是期房，我時常去工地看房子，看它一層層地砌上去。半年後，終於搬進去了。那一段時間我沒有收入，我老婆倒是找到了工作，我女兒也加了工資。每月的按揭款，付得很辛苦，付得很開心。這時候我怎麽看，我老婆都像一個杭州人了。

　　我老婆的工作說起來也是巧事。她小學文化，不會說杭州話，不會騎車，坐汽車要頭暈。我去三門討鈔票，她一個人在家，蕩出去，汽車北站後麵的村裏有個塑料廠，老板是個黃岩人。一說話，也算是台州老鄉。老板想找一個燒飯的，我老婆燒的菜很對他胃口，就在他廠裏做了。

　　我一直沒有找到工作。有一天女兒回來說她的公司要找一個值夜班的，她說爸爸，你去試試看。這時候我女兒靠自學已經在一個軟件公司做文員了。我說試試看吧。我算幸運的，網上報名120多人，幾輪篩選，剩了3個，就有我。後來體檢，又淘汰一個。公司要求值夜班的人會用電腦，因為員工下班，有忘了關機的。這一篩，就剩下我了。這是2001年的8月，我58歲。

　　我找到了工作，我老婆工作又沒了，因為塑料廠遷到黃岩去了。2002年的春節過後，我們公司要招一名清潔工，我老婆應聘錄取。公司的條件不錯，全空調，我們還有一個房間。我女兒為人實在，一點都不覺得父母的工作對她的臉麵有什麽不妥。有一天，公司的副總聽說我們一家三口都在這裏，很驚訝，他直說難得難得。

　　有了房子，有了工作，我們終於塵埃落定。我常去看步老板，我總說謝謝他。這不光是說步老板在我最落魄的時候給了我做人的信心，還有他對我的辭退。他不辭退我，我不會想到去討錢，去買房子。我和老婆說，我還要感謝我的父親，是他給了我吃虧就是便宜的秉性。我討錢時要是斤斤計較，這買房的機會就沒了。

　　我兒子職高畢業，在郵局找了一份不錯的工作；三年前，我在鳳凰山農場辦了退休手續；去年，我們提前四年還清了按揭房款；今年五月，我女兒成家，她的先生也算是個事業有成的大學生。

　　我63歲了，像風雨中一張卷舞的樹葉，終於在樹根上踏實地舒展了開來。望過去，全是陽光。我老婆說，培孚，我們這才算安耽了。我曉得，她是說我們真的像杭州人一樣安穩了。


一諾千金 [讀稿人語（莫小米）]

　　古往今來，杭州是個公認的好地方，很多外地人將能生活在杭州當成一個人生目標，這一點，我在接《傾聽·人生》熱線時不斷地被人們的敘述所印證。

　　何況阿培本來就是杭州人。

　　但從當時他們的境況看，阿培對小菊許下的諾言多少有點虛無縹緲。然而當他們都不再年輕時，這個諾言居然變成了現實。

　　為什麽向往杭州，說氣候好，說風景靚，說食物美，都隻是一個方麵，我想這與如今挺時尚的“幸福指數”也許有關。

　　曾經，國內外學術機構聯手對中國部分城市進行過一次幸福指數測試。在被調查的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漢6大城市中，杭州的幸福指數排名第一。

　　我們都知道幸福與欲望有關，欲望越大，能力越小，幸福指數就會越低，而從苦水裏過來的人就特別容易滿足而產生幸福感。但幸福的確是可以科學地量化的。

　　杭州也存在貧富差距，阿培一家就屬於相對艱苦的家庭，你能看到他們的錢賺得非常不容易，終於穩定下來的代價真的挺大。但你無法否認阿培一家的幸福指數並不低，對於小菊來說尤其是，一個“一諾千金”的男人是可以提升女人的幸福感的，因為他證實了他的信念和能耐，證實了他的愛，要遠遠超過金錢財富所能夠賦予的。


（轉自杭州日報2007年2月8日第2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