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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隨水文存】。個人興趣留存,請諒解。
本文全長8595字
我跟我太太是2019年初在上海注冊登記結婚的,目前還不夠資格拿印度的永居(需要結婚2年之後),所以我每次到印度還得申請簽證。
印度這個國家有些奇葩,沒有家屬簽證(可能因為家屬2年後可以升級永居),像我這種情況適用的簽證叫做Entry VISA。然而那些南亞其他國家的難民,適用的也是這個Entry VISA——總之隻要你能夠主張出足夠的居留在印度的理由,你就可以申請EnrtyVISA。這就導致了這個簽證的審查非常嚴格。
我當時跑去了上海印度領事館問了一下,工作人員說這簽證需要等兩個月。但我的時間不夠,趕著要回印度,隻好繼續使用原來的一年多次旅遊簽證,去年十月份一到印度馬上就去申請了簽證轉換。
這個事兒我之前在《定居印度是一種什麽樣的體驗》裏寫過,由於印度移民局的效率辦事效率超低,整整等了半年都沒搞完。今年二月底去金奈移民局進行了麵試,三月份的時候移民局說保證會給我新簽證,緊接著印度爆發疫情封了國,整個印度停擺,簽證被擱置。好死不死五月份又爆發中印邊境衝突,我就覺得簽證的事兒可能要懸。果然到了七月份的時候,移民局毫無預兆地在他們的申請網站後台把我原來簽證轉換的申請給刪除了(也沒說拒簽),直接給了一份Exit Permit(離境許可),要求我在國際航班開通後的一個月內離境(雖然今年年內都不一定會開通)。 等了十個月,突然來了這麽個操作,可謂始料不及,我老婆立馬打電話給移民局去質問他們了。
我們家裏,我是一個特別佛係的人,而我老婆則是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其樂無窮,平時一直都是我紅臉她黑臉這樣子搭檔。凡是需要跟人爭吵辯論雞毛蒜皮討價還價的事情,她都會自動請纓,而且她一直認為自己比我更懂得如何跟印度人打交道。我對她這種做法表示鼓勵——找外人麻煩,比在家沒事兒找我麻煩好。女人嘛,總得有個地方讓她撒撒氣,尤其她這種在家不上班的,更加需要有地方消耗多餘的精力。
經過我老婆電話郵件的狂轟濫炸,移民局說是因為材料裏的結婚證公證書少了領事認證。
關於認證公證這檔子事情,大多數朋友日常生活不太容易接觸到,我在這邊先解釋一下。在咱們國內,有時候需要證明某個文件的真實性和合法性,首先得去做“公證”。公證了之後,你這個文件才具有法律效力。
但是如果我這個文件要在國外用的話怎麽辦呢?那就得先翻譯成使用國認可的語言,然後做公證。
可外國人怎麽知道這個公證書是不是真的呢?這個文件要在使用國生效,就得先拿到該國的使領館裏麵做“領事認證”。
可領事怎麽知道這個公證書是不是真的呢?在領事認證之前,要先把公證書讓外交部做一下涉外認證,然後各國領事才會幫你認證這份文件,使其具有在該國使用的效力。
上麵的貼紙是涉外認證,下麵的印章是印度領事認證。這圖片是網上找的樣張,不涉密
所以一份中國的文件或證書要在國外用要遵循以下步驟:
- 在文件簽發地的公證處進行涉外翻譯公證,要跟他們說明這是涉外文件,這樣就會給你一份用於涉外認證的密封副本;
- 公證完了之後將密封副本送去做涉外認證,上海這邊是送到出入境管理局做的;
- 拿回貼有外交部貼紙認證完了的文件,送去使領館做領事認證。
這個公證+雙認證的流程,在世界各國都差不多,雖然繁瑣但還是比較合理的。我那時候在上海把前兩步做完了,拿著外交部認證過的文件去問印度領事館,領事館的人說“這樣就可以用了”——然而正是這句話裏麵產生了誤會,領事館的人意思是“這樣就可以在上海的印度領事館用了”,卻並不是說“這樣就可以在印度用了”。我理解成了後一個意思,所以當時就沒有做領事認證。
不過印度人呢,本身就是“薛定諤的印度”,領事認證有時候需要,有時候又不需要。我一開始交材料的時候其實審核通過了,還信誓旦旦保證會給我簽證。過了十個月才突然跟我說材料有問題,早幹嘛去了?你要說這不是針對中國人,我可不大相信。
但也沒辦法,人家擺明了要找茬,而且他們也確實有依據,我隻能認栽。
於是我七月份的時候就趕緊把結婚證公證書快遞回上海做領事認證。由於疫情加中印的敵對,大多數快遞都停擺了,我用DHL把文件寄了回去,花了兩百多人民幣。平時DHL寄包裹也隻要兩百多,而文件通常都是包裹的半價(德裏平時有申通,起步價30塊,南印度沒這個福利)。
快遞的時效性倒是可以,中間在曼穀中轉了一下,四天就到了上海。領事認證也很順利,送進領館當天就認證好了。我心想,反正要從上海再把文件寄回來,一樣是寄,不如幾樣東西一起寄。後來證明這種想法是“想當然耳”。
我在這邊確實有些需要的東西:第一是要一副眼鏡,原來那副二月份下海遊泳的時候被浪卷走了,後來一直戴的備用眼鏡。為啥眼鏡都要從中國買呢?因為我家這邊配不到變色的近視鏡片,而印度的太陽又有點大。跑去市中心或許能找到,估計也是國內三四倍的價格,還得花時間。第二是我四月份的時候把原來的手機屏幕摔碎了,後來一直用的備用手機。印度這邊顯然沒可能找到華為的屏幕配件,必須從中國買。
這兩個都是易碎品,我讓我媽找點衣服包一下做緩衝,因此包裹裏麵就四樣東西:一份文件、一副近視眼鏡、一塊手機屏幕,一些衣服,總重0.47公斤,還不到500克,正好是承運的起步價。
鑒於如今是非常時期,最早先嚐試走中國郵政渠道,郵政倒是收下了,普快的郵費是163元。結果在海關安檢的環節被退了回來,說是包裹有磁性。然而一共就這麽幾件東西,可以確定不含磁鐵,除非海關檢測的時候金屬都算磁性,說不定人家就是不想承運。那好吧,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大不了聯係其他的快遞,既然DHL能夠寄過來,那總能寄回去吧?
然而情況並沒有這麽簡單,國內DHL說隻接受印度注冊客戶的預約包裹,我們在DHL上注冊並填好信息之後,最後卻下不了單,大意就是無法承運從中國到印度的;接著找了FedEx和UPS,直接就說由於中印關係問題寄不了;最後找了順豐國際,填好信息之後下單時候卻說“交通管製”寄不了。
就在我打算放棄的時候,突然靈機一動:沒法兒直接從中國寄到印度,那我從第三國中轉一下不就行了?
盤算了一下,剛好有朋友在曼穀,從那邊中轉從路徑上來看顯然是最合理的。跟朋友都說好了之後,安排了順豐國際取件,從上海到曼穀預估費用93元,實收217元,看來非常時期國際快遞價格都翻了倍。不過順豐國際時效性也不錯,三天就到了。
倒是從曼穀寄出來費了一番周折,找了當地的DHL,沒想到DHL對於內容物有著近乎偏執的分類填寫要求,光是眼鏡下麵都有十幾種分類。當然也少不了要聲明價值,我朋友聲明的總價值為900銖,合197塊人民幣。但讓我沒想到的是,從曼穀寄到哥印拜陀,快遞費居然要3168銖,合694塊人民幣,比上海寄到曼穀3倍還多,擺明了趁火打劫。
兩段快遞費加在一起九百多塊錢,即便是如今這樣的非常時期也令我大跌眼鏡。但這還沒完呢,快遞到了印度以後,印度海關打電話給我老婆(收件人寫的是她),問這裏麵究竟是什麽東西。由於DHL的包裹內容分類裏麵並沒有文件、證書一類(理論上文件都是單獨寄的),當時就填寫了一個類似於“紙製品”的分類,印度海關對此非常困惑。裏麵的每一件東西,海關都詢問再三,並且還要詳細寫下來郵件發給他們。
海關這麽認真工作當然不是因為良心發現,而是為了征收關稅。印度的各種稅率之高得讓人很難相信這是一個現代國家。由於占人口比例大多數的農民是不交稅的,所以印度整個國家的納稅重任承擔在少數人身上。比方說一個正規的工薪階層,每年12個月的工資,實際上隻能領到10個半月,有差不多1.5個月的工資都拿來交個稅。不過“正規工薪階層”在印度並不多,除了種地的農民之外,很大一部分都是按日按周結算打零工的,這些人也不交稅。因此在印度逃稅是集體行為,走私是日常兼職,黑錢是普遍現象。國家收不夠稅,便更加窮凶極惡地征稅,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重稅逼得老百姓愈發精於逃稅之道,國家把老百姓當賊防,老百姓也就真的隻能做賊才活得下去。
這幾年印度個稅占國家稅收的比重越來越高
就這麽一個0.47公斤的小包裹,而且印度海關明知是個人自用的物品,還是不依不饒地開出了2919盧比的稅單,合人民幣272元,是聲明價值的150%。我這些東西,淘寶上買來也就六百多,所以就算印度海關火眼金睛明察秋毫,他也至少征了50%的稅,也不知道算是按的什麽標準。
我後來跟印度朋友交流,他說印度海關之黑,是人盡皆知的。征稅50%起的,最多可以征300%,不管你是不是自用,海關都默認是商品。之前有個新聞,一台價值兩千多的二手筆記本,走的郵寄渠道,海關征稅征了五千多。就拿我們哥印拜陀當地的國際機場來說,平時每天也就起降兩三個國際航班,海關閑得無聊,每個國際航班的每件行李都要仔細檢查,把每個人都默認為水客。像我這種外國人還好一點,對待印度人則非常粗暴。
我老婆一聽要這麽多錢立馬就炸了(我老婆屬於典型的價格敏感型印度人,這個我在《娶拉達克姑娘是一種什麽樣的體驗》一文中分析過),客服電話投訴電話狂轟濫炸了一星期。我打一開始就知道根本就不會有用:人家手裏扣著你的包裹,明火執仗打著“關稅”的名號要“贖金”而已,說白了就是明目張膽的敲詐勒索,怎麽可能你打幾個電話就算了。而且海關早就放話威脅過了不給錢就“撕票”——這是他們的正規流程,無人認領的包裹銷毀。 而且我老婆投訴的時候也完全沒有抓住鬥爭重點,反複強調已經付了那麽多快遞費了,為啥還要付關稅!快遞費是快遞公司收的,關稅是海關收的,這混為一談不是胡攪蠻纏嘛。但我並沒有給我老婆任何建議,隨便她去跟人家吵,反正她比我更懂怎麽跟印度人打交道……經過一個禮拜的嚐試,她終於還是放棄了,隻好交“贖金”,一分錢都沒少。
往好了想,至少泰國海關沒敲詐關稅。
所以這個包裹從上海到南印度總共支出了217+694+272=1183元,趕上機票打折的時候,都夠單程飛一趟了。
講這個關於簽證和快遞的故事,隻是想從側麵給大家看看在疫情和中印敵對的大背景下,“逆全球化”的操作會給普通人的生活帶來什麽樣的影響。其實我已足夠幸運,至少目前衣食無憂、夫妻團聚。有不少跨國婚姻的夫妻,或者在跨國公司工作的職員,目前都麵臨了分居、失業。
有人肯定要問,那你為什麽不回中國來呢?
如今的形勢寄一個快遞都如此艱難,目前印度回國唯有通過政府包機,而且回了中國也不知道什麽時候能再來印度。更重要的是,3月28號起中國就禁止外國人入境了,我老婆原來的中國簽證被作廢,而中國駐印度使領館目前也暫停了印度公民的簽證申請,我總不見得一個人回來吧。
另外經濟也是一方麵原因,在可預見的將來,就算有辦法往返中印,往返一趟的開支恐怕足夠我在印度生活一年。單就生活品質而言,我現在宅在印度的生活還是比較舒適的,不但有吃有喝,還能牛排自由海鮮各種自由水果自由。由於國際旅行和中印物流的中斷,碼字是我目前唯一的收入來源,維持兩個人在印度的生活開支是足夠了,但如果回國的話,以上海的消費水平恐怕要入不敷出。目前還不知道這樣的情況什麽時候是個頭,賴在印度也算是一種“可持續發展模式”。
想想今年一月離開上海的時候,怎麽都沒有想到疫情以及隨之而來的“逆全球化”會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假如這一切都沒發生的話,我現在這幾天大概應該正在國內申請巴基斯坦簽證,然後準備九月底從新疆去巴控克什米爾吧。
如今印度的疫情其實已不足為慮,目測我們社區裏大概一半人可能都有了抗體,整個印度國內也已全麵解封。我知道有很多人肯定不同意我的看法,但我可以很確定地告訴大家,疫情對印度的影響再壞也不太可能壞到哪兒去了,抗體檢測已經證明了印度98%的人都是無症狀感染(詳見《我算了算,印度的真實感染人數可能有3億》)。 昨天印度政府又禁用了118款中國應用,這個事情早有風聲,所以我一點都不驚訝。一直有人來問我,禁用APP對我有沒有影響啊?這個目前對我真的沒影響,我是個電腦重度使用者,能在電腦上幹的活就不會用手機,現在宅在家裏更是很少用手機。真正造成影響的,並不是具體禁用什麽哪些APP,而是印度政府對中國的妖魔化,導致的整個印度社會對中國的敵意。用我老婆的話來說就是:印度政府正在把中國變成“巴基斯坦第二”(Second Pakistan),以後印度人看中國人就像看巴基斯坦人一樣。事實上也確實如此,我有個朋友之前在班加羅爾找房就因為中國人的身份而遇到了一些困難,有興趣可以網上搜一下《疫情和中印衝突之下,一個中國女孩在印度找房子》這篇文章。我因為一直宅著的關係,目前還沒在社區裏感到敵視。
前兩天中印邊境又現新的衝突,其實新聞出來的前一天,我老婆在拉達克的親戚就跟我們通風報信了,搞得她晚上擔心得失眠。這幾天很多人都關心衝突究竟是否會繼續升級,對於這個問題,我個人比較樂觀。原因很簡單:保持局勢的緊張符合莫迪的政治利益,他可以借此凝聚印度國內的民心,獲得更高的支持率,擁有更大的權力;但開戰並不符合莫迪的政治利益。假如真的跟中國開戰,尼赫魯的前車之鑒猶在,大概率會像1962年那樣兵敗如山倒,那麽莫迪的政治生涯也就徹底完蛋了,並且還會被釘在印度曆史的恥辱柱上。
除非印度政府有必勝的把握,否則熱戰是打不起來的。那麽印度政府有必勝的把握嗎?嗯,跟國內吃瓜群眾吹牛逼的時候必須有,要不然怎麽能讓民意高漲起來?但他們自己心底知道並沒有,因此最完美的狀態就是“將戰而不戰”,緊鑼密鼓地繼續推進“去中國化”,借機進行產業改革。
不過也不排除印度政府這招玩過火了,被輿論和民意綁架,搞得騎虎難下。
樂觀歸樂觀,對於中印是否應當開戰這件事我是很糾結的。中印真要打起來,包括我在內的無數人的生活和未來無疑會受到翻天覆地的影響,從理性角度講我希望和平。然而我的內心深處又挺希望中國可以把印度胖揍一頓,直接把莫迪跟印度都打回原形,打得他們接下去幾十年都不敢再瞎吹牛逼惡心中國。印度一旦戰敗,莫迪必定下台,印度國內秩序大概率會崩潰,我則多半會跟許多印度人一起流離失所,變成戰爭難民。
不過在現實世界中,隻要開戰就不會有贏家。中國確實可以在戰場上碾壓印度,但會在隨之而來的國際製裁中付出巨大的代價,所以多半還是打不起來。目前中印雙方外長釋出的信息也是希望和平的,打起來對雙方都沒好處。
如今中印之間,算是某種意義上的“冷戰”。印度要是真的繼續與中國脫鉤,恐怕印度國內老百姓的日子隻會越來越難過。征收高額關稅或者禁止進口中國商品,短期來看無疑是在損害印度老百姓的利益,至於長期能不能發展出自己的製造業還很難說。因為就目前來看印度並不具備發展製造業的土壤,而這是由幾個原因綜合造成的:
- 銀行借貸利率過高,導致印度的融資成本和融資風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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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私有製,工業園區規劃阻力重重,缺乏規模化發展;
- 勞動力雖然便宜,但素質低下,且國民觀念以勞動為恥。
印度以為自己能夠複製中國的經驗,因為他們根本不了解中國,甚至也看不清自己的狀況,用鏡像思維考慮問題。就像我以前在中國的時候,總是對中國這個不滿意那個不滿意,因為我老是拿中國跟那些發達的民主小國家相比,覺得中國應該學習複製那些國家的經驗。離開了中國之後,才能從這種鏡像思維中走出來,慢慢明白許多事情都需要辯證地看待。甚至發現有些相信了一輩子的道理,往往有著另一麵。
我來講講這幾天想到的一些“歪理”。
孟子很早就提出了“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這句話經常被用來詬病中國的國有製,認為中國人的私產得不到保護。跑來印度發現,雖然這邊名義上是私產,國家想要巧取豪奪一樣有辦法。
首先吧,隻要國家控製著貨幣發行,所謂“恒產”的概念就得打折扣。隻要靠著每年幾個百分點的通貨膨脹,就可以悄無聲息地收割老百姓的私產。除了有計劃的通貨膨脹之外,其他割韭菜的辦法也多的是。有這麽多辦法,哪個國家政府還需要來強奪?——有啊,那就是印度。保持一定的通貨膨脹照理說可以刺激投資和消費,但印度卻是個例外,依然是農業社會的思維方式,老百姓愛存錢。印度的通貨膨脹率常年接近社會動蕩的臨界值,差不多壓榨到了極限,政府就得變些別的法兒來搶錢,繁重的稅賦隻是他們的手段之一。
比方說2016年莫迪突擊搞的“廢鈔令”,所有大額貨幣一夜之間作廢。我最近琢磨這個事兒,覺得這不就是以“打擊黑錢”為名變著法兒充公私產嘛,不然犯得著連累那麽多無辜小民嘛?當時印度政府還顯得十分“寬宏大量”,隻要願意接受45%的“罰款”,你的黑錢就能變成白錢,不用接受其他懲罰。
前燈塔國英國在殖民統治印度的時候,曾推行過“無嗣失權”(Doctrine of lapse)的政策:印度的土邦主如果明顯無能或者無男性繼承人,土邦的土地就會被強行收歸帝國所有。雖然後來這個政策由於加劇了帝國和土邦之間的矛盾而廢除,但國家真要搶你的私產,總是找得到理由的,國家大多數時候隻是不屑而已。
2016年莫迪進行稅改之後,服務稅占國家稅收的比重大幅上升。現代國家早已沒有必要通過打土豪這種極端手段斂財了,取而代之的是“隱形”打土豪
其次啊,我觀察下來“有恒產者”有沒有恒心我不知道,“有恒產者”無上進心倒是很普遍。比方說印度這邊,一些小資產階級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或者霸著自己在某個傳統產業裏的既得利益,不願意社會發展對產業結構進行改革。這其實是不少國家目前的社會現狀,缺乏上進心的“有恒產者”成了社會進一步發展的阻力,老齡化和階級固化進一步導致社會失去活力。
好吧,就算我上麵說的都不對,“有恒產者有恒心”才能成事兒,那麽整個中國不正是黨和政府的“恒產”嗎?“無恒產者無恒心”說的不就是輪換執政的多黨製民主國家嗎?
馬上太平洋對麵那個“無恒產無恒心”的政府又要進行大選了,這幾天川建國不負眾望,民意調查的支持率貌似大漲。我是川建國的鐵杆支持者,給這個世界帶了多少歡聲笑語,由衷希望他一定要再接再厲連任成功。川建國連任從短期上來看或許對中國不利,但從長期來看絕對是對美國更不利,搞垮美國給中國創造機會就靠他了。
美國也好,印度也好,中國問題都是他們手上的一張牌,誰針對中國,誰的支持率就上升。
中國為啥這麽招恨呢?
我2018年底在孟買偶遇過一位美籍華裔的經濟學家,或許有些人聽過他的名字——文貫中。他爹是過去的國民黨軍官,解放後被打成了政治犯,他們一家受到的待遇自然不大好,改革開放之後他一有機會去美國並入了籍,所以思想上有點反華。
那時候正值中美貿易戰談判階段,孟晚舟剛被綁架沒多久,這人自然是站在美國這邊的。他講中國在貿易方麵不守規矩,占了很多便宜,並且對中美貿易談判做出了預測,信心滿滿地認為中國會讓步——後來的事實證明他預測錯了。不過他講的有一點讓我印象很深刻,就是中國占領國際市場的套路——中國政府通過政策傾斜扶持一些產業,然後通過國內14億人的巨大市場將這些產業養大了,再跑去國際市場上競爭,這麽個搞法,誰競爭得過中國?他說了一句:“這怎麽行?!”
這怎麽不行?!隻許中國做衣服做玩具,不許中國做芯片做飛機,難道隻有這樣才行?
他講的中國套路其實有一定道理,大家想想抖音出海不就是這麽個模式嘛?很多人以為抖音這個東西很簡單,誰都能做出來,這種認識是非常膚淺的。印度禁用了抖音之後,一夜之間新的替代應用遍地開花,燒掉十幾億的錢,卻至今都沒搞出一個能留得住用戶、能跟抖音媲美的。
中國的套路不但別的國家抄不了,而且中國一旦把某個技術研究出來,賣成白菜價,搞得別人都沒飯吃。因此其他國家對中國各種羨慕嫉妒恨,看不慣也幹不掉。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中國就像一個開了掛的攪局者,破壞了原有的國際秩序和利益分配,所以才這麽招恨。
我與這位文貫中先生的對話後來不歡而散,他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提出的理想國際貿易模型是所有國家零關稅零壁壘,卻故意忽視美元霸權的存在——你美國人掌握著國際貿易結算貨幣的發行權,在那邊坐莊發牌,然後要求大家按照你訂的規則公平貿易,當別人都傻嗎?
這兩年西方國家之所以把流氓嘴臉露了出來,歸根結底是眼見著自己躺著掙錢的飯碗要被搶走,坐不住了。
隻是大國博弈,吃苦頭的永遠是小民。
現在日子最不好過的,可能就是在印度和美國的中國人了。不過像我這種在印度的中國人畢竟是少數,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相比其他國家,在印度工作和生活的中國人多麽稀有。三月底剛剛封城的時候,據中國大使館統計大概有3100名中國人在印度,這其中還包括一些遊客,而據說一個小小的毛裏求斯島上都有兩三萬華商。後來政府組織了幾次包機,我估計現在可能也就一千來個中國人還在印度(隻少不多)。但就像我前麵講的,印度政府與中國脫鉤,從長遠來看,印度老百姓將受到更為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從整體來看遠遠大於我們這些暫寄印度的一小撮中國人。由於“中國製造”的缺失而增加的成本,最終都會轉嫁到印度老百姓頭上。
我在印度待久了,其實對這個國家十分同情,同情老百姓,也同情政府。這個國家從來沒有從封建社會和殖民地的枷鎖中真正解放出來過,從某種意義上這依然是一個“前現代”國家,幾百年來殘留的宗教愚昧、土地關係、生產關係,至今仍然阻礙著這個國家的發展。
一方麵,印度的下層人民是如此逆來順受和易於操縱;另一方麵,印度的上層富豪又實際控製著大量資源,政府處處被掣肘。今年的全球局勢,機遇與挑戰並存,因此如今莫迪政府才孤注一擲,借由造一場危機,試圖做一些改革。
隻怕他們空有險中求勝的雄心,卻無像中國那樣一路走到底的魄力和能力,將老百姓白白折騰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