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要回頭看才知道自己的輕慢無知。1月10號我們飛去香港辦點事，一上飛機目瞪口呆，發現過半乘客都戴上了口罩——基本上應該都是香港人。那時香港已對武漢“不明原因肺炎”啟動“嚴重”級別應變並嚴陣以待，但疫情尚未引起內地民眾的警覺。我深深記得在網上看到專家說“可防可控”、“未見明顯人傳人和醫護感染”，央視新聞通報8位造謠者被依法懲處，大義凜然地說“網絡不是法外之地”——而且我真的信了。
坐在飛機上環顧四周，我和銘基相互悄悄翻著白眼，都覺得香港是不是反應過度了，還暗暗嘲笑“香港人真的好怕死”……
我還清楚地記得，1月18號大家還在網上吃瓜痛罵“故宮大G女”，然後，從20號鍾南山確定說出“人傳人”開始，一切急轉而下，世界翻天覆地，每天都有更壞的消息。
23號是我們春節全家出遊的日子——回國後每年春節的慣例都是和父母一起出門旅行，按計劃我們23號從北京出發，我爸媽24號從南昌出發。一大早銘基就把我推醒說“武漢封城了”，老爸也發來微信問“形勢嚴峻，計劃照舊？”是的，這時出行有被感染和擴散感染的風險，國家也鼓勵大家原地不動；但說實話，我們還是不甘心為此放棄旅行計劃，同時也心存僥幸，覺得也許沒那麽嚴重，尤其去國外應該沒事兒吧……而且我們去的是炎熱的東南亞，不是都說病毒不喜歡高溫嗎？
口罩和酒精消毒液已經買不到了，所幸家中還有點存貨。在那之前，北京街上戴口罩的人寥寥無幾，然而23號當天在機場，目力所及九成的人都戴上了口罩，神情肅穆，憂心忡忡。飛機升空後，狹窄機艙裏竟有種幾乎能從皮膚上嚐到的如釋重負。
銘基湊過來說：“真的有點像逃離什麽什麽……”
我忍不住點頭：“逃離西貢的最後一架直升機。”
出發當天我讀到財新網對管軼教授的采訪，他認為此次感染規模最終可能會是SARS的10倍起跳。文章出來一堆人把他罵得狗血噴頭，說他嘩眾取寵製造恐慌（如今被狠狠打臉），但我相信他的專業性，而且他的預測與英國帝國理工科學家的模型推算都比官方數據悲觀得多，令我驚疑不定，意識到事態也許空前嚴重。然而那時我們心中還有種近乎天真的樂觀信念，覺得武漢已經封城，全國資源已大規模集結，也許疫情會很快得到控製，也許當我們旅行歸來時，生活可以大致恢複常態——真是諷刺啊，此刻我坐在桌前打字，手機裏充滿末世氣氛，窗外是淒涼死寂的京城。
之後的旅途回憶起來恍如一夢。我們先在曼穀待了兩天，然後飛去新加坡，從那裏登上“海洋量子號”郵輪，途經馬來西亞的巴生港、檳城和泰國普吉島，5天後又回到新加坡。印象中從未有過如此心神不安的旅行，每個間隙都在刷手機看新聞，就像在兩個平行世界之間不停地往返——一邊是闔家團圓，一邊是妻離子散；一邊是歌舞升平，一邊是哀鴻遍野；一邊是碧海藍天，一邊是水深火熱。
無須諱言，旅途中常有快樂的瞬間。你會完全忘記了武漢的悲慘境況，沉醉於美景美食與天倫之樂。然而每當你一轉眼重新想起那一切，感覺都像是被現實狠狠拍在臉上，再次被焦慮擔憂壓倒，更多的是沒留在國內與大家共度時艱的羞恥與愧疚。還記得在郵輪上聽船長致歡迎辭，人們端著酒杯拍掌大笑，笙歌鼎沸，歡天喜地。聽到大家說笑聲，我仿佛在夢裏一樣，眼前的一切都是那麽荒謬而不真實。生命浮在那些歡聲笑語中，越漂越遠。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國外自然也非“免疫”之地。到達曼穀時，泰國已有5例病患確診，到達新加坡時當地也有4例，而且數字都在與日俱增。人群擁擠的地方已有不少人戴上了口罩。我們曾天真地以為到了國外一定能輕鬆買到口罩，誰知到處都已售空，新加坡各家商店直接貼出醒目的中文告示“沒有口罩！”。如果不是在曼穀某個偏僻的小店幸運地買到了幾包，我們回到北京簡直要彈盡糧絕。
隨著武漢和中國各地的確診病例和疑似病例急劇上漲，不斷刷新的不隻是我們對病毒與疫情的認知，甚至還包括了對自我的認知。由於新加坡的朋友不少，到達之前我們已經計劃了三場不同的聚會，其中包括在一位本地朋友家裏舉行的、有30多人參加的大家族聚餐。直到另一位新加坡朋友忽然發來信息，說剛得知她不久前從廣州飛回新加坡的航班上有人確診，問我們是否介意，是否要取消見麵計劃——我們這才如夢初醒，驀然意識到自己也可能會給這些本地朋友帶來不便。說到底，在這種非常時期，我們並非一廂情願中的無辜者，而是可能攜帶病毒的外來威脅。
於是我們趕緊向朋友們一一解釋並取消了所有的約會。事實證明這是明智之舉，因為後來隨著新加坡疫情蔓延，政府也開始管控那些接觸過從中國來的訪客的國民。在很多學校，家中有過中國訪客的學生，必須自行隔離兩周才能重回課堂。
登船前幾日已收到郵輪公司的通知，說因為疫情嚴峻，很抱歉無法接收來自湖北的乘客。上船一看，中國乘客的總體數量顯然也比往常少得多，甚至被越南大大超過。不少越南家庭和旅行團從第一天起就全程戴著口罩，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每次大家目光相接，我都覺得他們看我的眼神透露出絲絲恐懼。不過，其實中國乘客相互之間也躲得遠遠的，絕不輕易開口聊天，明顯比平日裏多了警惕——大概是“防人之心不可無”的關係。
隨著疫情發展，我們的旅程也開始受到影響。郵輪之行的第一站是馬來西亞的巴生港，一大早忽然廣播通知，所有來自中國的乘客不被允許下船。當時馬來西亞政府並沒有明文禁止中國遊客入境，估計是巴生港當地自己的決定。
第二天停靠檳城。同是馬來西亞城市，能允許上岸的幾率想來不高，中國乘客之間一片愁雲慘霧——三站裏有兩站沒法登陸，此行還有何樂趣可言？誰知一波三折，船方得到的通知先是“也許可以”，然後是“不可以”，不久又忽然變成“可以”——大家的心情如坐過山車一般大起大落。檳城一直是我非常喜歡的城市，美食眾多，淳樸幽靜，充滿南洋風情，而且普遍對中國人很友好。我至今仍偏執地覺得，也許這就是檳城最終未將郵輪上中國乘客拒之門外的真正原因。
第三站普吉島可算風平浪靜。患難見真情，這一次泰國自始至終表現得非常暖心——免費治療不分國籍，免除中國遊客因疫情滯留泰國的滯留罰款費用，也沒有對中國遊客采取限製入境措施……普吉島的許多小店都貼出了為武漢和中國加油打氣的標語，甚至還有商家免費發放口罩。
然而當晚回到船上，猝不及防又有來自新加坡方麵的壞消息：由於疫情的擴展，新加坡政府決定自2月2日零時起，禁止所有過去14天曾到過中國大陸的旅客入境新加坡。而我們的郵輪正是在2月2日回到新加坡，原本的計劃是在新加坡再待一晚，第二天（2月3日）飛回北京和南昌。
這則通告來得突然，大家都不知該如何解讀和反應。郵輪停靠在新加坡的碼頭，我們要下船自然就要重新入境新加坡。真的會禁止我們這種特殊情況的旅客入境嗎？具體又會怎樣操作呢？退回郵輪上應該不可能，會不會來幾輛大巴直接把中國人拖去機場？如果當天沒有航班，我們又該怎麽辦？像《幸福終點站》那樣被困在機場嗎？
焦慮困惑的同胞們湧去郵輪上的問詢處，但船方工作人員也一問三不知，隻是猜測能入境但必須當天飛走。爸媽從新加坡回南昌的機票並非每天都有，我們趕緊行動起來，買了2月2號從新加坡飛曼穀的機票，想著至少可以先飛走再從長計議。
（後來看到那些“恐怖郵輪”的新聞才感到一絲後怕，明白能下船已是天大的幸運了……）
這張機票最終沒被用上，因為新加坡政府後來網開一麵，隻要求我們在入境的48小時內離開——剛好和我們最初的計劃沒有衝突。不過說實話，我們也早就想離開了。一路上的各種不確定性，各國民眾避而遠之的態度，再加上我們自身的愧疚和牽掛，這一切疊加起來，讓一顆心沉重得無法再吸收任何遊山玩水之樂。看看我爸，一路上幾乎住進了手機裏，在異國街頭一邊走一邊戴著耳機聽新聞，心思早已飛出十萬八千裏——“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回避。”
我理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恐懼。國家太小，無法承受疫情擴散的打擊。這算某種歧視嗎？其實也未見得。此行我並不認為自己遭遇了直接的歧視，但也的確在網上看到了不少“仇華”的歧視言行。可是我也想說，責怪國外歧視中國人的人，首先也請你們不要歧視自己的同胞。
我無法忘記在武漢封城之初的那些天裏，網上對“出逃的武漢人”鋪天蓋地的攻擊。到處都是用方言罵武漢人的段子和抓賊般的舉報，所有出了省的武漢人都被視作移動的病毒源，無數酒店禁止他們入住，“土法封路封村”演變成輿論狂歡……真令人心寒啊，武漢人錯在哪裏呢？絕大多數人沒吃野味，也沒故意禍害別人。封城前離開的500萬同胞並沒有違法，而且大多數是在官方公布疫情嚴重性前離開的——話說回來，就算懷著恐懼自保之心，難道不是人之本性？
指責受害者是我們社會一個扭曲卻常見的現象，在疫情麵前更體現得登峰造極。記得嗎？病患家的大門被一群人用鐵杠封死，救治病人的醫護人員被小區居民抵製回不了家……如果把防控疫情定義為一場戰爭，把疾病定義為敵人，就不可避免地會把錯誤歸咎於患者和任何可能的患者，忽視他們其實也是受害者這一事實。於是他們會為自己生病和可能生病而羞恥，從而更有可能隱瞞病情和行程。
而乖乖留在武漢的同胞們更是做出了巨大犧牲。封城後管理混亂，醫療資源嚴重超負荷，許多人得不到及時診斷治療，輕症變重症，重症致死亡；而所謂的“居家隔離”又導致更多交叉感染不可收拾。為了更多人的安全，這座城市的人們幾乎是被封鎖起來一片接一片地赴死。相反，那些“出逃”的武漢人卻的確在省外獲得了更及時更充裕的醫療資源。看看省內省外天差地別的病死率吧，你真能在道德倫理上指責一部分人的逃生之舉嗎？
其實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武漢人”，隻是很多人還沒有意識到罷了。
疫情爆發後，非典時期的回憶排山倒海向我湧來。真沒想到啊，時隔不到20年，我們竟要再次踏入同一條河流。
不少讀者給我發來消息，說眼下發生的事情讓他們想起《藏地白皮書》，想到我和銘基在SARS蔓延時相識相愛，不失為某種殘酷的浪漫。說實話，我隻能苦笑。非典期間，我在大學封校前夕翻出校門，從當時的疫區北京飛去西藏，後來又為了愛情輾轉多地，在外“流竄”一個多月後才回到北京。要放到現在，首先我很可能出不去，就算逃出去也肯定會被網友人肉，罵個狗血噴頭——“你是想害死所有人嗎？”
那時的防控形勢和今日全然不同。當時人口流動性不高，SARS傳播鏈相對清晰，疫情主要集中在廣東和北京，大部分地區隻需要隔離觀察由京返回的人員。西藏遊客寥寥，根本沒人對我“防控”，偶爾有驢友知道我從北京來，也不過是開玩笑地假裝打個哆嗦；非典時期北京的日常生活也幾乎停擺，但與如今都在家裏自我隔離不同，那時似乎鼓勵大家去室外通風處做操運動，於是停課的校園裏一堆人都在打羽毛球，外麵不少餐廳都開辟了露天座位；那時也不像現在這樣全民戴口罩，甚至根本不知道口罩還有這麽多的種類，很多人都是一個布口罩洗洗再用，甚至還有什麽“鐵口罩”的民間傳說……
我在《藏地白皮書》裏描繪過非典時那種壓抑而恐慌的氣氛——“憂樂未知，阡陌不識，死生無常，人生如寄”；在某程度上，我認為自己的人生觀也受到那場災難的影響。然而彼時到底年少無知，再加上那個年代人們生活相對簡單，手機和網絡都算新興事物，信息渠道唯有報紙和電視。看著新聞裏與日俱增的死亡人數，雖然心驚膽戰，但沒有故事，沒有細節，沒有現場感，終究像是水中望月，少了真實的切膚之痛。
經過17年的發展，如今的人口流動是非典時期的6倍，又剛好遇上春節，大大加劇了病毒的擴散。這種高速而廣泛的傳播是2003年不可想象的。身陷地獄的那種恐慌、慘烈、憤怒與絕望在手機另一端全程現場直播，而這一秒還在圍觀的人也許下一刻就變成了感染者或密切接觸者，沒有人能置身事外。我們仿佛正在親曆一場末日海嘯，眼睜睜看那滾滾洪流吞沒周遭的人，心裏清楚自己正在見證慘痛的曆史。這一次，或多或少，每個人都是受害者。
在新加坡的最後一天，出發去機場的路上，我們再次戴上口罩，嚴陣以待，準備迎接海嘯的洪流。爸媽眉頭緊鎖地捧著手機，我在後座幫毛衣整理口罩，銘基從前座回過頭來沉默地看著我們。我突然被什麽東西擊中，再次想起了《藏地白皮書》。是啊，那時我們是無知無畏的年輕人，不顧父母的擔憂勸阻，一意孤行東奔西跑；如今卻已加入了中年人俱樂部——地球上最慫的群體，上有老下有小，不敢死也無權死。你的生命不隻屬於你自己，就算為了家人也得小心翼翼地活著。
回到北京恍如隔世，短短10天卻像是換了人間。“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第二天早晨拉開窗簾的那一刻，北京城慘白而緘默地出現，杜甫的詩穿越千年直抵人心。
在家隔離是一種奇怪的感覺。一方麵，你知道自己正身處一場特殊的戰爭（而它所謂的“勝利”也不過是把人命的代價降到最低），戰爭時期的生活充滿未知而不可控，你像被流放到漂浮的冰塊上，不敢去想冰塊什麽時候會溶化，迫切地希望這一切有個盡頭；另一方麵，在舒適的家中體驗兵荒馬亂，你知道自己已屬最幸運的人群——至少一家人齊齊整整，不用冒險奔波，無須憂心食宿，還有書本網絡可以解悶。
但不知為什麽，很長一段時間裏，我都隻能看災難片，讀那些有關醫療和疫病的書籍，完全無法承受任何輕鬆“正常”的話題。這顯然是另一種“鴕鳥”的表現，就好像自己還有日常生活這件事本身已然構成了某種背叛。
身為一個長期自我隔絕的寫作者，其實我的日常生活變化不大，隻是多了許多與家裏那頭“神獸”正麵交鋒的時間。幸好神獸有遺傳到我和她爸那種“隨遇而安”的性格，對一切變化都適應得很快。除此之外，生活表麵上的改變也不過就是一周隻出一次門，每天隻洗一次臉，一到晚上就想喝酒，還有近乎瘋狂地想念哈哈鏡的牛蛙鴨舌海鮮菇，以至於每天都上“美團”焦急地打探——唉，也不知道它們有沒有想我……
我爸說這種生活狀態讓他想起朱利安•巴恩斯的《夢》——我們父女倆都很喜歡的一篇短篇小說。悠長的等待，在生與死之間，就像身處虛幻的天國。不用工作，有吃有喝，見不著熟人朋友，沒有任何真實的事情發生。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好像住進了日本的枯山水， 一切枯淡幽玄，隻能自解自悟。
更具真實感的反倒是非日常的世界。我從來都不是微博的重度用戶，但這些天來幾乎時時刻刻在刷微博，反複經曆一場場小型精神崩潰。你不斷地告訴自己不能再看了，再看精神要出問題，但還是忍不住再次拿起手機自我折磨。我相信但凡密切關注疫情新聞和求助信息的人都會患上不同程度的PTSD，更無法想象武漢人和那些奮戰在一線的人們究竟在經曆著什麽。
微博也讓我第一次體會到這種分擔痛苦的感覺，就好像大家都團結在一種沒有物理界限的東西裏。個人的痛苦變成了群體痛苦，群體痛苦又變成了個人的痛苦。有“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的哀傷與愧怍，有對無數挺身而出搭救眾生的普通人的尊敬和感動，還有太多太多的憤怒、困惑和無力——有時夜深難眠，被發拊膺，直想如辛棄疾那般連聲大喊“殺賊！殺賊！殺賊！”
最令我憤怒的，當然是這場巨大的災難並非不可避免。如果你看過《第一財經》整理的從12月1日到1月23日的時間線，就會看清早早出現的疫情是怎樣離奇地被輕視又反複拖延。武漢的警鈴早有機會被拉響，我們原本不用付出如此慘痛的代價。
我不明白為什麽明明知道是跟SARS相近的冠狀病毒，卻沒有第一時間當作人傳人來看待（難道不是“人不傳人”才需要更確鑿的證據嗎？）；不明白第一批衛健委專家組為什麽要把診斷標準定得如此嚴苛離譜——非要有華南海鮮市場接觸史，沒去過的就不能確診——這豈不是先認定沒有人傳人，然後以此來定標準去診斷，診斷出來果然沒有人傳人？簡直是“22條軍規”般的荒謬；我更不明白為什麽在武漢和湖北兩會期間衛健委的對外報告是“零疫情”，這到底是內部的揣摩還是哪位領導的指示？為什麽1月15日國家疾控中心發出一級響應，而1月19日武漢還如期舉辦了什麽萬家宴？……
我不知道網絡直報係統為什麽沒起作用，拖延疫情的人到底是誰，錯在瞞報還是輕視還是誤判，責任又該如何劃分；隻看到他們在接受采訪時支吾其詞、互相甩鍋。其實疫情至此，顯然是多方合力犯下滔天大罪，誰都沒有推諉的餘地。可恨最寶貴的防控窗口期就被這些人白白浪費，戰機貽誤，再難挽回。病毒大舉入侵，鍘刀高高舉起，而人們轉過臉去，露出微笑，歌舞升平。
現在還有許多人在歌頌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製度優勢”、十天建好一座醫院的奇跡、“全民齊心群防群控的團結精神”……可問題是，如果第一時間公開和防控疫情，我們根本就不需要經曆這場國難，不需要建這些醫院，不需要封城封省和全國支援，更不需要犧牲這麽多條人命！
輾轉反側的夜裏，常忍不住想倒轉時間，從無數事件的折縫裏鑽回去，重啟2019年的12月，挽回所有的不幸。但心裏也清楚，隻要穿越回去的我仍是一介平民人微言輕，曆史就不可能被更改。而更有可能發生的是，我會成為第9名“造謠者”被傳喚，在訓誡書上屈辱地寫下“能”和“明白”。
是的，時至今日仍沒有一天不想起李文亮醫生。從他去世的那個夜晚的暴怒痛心，到如今成為心中死去的一小塊。朋友圈裏難得的眾怒和國葬般的哀悼其來有自：一是悲憤於為眾人抱薪者竟凍斃於風雪，蒙冤受辱的醫生死在他蒙冤的起點；二是物傷其類，謹小慎微又良知未泯的普通人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他所遭受的恥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恥辱，他的命運也可能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命運；三是因為大家都想要一個公道，至少是一個道歉——不隻是對李醫生，也是對我們所有人。
因為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一個事實是：也許李醫生的“吹哨”並沒在真正意義上抵達大眾層麵，但他被視為“造謠”而遭到傳喚訓誡的事情卻通過央視大張旗鼓地曝光，如果沒有這麽高調的“辟謠”，公眾也不會那麽容易輕判疫情；另一方麵，根據中疾控論文的新數據，去年12月31日前已有感染者104人，15人死亡。如果早在那時就努力防控和提醒公眾，而不是忙著訓誡醫生、大力辟謠，就隻有100多個人和他們的接觸者需要隔離，根本不需要讓整個國家付出這麽大的代價。
這就是大家糾結難解的心結，是對不受製約的權力的問責，是對真相的渴求和捍衛。所謂公道，不僅是“你沒錯”，更是“我錯了”。
討論公共事務時，我討厭“造謠”、“辟謠”、“不信謠、不傳謠”這樣野蠻粗暴的表達。它的野蠻在於隻認定官方的一家之言是唯一可信的信息（其審核標準往往是政治標準而非公共利益），並以此為手段鉗製一切自由流動的信息。問題是如果官方發布假信息該怎麽辦？“可防可控”算不算造謠？“兒童不易感”算不算造謠？湖北省長說“物資儲備和市場供應充足”算不算造謠？
更何況，事物常在發展之中，人的認知過程往往會走彎路——不明病毒已經給了人類足夠多的教訓，令我們意識到自己並非時時刻刻真理在握。如果你把那些由於信息和認知局限而產生的“不實信息”統統打為“謠言”，就一定會為這種傲慢無知付出代價。
其實謠言不可怕，不實信息也不可怕。在一個信息能充分地自由流動的環境裏，信息的修正能力是很強的，人們也自然能學會在眾多信息中去篩選、分辨和判斷。正如托馬斯•傑斐遜所言:“一切謬誤，隻要可以自由反駁，就不會危險；任何真理，隻要不允許批評，一定是謬誤。”
大肆使用這類詞匯的另一個危險之處在於：長此以往，你會把傾向性明顯的“造謠——辟謠”與中性的“質疑——回應”相混淆。當你習慣了這種斬釘截鐵、非黑即白的階級鬥爭語言，公共討論便會陷入“動機論”的泥沼。事實上，對權力保持質疑和監督乃是公民的職責和權利；而權力若要贏得信任，就應善待民意，麵對質疑（哪怕是過度的苛刻的質疑）要第一時間回應，如此才能在一次次考驗中建立公信力。
語言不僅僅是語言，更是思維的工具、文化的載體。所以不要輕易說出“造謠”、“洗地”、“帶節奏”、“境外勢力”這樣立場先行的語言，不要習慣於“毫不留情”、“堅決維護”、“不惜一切代價”、“集中力量辦大事”、“大局為重”這樣高度統一和僵化的語言，不要沉迷於“阿中哥哥”、“我兔”這樣精神傳銷式的飯圈語言；因為這種語言背後的思維方式往往默認公權力可以以正義之名不受製約，為了“大局”可以犧牲掉個體的權益，把本應是國家主人的人民變成了國家的腦殘粉。
我甚至覺得，孕育了這種語言體係和思維方式的文化，恰恰就是這次疫情的罪魁禍首之一，很有可能還會讓我們再次陷入災難。
疫情暴露出的另一個令人憂心的問題是國家的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拋開最初隱瞞疫情導致的局麵失控，其實從政府響應速度來看並不算慢，也的確已傾舉國之力，然而準備不足，決策失誤，應對遲鈍，加上各種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於是基層疲於奔命，問題層出不窮，處處捉襟見肘。
最大的決策錯誤應該是封城之初被動的量力收治。沒有把“確診、疑似、發熱、密接”四類人員分類對待，讓患者居家隔離造成交叉傳染，取消公共交通又導致大量病患和疑似病患在求醫路上到處奔波而擴散疫情；然後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火神山雷神山，沒料到光每日新增的確診人數就已超過了這兩家醫院的床位；等到開始通過方艙醫院和民間隔離點以及大規模醫療支援等方法來應收盡收時，已經差不多過了兩周的時間……
這一切是不是都可以更早地發生？如果早點對疫情規模做科學的估計，如果早點建方艙醫院，如果早點把病人從家裏弄出來，如果早點集結醫療資源……真的會有這麽多重症和死亡嗎？
後來的“應收盡收”和“清零”，事實上已經證明了之前的決策是巨大的戰略錯誤。可問題是我們根本不知道這些決策由誰做出，經過了怎樣的考量，有過什麽樣的備選方案，又是何時意識到其中的錯誤……
我們什麽都不知道，什麽都不被允許知道，自然也就無法討論這些錯誤，更無法避免將來的錯誤。也許這就是我那深刻的無力感的來源——極少數人掌控著我們所有人的命運，而我們隻能祈禱他們少犯錯誤。
看了財新的特別報道《艱難的“清零”》，才發現武漢在做出封城決定的時候，基本上是毫無準備的，具體管理上也是一塌糊塗：讓輕症患者在家自我隔離，沒說轉重了該怎麽辦；把公共交通都停了，沒說病人該怎麽去醫院；讓基層社區做好防疫工作，卻不提供任何實質幫助。
看完以後覺得基層社區工作人員真是太難了。一邊是苦苦掙紮、求醫無門的恐慌病人，另一邊是隻發布任務、卻不為社區提供任何解決方案、也不幫助協調困難與障礙的街道和上級部門。於是社區隻能填表、匯報，第二天更新情況再填表、再匯報，周而複始，有心無力。
與這種庸政和懶政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民間力量的專業和高效，以及一個個普通人的樸素善意與非凡勇氣。媒體報道中一個格外突出的例子是那個搞定金銀潭醫護難題的快遞小哥——他先是接送因限行而難以出行的醫護人員往返金銀潭醫院，隨後組織招募誌願者，聯係摩拜、滴滴、青桔單車等解決醫護人員出行問題，之後又聯係餐廳解決醫護人員吃飯問題，買羽絨服買鞋解決醫護人員保暖問題……
難怪有人評論說“一個小哥抵得上一打武漢市長”。發現問題、組織協調、統籌調度……這些本都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需要的也不是什麽驚天動地的能力，但為什麽各級官員不作為呢？為什麽連醫護人員上下班都沒人管？大概是沒有像這位小哥那樣深入一線想人民之所想吧。
這是整個官僚體係的沉屙頑疾。在這個體製中，各級官員隻需承受來自上方的壓力和監督，卻無須向下方更基層的官員和被治理者負責（而且後者也沒有問責渠道）。於是漸漸形成了“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共識，而且幹得好是領導英明神武，幹得不好是基層能力不行。這種上層與下層的切割，和駐美大使答記者問時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相切割一樣，都是由同一種治理邏輯驅動的。而當每個人都以“多做多錯”的思維來做事，你就不可能設身處地傾盡所能去解決問題。
事實上，從早期擔心影響穩定而壓製輿論瞞報疫情，到麵對危機時各部門官員的遲鈍失誤，再到政治任務下基層組織各種粗暴混亂甚至非法的高壓管製（隻因沒戴口罩就被當街掌摑或捆綁遊街等等）……這一切都並不能歸咎於某幾個“害群之馬”，整個體製是應當被反思的對象——正如周雪光教授所說，“中國現行的治理機製是自上而下的決策執行機製，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信息匯集和傳遞機製；即使如新冠病毒一樣豐富的信息，也缺乏從地方到高層的有效信息傳遞。”
所以它看似完美強大，其實一直漏洞百出，沒出事隻不過是僥幸沒出事而已。看看最近的濟寧任城監獄大麵積感染卻不通報的新聞，顯然武漢的悲劇並非偶然，它隻是平均水平的中國。就算病毒隨機選擇了另一座城市，我們很可能還是會掉進同一條苦難之河。
“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也暴露出另一個問題，就是政府力量和民間力量的不匹配和對接不暢。政府希望事事主導，包辦一切，卻沒有意識到那種“大政府、小社會”的傳統管理機製已然落後於時代。在這次疫情中，來自企業、民眾和公益組織的援助都很積極高效，可往往支援物資已高效運到，卻因為政府低效的調配能力（中間環節過多、管理方式落後）造成物資梗阻，遲遲無法發放到最需要的地方。
互聯網時代的物流網絡和科技手段如此發達，民間力量也已非常強大，卻一直沒被充分激活，實在是很可惜。希望經此一“疫”，政府能學會適度分權，將一部分權力讓渡給民間機構。畢竟，家長太過強勢，孩子就會變得更加軟弱可欺。我們有這麽好的人民，明明值得更多信賴。
寫這篇文章斷斷續續用了很長時間。寫到這裏的時候，局勢看來正漸漸好轉，當然也隻是相對之前哀鴻遍野的慘況而言。即便是在此刻，網絡上仍有大量的呼救和求助，比如時至今日仍未被排查的小區居民，比如因全麵封鎖而導致的人們購買基本生存食物的困難（尤其是那些不會網購的獨居老人和基本沒有物業可言的小區），比如被新冠患者“奪走”床位和治療機會的其他類型重病患者，比如特殊人群（癲癇病患兒、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等）因疫情麵臨斷藥的問題……更不用說大批在疫情中停擺的中小企業很可能活不過這場災難，許多普通人將麵臨失業斷糧的危機……
當我們說“集中力量辦大事”時，往往也意味著要為了“大事”犧牲掉許多小民的利益——這是悲劇而不是勝利。當你讚美這種力量和“勝利”時，別忘了這次你隻是剛好屬於“大局”的那一方，下一次也許就是被犧牲掉的棋子。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是武漢人。
我也痛恨“多難興邦”這個詞。首先這根本不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曆史上從沒見過多難能夠興邦，隻見過多難終致覆國；說到底，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在承受著苦難，而不是抽象的“國家”概念。那些在苦難中死去的人，難道你要感謝他們用生命完成了“興邦”大業嗎？我們的國家當然能挺過這場災難，但很多人不能。那些平民百姓、醫護人員、誌願者、基層幹部……他們都已被埋葬在了這個冬天，“興邦”對於死者又有何意義？
更何況，如果純是天災，我們隻能認了，然後咬牙扛過去。如果很大程度上也是人禍呢？別忘了這場國難本來是可以避免的。那至少20天的黃金期，我們都知道是為什麽錯過了。若隻一味歌頌“眾誌成城”、“多難興邦”，怎麽聽都像是在麻痹民眾問責的神經，掩蓋社會治理的失敗。別忘了，那些無辜死去的人們都在天上看著呢！
可以想見，疫情結束之時，一定會有人高喊著口號把喪事喜辦，把國家解釋為唯一的拯救者。 免職幾個官員，然後全能政府神話卷土重來，繼續唱同一片盛世太平，而真相、問責和反思再次被遺忘。於是當下一次災難來臨，誰又能幸免？
所以不要相信，不要忘記；不要習慣性地站在老大哥的角度去體諒和合理化之，普通人和權力之間天然不對等，權力永遠需要監督和製約；不要去標榜“犧牲光榮”，不要對普通人道德綁架，不要用民族情緒去挾持個體的基本權益；不要被“世上沒有完美的製度”這樣的鬼話迷惑，製度沒有絕對完美但有相對好壞，好的製度允許犯錯，但接受批評，能夠自我糾錯，而壞的製度隻會解決那些提出批評的人；不要忘記真話的力量，真話不會引起恐慌，真話才是救命良藥。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歡這些“負能量”。他們說你帶節奏煽動情緒，他們說那些呼喊和求救會引起恐慌，他們說政府已經這麽努力了你看不到嗎，他們說你為什麽不去讚美那些偉大成就和英勇無私……基本上，他們隻想活在一個充滿正能量的世界裏，拒絕看見任何難堪的細節，也不想聽見同胞的哭聲，就連前線醫護表示防護服不足，女孩哭親人得不到救治，或者問責疫情應對的失誤……都令他們緊張得握緊了拳頭——大局當前，怎麽能這樣損害祖國母親的名譽呢？怎麽能讓境外勢力有機可乘呢？
另有一種“訓誡”是“做實事”論，即“你行你上”的另一個版本——你又不在武漢又不上前線，鍵盤俠有什麽資格批評抱怨！就好像，如果你沒去一線，沒當誌願者，至少也得捐個一千套防護服什麽的，否則就無權表達不滿。
“如果你覺得xx不好，你就去建設它”——更雞賊的版本，其實也是同一個配方同一個味道。言下之意是你不去建設就無權批評，順便把你的不滿等同於你自己的無能。問題是為什麽建設和批評非得搞對立呢？為什麽一個人不能同時既為國家做貢獻又行使公民權去質疑監督呢？對於建設而言，讚頌反倒不是必要的，批評和問責才是——別忘了紅十字會的許多積壓物資就是在質疑批評之後才分發到了一線醫院。
網絡上這類口水仗由來已久，這一次隻不過是換了個背景。民意的割裂也許源於不同的政治立場，也許源於獲取信息的渠道，也許隻是思維方式的分歧——一些人認為指出問題就是在給國家添亂，是搞破壞，是不團結；另一些人則認為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是承認問題的存在，如此才有解決的可能，進步的希望。
而更有可能，普通人之所以相互纏鬥不休，其實是源於某種共通的焦灼和無力感——無權參與治理，無從得知真相，無力改變現狀；於是隻能繼續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同時把這無處安放的情緒發泄到對方身上。
但我又不想被這種無力感所淹沒。也許這就是為什麽我會寫下這些可能根本沒人有耐心讀完的文字，說著那些遠比我博學的人早已更充分更精妙地闡釋過的觀點。我希望能記錄下這個特殊的時期，至少是記錄下自己在這一時期的心路曆程。某種意義上，我是在用敘述來療傷，來救贖自己；或許也有反抗的成分——因為刪除從未停止，封口政策日益嚴厲，記錄本身便已是某種反抗。
更多的還是想提醒自己不要忘記吧。不要忘記這些日子的憤怒，珍重憤怒的價值，體會憤怒的代價，災難過後繼續保持憤怒和批判性；而不是假裝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回到那個溫軟的幻夢之中，漸漸對他人的經曆失去痛感。
也不要忘記學習思考，無論何時都要保持精神生活的質量。這次疫情令我體會到瘟疫不僅是一個醫療問題，更是社會問題，也開始通過書籍去認識科學、政治與疫病傳播的複雜互動。而最近格外令我心有戚戚的是公共衛生防疫和個人權利之間的矛盾（也反映在日本新加坡和中國在疫情應對方麵的不同策略）。如何維持兩者之間的平衡，辨識當中無可回避的政治理念與社會道德，盡可能細化公共利益的邊界，避免國家以集體之名濫用權力，這是每個國家的政府和人民都應當關注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記做一個人。是的，這就是我最真實的想法：做一個人，就像北島的詩句——“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裏，我隻想做一個人。”
做一個誠實的人。一個有同情心的人。一個心裏有墳墓的人。一個用人的語言說話的人。一個有個人記憶而非國家記憶的人。
而總有一天，世界會需要你我的記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