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傷，殲滅，消滅，敵人，日偽軍談義

 

軍事史研究中，“死傷”然固是一個衡量戰果的標準。但將死，傷兩者混為一談時，很容易成為一個被利用虛報戰功的政治詞匯。特別是在敵我兩國對立的戰爭進行之中，敵我之間還存在著鼓舞，或欺騙國民的宣傳戰。在此文筆的戰鬥中，與數據的闊水同時，“死傷“，”斃傷”，“殲滅”，“消滅”也是常用的語匯。

麵對大眾的媒體，如報刊，通訊，文藝作品等，多喜歡采“死傷”的概念來擴大戰果，鼓舞士氣。一方麵對作戰擔當者（軍人）來說，這不嚴謹的語匯，並沒有除宣傳，報功以外的太大軍事意義，反而多是負麵影響。因為其語匯並不能準確掌握，表達戰力麵的情報。死就是死，傷就是傷，死亡等於有生力量的減員，而負傷，特別是輕傷有很大複活，再出現於戰場的可能。

所以對嚴謹的軍事家來說，更願意掌握的情報是死亡數據。日軍方麵，隻要有可能，作戰擔當者都要求作戰部隊提供敵方死亡數據。不允許以“死傷”概括戰果。戰鬥詳報等多見的“敵遺屍體某某具”的記錄方法，就是軍上級作戰擔當者的要求。所以戰鬥後隻要有時間餘裕，日軍一般都要清點“敵遺棄屍體數”，有時候還會出現以第三者（憲兵）專門清點的現象。所以此時的數字是比較可信的，但切不要忘記的是，裏麵會摻雜大量被卷入戰鬥的平民，或作為密探，逃兵而屠殺的民間人，如1938年3月18日，滕縣戰鬥後記錄的3100具遺屍。

比起國內，日軍處理“死亡”的做法也是很嚴謹的。從統計，收屍，到確認，核對，要出示種種證明。最終的死亡證明要複製10-15部，向各級單位提出，所以死者家屬，市町村，縣，厚生省，護國神社，靖國神社等都應有保管。對己方的死亡統計，可以說十分精確。戰後70餘年，至今戰爭中在大陸死亡的幾乎每一個軍人（約40萬），都能查出姓名，軍階，死亡日期，地點，死因，籍貫，所屬等情報。不僅是軍事家嚴謹，更重要的是其記錄有國家行政麵的需要。戰前的日本，雖然是天皇製專治國家，同時也是近代的法製社會。雖然很多處近乎於裝潢。1927年的征兵法，就是其中一例。

按此法律，征兵是一種國民（男子）必須盡的義務。任何人都不能違背。服役期間從20-38歲。軍人從法律麵講，並不是為國貢獻，而是被國家（強製）征用的服役者，地位等於國家公務員。若服役期間死亡，負傷，國家有負有賠償義務。其賠償的依據，就是嚴密的軍人人事檔案（現在厚生省保管著明治以來的3400萬件軍人檔案）。死傷記錄，就是其中一種。軍人死亡後，戰前有“一次賜金”，軍功（金鵄勲章）年金，戰後有遺族年金（死亡者遺孀），軍人恩給（舊軍人本人）。不管戰爭的性質如何，對戰死者支付賠償，是法律國家的義務。所以，此賠償金到和平時代仍在繼續，一直要支付到遺族本人死亡，舊軍人本人死亡。為此，在各縣，軍人檔案一般都由發放遺族年金的部局（年金福祉課）保管。

國軍和共產黨軍隊，對自己的死亡也有記錄，最近也公布了一部，但並不嚴謹，最大原因考慮是沒有征兵法律，經常出現招兵買馬，抓壯丁，或組織義勇軍，誌願軍打仗的現象。抗日戰爭中八路軍，基本上屬於誌願軍部隊。擴展的十分迅速，到處招兵買馬，有時幾個月就能擴大一倍。115師楊成武的獨立團，僅僅幾個月就成為獨立師。當然對這種在宣傳，群眾工作中參軍，打起仗就跑散的一般軍人，不會有嚴密的人事管理了製度。現在公布的八路軍人事檔案，作戰記錄等，若一看就能明白，留下的多數是黨員，紅軍戰士，幹部等骨幹的人事記錄。也僅僅是一少部分。鮮有普通士兵的記錄。這樣的話，作戰中，戰後很難準確掌握己方的死亡人數。

戰史研究的過程中，筆者積累了多數戰例，發現了一個普遍性規則，即現在共產黨國家所掌握的“殲敵”戰果，數據。實際上利用的都是對外公布，宣傳用數字。對國民黨軍委會的報功的數字（國共合作期間）。不僅存在大量虛報（如陽明堡），報告方法也是將死亡，負傷混為一談。稱死傷，斃傷，殲滅，消滅。殲滅和消滅，從本來的語義講是擊斃之意，但多年在宣傳中濫用的結果，現在已變成了“死傷”的代詞。其中多少是死，多少是傷，並不明確。此為現在抗戰史記錄中的一個特征，可以說是用語，詞匯的政治化，宣傳化的結果。因為宣傳，連文字語匯的字意都被改變。

不否認，戰爭中，宣傳也是一種作戰方法，很有必有。所以利用死傷，殲滅，消滅的用語，將戰果擴大幾倍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現象。特別是善於搞宣傳的共產黨。所有的戰果都有最低5倍以上的闊水。現在的平型關大捷，闊水不到五倍，可以說是筆者至今研究中的最誠實的一例。因為在文革後，怕經不住史料檢證，已經將殲敵3000，修改成了1000。降低了闊水餘地。在戰爭中，這屬於一種抗戰策略，但戰後，需要寫曆史，記錄曆史事實的時候，這種宣傳內容就成為了一個學問麵的，科學麵的障礙。又由於在國內寫曆史，審查曆史的最高組織是黨（中央宣傳部），不是學者，利用的又是戰前的宣傳材料，主要目的是利用曆史進行愛國教育，所以導致了黨的抗戰史記錄，和學問的戰史研究結果間出現大差。學問跳不出政治領域，從來的主張，數據經不起科學方法的檢驗，不能進行國際研究麵的接軌。使抗戰的曆史失去了學問的普遍性，成為了一個民族國家內的天方夜譚。

筆者認為今後戰史研究的最大問題，就是有必要將宣傳與曆史分開。把教育和曆史研究分開。創造一個學問自由研究的場所。把抗戰史從記錄行為，戰果，功績，民族感情的方法中解放出來。認清橫店精神，隻是一種政治，國家對立的繼續，並不是在研究，記錄曆史。要注重事實，檔案，資料，進行國際接軌。要利用，參考敵方的檔案史料。當然用語麵也要有根本的改變，死就是死，傷就是傷，日軍就是日軍，偽軍就是偽軍，民夫就是民夫，決不能混為一談。

由於日方具有嚴謹的死亡統計，所以筆者更建議在戰史研究中注重對“死亡”的研究。利用現存嚴謹的死亡檔案記錄進行戰果研究。各自國家要研究自己的死亡損失。自己的損害，既是對方的戰果。隻有這樣才能使戰史研究從民族的神話中解放出來，進入一個新的，科學的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