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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肺炎50天，全體中國人都在承受媒體死亡的代價

 

我動手寫這篇文章之初，一團沉重的陰霾正向我和家人頭上壓來。 我目前居住的上海市長寧區某…

在我動手寫這篇文章之初，一團沉重的陰霾正向我和家人頭上壓來。
我目前居住的上海市長寧區某居住小區公寓樓裏有一戶人家是武漢籍，共有五口人。 一對老夫妻（外公外婆）不久前帶著小孩子回武漢過年，大約是看著形勢不對，在武漢封城的幾個小時前（23日晚，也就是俗稱的小年夜）連夜返滬。
開頭兩天還比較平穩，大年初一（25日）下午起，外公開始出現發燒症狀。
此刻，一家人已自行去附近的醫院就診。
左鄰右舍們都惴惴不安，不知接下來會如何？

醫務人員帶領重點地區來滬人員入駐賓館，進行醫學觀察。 中新社記者 張亨偉 攝

1 我是一個擁有近30年新聞工作經曆的媒體人，自然對這場仿佛“突然之間”席卷神州大地的疫情中的媒體角色格外關心。
縱觀新聞媒體對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以下簡稱“新冠肺炎”或“新冠病毒” ）大爆發的反應，1月20日那天是一個非常鮮明的分水嶺。

1月20日晚，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接受央視新聞采訪

在1月20日之前，關於絕大多數關於“新冠肺炎”的報道來自武漢和湖北當地的官方媒體。 這些報道大多服從一個主基調，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 病毒“危害有限”，並且是“可控的”。 比如說，有專家言之鑿鑿地稱，這種新病毒不能“人傳人”等等。
期間還發生了8位武漢市民因在社交媒體上“造謠”而被談話的事情。
雖然第一例患者的出現是在2019年12月8日，但之後的40多天裏，可以說新聞媒體對受眾發揮的一直是“安撫”功能。
自然地，別說是全國其他地方，就是在武漢當地，氣氛都是一派祥和。

武漢市衛生健康委員會的第一則通報則是在2019年月12月31日發布的。 我覺得，倒不能因此過多責怪武漢市衛健委在這方麵反應遲緩。 一種人類以前從未遇到過的新病毒的發現、分離、篩查和確認，確實需要一定的時間。

2020年1月1日，華南海鮮市場公告休市整治

不過，武漢市衛健委此後又零星發布過幾次語焉不詳的通報，當地新聞媒體也都在很不重要的位置做了報道。 簡單總結，患者人數略有增加，但不嚴重。 而在1月5日到11日之間，通報幹脆停止了； 1月13日至18日，通報恢複，但都是無新增病例，無病例死亡，隻有治愈出院病例。

1月19日新聞，專家稱武漢冠狀病毒肺炎總體可 治，當地媒體的報道方式極為樂觀
有人發現，那兩段時間恰逢武漢市和湖北省的“兩會時刻”。 他們因此戲稱，這個“新冠病毒”真是愛國又講政治。 為了歡度春節，武漢還在1月18日舉辦了百步亭社區萬家宴活動，並在1月20日向市民開放20萬張文旅惠民券免費預約……
但在1月20日之後，形勢急轉直下。
從媒體報道開始出現大規模感染病例，到武漢“封城”、求援，直至全國許多省市啟動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一級響應（更具諷刺意味的是，湖北省政府啟動一級響應竟然晚於浙江、廣東等省份），中間隻有3、4天時間。
從1月20日開始，新聞媒體對這場“新冠肺炎”疫情的參與進入我所說的第二階段。 這一階段的顯著特征，用一句官方常用的話來說就是，輿論的主戰場轉到了武漢和湖北之外，當地官媒的聲音被更加強勢的全國性媒體連篇累牘的滾動報道所淹沒了。
不過，不出我所料，這一階段的媒體報道大多服從另一個主基調，就是表決心和謳歌好人好事。 簡言之，自1月20日以後，中國媒體對受眾發揮的主要功能從之前的“安慰”變成了“鼓勁”和“感動”。
這麽說吧，1月20日前後的媒體反應的確有很多不同之處，但有一個共同點： 它們做的基本上都不是合格的新聞媒體應該做的事情。

1月22日，廣州南站，很多旅客都戴上了口罩。 南方日報記者 吳偉洪 攝

2
這些日子裏所有人都在說，信息公開是最好的疫苗。
有報道說，華盛頓大學的兩位教授通過真實案例建構的一個數據模型顯示，當媒體的報道量增加10倍，SARS和“新冠肺炎”這一類嚴重危害公共健康的傳染病的感染數將會減少33.5%。 這種社會學定量研究的科學性和準確性究竟能夠達到什麽程度，圈內外人士見仁見智，但高質量的自由的新聞報道是預防疾病傳播的一個有效手段，這個結論毫無疑問應當成立。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說過， 新聞是災難的救助者 。
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世界衛生組織也一再強調了信息透明的極端重要性。 所以，央視主持人白岩鬆也在他備受矚目的對話節目裏重複了這一點。

央視主持人白岩鬆在節目中說，“在沒有特效藥的情況下，信息公開是最好的疫苗”。 在這次疫情中，白岩鬆與鍾南山的對話，在民眾中極受關注。
我在這裏就不說什麽“不可剝奪的公民權利”之類大話了，對我們來說，這話過於宏闊、遙遠而無當了。 僅從技術層麵功利地看，保證信息透明暢通對於緩和危機、化解矛盾、解決問題，進而對於社會穩定乃至為政者自身的利益都是有莫大好處的。
這其中的一個根本原因在於，人都是理性的。 任何社會主體，不論是個人、家庭、企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等，麵對一個事件作出一項行動選擇，無非都是基於自身所掌握的信息。 隻有信息越充分，人們作出的決定才越符合他們的個體理性，從而也就越有利於社會公共利益。
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的全球傳染疾病分析MRC中心立足於境外“新冠病毒”確診病例數量，再依據這種傳染病的潛伏期等病理學數據建立的一個傳播擴散模型推測，在1月12日那天，武漢市潛在病例數應為1700例多一點（不確定範圍為190–5341）； 到1月18日那天，武漢市表現出症狀的潛在病例總數應為4000例左右（不確定範圍為1000–9700例）……
我不敢說這類研究推測結果一定多麽準確，但至少具有一定的科學權威性，也與後來的疫情發展態勢吻合。 如果類似這樣的信息都能全麵及時地傳遞到盡可能多的中國讀者、特別是武漢老百姓那裏，那麽就不會出現直到1月20日武漢大街小巷上絕大多數市民連口罩都不戴、依然在歡快地到處聚會的“盛況”了。 而如果湖北省和武漢市政府之後應對疫情的所有決策都事無巨細地通過媒體發布給全國讀者，那麽，以中國目前的生產和物流能力，也就不會出現“封城”後武漢市內各種物資嚴重短缺、醫院人滿為患、醫療工作者不堪重負，而各地民間捐贈都被堵死在倉促關閉的交通要道中的悲劇了。

1月23日，航拍下街頭空空蕩蕩的武漢。 中新社記者鄭子顏 攝
除了有利於在微觀層麵讓盡可能多的社會主體對危機作出及時正確的反應（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我保護）之外，信息透明公開的另一項重要貢獻在於能夠極大地提高全社會對於一個危機的參與程度和參與效率，從而通過廣泛、充分和深入的討論，推動決策者在宏觀層麵形成一個最優的應對方案。
如前所述，武漢的“新冠肺炎”是去年12月8日首次發現的。 僅在一個月之後，中國的科研工作者就確定了病毒原因並且公布了病毒基因組序列。 就連國際同行都稱讚說，這是世界頂尖的科研效率。

2020年1月16日新聞： 中國疾控中心副主任國家衛健委專家組專家馮子健說，經過中國疾控中心，中國醫學科學院等多家機構和湖北省、武漢市衛生健康部門的密切合作，目前發生在武漢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體初步判定為新型冠狀病毒，它不是SARS，也不是MERS病毒，它是個新的冠狀病毒，它們的病毒基因序列差異比較大。

2020年1月16日新聞： 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高力說，公共幹預措施控製住了疾病的發展。
其實不僅醫學科學，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和今日中國雄厚的經濟實力，可以從一開始就幫得到武漢的地方，還有許許多……
然而，疫情發展到眼下這個地步，真可謂“手握一把王炸，結果打成了末家”。

3 可能還有比“手握一把王炸，結果打成了末家”水平更差的玩家。

除夕那天（1月24日）下午，正在武漢采訪的財新記者王和岩發了一條朋友圈，稱自己和同事為了核實一家醫院醫護人員感染“新冠肺炎”的情況，輾轉聯係了數名醫生，均被告知疾控中心有令，醫護人員不得接受媒體采訪，不得對外泄露疫情。 哪怕承諾匿名，承諾保護信源，也不受訪……
當天下午還有人稱，路過這次病毒的源頭華南海鮮市場，順手拍了張照片，立刻有四名保安圍上前來，大聲嗬斥，要求刪除照片。 甚至有動手搶手機的，說是“昨天一名日本記者來拍被抓到派出所去了……”

大年初一（25日），武漢《長江日報》在它旗下的新媒體“長江融媒”上發表社論《你的每一句謠言，都在製造無謂的恐慌》，繼續嚴厲指控謠言，稱它比瘟疫危害更大，決不能放任不管。 “新型肺炎治好了，走了也就走了，但謠言不是，它的危害更大，對城市的傷害更持久。 ”

這一天，還發生了湖北某報資深名記者因微博受處分的事情。
顯然，有些人仍然理所當然地認為，安撫人心是當下最重要的事。 不然，他們不會在到處缺物資、缺人手的這一刻，把這麽多人力布置在華南海鮮市場周邊以作監視之用。
因為他們也是理性的。
你確實可以說，這是陳舊思維導致的惡果。 那麽，為什麽許多管理者會形成這樣一套“不讓或少讓全社會知道真實情況總不會錯”的錯誤思維和行為模式呢？ 大多數人都將其歸咎於“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因循保守的官僚主義作風。 但我並不這麽看，我可以舉一個鮮明的例子來反駁這種推理。
我們知道，目前各地官員對招商引資、發展經濟的熱情可謂空前高漲。 但是，仔細想想，外資大規模進入一個地方也是會引起很多麻煩、甚至社會問題的，比如動拆引起的居民對立、環境汙染等等。 還有，你怎麽了解這些外來資本的底細，也許它們主觀上懷有（或至少客觀上會造成）某些意識形態方麵的“不和諧”。
然而，我們很少看見過官員因為膽小怕事而盡量想辦法將可能帶來“麻煩”的資本拒之門外的情況。 相反，他們總是想出許多門道熱心幫助這些外來資本，引導他們在國家的政策允許範圍內獲得發展空間，某些極端情況下，甚至有人為此而明目張膽地違反國家的法律法規。 同樣的管理者，在招商引資、做大本地GDP這件事情上，怎麽一點也不因循守舊？
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對官員考核的導向 — — 經濟發展是改革開放40年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委和政府最主要的追求目標，這就導致對官員的考核也以是否對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為最重要的標準。 在這一前提下，官員為了贏得光明的仕途，隻要是有利於加快發展經濟的，他就什麽風險都敢冒，因為“經濟發展”這一俊可以遮其他百醜。
發展經濟需要有穩定的社會環境，許多官員心裏並非不明白，社會穩定歸根結底要靠縮小貧富差距、建設公平正義的法治來實現，但這是一件投入大而見效慢的異常困難的工程。 相反，GDP的提升是有可能立竿見影的。 當然，社會穩定的確是至關重要的，也是中央一再強調的頭等大事，但到了許多地方官員那裏，它的目標就很自然地降低為隻要不出事就好。 鑒於中國的官員是被上級而不是被本地民眾考核的，於是所謂“不出事”在官員那裏就被進一步定義為“不被上級得知出事”。 沿著這個邏輯，在許多地方，“社會穩定”=“報紙版麵（或電視熒屏）上的穩定”，其最終的結果自然是凡事先“不得報道”再說了。
這套類似於掩耳盜鈴的做法的代價是，將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積累和沉澱下來，最終一次次通過“新冠肺炎”這樣的重大危機爆發出來。 更嚴重的是，這種管理模式不僅沒有起到穩定的作用，反而一手製造了許多本不該有的社會衝突。 所有的事件等到揭開和爆發的時候，往往已經造成了難以挽回的慘痛後果。

昨晚，很多人都因為一場新聞發布會而陷入群嘲，對個人責任的追問成為主流輿論，但是我們應該看到，即使個人承擔了必要的責任，隻要行政思維不變，我們就很難期待下一次考驗的安然通過。 SARS的慘痛教訓並不遠，但人類最慘痛的教訓，難道不是從未從曆史中吸取任何教訓嗎？
《尚書·泰誓》有言：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
耳目閉塞也是一種傳染病，沒有誰能幸免。

4 再來看看這枚硬幣的另一麵，新聞媒體。
除夕那天下午，看見我的老東家《文匯報》的幾十位老同事所在的一個微信群裏的聊天。
一位上世紀80年代就在全國大名鼎鼎的《文匯報》著名記者，也是我最為尊敬的前輩同事，感慨說，這次的新型肺炎疫情，應該是《文匯報》大顯身手的時候。
我不知趣地打岔說： 首先，今天的《文匯報》已經不是他那個時代的《文匯報》。 總體上說，今天的新聞媒體也不是他那個時代的新聞媒體。 其次，話說回來，今天的中國讀者也沒有誰在乎《文匯報》發表了什麽。 沒有人期待像80年代那樣從《文匯報》上獲知什麽有價值的重要新聞，因為長期以來《文匯報》也沒有在乎過中國讀者的關切，這是一個互為因果的過程。
末了，我還特地加了一句： 我這麽說，並沒有責怪誰的意思。 我這輩子服務過很多新聞出版單位，其中《文匯報》是我大學畢業後的第一個工作單位，也是我工作過最長的一個單位，所以也一直是我最有感情的一個單位。
將近兩年前的這個時候，我曾經在本專欄發表過一篇文章，題目是《 真正的新聞正在死去，更可怕的是無人在意》 。 我曾哀歎，今天的新聞媒體在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事件報道方麵的能力，已經衰退到了何種地步！ 並且以“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這個隱喻來形容沒有了優質新聞媒體的社會。
我當時懷著強烈的憂慮寫道：“以今天的這種輿情狀況，若是真的再麵對一次SARS，後果簡直不堪設想。”
不幸一語成讖，還不到兩年！

我現在的心態依然像兩年前一樣，我不想指責這是誰的責任，更沒有雄心和抱負去為現狀提供一個解決方案。 然而我覺得，當我們看到了危險一幕後，我們總是應該大聲指出來。 隻有更多人關注了，重視了，參與了討論，事態才會有一線希望。 那篇文章在“騰訊·大家”的平台上獲得了超過100萬的閱讀數，證明了讀者對這個嚴峻的現實問題的關注。 這是我聊以自慰的，說明希望猶存。
文章發表以後，我還在與“騰訊·大家”專欄編輯的對話（《 專訪陳季冰： “新聞已死”刷屏，戳中公眾哪些痛點 》， ）中說過，傳統媒體沒有能夠向受眾提供我所謂的“真正的新聞”； 但雨後春筍辦崛起的新媒體也沒有能夠如一些人曾經樂觀預期或希望的那樣，彌補上傳統媒體在這方麵的嚴重欠缺。 相反，由於新媒體的誕生使媒體市場裏的信息海量增長，而受眾的注意力又總是有限的，它們反而“稀釋”了過去傳統媒體偶爾會做出來的一些高質量的新聞。
在本文中我沒有討論到新媒體，但我覺得，看看這些日子以來新媒體對這場“新冠肺炎”危機的反應，大家應該一目了然了。 按理說，SARS過去的17年裏恰逢移動互聯網蓬勃發展，今天的信息和新聞傳播技術應該比那個時候進步了一大台階。 然而，我們看到的情況並沒有什麽改善。
需要補充一點： 在這次的危機中，新媒體提供了汗牛充棟的觀點和情緒，它們中有些很中肯，有些可能沒什麽道理。 但是， 新媒體幾乎都沒有提供任何有價值的一手信息，這是基本事實。

當然，我也絲毫沒有責怪它們的意思。 其中的原因，我已經在兩年前的那篇文化以及其後的訪談裏詳盡闡述了。
但不管怎麽說，看到極少數像財新這樣負責任的傳統媒體以及像丁香醫生這樣具有專業水準的新媒體在這次的疫情危機中作出的貢獻以及贏得的聲名鵲起，我還是很感欣慰的。 說一句本不該在本文裏說的話，作為一個與財新多少有一些淵源的媒體人，我為它感到驕傲。

5 既然講到了新媒體，或曰社交媒體，最後我終於還是忍不住想談一下對所謂“謠言”的看法。
謠言，輕則令人心煩意亂，重則造成各種損失。 因此人們憎恨謠言，官方出於各種各樣的考量，也經常積極地打擊謠言。
然而，就像世界上許多其他事務一樣，未經審慎的程序和審查，僅憑善良願望的行動往往不能達到善良的初衷，有時甚至很容易走到它的反麵。 隨意懲治“謠言”就是這樣，它會造成意想不到的嚴重後果。
所謂謠言，就是事後被證明虛假（不正確）的信息。 從這個意義上說，謠言無時無刻不伴隨著我們的社會生活。 氣象台發出預報，說今天下午3點某地會有暴雨，結果這場預報中的大雨沒有如期而至……這也可視為一個“謠言”。 那些因為擔心暴雨而改變了原計劃的老百姓或企業也會由此蒙受的實際損失，至少，這一則誤報會給他們造成不便。
我之所以要特意在“不正確的信息”之前加上“事後被證明”，是因為一句判斷性或預告性的話是否正確，總是要在事後才能得到確認。
在我看來，動輒呼籲嚴厲打擊“謠言”的人犯的是“事後諸葛亮”的毛病，他們往往依據一件事情終結以後才搞清楚的結論，不假思索地想象成似乎當時就已經是一清二楚的。
在一個開放社會裏，不安全因素如影隨形。 在當今這個全球化時代，大規模傳染病和恐怖主義等“非常規”安全隱患尤其突出。 一個好的社會應該鼓勵公民積極參與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治理，而不是讓大家冷漠地躲得遠遠的。

想象一下，如果一個乘客在熙熙攘攘的車站大廳裏看到一個可疑的黑色塑料袋，觀察好久也不見它有主人的樣子……如果他是一個關心公益的熱心人士，或者哪怕僅僅是一個“好事者”，就有可能打電話向公安消防部門報案。
如果他不知道報案熱線號碼，或者打過去正好無人接聽（這種情況難道不是常見的嗎？ ），他也可能會用手機拍一張照片，上傳到微博和微信朋友圈，並加上他自己的幾句猜測性話語。
如果他的這條微博和微信被廣泛轉發，則可能造成不小的恐慌，而且這條信息在多次傳播過程中還可能以訛傳訛，不斷地被升級、加碼，最後變得麵目全非。
經驗告訴我們，類似的情況大多數事後都會被證明是虛驚一場。 也就是說，這位乘客發布了“謠言”，且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影響。 按照我先前已經批評過的“事後諸葛亮”的邏輯，他應該受到嚴厲追查和懲處。
但一個社會總是以這樣的方式去對待那些“好事者”，長此以往，熱心公益的人士就會越來越少，所有人都會“理性地”選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不惹麻煩的做法。
他們在車站裏看到了任何可疑物品的第一反應就是盡快離開那片是非之地，並且絕口不向他人提起。 但是，哪怕100起報案中隻有一起是真實的，忽視它所造成的不可估量的人身財產損失，也是99次白忙活所無法彌補的。
絕大多數普通公民並不掌握準確判斷和正確處理交通事故、易燃易爆物品、地震海嘯、傷病急救等所需要的專業知識，他們隻能通過第一時間傳播信息來參與這一類公共事件。 相信這就是那8位武漢“造謠”市民的初衷，但事實證明，他們的哪怕是猜測，如果得以傳播，對社會的影響也多半是正麵的。
正如我已經說過的，他們發出的這類“報警”信息中的大部分可能事後被證明是虛假的。 但如果混淆了故意的造謠和正當的猜測，那麽就堵死了社會獲知安全隱患的信息通路，這終將造成比“謠言”本身更加嚴重的危害。
正如我們在這次的武漢新型肺炎疫情發展中已經看到的那樣。

春節期間空蕩蕩的北京地鐵。 中新網圖片

我當然絕不是主張社會應當對謠言聽之任之，事實上，的確有許多人在利用謠言謀取不法私利，並對他人乃至全社會的利益構成了威脅。 他們理應受到懲處。
但我想要對此表達一個觀點： 在打擊“謠言”的問題上，應當采取被動（消極）的立場，而不是主動（積極）的姿態。 所謂應當采取被動（消極）的立場，意思是說，不應該在尚未產生可見的具體後果之前就輕率地裁決某個信息是“謠言”。
這是因為，“謠言”之所以是“謠言”，必定會對社會中的某一些人造成損失，不管這種損失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 如果有具體的社會主體認為某些“謠言”危害了自己的利益，給自己造成了損失，他們應當被鼓勵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權益。 他們可以向法院狀告“造謠者”，要求他們賠償損失，法院會經過一係列調查和辯論程序作出自己的裁決。 如果“謠言”的後果嚴重到一定程度，檢察部門也可以介入，對“造謠者”提起刑事訴訟。
不要忘了，“謠言”之所以需要被懲處，是因為它造成了後果。 如果我在家裏對妻子編了一個聳人聽聞的謠言，而她根本就沒聽進去，也沒有對任何他人講過，那麽，我的這個所謂“謠言”充其量隻是一個無關緊要玩笑而已。
法律意義上的“後果”都是已經呈現出來、並且可以證明的，而不是無法證明的“潛在”可能性。 一個人在社交媒體上發了一條可能存在虛假信息的帖子，假如那些有可能因為這個帖子而蒙受損失的對象自己都沒有站出來主張自己的權利，那就說明，不管它是不是謠言，它都沒有造成什麽實際後果。
這時候，如果官方輕率地站出來嚴懲“造謠者”，這就違反了基本的法治原則。

結語
這篇文章花了我整整兩天時間，為的是及時追蹤最新的信息。
就在結束本文的時候，我公寓樓武漢籍鄰居的血清化驗報告出來了： 陽性。
也就是說，他已被確診為上海市新增的一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 目前，有關部門讓這戶人家的其餘幾人（未有發病症狀）繼續自行在家隔離。 左鄰右舍們更加惴惴不安，更加不知接下來會如何？
得知這一確診消息後，我內心的第一個念頭是： 如果他們的老家武漢不是把很多力氣花在“打擊謠言安撫民心”上，而是盡早公開所掌握的一切真實信息，那麽，他們顯然不會再考慮回武漢過年……接下來我們公寓樓裏的一切事端（包括往後還有可能發生的一係列潛在事端，甚至原本和睦的鄰裏之間的無端責難和糾紛等等）也就不可能再發生。 這個小區現在會呈現出一派祥和穩定，真正的祥和穩定。
整個社會又何嚐不是如此呢？

寫於2020年1月25–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