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係之舟
在世界行走中的隨想和隨筆，耕耘為一塊自留地，送給自己，奉給天地，結識一起同行的夥伴們。。。
父親遠去之後的第五個父親節（2）
-對父親的思念，感激和尊重
無係之舟，2022。06。19
象幾乎所有的孩子，對父母的了解都是非常不夠的。原因幾乎也都是相似。就象不少父母，年輕時，他們很少對子女說什麽他們的經曆，等他們六，七十歲想和子女聊天講他們的過去時，子女卻沒有時間真正陪伴和真正在意聽他們想說的，等孩子很在意了，他們似乎沒有精力或不再想說什麽了。
這裏僅僅是記下的是從小到達的各個階段因為各種場合和原因，自己記住的父親或母親講過的往事。
我的爺爺是參加了清朝最後一代科考京城殿試，並取得了舉人的學位（可能相當於如今的博士？），之後被派到雲南昭通的巧家縣做知縣。經曆過袁世凱的複辟和前前後後的中國曆史變遷。他的大兒子，我的伯父，他比我的父親年長十幾歲（是爺爺的發妻所生），在1927之前共產黨大革命時期在成都讀高中，同時辦進步的地方報紙，傳播象“新青年”這樣的雜誌，這對年幼的父親是一個巨大的影響，從父親會識字（我的奶奶是他的啟蒙老師，她是爺爺在巧家做縣令時娶的第二個妻子，是當地大戶人家知書達理的閨秀）就喜歡讀書。家裏因為爺爺的舉人身份，伯父的“新青年”角色，家裏的各類書籍，從四書五經，詩經，古文觀止，朱熹理學，唐詩宋詞，四大名著，繪畫書法，民歌民俗，。。。應有盡有，爺爺對父親讀書沒有任何限製和規定。。。在四川西昌這樣的偏僻的地域，對於父親這是得天獨厚，如魚得水的優越環境，他從書裏看到外麵的世界，又從書的世界中走出踏入真實的世界。。。
父親生命中有一次驚險，他的小名由此改叫“逃生”，是因為在他十歲的時候，紅軍長征到了西昌，所有的地主們都逃進了深山，他差點被黑彝（奴隸主）抓去做了娃子（奴隸），具體怎麽贖了回來，連他自己和母親都說不清了。
當父親高中畢業，約1943年秋天，到昆明讀了西南聯合大學，那時爺爺作為地方紳士的家道已經衰落。在抗戰勝利後，1945年末，昆明西南聯大開始回遷北方，爺爺無法提供給他費用，他隻好回到家鄉，打算在當地教一年書攢到費用再回北平。而這次回家鄉，成就了他的婚姻。我的奶奶和我的外婆都是佛教的居士，要好的朋友（現在的閨蜜？），她們私自決定了父親和母親的終身大事，在找人算過了生辰八字後，奶奶就下了聘禮，外婆就準備了豐厚的嫁妝，父母親都聽從了安排。
對父親和母親的婚姻，是他們在澳洲來看我時後才很公開坦率地談起，我才知道父親母親自己的看法。用父親半開玩笑的話說，他們是古今通行也是當今時髦的政商聯姻。也就是說是當時地方上最有政治地位的公子取了地方上的首富的千斤。說起來，父親當時還是很感激這場婚姻，他說沒有外婆的經濟實力和眼光，他至少遲遲攢不夠到北大複學的費用，還有可能也許就滯留在家裏了。這恐怕也是外婆到北京後，他一直很尊重外婆的原因之一。
作為孩子，我對父母婚姻的感覺是又苦又甜又澀的！放眼看這個社會，看他的同學，朋友，我理解父親走過的曲折和遺憾；但也許是從女人的角度，我更能體會到母親的不易和委屈，也能體會到，在一個不管如何都還是男權的社會，特別是在父母那一輩，一個男人要懂得真正平等的對待妻子是很不容易的，“平等”也不是大多數男人腦子裏能有的概念。父親從來沒有給母親足夠的支持，愛護和尊重，他也從來不是一個女人能靠的肩膀。。。到了晚年，也許父親敏感地意識到了兒女對母親的愛戴和尊重有那麽一絲絲更多，父親有些不平，曾對我講過兩次，非常驕傲地強調他一輩子很負責地提供給了家人很好經濟支持，這是事實。但他依然並不能理解母親在他的支票之後是多麽艱辛地付出，特別是在孩子們都小的時候。我很依然很欣慰，他們在一起地渡過了一生，父親的事業上沒有一絲的後顧之憂，而是單純地這樣全力以赴的學術研究。。。在這個意義上，母親是他學術成就的一部分。父母親安定自然地度過了他們的一生。母親這樣的付出，是父親所帶的研究生們這一輩非常羨慕而永遠不可及的，社會的前進也包括了母親這樣一代婦女的消逝，至於如何評價，自然是永遠的紛爭。
1947年春天，外婆和已經懷了我大約兩個多月的媽媽在家鄉西昌的小廟機場（抗戰是留下的機場）把父親送上了去重慶的飛機，她們知道父親要到北京去繼續讀書，她們不知道的是，在西南聯大讀書時期，父親已經是是當時的地下黨的“紅外圍”，參加了著名的“1。21”運動。。所以，他返校到北大，很快就加入了北大的地下黨，隨共產黨的節節勝利，這些當時知識分子黨員，就送到晉察冀解放區培訓，準備建國和接管當時的北平。這群大學生們，在人生最有熱情和最有信心的年月，篤信共產主義，隨解放軍從河北西北坡泊鎮徒步行軍到達北京，父親講到這些，我可以想像到那時對於父親是一個對國家，對個人充滿多大向往的時刻！父親進城後，最早是在葉劍英主持的北京軍管會工作一年，很快就到了剛剛成立的北京是教育局，而且是負責了最有權利的人事科，負責教師的分配和調動。在父親向我講這一段經曆時，作為我認識的父親，作為我知道的人事科，我簡直完全不能把這兩個事物關聯，不可能相信他曾有過這樣的履曆！
而父親的一生中最大的兩個轉機或奇跡之一，也就發生在上麵我最不可能想像的以上的履曆中。在教育局的人事科工作到1955年底前後，在那時的大學院係調整中，決定成立北京師範學院，我父親主動要求去參加建院工作，他和十幾個各類行家開拓了這個新院校的方方麵麵，一切基本就緒。應該說，此時還是父親的智慧在起作用，權利和官位對他的確沒有什麽誘惑，他要求靜下心來當一名教師，而沒有用資曆和工作經曆換取任何官位。這個選擇成就了他一生的學術地位，盡管道路也並沒有一帆風順，每次運動都被折騰，更不用說文革的殘酷（這是全民族的災難，沒有人能幸免），但如果他還在教育局人事科，或在師院憑資曆得到的官位上，對他這樣一個人，那後來的狼狽和境遇是不難想像的。
他生命中的另一轉機就是發生在返回北京大學讀書途徑重慶的時候，應該說是奇跡！他離開西昌到達重慶珊瑚壩機場，由於什麽原因沒有能得到當天和第二天的班機機票，他和另一同伴隻好在旅館中等待，沒想到，第三天開始了大雨。。。飛機的座位很緊。到了第四天，父親實在很著急，冒著瓢潑的大雨，趕到售票地點，詢問航班狀況，真是上天的眷顧！他得到了一張幾分鍾之前剛剛退的票，第二天可以起飛，而他的同伴第二天再來買，機票就上漲了一倍。我的父親如果等到第二天，他身上的錢就根本不夠付機票了，他的返校至少要推遲不知多少天，完全有可能就成了泡影！這也許就是人們所說的命？
1959在他被定為不戴帽的右派，降級使用留黨查看後一年多之後，又加了一頂右傾分子的頭銜。那年文化部要求北京大學中文係做牽頭人，編輯“中國文學史”。當時文化部點名要他參加，我不知道（父親沒講）為此是否先把他的帽子好像是暫時取下？他為這套文學史工作了至少四年，那時在三年災荒時期，是如何度過的那樣艱苦的年月，作為兒女是不知道的。在1964年，談論又紅又專，一些人們抱怨專業人才中幾乎沒有黨員時，當時文化部的部長周揚在一次大會上特意說，誰說我們黨內沒有人才，說我父親就是黨內很好的“紅秀才”，這句話，就成了文革中鬥爭我父親的重要把柄，而在這之前其實我父親似乎並不知道周揚的這次講話。以上這些事完全是特定曆史時期的特定產物，父親可以說沒有從中得到過他應該得到的名份，在署名，在分稿費上被一些爭名爭利的人盡量排除在後。
文革中，他最心愛的，從1956年攢下的幾百本書都被席卷一空，所謂還回來時，也是七令八落了。僅僅隻是那部“魯迅全集”的反複閱讀陪伴他渡過了文革中那些勞改的歲月。直到在1979年後，他又才一點點地重建了自己的書房，所有的牆麵被超載的書架覆蓋，父親總是忙碌在其中，享受被書包圍的樂趣，這個書房陪伴了他約35年，清晨，橘紅的陽光從窗外散進書房，整個屋子是一片溫暖，父親坐在在自己心愛的寫字台前的身影一直定格在我和弟妹以及我們孩子的心中。
1980年代，他得到古典文學界研究杜甫專家蕭滌菲先生的邀請，承擔了國家重點項目杜甫全集校注。為了能對杜甫的全集搞深搞透，父親帶領幾個學生，沿杜甫的生活足跡做了萬裏旅行，幾乎走遍了四川，陝西，甘肅。。他們來到成都時，父親就住在我家裏，已過60的他白天出行，晚上還要工作到深夜，每天都在100%的投入。
父親在大學直到70歲才從教學上退休，之後還兢兢業業地繼續他的項目。他一生的學術水平是業界公認的，這是他實實在在，靜心努力的結果，在他眼裏沒有任何一點捷徑和“彎道超車”可以做成學問。他在學術上是非常嚴謹，認真和細致的人。決不會濫用筆墨，因此他的文章不多，但都內容充實，擲地有聲，有與眾不同的思維，無論讚成或反對他的同行們都信任他的為人。當我慢慢地讀他一生精耕細作的“反芻集”，體會到了父親獨特的感情，獨特的語言，獨特的思考和獨特的人格，這是一個學者最可貴的資質，這也是隻事耕耘，不計收獲的父親的本色！
上天的眷顧，自己的選擇，造就了父親一生從事了他最喜歡最有興趣的古典文學研究！這是母親，我們幾個孩子為父親感到最欣慰的事，在九泉之下，他也應該會為此驕傲的。
這樣的記憶中的片斷，要是這麽寫下去，又會是長長的一大篇了。。。如何簡潔自己的語言，這是我要向父親學習的最重要課程之一。
非常慶幸自己在他九十歲生日時專門飛越太平洋回去和他一起度過了那讓他興奮和歡樂的時光， 過去清明節許多時候會想像自己跪在外婆墳前，自父母去後的清明節，我是為外婆和爸爸媽媽三個老人祭拜了。。
父母把我們四個子女從上天接來，他們相伴我們長大，而我們陪伴他們到另一世界的大門口，我們的父母渡過了他們最好的最傳統的人生！
悉尼，2018年，他啟程的清明節提筆，2022。04。19 再提筆，修訂於2022。6。19父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