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我不是反抗，而是超越”：接近殷海光的心靈

 

“我不是反抗，而是超越”：接近殷海光的心靈

作者傅國湧

轉載自學人Scholar 2022-02-17 23:14

1. 因為此文從微信上轉載，格式較混亂，請諒解！
2.  關於殷海光先生，可能有些讀者不熟悉，簡單地說一下。殷先生（1919年12月5日-1969年9月16日），早年求學於西南聯大哲學係、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曾從師於著名邏輯學家、哲學家金嶽霖先生。1949年赴台。為台灣自由主義的開山人物和啟蒙者。也因此在台灣的戒嚴時期持續批評國民黨政權而遭其打壓而廣為人知。他的著作很多，更詳細的若有興趣可在網上找到。

一．

      第一次去台北是2009年5月初，到達桃園機場已是黃昏，次日就去了殷海光故居，在台灣大學的旁邊，溫州街18巷16弄，我是溫州人，看見這街名就感到親切，小巷僻靜，院子的門矮小而不起眼，房子也很低矮，似乎一伸手就能摸到天花板，我低頭進屋，一抬頭就看到牆上掛著殷海光的大幅照片，他笑得那麽燦爛。照片的下麵有一句話：“自由的倫理基礎有而且隻有一個：把人當人。”

    這句話，我在他的書中早就看到過，此時此地突然遇到，卻有一種撞擊心靈的強烈感受，從此便死死地記住了。這一年正好是殷海光先生離世四十周年，殷海光先生基金會舉辦係列講座，當天就有一位學者關於殷海光思想的講座，聽眾不多，年輕人更少，台灣已進入一個常態社會，世人的關注點也不在曆史、不在思想上麵。殷海光在這裏度過了他生命中最後的時光，他親手在這裏建起了一個讓人羨慕的花園，他的妻子夏君璐稱他是“愚公造山”，他們剛搬進來時，院子裏到處是垃圾，一棵樹也沒有，他沿著院牆挖出一條河，取名“愚公河”（其實就是水溝），沿河種上一排樹，水中也種了白色、粉紅色的睡蓮。挖出來的土則堆成了小山包，種上各樣的樹木花草，他命名為“孤鳳山”，他在山頭撘了個水泥台，還有一圈水泥凳子，那就是“殷夫子讀書台”。山腳也撘有可以休憩的水泥桌凳，還有一個微型的遊泳池，供女兒嬉水之處。他女兒說，有幾個父親用他的雙手在繁華的台北市為他的兒女創造出這種天地。

     那是他們一家的樂園，清晨他們在山下的石桌上享受早餐，喝紅茶談天，看天上的浮雲，賞他手種的玫瑰。月夜，他們一同欣賞水池中月亮的倒影，在月光下更顯得皎潔的白杜鵑開在山坡上，滿院都是茉莉花的香氣。他們常常徜徉至深夜。這個院子對於他們一家的意義，尤其在他生命最後那些歲月的意義不言而喻。

    我曾在院中盤桓許久，在他手造的殷夫子讀書台上閑坐。他當年種的樹已長成大樹，高入天際。我當時把院子裏的植物名都記在一本筆記本上，可惜後來遺失了。夏君璐回憶，他種的樹有聖誕紅、咖啡樹、榕樹、桂樹等。我看到的還有高高的椰子樹，四十年過去了，也許有些樹不是他手植的。但院仍是當年的院，在他1969年離世之前，十多年間，特別是那些最艱難的時光，他在這裏呼吸、思想、生活，他在這裏和家人一同享受小小的歡樂，看愚公河裏的睡蓮開放，聞孤鳳山上的桂花飄香，最終他的身體被疾病、被殘酷的時代吞噬了，我卻真實地感受到一個高貴而不屈的靈魂依然活著，透過他的文章、他生平的所思所想與我們同在。他自稱像一隻寂寞的蜘蛛，躲在一個小角落裏，結一個小網把自己封起來。1968年4月，他在寫給盧鴻材的信裏說：“我安於在這個院落裏讀書，寫作，沉思，看朝陽，望明月，獨自徘徊，凝視白雲舒展。我覺得我也許屬於過去，或者屬於未來，但不屬於目前。目前的種種，跟我愈來愈疏遠了。這個樣子的社會，不需我這個脫節的人，我也實在無法參與這樣沒有靈魂的社會。然而，我並不對人類絕望。我願意為著人類的未來作思想上的努力，努力的奉獻自己的心靈。”

     一個有靈魂的人是不受時代拘束的，在未來的世代依然能激起久遠的回響，他的盼望沒有落空。這個小院子，進進出出，人似乎不多，但是敬慕他並理解他的人，才是可能走進他心靈的人，是他所要等待的人。

二。

     去年中秋，我第二次去台灣，兩次造訪殷海光故居，第一次是星期六，門關著。滿院的綠色卻溢出了牆頭，相隔六年，藍色的小門是我熟悉的顏色，旁邊的鄰家牆頭開滿了鮮花，小巷寂靜，仿佛殷海光還在裏麵，正在午休，或在讀書，我突然覺得他從來沒有離開。過了幾天，我又一次走進這個院子，屋內的留言本上有許多來自海峽兩岸的參觀者寫下的留言。我翻了一下，出現最多的一個詞就是“自由”——“自由來之不易，失去卻容易。殷先生的話言猶在耳。”“自由並非憑空得來，謝謝你的貢獻。” “自由是代代人追求的，也感激前輩的努力與犧牲。”我也順手留下了自己的敬意：“自由的倫理基礎有而且隻有一個：把人當人。——殷海光先生仍在說話。”

     牆上那張殷先生笑得燦爛的大照片還在，屋外的陽光也正燦爛。我看到他於1966年8月15日寫給台大校長錢思亮的信稿，有很多紅筆或粗黑筆修改的痕跡。這正是他被迫離開台大前的心靈自述，他在信中寫道：“我對於我所在的這個社會氛圍，在我心靈最深處，有一種說不出的厭倦。因此，對於參加任何群式活動我都缺乏興趣。我隻渴望到那遙遠而靜僻的角落著作沉思，作著心靈的安息。”

     他確實不是一個簡單的“反抗者”，他說自己思想複雜而心思單純，而那個時代，嚴酷的政治環境不僅容不下一個反抗者，連他這樣的思想者也容不下。他早年在南京《中央日報》執筆，成為令《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頭疼的對手，1950年代他長期在《自由中國》寫政論，為國民黨當局所忌。但他不認為自己是一個跟政治有關的人物，盡管多年來他給世人留下的是這樣的印象。他在寫給盧鴻材的信裏說：“這真是一河水也洗不清的冤枉。不錯，我有我在政治想念上的選擇。年來我對政治學理也發生一點閱讀和思考的興趣。但是，這純粹是把它安排在人類的前程裏所作的努力。我也寫過有關政治思想的零星小文章，也同若幹高談民主自由空論的人士發生關聯，也痛罵過我不喜歡的種種說教。但是，嚴格說來，這一切的一切，書生式的感情發泄的成分居多。談不到深厚的學理闡發的。無論怎麽說，我這個人不具備從事於政治的任何條件。而且，現實政治的一切我都厭惡。就中國而論，至少近幾十年來，各種政治買賣的布景有的頗為堂皇。可是，一看後台，無一不是‘人欲橫流’。這種買賣和人事，絕對不是稍有書生氣息的人所能碰的。”

     他所走的從來就不是一條反抗者的道路，而是思想者的道路。他所念茲在茲的是怎樣保持思想上的純潔和獨立。1967年1月10日，他給香港許冠三寫信談到自己的處境時說：“我的近況之形成，關係乎我個人的得失實在算不了什麽。可是，這實在象征著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的沒落，和寫照著中國學術的悲哀史。如今在台灣，正和中國大地一般，什麽真理，什麽學術，什麽師道尊嚴，什麽基本人權，一碰到現實的政治權力，無不粉碎……我們要忍耐，要作長期奮鬥，為中國的自由民主在觀念上從新鋪路。”由他晚年留下的許多書信可知，他竭力在尋找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資料，不顧病體，想在這方麵全力探索，沒有觀念上鋪出的新路，現實中也不會有新路。

三。

     時至今日，我們正身臨一個激變的時代。這一激變帶來我們彷徨、鬱悶、不安、無依無靠和進退失據，並且因之對身外之事冷漠。置身這樣的情境，最大多數的人患著恐思症(Thinkingphobia)。他們對於關係著自己未來的一切怕去想。因為，他們覺得，去想這些問題，一點也想不通，一點也不能改善情況，反而使自己的剩餘心靈更陷入迷茫的深淵。於是，大多數人在日常生活的細節裏旋轉。他們藉此遺忘過去，也回避不可知的未來。於是，他們失落在瑣事之中，忽忽數十年，就這樣零星消磨掉了。 1966年7月3日，他在《旅人小記》的自序中寫下以上這些話。他並沒有被“零星消磨掉”，而是承擔了那個“激變時代”的重負，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沒有排斥日常生活的細節，正是在那些美好的日常生活的細節中，他感受著、體悟著“人理價值”的珍貴，“社會正義、對人的疾苦之關懷、人的尊嚴、求知的自由、思想言論自由、旅行的自由、謀生的自由，種種等等。就實際情形觀察，廣大的東方社會距離這些人理價值之實現，真是還遙遠得很。”當他說出這些話時，他連謀生的自由都失去了。自1960年《自由中國》半月刊被關閉、雷震等鋃鐺入獄之後，他已陷入困境當中，最終被迫於1966年離開台灣大學，他的著作《中國文化的展望》也以淆亂視聽影響民心士氣的罪名遭“台灣警備總司令部”查禁，申請“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補助金”每月六十美元的補助又不得，他在生活上真的已走投無路。

     但他始終沒有被現實生活的細節所吞沒，他的人生沒有淪為“壓扁了的人生”，他在臨終前留下的那些話，依然充滿了生命的力量，沒有沮喪，沒有屈服，沒有折腰，更沒有自大和虛浮，而是堅守著思想的純粹和獨立。他談知識和智慧，談大腦和心靈，談獨立思想，談當世人物，一點也不像一個生命垂危之人。他說：“在文化市場上叫囂的那些人，都是時代的蜉蝣。我們要透過時代的霧，看未來。這樣，更能顯現知識的光芒。我們需要隔離的智慧，才能顯現自己的獨特性。”他說自己三十年來，像爬牆的蝸牛似的，付出體液，在思想的生命上蠕進。他認為生命是不斷奮進的過程，一個知識分子更應該如此。他說自己最大的特質就是能否定自己，從嚴格的學術標準來衡量，以前所寫的都算不了什麽。當他被政治權勢隔離在那個小院子裏，被癌症隔離在病床上，他卻想到“隔離的智慧”。他說偉大的人物是不談被迫害的。當他的論戰對手徐複觀讚許他：“無論如何，你所表現的一種反抗精神，在中國長期專製的曆史中是非常寶貴的。僅僅這一點，就可使你不朽。”他的回應則是：“我不是反抗，而是超越。”
1969年8月24日，他在寫給徐複觀的信中說：
……就現實情況看來，今日若幹知識分子的處境，似乎天小地狹；但就開辟觀念和知識的新天地而言，則無限無窮。今日有心人最重要的事，在於樹立一超越現實的自我，對外界的成敗毀譽，頗可不必計較。

     不到一個月他就離世了，在極大的逼迫與困境中，他確實樹立了“超越現實的自我”，不停地想開辟觀念與知識的新天新地，隻是沒有完成。所以，他說自己不想死：
我的學問算不了什麽，但我有超時代環境的頭腦。三十年寶貴的經驗，沒有能夠寫下來，真可惜。這也是我不想死的原因。
……我不想死，乃是對生命有所留戀，乃是一種自我的肯定——這個自我的肯定，不是局限於狹小的個己，而是擴張到自我以外天然的關切人類，是一種責任感，是對生命價值的積極肯定。基於對生命價值的積極肯定，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不會被時代環境困住，哪怕落入了貧病交加之中。

     當此之時，海峽此岸，顧準也正在默無聲息地做著與他相似的工作，他們所做的都是超越現實的，是不斷地開辟觀念和知識的新天地。這一切需要時間的證明，需要靈魂與靈魂的回響。我第一次讀到殷海光這封信曾大受感動，他所說的“隔離的智慧”與他追求的“超越現實的自我”，讓一個高貴的人，即使在一個黑暗時代裏依然可以亮堂地活著。但那一刻，他已知道自己活不成了：
其實，對於死這件事，我老早就想透了，看淡了，我的潛意識裏都沒有一點兒恐懼感。隻是我得死不甘心，我的思想剛剛成熟，就在跑道的起點上倒下來，對於青年，我的責任未了，對於苦難的中國，我沒有交待！

  四。

        1969年8月21日，他離世前不久，在病榻上口述了一篇《海光文選自敘》，這是他留下的最後的遺稿：
    “曆史的轉折”常常不是人智所能預料的。往往在一個時代，聲光畢露的運動，不一會就煙消雲散；又往往在一個時代，寂然無聞的大思想大觀念忽然像火山似的爆發出來，震撼著一個時代。
……一個時代的思想者，必須有學人的訓練和學術的基礎，然而一個時代的思想者，他的思想方向和重點，畢竟和學院式的人物不相同。這正像康德和伏爾泰之不同一樣。 

 

      他的思想誠然是引起後人持久關注的原因，我卻同樣關心他的生活，尤其是他在台北溫州街那個小院子裏的日常生活，這些日常生活的細節不僅沒有消磨掉他對時代的深思，反而滋潤著他的思想，使他在艱難時世中，依然保持著思想的純粹和獨立。他的妻子夏君璐的基督信仰帶給他和他家庭的安慰與祝福，是人們很少提及的，翻開他與妻子的通信，特別是婚後1955年他在美國訪學期間，他們之間對基督信仰有過詳細的討論。他妻子曾回憶在他病重之際，他們全家三人一起麵向窗前的禱告，他唯願世界和平。他臨終前對信仰的確認，讓他的妻子滿心歡喜。
    

    他喜歡好糖、好餅幹、好紅茶，也愛喝咖啡，但他不抽煙、不喝酒、不打牌、不交際、不應酬，他在自己的小院裏讀書、著作、漫步，看朝霞、夕陽，看星星、月亮。愛因斯坦是他心目中完美的典型，頭腦複雜而心誌單純，隻求真理，不問其他，高興起來會買一個紙杯冰淇淋邊走邊吃。他也是一個這樣的人，偶有客人來訪，談得投機，他會拿出餅幹、紅茶來款待，話不投機，他會看表暗示客人離開，如果客不知趣，他隻好直言自己要工作了，絕不敷衍。他說敷衍足以腐蝕心靈。他始終看重心靈的感受，勝過其他的一切。

       1967年夏天，他與徐複觀相約“一同散步，漫談，聽山林風聲，看白雲悠悠”。回來之後，他給徐寫信：
散步，漫談，呼吸大度山清新的空氣，豐富了我的生命。而際此亂世，遇合又是多麽不易！人的心靈是這樣奧妙複雜而難以了解。

     他對生活的熱愛，對妻女的真情，在在都讓我們感受到他是一個心靈豐富的人，一個有著獨立生命世界的知識分子。這個小院保留著他的生命氣息，他們一家三口生活過的痕跡，那些水泥砌成的桌凳、水池，空間包含著時間，我在這個院子裏雖已聞不到1969年以前的桂花香，卻真實地體悟到一個生命穿越時間的存在，他的存在給這個世界帶來的意義。

五。

     死亡終究不可抗拒，殷海光於1969年9月16日去世時，雷震尚在獄中，多年後才得以安息在“自由墓園”。我第一次去台北，就特別想去那裏看看，隻是時間匆忙，未能去成。第二次赴台終於如願以償，從南港出發去自由墓園的一路，找路找了很久，經過深坑老街，到山上已是夕陽西下之時，驀然發現墓前的桂花在開，天藍雲白，青山滿目，寂靜無人，殷海光與雷震、傅正等《自由中國》的同人一同安息於此。
     他對於台灣的意義在他身後已得到充分確認，《殷海光全集》的出版，殷海光故居的開放都是證明。他追求的自由價值已在島上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更在意的是他對於大陸的意義，他三十歲才離開大陸，他臨終所說“對於苦難的中國，我沒有交待”，顯然不僅指台灣島上，更是包括了整個中國。
      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對於社會的價值到底在哪裏？他已經作出了最好的回答。在一兩百年來中國轉型的途中，生於1919年的他是承上啟下的一代，他沒有趕上“五四”，所以他自稱“五四後期的人物”，但他還是有幸在西南聯大享受學術自由的氛圍，親炙過金嶽霖那一代學者的教誨。

     夕陽下，我凝視他的墓碑，雷震手書的“自由思想者殷海光先生之墓”幾個字分外顯眼。自由思想者，正是他對自己一生的定位。墓前青山，山外是海，隔海相望的老大陸常在他的念中。在他生命最後的年日，他內心說不出的想念西南聯大的歲月，在昆明文林街的茶店裏，在滇池邊上，在山坡的鬆柏林中，與心靈契合的師友談東說西。他想到一個寂靜的黃昏，他和老師金嶽霖一起散步，正在左右競爭激烈的時候，他問及哪一派是真理？老師沒有直接答複，沉思了一會，說：“凡屬所謂‘時代精神’，掀起一個時代的人興奮的，都未必可靠，也未必能持久。”他又問：“什麽才是比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老師回答：“經過自己長久努力思考出來的東西。……比如說，休謨，康德，羅素等人的思想。”二十多年後，經過許多思想上的風浪以及對這些風浪的反思，他才完全理解老師當年所言。他想追求的也正是成為這一類型的思想者。

     從溫州街十八巷他“結網”生活的地方，到自由墓園他的安息之處，我總是想到他對當年西南聯大師生問對的回應，他對故國山河的回望，他對苦難中國的憂心。這一切都是從他書生氣息的心靈出發的，“在這樣一個迷茫、紛亂、而又失落的時代，心靈的相通真實稀有而又十分可貴的事。……我們饑渴的追求心靈，真誠的心靈。”這是他晚年的話。在他身後，台灣島上發生的可喜變化，也可以視為是對他當年心靈渴求的某種回應。

 

     在台灣的日子，幾次尋訪與殷海光有關的這些地方，我渴望的也是走近他的心靈，體會一顆曾經為人類、為中國跳動過的心靈。

2016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