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閱讀：林徽因兒子：我們三代人都是失敗者

轉載這篇文章是被文章內容深深的感動，無以名狀的悲傷，但也許隻因為這個題目，以及以下來自文章結尾的這句話：

位卑不敢忘憂國，善其身，更兼天下，梁家的三代，都用一生來做了一件看上去無法成功的事，啟蒙。而這種悲壯的堅持，或許才是一個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骨子裏該有的模樣。

 

林徽因兒子：我們三代人都是失敗者

轉載自：哲學與人生plus 1 week ago

梁啟超家族，一門三院士，在外人看來，他們定是成功的，而且集榮耀於一身。可在他們自己看來，卻不一定是這樣。林徽因兒子梁從誡就說:"我們三代人都是失敗者。"那他為什麽會有這樣的論斷呢？

 

---

 

梁家三代人。梁啟超為拯救危難中的國家而奔走呼號；梁思成為拯救麵臨消亡的傳統城市建築而奔走呼號；梁從誡為拯救世間萬物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而奔走呼號。

 

這種根植於梁家血液裏的執著，正直和敢言，是一個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該有的樣子。

 

這是一句被誤讀了快一百年的詩。

 

“你是一樹一樹的花開，是燕在梁間呢喃，

——你是愛，是暖，是希望。

你是人間四月天！”

 

林徽因的這句話被多少文藝青年反複念誦，電視劇本將這句話變成了一句情話。然而實際上，這句話寫的，是林徽因的小兒子，梁從誡。

 

你一定知道林徽因，才貌雙全，傾倒眾生，在她身後，很難再找到一個能及得上她的成就和魅力的女性。

 

或許你也會知道梁思成，他父親是中國近代史的開拓者梁啟超，而他則是中國古建築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者。

 

但你知道梁從誡嗎？他是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兒子，林徽因曾在他出生之時寫下了“你是人間四月天”這樣柔軟的詞句，但他卻剛直執拗，在花甲之年投身環境保護，成了某些人眼中的最“不受歡迎”的人物。

他曾因為河床幹涸的緣由，與一位北京市領導爭執得麵紅耳赤，甚至直接當麵斥責：“你這是睜著眼睛說瞎話！”

也曾在500強財富論壇上對著台下一眾經濟巨頭毫不客氣地指出“這是中國，也是世界的災難！”

還曾經跑到三亞的沙灘上撿了滿滿一袋的垃圾，在和當地官員吃飯的餐桌上，將垃圾放到他們麵前質問。

在這個環境異常脆弱的國家，梁從誡無疑是個堅強而固執的存在。

 

一個四合院裏，站滿了民國時期最著名的學術泰鬥

梁從誡出生在北總布胡同三號的四合院裏，

“一條枯枝影，青煙色的細瘦，在午後的窗前拖過一筆畫”

林徽因用這樣的語句來形容自家的院子。

 

梁從誡的幼兒時代，

就在這樣一個

枯枝影，青煙色，拖過一筆畫的小院子裏度過。

如果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

高曉鬆是可以看到的家世高華，

那梁從誡家的小院，就集中了你甚至無法想象到的，民國星空裏最耀眼的光芒。

 

作為父母的好友，沈從文經常來北總布胡同做客，某次，梁從誡聽到大人們說到《從文自傳》，便好奇的問他的沈伯伯：什麽是“自傳”？

 

當時，穿著一身長衫的沈從文走到院子裏，“霍”得一下把兩臂張開，在原地轉了起來。“這就是從文自傳（自轉）！”

 

除了沈從文，當時住在後院的金嶽霖也是他們家的常客，梁從誡和姐姐梁再冰叫他“金爸”。

 

“金爸”會教他們姐弟他小時候學的兒歌：“雞冠花，滿院子開，大娘喝酒二娘篩”。

到了梁家兩個皮孩子嘴裏，就變成了“金爸爸，滿院子開”。

 

5年之後，“金爸”，沈從文和他們一起離開了北京，與之同行的還有周培源、陳岱孫、吳有訓...

 

那一年的7月7日，是一個讓所有中國人都刻骨銘心的日子，那一天，盧溝橋事件爆發。

 

梁家平靜的生活也戛然而止。

 

林徽因說，不願當亡國奴也，不想活在日本的旗幟下。於是在日軍占領北平的前一晚，他們拋下了安逸的四合院，一家人老小奔赴了西南“大後方”。

林徽因給沈從文的信中寫道：“由盧溝橋事變到現在，我們把中國所有的鐵路都走了一遍，帶著行李、小孩，奉著老母，由天津到長沙，共計上下舟車十六次，進出旅店十二次。”

但長沙也並不是一方安全的土地。林徽因曾在致費正清夫婦的信中這樣寫道：“炸彈就落在離我們住所的大門約十五碼的地方。我們對於會被炸，毫無準備，事先也完全沒發任何警報。轟炸時，我媽媽、兩個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兩個孩子還在床上生著病。”

 

“誰也不知道我們怎麽沒被炸個血肉橫飛的。”

 

當時的梁思成，在炸彈一次次擲下之時，在日軍飛機的轟鳴聲中停下腳步，用手摟住住了一家人，梁從誡後來回憶說“當時的父親應該是做好了要死一起死的打算。”

 

但那顆距離他們極近的炸彈卻奇跡般的沒有爆炸。第二天，頂著五顏六色的碎玻璃碴子，林徽因帶著兩個孩子在瓦塊中找能用的東西。梁從誡說，“她找餐具，我找積木”。

 

“我可以去向日本政府索賠，喊一聲還我積木！”

“那時候我們的精神很富足”

 

從當時支離破碎的長沙奔波到昆明， 隨著日軍的不斷轟炸，一家三口又從昆明城區遷到市郊，梁思成在村裏一塊借來的地皮上，用未燒製的土坯磚蓋了三間小屋。

 

土坯牆，三合土地麵，窗戶上沒有玻璃，取而代之的是脆弱的棉紙，外牆隻有一層爛泥巴，這就是梁思成與林徽因兩位建築師一生中唯一為自己建造的房屋。

 

在輾轉的這段時間，林徽因因為旅途的奔波而患上肺病，梁思成年輕時的車禍後遺症發作，脊椎疼到無法坐立，再加上兩個稚嫩的孩子。梁家當時的處境，用“艱難”已經不足以描述。

 

林徽因曾用狄更斯筆下的難民自比，“我的兩個孩子越來越像狄更斯筆下貧民窟裏的難童，從誡腿上滿是各種蚊蟲叮咬的疤痕，看上去已經不像腿了。”

 

兩腿長滿了疥瘡，因為買不起鞋，隻能穿草鞋，腳被草鞋磨破了皮，就讓父親在煤油燈下剪下死皮。忍著劇痛的梁從誡一聲不吭，讓梁思成非常觸動，連連誇他“好孩子”。

 

但這個好孩子，也在昆明的這個小院子裏，挨了父親第一頓打。

 

小時候窮，有一位朋友聯係梁家夫妻，兩夫妻暗自商量，怕是來借錢的吧。但是自己家裏這個情況，怎麽借？借多少？

 

這段對話被幼年的梁從誡聽了去，於是在客人來到家門口之時堵在家門口，對人家說“你來借錢的吧，我家沒錢！”

當天就被羞愧難當的父親打了一頓，事後回想起來，梁從誡說，如果自己是父親，怕不是要當下找個地洞鑽進去了，那是梁從誡最初來自於父母的金錢觀教育。

 

在梁從誡的回憶裏，童年裏父親的形象，除了時不時被頑皮的自己氣到，還有昏暗燈光下寫書的影子。

 

1942年，梁思成開始書寫《中國建築史》，梁從誡說：“那個時候他唯一的特權，就是有一盞煤油燈。他說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聽音樂，畫佛像。”

在這盞煤油燈下，母親給他讀米開朗基羅，父親教他畫畫，做玩具。

 

“那時候我們的精神很富足。”

一扇半開的門，一道透過的光

 

1946年7月31日，梁家終於結束逃亡生涯，回到了北平，梁思成和林徽因著手創立清華大學建築係。

 

1950年後，梁從誡報考清華建築係，因幾分之差落榜。當時梁思成是清華建築係的係主任，林徽因是建築係一級教授。

 

係主任和一級教授的兒子，愣是沒上成建築係，改上了第二誌願清華曆史係。

 

5年後，林徽因病逝，墓碑上圍著一圈她自己親手設計的漢白玉花圈。

 

曾經對著北京市委領導義憤填膺的說出：“你們現在拆真古董，將來蓋的就是假古董。” 這個中國第一位女性建築學家，終究在寒風凜冽的北京，在最後一堵龐大的古城牆倒塌之時，愴然離世。

 

1972年，梁思成在北京去世。

 

為了保護古建築，這個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攀爬過險仄難行的山道，從四處流竄的土匪中逃過命，在無數蝙蝠扇起的千年塵埃和無孔不入的臭蟲堆中摸索著測量，考察龍門石窟，勘測應州塔和佛光寺。

 

哪怕是在昆明的煤油燈下，依舊心懷壯誌的撰寫著《中國建築史》。卻在北京大規模建新城之時心涼，當城牆推到，牌樓拆除，梁思成說，“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看了梁思成這部手稿，才懂得我們離那一代知識分子有多遠

 

這顆赤子之心最終還是鬱鬱而去。

而他們的兒子梁從誡，從清華畢業後考上了北大曆史係的研究生，隨後前往雲南任教。

 

60年代中期，“文革”爆發，頂著“梁家”的門楣，他被人們稱呼為“梁三子”。1969年，作為重點革命對象，他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幹校”進行勞動改造，在那裏，他學會了犁地，焊接，開拖拉機。

 

1976年，文革結束，78年，梁從誡回京，在大百科出版社工作，多次為美國大百科全書訪華團進行翻譯。當時負責籌辦的編輯們大多都是從“文革”中剛剛解放出來的老學者，手下是中國第一部現代百科全書，他們將之看做一項值得為其獻出終身心血的事業：“待收拾舊山河。”

 

80年代後期，梁從誡辭去公職，在“文化書院”擔任導師，並在工作之餘，主編了《知識分子》雜誌。

 

在雜誌的前言，梁從誡寫道“有人把知識分子譽為社會的棟梁，大腦等等，我們卻寧可對他的局限性保持一點自知之明。”

 

《知識分子》的封麵是永遠不會改的，一扇半開著的門，門外有一道光透過。

梁從誡將這個封麵拓成了掛畫，掛在了自家客廳的牆上。

 

就在“文化書院”擔任導師的期間，他收到了一位環保學家的投稿，文章中指出：中國鄉鎮企業的發展，為失去土地的農民提供了出路，但也成為了對後世影響巨大的分散的汙染源。

 

從這一篇投稿開始，梁從誡看到了中國存在的巨大的環境汙染隱患。

 

1993年，在“中國文化書院”下注冊成立了“綠色文化分院”，這就是中國最早的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啟動資金，是梁從誡向親戚借的300元。

 

夫人方晶是“自然之友”的第一個會員，而當時梁家在幹麵胡同裏小小的客廳，就是“自然之友”的辦公室。

 

當時的梁從誡，因為主動離開體製從而沒有任何收入，家裏的一切開銷以及“自然之友”所需的花費，都依賴夫人方晶的一點點退休金。

 

屬猴的梁從誡笑著說“別人嫁狗隨狗，她是嫁猴養猴，狗養猴”。夫人在一旁被逗得直發笑“我屬狗呀！”。

 

自然之友的第一次會議，在京西八裏莊的一片荒地上舉辦，荒地上有個玲瓏塔，當時的梁從誡和成員們發動朋友親戚，一共聚集了82個人到場。

 

從這座破舊的古塔開始，60多歲的梁從誡帶著這麽一群誌同道合的人，一起在環保的道路上摸索往前。

 

想要加入“自然之友”，有一個首要條件“真心實意，身體力行”。

“其身不正何以安天下？”

 

秉承著這樣的想法，梁從誡的後半生，

在旁人看來似乎有些“難以理解”。

他從各處收集來廢紙，將這些廢紙裁成小塊，

然後將姓名和聯係方式印在這些小塊的廢紙片上，

這就是這位“自然之友”創始人的名片。

 

隻要外出吃飯，就一定會帶上一個大布袋，

裏麵是不知道用了幾年的筷子和勺子，

哪怕是趕赴香檳酒宴，

也會“寒酸”的拿出自己的筷子。

更讓他“格格不入”的，

是永遠隨身攜帶的一方發黃了的舊手帕：梁從誡從不用紙巾。

辦公室的東西怎麽解決呢？

依舊是用“撿破爛”的方式：

辦公室裏的打印機，文件櫃等等，

都是梁從誡朋友不要了給的；

一組黑色的沙發是從垃圾堆裏翻出來的，

成員們在家裏縫好了椅套蓋上，

看上去才有了些樣子；

招待客人時永遠隻倒半杯水，

怕“倒多了喝不完浪費”。

 

平日裏，不管是上街買菜，還是去政協開會，梁從誡都會騎上他那輛老到掉牙的自行車。某次政協會議時，還被門衛給攔了下來，門衛問他“你給誰報道？”，梁從誡說“我自己”。門衛表示懷疑，隻到他掏出了委員證才給放行。

 

1999年，上海全球500強財富論壇，當各個經濟巨頭們侃侃而談的描述著自己心裏的未來藍圖，梁從誡卻鐵青著臉。

 

“你們所津津樂道的‘世界工廠’實際上隻是‘世界廚房’。用我們的原料做好飯菜，端上國際大餐桌，給我們剩下一堆雞毛蒜皮爛骨頭，還有煙熏火燎的汙染！”

 

他問企業家們“你們想過承擔什麽責任沒有？”

在川西一個小縣城裏，他指著前來敬酒的縣長，放大嗓門嗬斥：

“這裏的水跟醬油湯一樣你們還好意思喝酒！”

名門之後，從那時開始，成了一個“不受人待見”的，在很多場合顯得格格不入的怪老頭子。

 

在海南，他跑到沙灘上撿了滿滿一袋的垃圾，並且一路隨身攜帶。用餐時，當官員對著他誇海南水好，人好，空氣好時，他把那一整袋垃圾從椅子下拿出來擺在當地官員麵前。

 

他在政協會議上“不合時宜”得提出要盡快建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製度，

如今，這個訴求終成現實。

 

2015年環保法修訂，自然之友獲得環境公益訴訟主體資格，發起並獲立案一共34起，結案11起。

他跑到各個高校，各個企業去演講，去告訴大家自然已經快要無法負荷我們的需求，

他請求這個社會停一停，慢下來給土地一點修複的時間。

 

在當時那個經濟、社會都極速發展的大潮中，梁從誡的這種訴求，實在是不合時宜。

 

時代的潮流下，清醒的人雖然不多，但值得慶幸的是，總是會有那麽幾個。

 

曾經看過的奚誌農，他曾參與雲南白馬雪山地區國家一級保護動物滇金絲猴生態研究項目，並為其拍攝了大量照片。項目做完，卻得知雲南德欽縣為了解決財政困難，決定砍伐100公裏的森林，而這片森林裏有200隻珍貴滇金絲猴。求助無門，奚誌農找到了梁從誡。

 

了解了情況之後，梁從誡對他說：“你要堅持，北京的我們是你的後盾。隻要有我一口飯吃，就有你的。”並立刻寫信給當時的國務委員宋健，向他轉述了具體的情況。

 

很快，批示下來了，由政府撥款給雲南德欽縣，來解決財政上的困難，從而使得金絲猴賴以生存的森林得以保存。

 

這原本是一件令人開心的事，但人心的欲望，總是能讓我們看到黑暗。

 

當時周邊的縣鎮從這一次事件中看到了“賺錢”的方法，砍伐森林還能拿國家補貼？他們覺得，隻要像德欽縣這樣“弄出點動靜來”，讓“上頭”的大人物看到，那麽他們也能得到中央的財政資助。

 

於是，他們竟然開始紛紛舉起斧頭，砍！

 

這不是梁從誡想看到的，他憤怒，卻無奈。

 

這種無奈，在他為了環境問題四處奔波之時，經常會出現。

 

在了解了藏羚羊和野犛牛的處境後，他到青海格爾木看望野犛牛隊的隊員。一群不善言辭的康巴漢子，抱著梁從誡哭。他們受盡了千辛萬苦，付出了生命的代價，終於有個人從遠方過來，理解他們，支持他們。

 

文章的最後有這麽一句疑問：“可可西裏、藏羚羊、犛牛隊啊，我們深愛著你們，但我們還能為你們做什麽？”

 

 

 

地髒了，總得有人掃吧

到底，還能做什麽？

晚年的梁從誡變得越來越沉默，自然之友的理事長楊東平說：“這些年做的事情，失敗居多，哪怕有時候勝利了，也隻是表麵的勝利。”

這些年的所做作為究竟有沒有作用？

自然之友剛成立的時候，每天都會有各種訪客帶著各種汙染問題上門求助，來自全國各地的投訴信也會落在梁從誡的桌上。一開始，他每一封都會回信，但是到後來，他慢慢不回信了。“我不知道說什麽”

他的話越來越少，話語中漸漸開始多了些孤寂。

2002年左右，梁從誡對自然之友的理事梁曉燕說：“我們開始來做這個事情的時候，其實是因為我們知道的很少，我們不知道這個領域到底有多糟糕。”

 

“但我們不忍啊，心有不忍，就想去做點什麽。”

可是做了之後，知道了更多，看到了更多。就如同一塊疤痕下麵是已經潰爛到骨髓的劇毒，可偏偏大家都以為這塊疤好了，毒素就蓋上了。

 

人們無動於衷，可他無法無動於衷。

“梁家三代生於斯、長於斯，這塊土地養育了我們，我們隻能為這個社會、為這塊土地、為這個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報。”

他以國家的掃地人自稱，“這個國家是我們的，地髒了，總得有人掃吧。”

從花甲之年起，梁從誡為這個國家做了十幾年的掃地工。

臨終病重之時，有位自然之友的會員去看望他，

問他是否認得出自己？

梁從誡說“你是自然之友的會員吧？”

對方很高興，

但是梁夫人方晶卻說，

誰來，他都說是自然之友的會員。

2010年10月28日，梁從誡在北京去世，

他用後半生為國家“掃地”，最終以樹葬的形式，睡在了昌平十三陵的國際友誼林內。

墓碑是一塊不規則的長圓形石頭，

上書“自然之友梁從誡”，哀樂是他早就和夫人商量好的《送別》。

那年，他78歲。

他曾為自己設想了自己告別人世的方式——不要穿鞋襪，要光著兩隻腳，腳底，畫兩個笑臉。

68歲時，他以自然之友的身份四處奔波呼號，試圖喚醒人們的環保意識。

58歲時，他看到了土地，資源，人口三者間的矛盾，開始為中國的環境問題而憂心。

48歲時，他在《知識分子》雜誌裏說：知識分子是有局限性的。

38歲時，他被下放到江西某個“五七幹校”犁地耕田。

28歲時，他是雲南大學的曆史係教授，當時的人們都以為他必將成為一個曆史學家。

18歲時，他因幾分之差，未能考入父母所在的清華大學建築係，轉投入曆史係學習。

8歲時，他在昆明一間用土坯磚蓋成的小屋裏，聽著母親給他讀《獵人筆記》。

位卑不敢忘憂國，善其身，更兼天下，梁家的三代，都用一生來做了一件看上去無法成功的事，啟蒙。而這種悲壯的堅持，或許才是一個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骨子裏該有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