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去到香港都是放假的時候，但總難找到放假的感覺。那裏什麽人都好像裝了金霸王的兔子，特別的快。走路快，做事快，連說話都特別快。在快的背後，隱約感到的是焦慮。上次去香港，驚訝的發現連元朗，這種最郊區的房子，也普遍要人民幣10萬一平方米。樓價瘋漲的背後，大部分的收入卻基本維持跟通脹差不多的漲幅。香港的大學畢業生第一份工作的收入，撇除通脹後和20年前的大學畢業生相比並沒有很大的差別。房子本來隻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也是一個很好辨認的指標。它是維持人基本尊嚴的必要生存要素，一個人或者一家人，如果活在一個跟棺材差不多大小的房子裏，或者3、40歲依然跟父母兄弟一起住，或者一半以上的薪水用來交租、毫無買樓的希望，生活談何尊嚴？它也從側麵反映了這個城市的許多問題，包括財政問題、收入增長問題、社會資源分配問題、就業機會等等。但最絕望的，恐怕是那些害怕永遠沒有機會“上車“的年輕人。
不知道從什麽時候開始，香港人將買樓比喻為上車。上車筍盤、上車最後機會。有時候忍不住會想，上的這輛，到底是什麽車？將要去往何處？也許上車和沒上車的最大分別，就是我已經不在地上了。也許前麵並沒什麽不同，但至少我進來了。就是這樣，年輕人的人生夢想，從成為工程師、宇航員、護士、藝術家、運動員、哲學家、科學家，從環遊世界、探索未知、維護正義、展現才藝，通通變成了 “上車“。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2016中期人口統計簡要報告》，個人收入中位數僅為1.55萬港元，如果家庭總收入超過4萬，就已經成為全港最高30%的住戶了。也許這30%的兩口之家（不包括小孩的開銷），存10年可以存個首期，但對於剩餘70%的人，在沒有父母幫助下，除非突然中大獎，否則基本沒有什麽希望買得起房子。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2017年的《世界概況》，香港人口出生率為世界倒數第四，比韓國、日本以及眾多西方發達國家還低。（有意思的是，比香港更低的是新加坡、澳門和台灣，三者都是華人占大多數的社會。）
香港青年協會研究中心（青協）青年創研庫公布有關「提高香港生育率」研究報告，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不想生育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養育子女需要花費很多金錢」（71.4%）及「房屋問題」（54.9%），同時亦有逾半（56.7%）受訪者表示「香港的居住環境並不適合有子女」。
其實也是意料之內，如果有哪個調查顯示香港人現在很願意生孩子，反而會很讓人意外。
記得在深圳工作的時候經常坐和諧號，深圳火車站的和諧號入口有著兩個小小的不鏽鋼門，當登車時間到了，工作人員就會打開這兩扇不鏽鋼門放乘客進去。但有時候，工作人員懶得全部打開，兩扇門隻有一扇被打開，於是人們便蜂擁著通過這一扇小小的門中間擠過。一列火車少說也有上千人，有老有少，不少人還拖著行李，當時的場麵很混亂。但奇怪的是，每個人衝過了那扇小鐵門後，總不會回頭把另外一扇門的鐵栓稍微提一下，這樣另外那扇門就很輕易打開了。往往大部分乘客通過了，才會有一個乘客回頭去開一下，或者工作人員上去開一下。
平心而論，這次香港的衝突的訴求很多，但是否爭取到了自由、民主就可以立刻解決經濟上的問題？就可以給年輕人們希望？未必。現在香港的管治模式從未回歸的時候就遺留下來，二十多年來並沒有傷筋動骨的大改過，當然共產黨對香港的影響與日俱增，但整個體係還是原來那個體係，整個模式還是原來那個模式。爆發出來的社會問題，大多是日積月累的，就像一套複雜的程序，一些問題在早期沒有解決，時間久了，後人就更難解決。以前還可以通過勤奮一點擠過這扇小小的鐵門，現在發現其實沒人是不勤奮的，但依然有相當多的人被遠遠的擠在門外。中國最近特別流行的一個詞“階層分級”，而香港就是一個已經完成階層分級的地方。
香港支持反送中的人很多，但撐警的也不少。從新聞裏看到，反送中的支持者普遍比撐警的支持者年輕。當然，也許有很多人沒有走出來，但多多少少也反映了兩邊支持者的年齡層次。姑且無論誰的主張更正確，這件事簡單說了，就是一邊覺得對社會絕望了，而另一邊覺得社會還有希望。但神奇的是，後者往往是擠過了鐵門的那群人，也就是說，他們並不需要再擠一次。現在令香港年輕人感到絕望的問題，並不是今時今日突然出現的，而是回歸之前就已經普遍存在，隻不過當時可能還沒到這種程度。但是，如果當時那群正值壯年的人提出這個問題，正視這個問題，把問題放在政府討論的日程表上，要求政府探索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辦法，也許今天香港並不會變成一個（至少對不少香港人來說）絕望之城。也就是今年撐警的這幫人，在他們年輕的時候錯過了改善的機會，隻是想著自己擠過鐵門就好，而導致今天難以為繼的局麵。
廣州有一座海珠橋，是一座年代久遠的鐵橋，因為很容易爬上頂部，所以經常成為各種喊冤者的展示場所。喊冤的人往往爬上橋頂，一般會帶上橫額，原因各異，有的是錢的事、有的是土地的事，基本都是一些投訴無門的人。每當有喊冤者爬上橋上，橋下就會封路，消防、警察會想辦法把人抓下來，當然最好不要逼他跳橋，因為這是完全有可能的事。於是不少趕著上班的人就會被塞在橋下。這個時候公交車上充滿了各種詛咒、罵聲，有人甚至叫他快點跳下來。要知道從橋上跳下來，是會非死則重傷的，但圍觀的人沒幾個會關注他拉的橫幅寫著什麽，也沒人會想到他為什麽走投無路，隻想快點通車，快點上班。
香港是因為“反送中”引致社會動蕩，在內地，沒幾個人嚐試了解過“反送中”到底反的是什麽，我們自己不就是在“中”了麽？反送中背後那種對內地司法體係的害怕，是內地生活的人所無法體會的。在內地，沒幾個人真正關心“”法治“二字是什麽意思。
我以前住的小區，前麵有一條小馬路。突然有一天，區政府委托的承建商宣布在“谘詢過小區業主意見之後“，決定拓寬這條小馬路，將2車道變成4車道。與此同時，小區的圍牆要拆掉往內移十來米。因為小區本來就很小，這件事讓小區業主炸開了鍋。因為這件事由始至終沒有谘詢過小區業主的意見，而小區的範圍是屬於紅線範圍，也就是說業權是小區業主共同所有的，不是政府的。但對於這件事，小區業主想到的並不是付諸法律，而是在小區裏拉橫額（然後城管過來扯橫額，如此往複），去找居委會談、承建商談，都毫無用處，擾攘了差不多一年，最後找來了電視台采訪，承建商才暫時放棄了原有計劃。
在內地，恐怕沒有幾個人真正清楚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根本區別。前者是以保護私有財產為基礎，後者是以消滅私有財產為目標。當然，現在中國並不算共產主義國家，但也不算資本主義國家，而是介於兩者中間。我們有了私有房產，但擁有的隻是70年的土地使用權，並不擁有永久的產權。從根本上，政府並沒有付出所有努力，通過法律的武器將私有財產的保護程度上升到資本主義的高度。
在這個有數千年中央集權的國家，這個結果其實也不算意外。因此當涉及私有財產的衝突，特別是跟政府相關的，人民永遠處於弱勢，手裏並沒有什麽可以用的工具保護自己。
法治的英文是rule of law，還有另外一個詞叫rule by laws。一字之差，相去甚遠。絕大部分內地人理解的法治是後者。根據維基百科，後者是指“法律是政府管理國家、管理社會的工具，製定法律以管束人民“。而前者（也就是法治），則是指“以民意授權為前提和基礎立法，以嚴格依法管治國家為核心，以製約權力為關鍵的社會管理機製、社會活動方式和社會秩序狀態。法治的內涵，不單是要求所有人民守法，更側重於法律對政府權力的控製和拘束。“很明顯，中國目前是徹底的rule by laws，法律是政府統治的工具，而不是約束權力、賦予人民各種權利的工具。
法治意味著每個人都受到法律的約束，包括立法者、行政官員和法官。唯一尊重的是邏輯和證據，而不是人的意識形態。法律對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不會因為個人的背景、支持的政黨、支持姓社還是姓資而有所區別對待。換句話說，對就是對，錯就是錯，真就是真，假就是假。同一件事，不會因為是你做，所以就是對，因為是我做，所以就是錯。
如果一場球賽，裁判的標準模糊不清，規則隨時改變，估計沒有哪個球員會全心全意的參與球賽，而是不得不大量花費心思考慮裁判的因素。
現在香港股市總市值跟上海A股差不多，其中四成以上是中資股。除了股市，還有債市，找不到最新數據，但2015年中資企業在香港發債已經超過2萬億人民幣，現在估計可能翻倍了。中資股為什麽不在中國上市，要在香港上市？從大股東的角度去看，尤其是國外風投的角度，上市是為了有機會變現，香港是中國（不含台灣）唯一一個允許資本自由流動的金融市場，是唯一一個完全按照資本主義社會要求建設的法治體係。香港的法治體係相當成熟，完全是為了保護私有財產而設。比如香港上市公司的審計要求、香港評級公司的持牌製度、香港司法體係的高效性和獨立性、香港證監體係的嚴格程度，當然還有香港的廉政公署。在金融行業深刻感受到，雖然A股總市值不小，但方方麵麵落後甚多。深圳河南邊的資本市場，人們大部分時間用在產品設計、風險管理、法律條文的斟酌，各種金融工程和律師的智慧碰撞，深圳河北邊，各種窗口指導、自糾自查、指導意見、精神學習、聖意揣摩。最近出事的康得新，平白無故現金122億沒了，為其審計年報的瑞華所，涉嫌為其虛增利潤119億。瑞華年年被罰，但A股裏居然還有300多家公司請它審計年報，至於發債的公司更數不盡，甚至連我也接觸過。這種事情在香港可能發生嗎？不太可能。因為它一整套體係都是建立在法治精神上。法治的根本是什麽，是法高於一切，邏輯、證據高於一切，保護私有財產是法治的首要任務。是你的錢，就是你的，簽了合同，就按合同辦事。監管負責維護市場的有效和公平，沒有什麽政治任務負擔。
為什麽香港會成為世界金融中心，這麽小的土地卻有著世界第五大的股票市場？為什麽不是越南、不是菲律賓、不是印尼？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外國人相信香港的法治水平確保了它的公平性、安全性。
法治二字也沒那麽高大上，隻不過確保了我們遇到不公平的時候不用去爬海珠橋，或者去找電視台、拉橫額，或者在業主群裏罵樓上空調滴水（在香港這是違法行為，完全可以報警），或者去找後門托關係，而是一套可靠、高效、真正維護公平的機製觸手可及。不至於明明是我對的，卻無處伸冤，沒人在乎。
法治的基礎，是自由。
自由二字本來是個中性詞，但內地人長期以來接受的教育，卻將“自由“二字變成了貶義詞。長期國內的教育，刻意將自由解釋成那種侵犯別人權利的事。這是一個顛倒是非黑白的事。根據1789年法國大革命綱領性文件《人權宣言》，自由的定義：”自由即有權做一切無害於他人的任何事情。“兩百多年前，也就是乾隆年間，自由的定義就已經如此，這麽多年來從未改變過。自由，是建立在尊重別人權利的基礎上的。但在中國這70年，灌輸的卻是完全另外一回事，”自由“成為了”極端主義“的代名詞。吃飯是會撐死的，所以為什麽要吃飯？
自由的另一個方麵，是權利，尤其是人的基本權利。法治的體係需要人民授權，但如果沒有言論自由、沒有集舍自由、沒有出版自由，人們根本無法行使權利。對著明明是錯的事情，卻沒有機會、沒有場所將錯的事指出來，錯的事情不會消失。因為長期生活在缺乏這些自由的環境裏，中國人特別難以理解，這些自由（或者權利）的重要性。
至於什麽是民主，估計問十個中國人，估計九個半都會說是“少數服從多數”，這句話也是在我的小區群裏經常聽得到的，所有小區事務都用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直到小區前麵的路要擴建了，人們跑去跟政府部門反映情況，卻被局長批評“你們小區不考慮廣大公共群眾利益”。如果世間事情簡單得諸如“少數服從多數”，那麽誰家的小區都不再安全，誰家的房子都會因為“公共利益”而消失，甚至不用征詢業主的意見。
中國就是這麽神奇，有著14億人口這麽大的分母，哪個人都有機會成為少數派。今天我們慶幸在人多的這邊，明天說不定就成為了人少的那邊，尤其是這種分類標準是由少數人主觀製定的，就很容易成為他們達到個人目的的工具。
今天，民主通常用以稱呼代議民主製的其中一種形式——自由民主製，在自由民主製裏被選出的民意代表、以及多數人的民意在行使決策權力時必須受到法治的限製，通常是用一套憲法加以管製，以強調對於個人和少數派的自由和權利的保護。
原來，民主並不是單純的少數服從多數，而是所有人的意見都需要聽到。
民主有什麽用？這個問題有點讓人不知從何說起，作為一個公民，對與自己相關的事發表自己的意見本來是天賦的權利，醫療改革你沒有想說的麽？養老金全國統籌計劃你沒有想說的麽？高考改革你沒有想說的麽？計劃生育你沒有想說的麽？延遲退休你沒有想說的麽？疫苗監管你沒有想說的麽？食品安全監管你沒有想說的麽？藍天被灰霾取代你沒有想說的麽？房價畸高你沒有想說的麽？路邊停車漲到24塊一個小時你沒有想說的麽？有大把錢開運動會民眾病了卻要自己眾籌你沒有想說的麽？求職時問你有沒結婚有沒打算生小孩你沒有什麽想說的麽？恐怕並不是你不想說，而是沒有什麽渠道去說，缺乏了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你永遠不知道其實還有別人認同你，原來還有如此多也許你會發現也有其他人跟你一樣的想法，原來你作為一個公民，不僅僅意味著14億分之一。如果缺乏公開透明的谘詢公眾過程，如果缺乏民眾授權的民意代表，每個人都隻是任人擺布的一個小小的零件，隻有依附在強大的國家機器下才能生存。雖然中國也有各級行政係統，但你了解你的市長書記嗎？你認識你的人大代表嗎？我們連選票都沒見過，他會重視你的意見嗎？他們出工資用的是人民直接或間接交的各種稅費，為什麽就可以忽略人民的意見呢？就算在一個家庭都會因為晚上吃什麽而有不同意見，更何況一個社會，怎麽隻會有同一種聲音？民主不是最終消滅少數派的聲音，不是馬太效應，不是winners takes all，而是尊重所有人的意見，找到一個相對平衡和合理的解決辦法，這不是中國獨有的，全世界的發達國家都是如此。
隨著中產的崛起，國家不再由無產階級組成，人們保護財產私有權的需求隻會越來越強烈。比如我的小區，人們開始理解當遇到私有財產受侵犯的時候，自由拉橫幅表達不滿、找電視台表達不滿的權利、尊重個人財產權是如此重要，再進一步，小區的人們開始意識到如果法律能保護私有財產不受強權侵占，那多好。
自由、民主、法治不是萬能藥，就像水一樣，一個人喝水不會飽，但沒有水卻不行。數學、物理、醫學、計算機、建築、藝術、天文、地理、生物、幾乎所有高等教育的奠基理論、應用全部都可以來自西方，但一旦講到自由、民主、法治，它們卻成了洪水猛獸。要知道，如果自由、民主、法治是如此有害，諸多發達國家（包括韓國、日本等同是儒家思想的亞洲國家）就不會綻放出如此多人類智慧的瑰寶。當然，爭取民主的途徑有很多，如果能非暴力是最好的，但至少明白，自己不是主，而是民。
可惜，民智都是需要時間開啟，尤其在信息嚴重受到審查的國家。人們依然對中國的司法體係存在信心，人們依然不知道“司法獨立”是一個國家最基本的底線，是因為不知道汶川地震裏那些需求校舍真相的人的下場，因為不知道三鹿奶粉那些受害家長的下場，因為不知道疫苗事件受害家長上訪的下場，因為不知道P2P爆雷受害者的下場，因為不知道2015年7月9日中國一大批維權律師的下場，因為不知道中國新聞調查記者的下場。最重要的是，因為人們相信自己就是不是還沒擠過鐵門的那個人。
說真的，我們內地人跟香港人的交集也就僅限於去買奶粉、打疫苗、買便宜的化妝品和電器，頂多去一下迪士尼，逛一下星光大道和金紫荊。但這次事件裏內地人表現出來對香港人的恨，是前所未有的強烈。我一直在想這種恨來自於哪裏，我想到了信仰的差異。在集權政治下成長的內地人相信“強國帶來幸福生活“，長期沉浸在英國式自由貿易文化下的香港人相信”自由帶來美好人生“。在人類的曆史長河裏，沒有比信仰差別更能引起武力衝突。人這種複雜的生物就是這樣難以理解，為了自己相信的事不惜大打出手。
一邊廂選擇相信香港人自己，一邊廂選擇相信北京中南海。
想起去年去了一次北京，剛好遇到北京沙塵暴加灰霾爆發，我第一次體驗了PM2.5達到1000。白天的北京像黃昏一樣，昏昏暗暗，整個城市的天空都是土黃色的，能見度可能不到一百米。當時我算是大開眼界了，手機上的空氣質量軟件到500就爆表了，那天足足可以爆2次表。北京或者說北方的灰霾問題已經有很長曆史了，雖然官方一會又嚴查工地揚塵、一會又禁止路邊燒烤，但無數證據說明灰霾的來源主要是工業汙染，特別是不完全燃燒的煤炭。但神奇的是，過了幾個月召開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北京的天空藍得像假的一樣，這就是有名的“北京藍“。北京藍隻會出現在重大國際盛事或者開全國大會的時候，背後是周邊無數企業的臨時停工。讓人忍不住想問，這群人連個首都都管理成這樣，為什麽還有能力管理一個14億人的國家？要知道中國有多少資源集中到了這個2000萬人的城市。
北京治理空氣的路數跟治理這個國家的思路如出一轍。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你有嚴查嚴打，我有雙標排放標準，你有你的要求，我繼續建我的低標煤炭發電廠。隻要把掌權的思路摸熟了，關係打通了，什麽都不是問題。
香港是個沒有關稅的自由港，香港政府的稅收種類遠遠少於中國大陸。根據香港立法會資料，2014-2015財政年度，利得稅為最大的收入項目， 佔政府收入的28.8%。緊隨其後的是地價收入(16.3%)、印花稅(15.6%)、薪俸稅(12.4%) 及一般差餉(4.7%)。該5 項目共佔政府收入的77.8%。而在中國大陸，光是稅種就有18個種，分別是：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資源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房產稅、印花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車船稅、船舶噸稅、車輛購置稅、關稅、耕地占用稅、契稅、煙葉稅。然後，還有各種莫名其妙的費，比如殘疾人就業保障金、文化事業建設費、教育費附加費、三峽基金、人防易地建設費等等，這裏麵還涉及許多稅局自我裁量，用一個知乎用戶的說法“目前稅務局的裁量權力非常大，我們需要遵守的並不是中國的稅法，而是當地稅務局的稅法，而令人絕望的是，當地稅務局的稅法可能朝令夕改。“當然，還有企業雇人的成本，企業付給一個人的實際工資，其實有超過三分之一是給了國家，然後才是你的稅前工資，但還要再扣至少三分之一才變成自己的。也就是說，一個人到手5000塊，企業其實已經至少給了1萬塊，隻是你見不到而已。
如上麵立法會數據所示，香港通過土地財政（賣地）彌補其他稅收的不足，但中國地方政府除了繁多的稅費以外，·也相當依賴土地收入。2017年，全國地方本級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91469億元，而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中，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收入為49997億元。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收入/地方本級一般公共預算收入=55%。換句話說，地方政府不可能願意土地掉價。另外，無數城投公司通過發債融資數十萬億元，抵押物大部分也都是土地。
香港的土地財政，是形成今天樓價畸高的重要因素。但造成香港今天境況的所有因素，大陸全都有，而且還更甚之。
香港，至少還有一個比大陸透明得多的政府，至少還有一個廉政公署。通過香港這件事，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同輩跟香港撐警的主力有點相似，而我們的下一代，也就是2010後，也許就是今天香港走向街頭的年輕人。我們以為自己擠過了那扇鐵門，但原來自己的下一代還在鐵門的那一邊。你會不會回過頭，把另一扇門的鐵栓稍微提一下呢？
而根據社科院的報告，到了2035年，我們的養老金可能也會耗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