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八十年代中期，在仙台上大學和讀研究生的時候，大約有四五年，我一直在圖書館打工，也就是坐在前台，借書還書，然後把還回來的書放到書架上。打這份工最大的好處是可以隨便進出書庫，坐在前台時也可以看書。那些比較中外香豔小說的段子先不必說，第一次讀到餘英時論陳寅恪、夏誌清論張愛玲，都是那段時光難忘的事情。出國之前，國內出版的幾部中國文學史我都大致讀過，裏麵或者根本沒提張愛玲，或者說到也是一筆帶過，評價很低。最早聽說她的名字還是從母親那裏，不過機緣不巧，一直沒有見到過她的著作，至於夏誌清的名字，更是沒有聽說過。初次讀《中國現代小說史》，我被相當地電擊了一下：夏誌清先生的文字與研究方法都與國內的著作大不相同，他對沈從文、錢鍾書的議論深得我心，關於張愛玲的讚美更是讓我印象深刻。然而我靜下心來讀張愛玲時，已經到達芝加哥。是在華埠圖書館借的書，紙邊已經有點卷了。讀的第一本，是相對說來評價沒有那麽高的《半生緣》，卻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離故土最遠的幾年，夜深人靜的時候，內心孤獨而荒涼，何以解憂，唯有讀書與月光。青年時代在東方，讀的都是西學；感覺遙遠了，反而是中國書逮到什麽讀什麽。於是胡適、錢穆和未臻一流的溫瑞安、臥龍生雜在一起，張愛玲、白先勇也和畢竟野史的柏楊、黎錦暉交叉著閱讀。時光就這樣消逝，到差不多讀完了張愛玲時，傳來她悄然遠行的消息。
張愛玲成名在敵後時期的上海，1952年倉皇去香港然後轉美國。如果不是夏誌清鼎力推崇，恐怕她的作品在現代文學史的重要性不易被承認，在台灣香港也不至有太大名氣。至於她進入中國並且大行其道，已經是90年代初，商業化興起，文化與政治退潮，在急劇燈紅酒綠化的時光裏，那些愛情故事征服了一代人，尤其是女性，成為軟文學與小資情調的經典。當年讀夏誌清先生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之後，深感小說是中國文學一個比較薄弱的部類。大體上除了一部《紅樓夢》，直到清末民初，基本還隻是繼承話本的傳統。夏誌清先生批評早期新文學小說多半不成熟，極力推許沈從文、張愛玲等等，我以為並沒有錯，雖然他對張愛玲的評價有一點用力過度。而且夏誌清先生由於揚張抑魯，便看不到張愛玲和魯迅一樣具有直麵人生的犀利，隻不過張愛玲是以女性的直覺與同情，魯迅是以男性的觀念與刻薄。他因為在海外治西方文學，不免有些學院派的分析歸類習慣，然而張愛玲偏偏是難以歸類的天才型作家。她的天才倒不在於少歲橫空出世，一舉成名，而在於即使最早的作品都帶著一份與年齡完全不相稱的蒼涼，又絲毫看不出師承。張愛玲的文字是直覺的，她當然讀過很多，既漢譯過《老人與海》也英譯過《海上花列傳》，晚年還專門研究過《紅樓夢》，然而她談不上繼承曹雪芹，也不曾顯示出任何特定外國作家的影響。我初識張愛玲時恰值《百年孤獨》洛陽紙貴，後來高密東北鄉和白鹿原都紅遍了中國，卻不免讓我想起馬爾克斯筆下長尾巴的怪胎。九十年代學張愛玲的作家也頗有幾位，而才氣與底蘊無可相比。原創性的匱乏，有時是當代人不願承認又不得不麵對的狀態吧。如果說《傾城之戀》狀寫白家，還有兩分賈府麵影，可那支筆卻是張愛玲的。雖說是異代不同時，沒有可比性，但是張愛玲的感性、簡練、主觀是十八世紀的《石頭記》裏沒有的。她對悲喜塵世的感知、對流金都市的沉浸、對人情冷暖的銳敏都是獨特的。她不需要想怎麽寫小說，形式、結構、流派等等從來不在她的考慮範圍之內。就好像在政治上一樣，她兩任丈夫一個是中國的漢奸、一個是美國麥卡錫時代的左傾社會主義者，折射出張愛玲或者是毫不介意，或者是兼容並包。在文學上她也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裏，從四十年代開始發表作品到七十年代大隱於市，三十載顛簸起伏，張愛玲依然故我，隻是年青時畢竟是看客，老去則曆經滄桑，連文字也會漸漸從最裏麵透出涼意。
（二）
為了寫《在生命這襲華袍背後》，免不了重新讀一些張愛玲的作品。上一次通讀，已經是二十年前，對她那力穿紙背的滄桑，感受自然是大不相同。張愛玲膾炙人口的作品，大多寫於年青時，所以有不少人認為她去國以後，才氣下降。確實張愛玲到美國以後，小說寫得少了，更多是電影劇本、散文和翻譯。張愛玲文字我談不上有多少深讀，僅從個人印象而言，張愛玲後期文章老到純熟，不複早年一氣嗬成的咄咄逼人，多幾分極冷的輕描淡寫。才華是否暗淡，是見仁見智的事，若論對於人世的觀照，張愛玲後期似乎清醒內斂得多。需要留意的是，《小團圓》和《同學少年都不賤》是在身後出版，我們並不清楚究竟是作者滿意的定稿，還是僅僅是一個草稿。《半生緣》和《怨女》分別是《十八春》和《金鎖記》的改寫。發表於1979年的《色?戒》，據張愛玲自己說，從初稿到最後定稿過了近三十年。我以為是《色?戒》一篇很成熟的短篇小說，不過人們熟悉《色?戒》，多半由於大導演李安根據小說改編的電影，到底有多少人精讀過原著待考。
八年前一場秋雨後，去城裏看《色?戒》，電影當時在華人圈子裏造成一個不大不小的轟動，許多平常不看這類文藝片的人都去看了。倒是美國人沒有幾個關注《Lust, Caution》，而幾家大報的影評給出的星數都不高。比較引人注目的是，《色?戒》領到了一個十七歲以下不得看的NC-17，這在美國是最少用的一個級別。從我住的小鎮進城，有三十英哩路程，到城邊天色已黯，橙色路燈紛紛亮起。影院在克拉克街上，那是芝加哥城北很熱鬧又有些文化氣息的地段，早年坐落著許多看起來古舊的小飯館、當鋪、書店等等。剛來這個城市的時候，我常來這一帶，曾感受到索爾?貝婁的描述原來十分寫實。那時愛去的一家舊影院，在不遠的百老匯街上，有時放些在美國難得一見的歐洲或亞洲電影。稍有規模的城市，都有一條百老匯街，其實和紐約的百老匯大道根本不沾邊。百老匯是Broadway的音譯，更準確的翻譯是寬街，和北京的一條路名一模一樣。兒時就住在寬街附近，知道那隻是一條寬點的胡同。
此後很多年沒到城北來，一路但見很多房子都已重建。房子雖新，式樣卻是老的，保存著上世紀初到三十年代的風格。在燈色裏，頗有走在布景的感覺。如果再放上一段舒緩的薩克斯管，就幾乎不知今夕何年了。《色?戒》給我印象較深的，正是布景的用心：平安戲院、凱司令咖啡館據說都是花大力氣還原的。雖說做得太新而少些真實的質地，但這是當今電影的通病，無可厚非，加上音樂以後，已經很有些逝去的年代感了。李歐梵和龍應台說得不錯，李安是一位注重曆史細節的導演。但也恰好說明，如果他有時把握不住那個年代，並非由於疏失，而是力有未逮。在我看來，李安把一篇不露聲色的敘事改得相當煽情，而且著力在性元素上，不僅有票房考量，更見出導演的詮釋。張愛玲原本輕輕帶過之處，被敷衍成三段漫長的床上肉搏，以證實原著的一句話：“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個熱水澡”，而省略了後麵那句“把積鬱都衝掉了，因為一切都有了個目的”。李安是很敬業的導演也深得好萊塢神韻，然而他在《色?戒》裏對女性的理解頗成問題，以至把張愛玲原著多處理解反了，還真以為男性可以從床上直接抵達女性的心靈，以為張愛玲原著是關於愛情。李安頂著壓力去破忠奸兩分法，頂得自己得獎時感極而泣，雖然滑稽，倒也可理解。但是破忠奸兩分法的武器是性愛一元論，未免半斤八兩。
李歐梵和龍應台幾乎是李安的擁躉，對小說的解讀也幾乎和李安一樣。李先生從文學的人性探微出發，龍女士則著眼於曆史判斷的重新審視。雖然他們的視角不同，但都傾向於把《色?戒》看成是一個超越世俗價值觀的性愛故事，是對基於好與壞、正義與邪惡的曆史圖解的解構。李先生說“在人物個性方麵﹐李安真是下了極大功夫﹐不僅是照傳統好萊塢的方式加強了兩位男女主角的心理動機﹐而且更用了大量（也極大膽）的當代電影手法﹐把‘色’的層次加強了﹔換言之就是在‘性’和身體方麵大費周章﹐所以床戲也特別重要。”。龍女士則道“張愛玲的這篇‘不好看’的小說，之所以驚世駭俗，主要是因為小說中違反世俗的黑白不分、忠奸不明的價值觀。一般的作者去處理女特工和漢奸的故事，難免要寫女特工的壯烈和漢奸的可惡。張愛玲的女特工卻因為私情而害了國事，張愛玲的漢奸，也不那麽明白地可惡”。
其實張愛玲所寫的是佳芝內心的柔軟，柔軟到即使自己也認為是正義的行為，終歸是下不了狠手。在說“快走”那一瞬間，人性超越了民族大義、價值判斷，不計自身安危。換來的結果，恰好形成對比：易先生毫不留情，下命令把她立刻槍斃。這對比之間，人性的光輝照得連易先生自己感受都十分的複雜，這種複雜才昭示易先生人性裏的冷酷與果決。僅僅從愛情、從性去解讀《色?戒》，不免看低了張愛玲。從她的早期作品開始，在滄桑的筆觸、對人情世故的洞燭幽微背後，是張愛玲一份不需要道德支撐的悲憫之心。這一份對塵世的理解與描述能力，貫穿她一生的作品。隻不過《半生緣》裏麵細細的鋪陳、淡淡的柔情到《色?戒》變成了極簡的白描、寥寥數語之間的殘酷。
（三）
文本分析自然是批評的基本，從文學史或者批評理論的角度給出評價也是應有之義。不過在我看來，文學批評家需要有曆史感，一如曆史家需要有關於心靈的理解力。關於作者，比評價更為重要的是鉤沉史事，構建個人史的河流與景色，從而試圖抵達作者的內心世界。我們所受的教育，習慣的思維方式，大多是一元化的兩極對立，區分好壞，辨明是非的判斷先行。我們在讀曆史的時候也好，看現實的時候也好，往往有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傾向，然而無論是尋找過去的真實，還是看清現實的麵目，首先需要警惕的，就是給出價值判斷。在曆史，我們需要陳寅恪先生所言“了解之同情”，而價值判斷往往會影響對真實的把握。在人生，同樣需要設身處地的理解力，而不是褒貶與對錯判斷。
天才自然不是從石頭裏蹦出來的，大約多數論者都會同意，張愛玲的家世對她有很大影響這一點吧。學曆史的人有一個習慣，文章裏人與事總要去核實一下。前兩天提到她的祖父張佩綸，就去看了有關他的一些文字。張佩綸是晚清清流的重要人物，我在文章裏是這樣寫的：“在清流極盛的1870年代，張佩綸是與張之洞齊名的‘直隸二張’之一，三十六歲就位居樞要，卻因中法戰爭馬尾海戰慘敗而斷送仕途。李鴻章與張佩綸父親張印塘是故交，他極其欣賞並倚重張佩綸，在他倒黴以後，仍然讓小女兒嫁給他做第三任妻子，所生幼子便是張愛玲的父親。張佩綸以才學稱於世，卻被充軍，歸來後入李鴻章幕府，又被彈劾趕出京城，五十六歲上鬱鬱逝於金陵。”關於晚清政治，往往強調的是清流與洋務派的對立，從而忽視了兩者緊密的關聯，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事實上，從繁雜的史實中抽象出一些範式雖然是必須的，但是一旦簡單化、絕對化，就可能錯得沒邊。尤其在牽涉到人際關係的時候，千絲萬縷需要慢慢的梳理考證，避免輕易下結論。最近發現的張佩綸與李鴻章通信表明，張佩綸在作為清流要角最活躍的時期，私下裏和李鴻章有很密切的聯係，清流領袖李鴻藻對他的本家並非很排斥，而是也有籠絡的一麵。一般那種清流主戰但是保守愛國，洋務派務實但是求和媚外的固定模式（stereotype），其實是可疑的。事實上，張之洞就是從清流華麗轉身變成洋務派重臣。張佩綸如果不是仕途斷絕，想必為李鴻章之股紘。
張佩綸和李鴻章的女兒李鞠耦婚後感情極篤，曾經共同著書，李鞠耦自己也留下來不少文字書信，據說有輔佐乃父之才，主張見識相當不凡。張佩綸雖經大難，仍然性格倔強、議論尖銳，因此後來又被趕出北京，之後不免頹唐。李鞠耦在張佩綸去世後，獨力撫養子女，家教嚴格而中西並重，張誌沂國學英文皆佳。其妻黃素瓊是長江水師提督黃翼升孫女，更是當時罕見的特立獨行新女性：擅英語，學油畫；離家出走，去國遊學。大抵晚清時代的官宦世家，在教育上已經相當重視西學，教育開放的程度，往往不是今人能夠想象的。張愛玲性格上頗有乃祖之風，和父親愛恨交織，最終斷絕；和母親則關係微妙複雜：既深受影響，又有著衝突。她少年時的家庭痛苦經曆，自然對其創作和性格都有影響，然而她終其一生的高傲孤絕、對世俗道德的超然、功利得失的洞察，都有一種俯視人間的姿態，這恐怕和她的少年生長環境有莫大的關係。“張學”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把張愛玲小說裏的人物和她的家族一一對號入座。其實小說家言不必與本事同，更多是經過故意加工的。張愛玲說過紅樓夢“是創作不是自傳”，她自己的小說也是如此：“也間或有作者親身的經驗。。。但是絕大部份的故事內容都是虛構的”。如果想從小說中考證出張愛玲的生活故事，多半會不靠譜。比較靠譜的是，她從青年時就寫出繁華背後的蒼涼，文字的氣質氛圍，不僅僅出自天才，也緣於獨特背景與身世。
張佩綸雖然當了李鴻章的女婿，但也因此為了避嫌，更加不可能重新進入官場。晚年在南京時常以酒澆愁，抑鬱寡歡。張愛玲最後20年在洛杉磯離群索居，往往也被認為人生不幸。然而張愛玲的人生事實上與張佩綸是完全不同的，她是一個獨立而叛逆的人，一生中的重要選擇一直是主動的：放棄學業以寫作為生，與胡蘭成相戀然後決然離開，改朝換代之後隻身赴港轉美，晚年在賴雅死後選擇隱居獨處是再自然不過的。孤獨與寧靜，對於張愛玲來說，也許是最好的結局。
1995年9月8日，張愛玲被發現已經去世幾天了。據宋淇之子宋以朗說是唯一見到她遺容的華人林式同先生記錄：“張愛玲是躺在房裏唯一的一張靠牆的行軍床上去世的。身下墊著一床藍灰色的毯子，沒有蓋任何東西，頭朝著房門，臉向外，眼和嘴都閉著，頭發很短，手和腳都很自然地平放著。她的遺容很安詳，隻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燈在房東發現時還亮著。” 《紐約時報》為她發的訃告的最後一句是：“她身後沒有親人。”（There are no surviv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