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北美的螞蟻
一位愛好藝術、文學、攝影和旅遊的海外遊子
下麵要說一下後一任知青組長的事；講知青組的故事不提到組長顯得不全麵。第二，他是我多年的好友，說別人不說自己的朋友顯得不公正，於公於私都應該寫這一篇。
第四任組長
大江這一批知青是在1976年的9月1日來到大官莊的（這批知青13人,其中男生6人，女生7人，詳細名單附後）。他們的到來不僅給知青組增添了新生力量，更打破了知青組裏沉悶已久的空氣。
首先是組委會需要變更，原來的女組長劉愛玲已經幹了多半年，盡管她為全組的工作做出了積極的努力，任勞任怨，個別人還是對她有意見，這讓她有點心灰意冷，萌生退意。現在新的知青來了，而且在人數上又占了多數，更應該選一個合適的人來擔當組長，老知青則退居輔助地位，合情也合理。在這樣的前提下，在新的帶隊幹部付忠慧老師的主持下，產生了新的一屆組委會。
新的組委會由大江擔任組長，徐迎春任副組長，蔡躍軍負責團小組工作，老知青組委會的成員一律宣告“告老”（暫時還未“還鄉”）。
多才多藝
大江擔任組長我舉雙手讚成，不僅他高大帥氣，在他們這一批知青中身格無疑是最棒的，帶領大家參加勞動能起到表率作用；二是他愛好文藝體育，組織知青的業餘活動也沒有問題，我倆很快在多個方麵成了很好的搭當。
本來我負責組裏宣傳的，這不僅是我的特長，也是我的愛好。可是，由於下鄉以後我的組織問題上遇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對待，造成了我的情緒低落，不想管這些事了，可謂“私心滿滿，革命意誌衰退”，隻想一心一意投入到練琴之中。大江的到來對我的幫助很大，在組裏的宣傳方麵本來“單打一”的局麵形成了“二重唱”，無論是出專欄還是黑板報，他都給予我很大的支持。在此後很長一段時間裏，我跟王克還有付金戈二位負責“舞文弄墨”， 大江負責“搖唇鼓舌”。在美術方麵，他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與做法，比如專欄上的美術字標題過去都是我直接用筆寫出來，由於技術和色彩的原因，那些字看起來並不那麽美觀。後來，在大江的建議下，我倆多次采用了剪紙或者雕刻的方法，使的那些標題更加醒目和持久。
在文藝方麵，大江喜歡唱歌，他自己講他當時最喜歡唱俄羅斯的那首《讓我們舉杯》。不僅如此，他文藝活動組織方麵也成為我最好的支持者和參與者。1977年春節期間，地區知青辦組織要一次回濰向知青家長的匯報演出活動，我們公社從各知青組抽調了一些人，由我擔任隊長，編排了兩個節目，一個是手風琴伴奏的男聲小合唱《四人幫都是壞東西》，另一個是女生舞蹈《繡金匾》，大江協助我組織了男生小合唱的排練和演出，並親自參加了演唱。在春節期間，我們公社知青的兩個節目與諸城昌城公社的知青節目一起，在地委大禮堂裏向全體知青家長做了演出，獲得了圓滿成功。
體育方麵大江也是一員猛將，也許大家都忘記了，大江的羽毛球打的很棒，全組數他的水平高，而且是專業級的。本來組裏有幾付羽毛球拍子，我們這些人有時也喜歡在院裏舞幾下。可是，大江他們來了之後，就顯的我們都是些小兒科了，如果與他對陣的話，幾乎一個球也接不起來。後來那幾付拍子都被打爛了，也不知道後來有更新了沒有。
任勞任怨
我估計大江擔任組長應該是大官莊知青組裏最長的，從1976年秋直到1977年末，前後一年多的時間裏，他帶領全體知青，參加了兩次秋收，一次春播，一次夏收，幾乎兩個冬天的農田勞動。1976年夏天的抗洪和冬季的修大寨田，挖水渠等艱苦的勞動他都參加過了，而且還要帶頭苦幹，付出的艱辛和汗水也是最多的，這些大家都應該有目共睹。組裏有的人喜歡泡病號，不出勤或者請病假回濰，可他作為組長不能這麽做，他必須時時刻刻堅守在村裏（集體放假除外），再多的委屈也要忍著，再多的怨言也要聽著，以現在的話來說，當這個組長實在是太不劃算了。
有一次組裏集體放假回濰探親，由他和高健看家。臨走組裏前攤了許多煎餅，由於人少吃的慢，那些煎餅很快都長了綠毛。扔了吧，太可惜了，畢竟都是知青們的口糧，用汗水換來的呢。於是他和高健每天都把那些長了綠毛的煎餅用水洗一下，到鍋裏熱一下，就著所謂的“蝦醬”繼續吃。就是這樣，他同高健，組裏的另一位“老黃牛”，一連堅持了十幾天，天天煎餅，我想他倆當時一定吃的眼睛都發綠了。
說到蝦醬，大家還記得我們當年吃的是些什麽“醬”嗎？有時喉從裏麵還能扒拉出活的蒼蠅來，如果拿到現在，你肯定不會去看一眼或者嚐一口的。就是那樣的條件下， 他和高健還要每天到菜地勞動，推車，送糞，清理院子，付出高強度的勞動。
多次被“圍攻”
各位鄉親不必回避也無須緊張，如今一切誤解與怨氣都已經消散，講這段往事是為了珍惜我們由此培養的友誼。別以為當了知青組長獲得了什麽好處，其實除了埋頭苦幹，還要麵對來自各方麵壓力和衝擊。
知青們有著不同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習慣，來到一個集體以後，發生碰撞是難免的。大江有著與眾不同的性格，擔任組長以後，跟各位發生誤解和衝突的幾率就更多了。首先是他比較有主見，不隨波逐流，不太會輕易被別人的說辭所動搖，因此一些人認為他高傲自大，不接受群眾意見；二是大江的生活作風嚴謹，特別講究衛生，個人儀表和穿戴，一些人則說他脫離群眾，與鄉村和貧下中農格格不入。比如他在幫炊的時候堅持把碗筷放在大鍋裏用開水煮來消毒，勞動的時候還穿著雪白的襯衣和漂亮的毛背心，從而引起了社員的好奇和圍觀，不一而舉。於是，組裏的多位知青聯合起來給他提意見，甚至還要求帶隊幹部罷免他等等。據說有一天晚上的小組會幾乎進行到了淩晨，可見意見之多，火力之猛。這哪裏是什麽“小組會”，明明是一場“批鬥會”嘛，大有不把大江批倒鬥臭絕不罷休的意味，真不知大江怎麽能頂得過去？
大江還有過一次被組裏的一夥老知青“批鬥”的故事。1976年冬天，前組長劉愛玲在一次幫炊的時候，不慎摔碎了一大摞碗，盡管人沒有傷著，可知青組損失了一大摞碗。作為組長的大江說了她幾句，主要還是提醒她要當心，別無他意。可是另一位老知青得知此事後借題發揮，帶領好幾員女將找到了大江要“交換意見”，實際上是開了大江的“批鬥會”。她們在會上舌槍唇劍，說大江不尊重老知青，擺架子，高傲等等，實際上，她們是在發泄對前些天就工的不滿。好像那次就工中男知青走了張利國，劉育東，宋偉平和穀衛民 ，女知青走了騰銳和劉敏（我當時在縣裏，不太了解細節，如有錯誤請大夥更正）。實際上，就工知青組裏說了不算，誰走誰留都是大隊和帶隊幹部決定的，知青組長沒有多少發言權，大江那次是被誤解而被“誤鬥”了一回，實在是冤枉的很！
高考前後
1977年夏天知青組掀起了一股複習考大學的熱潮，誰都知道那是一次期望了很久的機會，決不可輕易放過，因此爭分奪秒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時間進行複習。許多人（也包括本人）都利用各種借口請假回濰，找老師，借資料，全然不顧什麽接受再教育和參加生產勞動了。
對此，帶隊幹部很生氣，一再捎信讓那些回濰坊的知青回村參加勞動。記得在一次小組會上楊金禮老師毫不客氣地說：“都象你們這個樣子，貧下中農的孩子不用考大學了！”
其實，作為一個年輕人，大江同大家的心情是一樣的，他何嚐不想去借資料和複習功課呢？可是他作為知青組長不能忘記自己的職責，他必須作出犧牲，首先要協助帶隊幹部維持好知青組的秩序，帶領大家參加勞動，至於複習功課隻好放在勞動之餘了。
後來，大江，小杜，王克和我等幾人組成了一個複習小組，有空就在一起討論複習問題。大江的化學功課不錯，在上中學時他就是化學課代表，因此他成了我們的化學課輔導員，有關化學的問題都去請教他，讓我們受益匪淺。
（題外的話：王克的語文水平較高，有關語文的問題他是我們大家的輔導員；我本人好象數學和物理課強一點，在複習中比較有發言權。另外，組裏還有幾位女生在複習中悄悄給予了我極大的幫助，可惜我對她們連說句感謝的機會都沒有。）
就這樣，在最後幾個月的複習中，我們互相幫助、相互補充和鼓勵，在昏暗的小油燈和寒冷的宿舍裏刻苦地準備著，迎來了考試的那一天。
1977年12月10日是我們終生難忘的日子，那天早晨，我們組裏眾多知青冒著刺骨的寒風，踏著冰冷堅硬的路麵，步行八裏來到公社聯中，參加了文革後恢複的首次高考。
雖然那次隻有大江，克強，逄力男和我有幸被錄取了，但其他人同樣也付出了艱辛和努力，我們將永遠不會忘記我們一起走過的那一段路。
就工與上學
1977年12月下旬，又一次就工的機會降臨到了知青組。我隨著1975年那批知青中剩下的其他6位男女知青返城就工。1978年元旦前後，大江，克強和我先後接到了入學錄取通知書，又返回到大官莊填政審表，去紅沙溝醫院查體，然後奔赴各自的學校。
從此，大江結束了他的下鄉生涯，迎著春風，背著行囊，懷著對未來的熱切渴望，踏上了新的人生之路。
後麵的事我就講不明白了，還是希望他哪天心情大好的時候開啟金口，自己吐露真言吧。
20/04/2016 多倫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