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北美的螞蟻
一位愛好藝術、文學、攝影和旅遊的海外遊子
這些年來有一件事情始終困擾著我，那就是1977年的恢複高考。幾乎所有的說詞和文章都是指向一個方向，那就是鄧小平決定恢複了高考，不僅改變了幾十萬知識青年的命運，也挽救了整個中國的教育事業。可是，我自己親身的經曆卻不是這樣的；
1977年五月份前後，我們組裏的知青們私下傳遞著一個驚人的信息：北京正在討論，決定恢複高考的事，知識青年可以不經推薦直接參加高考了。對我們那些招工沒名額，回城沒後門的知青來說，無疑是漆黑的山洞裏透進了一絲亮光。
（在此特別感謝一位螞蟻不願透露其姓名的女知青，是她最早向我透露了恢複高考的消息。若沒有她的大力協助，我考上大學是不可能的，可是，後來我連當麵感謝她的機會都沒有。想到這裏，內心十分不安！）
從許多資料上看，當時的鄧小平還沒有恢複工作，他的首次公開露麵是在1977年的7月，那個時候中央內部已經就恢複高考的許多政策醞釀過了，鄧小平擔任副總理後不過是順水推舟地通過了幾個文件，十月份才公布全國。再說了，當時的華國峰不僅擔任著黨中央的總書記，還是國務院總理，怎麽一說到功勞，就一古腦算到老鄧頭上了呢？往事重提不是要抹殺鄧小平對改革開放的偉大貢獻，而是希望還曆史一個清白，為華國鋒先生鳴不平。
這是本人保存的1977年11月8日山東省《大眾日報》第三版上刊登的高考招生簡章, 此時離考試僅有一個月了。
好了，此話跑題了。話說我們組裏的一些知青在麥收前後就紛紛開始了“地下複習”活動。為什麽要“地下”呢？那是因為文革後期人們的思想還沒有從極左的束縛下解放出來，上大學實行的還是“推薦為主，考試為輔”的那一套。如果依然是推薦為主的話，象我這樣一些沒有家庭背景的知青很可能沒有組裏其他人的機會大。如果考試為主，任何人的機會都是平等的，能不能上大學就看個人的成績了。所以，組裏的許多知青都憋著一股勁的，決心在高考的關頭與其他人一爭高下，跳過龍門，逃脫農村的艱苦生活。但是，同時還要避免被帶隊幹部知道，萬一被扣上不安心“紮根”農村，不願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將來政審通不過就麻煩了。
同幾位知青一樣，我也胡編了病症，甚至放棄了民辦教師的位置請假回城“休息”。有一段時間，組裏跑的幾乎沒人下地幹活了。當時教育部的高考通知還沒有公布，考什麽，什麽時候考誰都不清楚，我們隻好去請教過去的中學老師。他們根據以往的經驗，給我們列出了複習綱目和必讀書目。
那時也找不到複習資料，無非是把塵封幾年的中學舊課本找出來。不翻書不知道，一翻書就傻眼了。因為上中學時鬧革命太多，許多課程根本就沒學或者學的很膚淺。雖然中學時代我的學習成績還算不錯，也基本上忘光了，所謂的複習也是從初中再來一遍，幾乎是從零開始。但是，要想在半年左右的時間裏，把初中到高中四年半（注1）的數理化語文曆史政治幾門課程都過一遍，似乎又是不可能的。
我們都感覺時間很緊張，但這是一個玩命也要抓住的機會。 為了集中精力和搶時間，夏天裏的兩個多月我將自己關在屋裏，白天也拉上窗簾，桌子開一台燈，隻有一束光照到書本上。困了，累了就用冷水洗一把臉，填鴨似地死啃書本。有時也去中學請教老師，他們傾其所知輔導我們，給我們出模擬試題，但不求任何報酬。文革十年，把他們折騰苦了，也知道我們這一代被耽誤了，能幫我們考上大學，成了老教師們的最大心願。
盡管不願回鄉下，也不能老待在城裏，因為當時的帶隊幹部楊老師一個勁地捎信催我們。陸續回村的知青下地幹活時都用書包帶著複習資料，勞動間隙就在地頭上看書。到了晚上，政治學習也沒人組織和參加了，幾乎每人都在宿舍的煤油燈下苦讀。
那昏暗的煤油燈火苗豆粒般大小，上麵拖著長長的黑煙，熏的臉和鼻孔都是黑的。冬天來臨了，宿舍裏沒有爐子，夜裏冰窖般地冷，早晨起來牙膏都擠不出來。為了抵禦嚴寒，我們就坐在被窩裏，披著棉大衣看書。當考大學成為大家一致和公開的行動的時，帶隊幹部也無可奈何了，因為沒有人再堅持“紮根”了。記得楊老師在一次知青全體會上大發牢騷：“照這樣下去，貧下中農的孩子就不能考大學了！”他說的基本是事實。
1977年的高考是各省自行名題和組織考試，山東省的高考於12月9日至10日舉行的。那天我們冒著嚴寒，頂著狂風步行十幾裏路到公社聯中參加了考試。我們組三十幾名知青和其他組的知青幾乎全體出動，還有公社的200多名民辦教師，大約300多人參加了那次考試。看現在的高考，父母都守候在考場門外，水呀飯啊的伺候著。可我們考試那天，中午啃的是自己帶的涼幹糧，連口熱水都沒得喝。下午考完還要步行回村，第二天早晨再趕回來。
記得第一天語文考的題目是“記一件難忘的事”。寫作是我的強項，從小到就喜歡寫東西，寫一篇記敘文對我來說太輕鬆了，複習中也提前做過類似的練習。看過了題目信心十足，洋洋灑灑地寫了起來。一張紙寫滿了又申領了第二張，早早就完成了答卷。後麵的考試也基本順利，還是有的內容複習時沒有涉及到而答的不準確。不過，幾個月的努力總算沒有白費，沒有象“張鐵生”那樣交了白卷。當完成最後一份答卷走出考場時，感覺天空是那樣的藍，呼吸是那樣的舒暢。
話說回來，我們這些丟掉了書本好多年的知青還能考上大學，不是因為聰明，而是那年考生的水平普遍很低，如果讓我們那些人同後來的應屆畢業生一起高考的話肯定沒戲。那年，我們公社一共考取了六位大學生，一位走讀生。其中這六位大學生全是知青，且四位出自我們知青組，隻有那位走讀生是公社馬疃聯中的民辦教師。接到錄取通知書後我們集中回公社（當時螞蟻剛剛就工回城），然後到另一個公社名為“紅沙溝醫院”的地方去查體。公社教育組長感慨地說：看吧，七位大學生有六位來自城裏，這就是農村的教育水平！
這是本人三十年前從初中到高中的成績單和在農村填寫的選拔學生登記表（草稿）
當年我們公社考取的六位大學生中，第一位曾經與我在知青宣傳隊裏同台說過相聲的韓匯泉，他早已獲取美國醫學博士學位，目前定居加州；第二位曾經與我一起鑽過防震棚，睡過一個被窩的劉先生，大學畢業後擔任過山東壽光和青州市的負責人，據悉山東壽光蔬菜大棚就是在他任上發展起來的，後來在國務院某局工作；第三位是大盛知青組組長尹攀，曾在政府部門工作過，後來隨取得美國博士的太太移居美國波士頓；第四位曾當過我們知青組的組長齊先生，現任國內公司公幹；第五位就是最沒出息的螞蟻本人，如今流浪落魄到北美一隅，在這裏瞎編酸文。
1977年底，我離開了生活了兩年半的農村，踏上了人生的另一旅程。三十年後寫這些短文，紀念那個充滿激情的年代！
11/27/2008 寫於多倫多
注1。文革中我們那一屆學生，小學上了五年半，初中上了兩年，高中又拖了半年才畢業，因此是四年半。
謝謝光顧！
謝謝你的質疑！
不同意作者把恢複高考算到老華頭上，從未見過任何文件能證明他與恢複高考有關。對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老毛死後，他大搞個人崇拜，把自己塑造成毛二世，以致時至今日我還能唱出“交城的山啊，交城的水，交城出了個華政委....”這首讓人肉麻的頌歌。他最多就是個過渡人物，絕對沒有鄧公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的魄力。我們很幸運，趕上了鄧公主政的新時代。
非常感謝你能寫出來讓更多的人了解我們的故事，真實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