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北美的螞蟻
一位愛好藝術、文學、攝影和旅遊的海外遊子
位於山東中部的濰坊具有悠久的曆史，秦漢之後成為重要的工商重鎮，城池的形成比較早，市內具有許多傳統建築和曆史遺跡。
在原先的老濰縣中心“大十字口”（現東風大街和向陽路口）東麵不遠，麵南向北有一條深深的胡同，人們稱之為“十一宅過道”，據說那裏是老濰縣富戶丁家的第十一座宅院所在地。濰縣解放後這些房子被收歸國有，成了公管房，於是住進了形形色色的人家。我爸爸當年在市府（“現十笏園”博物館）上班，也在“十一宅過道”分到了房子，全家人有幸住進了過去隻有富人才能居住的深宅大院，享受了幾年“冬暖夏涼”“磚鋪大院”的舒服生活。
那是一個典型的北方四合院，可惜的是早已在上世九十年代中期城市規劃中拆除了，也沒有留下任何照片。後麵的這些圖我是憑著幼年的記憶，參考了許多傳統建築的圖紙和照片，用工程製圖的方式重新繪製而成的。那段生活在我人生中的印象是如此的深刻，以至於當年的情景經常會在眼前浮現，夢乎？幻乎？有時自己都說不清楚。
二。胡同裏的大宅院
那是個深深的胡同，從胡同入口到最北端至少有一百多米。進入胡同，東側是一麵高牆，西側由南向北排列著三個院子。最南邊的院是濰坊京劇團的倉庫，最北麵是一個居民大雜院，我小時住過的是中間這個院子。
（因為沒有照片， 這些圖是根據回憶用繪圖軟件繪製的）
這個院子的大門開在胡同的西側。由於胡同的地勢由南向北越來越窪，因此要先上好幾級台階後才能走進大門。
大門是那種很厚重的木製結構，無論門框，門板，門栓，門環的做工都很精細。門前一邊一個傳統的石鼓，門上端是一個高大的門樓。門樓的內部也很寬敞，可以容得下兩個半大孩子。
進入大門是一個青磚鋪就的寬敞過道。南側是前院的北屋後牆，北側是本院的一段南牆。走到西端，再經過一個較小的門樓，就進入了這個四合院了。
這時你的眼前會突然敞亮，呀，好大的庭院，好高的房子！
院子的北麵是正房，一排五大間，木閣子門窗，座落在一個半米多高的台基上。拾級而上是一個寬敞的走廊，沿台基排著六根粗大的立柱，頂著上麵小瓦鋪就的大屋頂，顯得很有氣勢。屋頂脊背長長，兩端各有一個龍頭翹首東西，沿著四角的飛簷向下還有四條龍，最前端是幾組飛鳥走獸的磚雕，據說它們的個數代表著房屋主人的身份。
院子的東，西，南各有三間廂房，其結構略顯簡單，雖沒有大屋頂和飛簷，卻也木門木窗，小巧雅致。東西兩房門側窗前各有一棵石榴樹。到了夏天，火紅的石榴花開滿枝頭。秋後，一個個大石榴裂開了小口，裏麵的石榴籽晶瑩剔透象要鑽出來，饞的院裏的孩子們直流口水。但院裏各家有約定，誰也不能去偷摘。
說了半天還沒說院子呢，那可是那座城市裏少見的最整齊的院子之一。它基本呈四方形，青磚鋪成的地麵平平展展。也許當時這所院子建成的年代不太久遠，地麵磚磨損的程度不大，不記得雨後有積水的地方。寬敞平整幹淨的院子是幾家孩子們每日玩耍嘻戲的好地方。
四合院裏住著四戶人家。北屋是趙叔叔家和我家。趙家有六口人，住著中間和東側的兩大間，計三間房子，另外還用著東北角的一個小柴房，他家是院裏住房最寬敞的一家。也許趙叔叔當時的官比較大，因此分的房子也大一點。
趙家的老大是男孩，名字叫“冬冬”，跟我二哥一般大。老二是女孩，名字叫“燕燕”，跟我同齡。還有一位小妹妹，忘記名字了，不過有件事給我印象很深。那小妹小時候扒翻了鍋，被一鍋熱粥從頭澆到腳，臉部，脖子上布滿了疤痕，很是可憐。
我家八口人，住著西側的兩大間加上西側的小柴房，也算三間吧，相對擠了一點。不過那時兄弟姐妹都小，還不覺的特別狹小。我爸爸沒官沒職的是個普通幹部，能住上這樣的房子已經很不錯了。
東廂房住著張叔叔家，他家五口人，兩個男孩一個女孩，三間房也夠用。張叔叔在東關的一家水產店裏當書記，大家都稱他為“魚鱉書記”。
張家的男孩叫“張生”，跟我大哥二哥很要好。老二是個女孩，叫“蘭蘭”，是我姐姐的朋友。他們家有農村親戚，而且那裏是濰坊的鞭炮之鄉。記得有一年過春節，他家的農村親戚給他們送來了半麻袋鞭炮。那年前後他們家的鞭炮放的那個真叫爽啊，多半個院子都沒鋪滿了花花綠綠的碎紙。至今還讓我饞的不行，再沒有機會放那麽多的鞭炮了！
西廂房三間住著吳叔叔一家四口，一男孩一女孩，女的叫“寧寧”。他們家有一架電子管收音機，是全院唯一的電器，孩子們經常湊到他們家聽少兒廣播；“小啦叭開始廣播啦”，緊接著是“噠嘀噠-，噠嘀噠-，噠嘀噠嘀噠—”的音樂，後麵的少兒故事給我們枯燥的業餘生活增添了許多樂趣。
吳家的女孩跟我小學同班，雖然在學校裏誰也不答理誰，但在院裏玩遊戲時會在一起。多少年後得知，她與我媳婦是同事，而且是電大同學。我倆結婚時她還給我們送過一對大花瓶呢。
不知什麽原因，三間南屋始終沒有人住，整天鎖著門。不過，南屋門前有一塊很大的石板，那是孩子們平時最愛去的地方。什麽踢大鍋，壓杏核，玩冰棍杆，下棋，扇元寶，兒童世界的十八般玩藝都在那裏展開。
還有一個地方值得一提，那就是進院大門後的那個過道。幾十平方米的樣子，前後都有門，不大不小一個相對獨立的小天地。夏天裏太陽曬不著，小門一關，大院裏基本上也聽不到裏麵的吵鬧，不會影響大人們的午覺，是個玩耍的好地方。孩子們們經常在那裏玩蒙眼摸人的遊戲，有時還會鑽到門樓上去。屏住氣，看著下麵蒙著眼的小兄弟傻乎乎地瞎摸，很有意思的。
四．兄弟姐妹們
我從小寄養在奶奶家一直到八歲。奶奶家當時在南關的周家車門街，我是在那裏開始上小學的。因為那所學校（原武道廟小學，濰坊八中的前身）條件太差，教室裏連桌椅都配不全，學生們要從家裏帶著椅子（當課桌）和小凳上學。第二年我爸爸就給我轉了學，從此後就離開了奶奶，回到了爸媽和兄弟姐妹身邊。
我在原“鄧發西街小學”上二年級，文革中它改名為“東風一小”，是現今“北大街小學”的前身。這所學校的教學質量不錯，我印象最深的是它每年的開學典禮都在附近的新華影劇院舉行，押軸戲是放一場電影，那是最讓同學們興奮的時刻。
（原濰坊市新華影劇院照片）
當時我大哥和姐姐都在北門大街小學上小學。他倆學習很用功，大哥是學校的體育健將，姐姐是學校的少先隊大隊長。學校裏很想培養我大哥，推薦他去少年體校培訓。我媽媽有一次去看大哥比賽，發現別人是穿跑鞋，而我大哥是光著腳參賽。原來，大哥擔心穿鞋跑會很快把鞋穿破，所以光著腳練。母親心疼大哥，又沒有錢給他買跑鞋，於是不再同意他繼續參加集訓，可惜了大哥的運動才能。
大哥小學畢業後就去找工了，剛滿15歲的他在一家鑄造幹翻沙工，以補貼全家貧困的生活。姐姐雖是家裏唯一的女孩，卻早早擔起了協助母親理家的重任。洗衣，做飯，挑水，縫衣被，看護兩個小弟弟，無一不是她的責任。因此，我們弟兄們從小就敬重她，把她當成了半個母親。
小弟弟出生後，本來很貧困的家景猶如雪上加霜。況且家裏已經有了四個男孩，於是父母有心把小弟領養出去。可姐姐堅決不讓，為此哭的死去活來。最後，爸媽也讓步了。我們兄弟五人加上姐姐，在艱苦的環境裏渡過了童年。
五。挑水的艱難
深宅大院裏一切都好，就是用水十分困難。那時城市自來水遠沒有進入千家萬戶，隻是在街頭上設一些自來水供給點，由專人看管，周圍的人家去那裏買票排隊擔水。就是這樣的供水點分布也很不均勻，那年頭，眾多人家的用水非常不便。
記得我們家離附近的自來水井都很遠，因此不得不去附近的幾個壓水井擔水。所謂“壓水井”就是一個鑄鐵製成的人力水泵，利用空吸和杠杆原理，自己用力把水從地下抽上來。現在除了一些鄉村，城市裏早已找不到這樣的壓水井了（最近查資料才知道，那些水井還都是民國期間增設的, 解放後17年間基本沒增加）。這些個壓水井不屬於市政自來水公司管理，而是附屬於附近那些個院落，因此我們去那裏擔水往往不受歡迎，甚至經常受到驅逐和刁難。
（當年壓水井複原圖）
那時我們兄弟姐妹還小，一擔水大概有六七十斤的樣子，一個未成年的孩子人挑起來十分吃力，因此經常需要兩三個人一起去挑水，或者抬水。首先要把水從地下抽上來，把兩隻水桶灌滿，然後再一起把水弄回家。從水井到家，最近的距離也要四五百米遠，中間還要上下幾十級台級。遇到下雨或雪天路滑，路上打翻水桶的事時有發生。
家裏有一個大水缸，四五擔水才能把它灌滿，以滿足全家人五六天的用水。那時我才上小學二年級，體質又弱，因此挑水的重活隻有大哥，姐姐和二哥去做，偶而我也同二哥去抬水，他往往要讓我很大一截肩，我還是累的氣喘噓噓。那年頭挑水所付出的艱辛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六。門洞裏的人家
胡同口原為一間沒有大門卻很寬敞的堂屋，濰坊稱之為“過道屋”，兩側有牆，上麵有頂。不知何時起，門洞裏硬生生塞進了一戶人家。門洞裏怎麽住人呢？三麵用磚頭圍成一個狹長小屋，兩米來高，側麵開門，頂部蓋了一些木板，鐵皮和油粘紙等，倒也風雪不漏。這樣一來胡同口就被這家占去了一半，隻留下一米左右寬的走道。如果按現在的標準，這就是一個典型的違章建築，肯定要被城管拆了，可在當時它就那樣頑強地存在著。從那裏經過的人都覺得它挺礙事的，可誰也沒有提出過異議。
小屋麵對大街的一麵是一個大玻璃窗，裏麵擺著一些修鞋的工具和材料。這家主人姓潭，以修鞋為生，人稱潭師傅。這家裏沒有女眷，隻有兩個半大小子，父子三人睡覺時就擠在裏麵的一張大床上。那兩個半大小子整天穿的破破爛爛，到處揀廢銅爛鐵，幫著父親維持生活。四合院裏的孩子很少跟那倆小子來往。不是瞧不起他們，而是覺得他爹挺可怕的。每次擔水經過他家門前都小心翼翼地不敢大聲說話，生怕招來什麽麻煩。
那年夏天，院裏的男孩子們去白浪河遊泳，潭家的哥倆兒也跟著去了。白浪河那時候還沒有被徹底汙染，公園後麵那一段河床上全是細沙，水也不深，很適合孩子們玩耍。那天玩的是“摸石頭”遊戲。一群孩子站在齊腰深的水中圍一個大圈，其中一人拿一塊鵝卵石投向水裏，大家爭先恐後地紮入水中去摸，誰摸著了就為勝者，獲得下次扔石頭的資格。
為了搶先摸到石頭，不知何時潭家的小弟潛到了水下，我二哥扔出的石頭巧好落到了他的頭上，頓時頭破血出，一家人嚇壞了，急忙把他送到附近的一家醫院包紮。
我爸媽下班得知了此事，趕緊買了點心到潭家去探望並道歉，十分擔心他家會因此提出些些額外的要求。誰知，潭師傅不僅絲毫沒有難為我們的意思，反而勸我爸媽不要介意，說那都是孩子們自己不小心造成的。從那件事可以看出，潭家盡管貧窮，卻為人善良，是個誠懇的人家。從那以後，兩家的孩子們成了好朋友，相互走動的多了起來。
前麵提到胡同裏的第一個院子是京劇團的倉庫，那裏存放著一些戲裝，道具，舞台布景等。最讓孩子們著迷的是那裏經常搬進搬出的刀槍劍戟，做的跟真的一般。這個院的北屋有幾個大木格子窗是朝向我們院子的，有時候我們會爬上這些窗台，捅破窗戶紙往裏窺探。
有一回我放學回家，看到幾個大一些的男孩子在一個角落裏譏譏咕咕地搞什麽名堂，還不讓我們靠近。越是這樣我們幾個小孩子越是好奇，越想湊上去看個究竟。終於秘密被我們看到了，原來他們在把玩一跟真槍一般尺寸的槍。那槍做的太逼真了，閃著幽藍的光澤，但掂起來並不重，現在想來大概是鋁做的。
（這是用機械製圖方式繪製的駁殼槍透視圖）
盡管我當時尚小，但看過一些戲劇,電影及小人書，知道那是一隻駁克槍，電影裏的李向陽，楊子榮不都是用的那樣一把槍嗎？我敢說那時候的每一個男駭都夢想有這樣一把槍，成為象李向陽式的英雄。這槍哪裏來的呢？不用說，肯定是來自前麵的京劇團倉庫。可它又怎麽到了我們的手裏呢？到現在我也不知道。大孩子們不告訴我們這些小的，而且很嚴肅地警告我們，絕對不可以告訴家裏的大人們，否則的話，不僅是再也沒有機會摸那槍了，更有可能要挨一頓暴打。
就這樣，一把戲劇用槍在大人們的眼皮子底下在孩子們的手中悄悄地流轉著，把玩著，讓我們好一陣興奮。記得有一天槍轉到我們家了，我大哥帶著二哥和我，來到了濰坊北關的舊城牆上，放開身段痛痛快快玩了一個下午。那段城牆是48年解放軍攻進濰縣城內的突破口，向北的一麵坍塌成了四十五度斜坡，是一個孩子們練習攻防的好的地方。站在城頭上，城下西北方向是當年著名的西北炮台，隻不過剩下了幾段殘牆斷壁。在那些廢墟中我們還曾挖出過一把生鏽的刺刀和一些子彈殼等。
有道是紙裏包不住火，事情終於敗露了。原來，我大哥太喜歡這把槍了，準備依樣用木頭複製一把。大概就在他做槍的時候被我爸爸發現了，挨了一頓痛打不說，那槍也被砸碎了。記得我放學回家，看到大哥躲在外麵的柴房裏哭，麵前守著一堆碎鋁塊，我也很傷心，捧著那些碎塊遺憾了好久。多好的一把槍啊，幹嘛毀掉了呢？
我聽媽說：不砸碎不行啊，萬一傳出去那槍是你大哥偷的，那就是盜竊公物。要知道，當年盜竊是很嚴重的犯罪。即使未成年，也有可能被抓去勞教。真有那麽嚴重嗎？到現在我都不明白。
不過，從那時起我就暗下了決心，以後一定要做一把駁克槍。幾年後。我還真的做成了一把。此是後話。
前麵提到，胡同最深處有一個大雜院，我們很少過去。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害怕那裏住著的一位瘋女人-“邪巴妮”
“邪” 在當地發音“爺”，“邪巴”是“傻子”的意思。“邪巴妮”在當時是一位很有名的傻子，她姓什麽叫什麽誰也不知道，隻記得她是女的，而且長相不是很難看。
總見到她挎個藍子出出進進的，不知道她的生活來源是什麽。聽大人說她的丈夫是國民黨軍官，解放前跑了，隻留下瘋瘋顛顛的她。
有一回聽我媽說；一天晚上下夜班回家，路過那黑黑的過道時聽到“鐺啷”一聲響嚇了一跳，仔細看原來是“邪巴妮”坐在黑影裏，手裏還纂著一把菜刀。
其實“邪巴妮”從來不攻擊別人，倒是一些壞孩子總欺負她，用石頭打她。有一年過春節，我們外出串門拜年，看到“邪巴妮” 挎著那個藍子在街上跑，後麵有一些孩子用鞭炮追著打。隻見她一邊跑一邊哭喊著：“俺又不是“邪巴”，為什麽要打俺？”那樣子可憐極了！
後來我們家搬到了城東，好多年就見不到這位“邪巴妮”了。誰知許多年後，一個爆炸性的新聞又牽扯到了她。
我上中學的時候，學校的黨支部書記姓宮，是一個很文靜的知識型幹部，在老師和學生中口碑不錯。我高中畢業後下鄉，後來突然聽說宮書記自殺了，而且是因為這位“邪巴妮”，聽起來真是不可思議。
聽人說，宮書記跟這位“邪巴妮”私通，而且不止一年了，被人發現並堵在了一個房間裏。那年頭，不象現在的貪官們隨隨便便就可以搞個“三奶”“五奶”的，婚外戀可是件很嚴重的事，在社會上能造成“很不好”的影響，況且他還是跟一位瘋瘋顛顛的人。上級因此勒令他停職檢查，交代問題。宮書記是一位極愛麵子的人，從來做事小心謹慎，說話都沒有大聲。跟一位瘋女人私通，該是多麽丟人啊！宮書記大概承受不了巨大的社會輿論，在一個風雨交加電閃雷鳴的夜裏，吊死在離他家不遠的一個大水灣邊的一棵老柳樹上。至於那件傳聞呢，誰也說不出個子醜寅卯來。
說起來宮書記家跟我姥姥家是街坊，論輩份我母親該稱他為“叔叔”。宮書記家在解放前家境不錯，他本人也是那條街上的秀才。讀書，上學，解放後參加工作，好不容易熬成了當地一所中學的書記，卻命喪在一個傳聞上，實在讓人歎息。據一些知情人講，宮書記跟“邪巴妮”解放前夕曾是中學同學，或許還有一段感情糾葛。可“邪巴妮”嫁給了國民黨軍官，宮書記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後來國民黨兵敗，“邪巴妮”因丈夫不知去向而變的神經兮兮，生活都成了問題。宮書記或許出於同情而私下裏悄悄地接濟她，隻是不知怎地讓人抓住了把柄，於是掀起了悍然大波。
人言可畏，宮書記是死於殺人不見血的人言。那“邪巴妮”呢？後來也不知所蹤。
九．文革來了
突然有一天，大街上熱鬧起來了。到處鑼鼓喧天，遊行隊伍一隊接著一對，大人們說“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鄰居家的趙老奶奶突然煥發了青春，臉上塗抹的紅紅的象泥娃娃似的，腰裏還紮著大紅綢緞，說是街道委員會組織老太太們扭秧歌，歡呼“全會的公報”；許多女孩子呼呼啦啦地在街上扭，左右手裏各捏著兩塊竹板，一板一眼地唱著：“一唱呀，文化大革命好，它是咱革命的路一條。。。”
然後就聽人說大十字口北麵不遠處的石頭牌坊被砸了，我跟著大孩子們去觀看。可不是嘛，那麽一座漂亮的石頭牌樓，原先上麵布滿了石頭雕刻的鳥啊，花啊，梅花鹿呀什麽的，統統被打碎了，碎石塊落滿了大街。我還揀了些碎塊，試圖拚成一個完整的，根本沒有可能。當時不懂得為什麽要把它們砸爛，隻覺得很可惜，很失望！
聽老人們說那座牌樓已經有幾百年的曆史了，是當年老濰縣縣衙門前的標誌性建築物。當年哥哥姐姐領著我去北關姥姥家，無數次從它的底下經過，我總要被那上麵那些精美的雕刻所吸引，禁不住停下腳步端詳一會。我想，當年鄭板橋的轎子一定多次從那裏經過呢。那牌樓是祖先的光榮，可如今全毀了，再也沒有了，很讓人遺憾！
我們的四合院也失去了往日的安寧。有一天進來了一些個戴著紅袖章的年輕人，他們帶著長梯上了房頂，把屋脊上那些龍頭呀奇獸呀一骨腦全砸碎了，碎磚塊稀裏嘩啦地滾下來，摔了滿院子。出於好奇，我揀拾了一些碎塊，仔細地觀察它們。雖然那是第一次近距離接觸那些磚雕，卻給我留下了終生的印象，一直到今天，我還能想象出它們栩栩如生的樣子。
前院也鬧革命了。一些人從京劇團的倉庫了搬出來了許多花花綠綠的戲袍戲裝，堆在胡同裏點上了火。最可惜的是那些戲冠，上麵綴滿了大大小小亮閃閃的珠子。等火堆熄滅後，我們從灰燼中扒出了許多燒的黑不溜秋的珠子，洗淨擦幹後穿起來，一串串的很好玩。
胡同的東鄰就是原先的城關醫院，聽說造反派們抄了走資派院長的家。我們隨著圍觀的人們趕去，看到一家院子裏一堆大火在熊熊燃燒，一些人從房子裏般出了許多書籍扔進了火裏。最可惜的是其中還有許多黑色的膠木唱片，一疊疊地被人們用腳跺碎，在火中霹哩啪啦燒著，看的讓人心疼！
到處都在鬧革命，學校也不上課了。記得那年冬天我隨二哥到他的學校去（原棋盤街小學），各個教室的門窗都是破破爛爛的，到處貼滿了大大小小的標語。從那以後我二哥就失學了，再也沒能回到教室裏去，小學沒畢業就去幹臨時工了。
文革開始後不久，我爸爸也調動了工作。第二年（大該是1967年），我們全家搬到了東關。我雖然前後在那四合院裏大概隻待了兩年，可那段生活讓我終生難忘。
原作於 10/12/2013 多倫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