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活過的大雜院

我生活過的大雜院

---- 程汝釗

1955年父親從遼寧農林廳調回山東農林廳，回到故鄉，全家都很高興。當時山東農林廳有宿舍，但是母親堅決不住，說是樓房，孩子會摔下來！等孩子大了再說。這是基於我在沈陽時從宿舍樓上摔下來過，至今頭上還有塊疤。父親拗不過母親，住進了三合街27號大雜院了，盼望著我們大了再搬去農林廳宿舍。不料父親57年打成右派，發配到膠東農村勞動，從此我們家和農林廳沒有了關係，回農林廳住宿舍的願望也成了泡影。

         三合街大雜院說起來，其實一點也不雜。這是一套三進三出規規矩矩的四合院。房東是鄔家，靠賣饅頭起家，應該是個小業主，但是饅頭房應該開的很大，賺了不少錢，鄔家三兄弟各自在三合街有一套三進三出的豪宅。從我們家到正覺寺街北街口的青石路就是鄔家出資鋪就的。然而解放後，鄔家生意一落千丈，生活來源全靠當，賣，租來生活，三進三出的院子，陸續當出，（當時不能買賣，叫借錢借房）；大雜院的布局是這樣，前院四間大北屋，南北兩麵玻璃窗和二間小南屋歸鄔家所有。不過聽說為了生活，鄔家早就把四間大北屋當出去了，每月還要向當房者交房租。我們家租了鄔家另外二間小南屋，一個門，一個朝北的窗戶，終年不見太陽。據說這四間小南屋是當時鄔家饃饃鋪的倉庫。我們住的二間小南屋，一共19平方米，濟南-泉城水線低，屋裏磚地常年濕漉漉的，我們在這裏住了三十多年，母親得了嚴重的風濕病。前院還有二間東屋，住著張林祥張伯伯和張孃孃，張伯伯身材魁梧，濃眉大眼一表人才，曾經是國民黨軍隊的連長，解放後，無以為業，靠拉人力地板車為生，張孃孃應該是村裏的美女，長得很苗條俊俏，可惜他們沒有孩子，過繼了張孃孃哥哥家的一個男孩叫張蛋，一個女孩叫淑貞。（二個人都不孝順，文革期間張伯伯曾從齊河農村老家來濟南給他這二個已經工作了的孩子討5塊錢不給，一個1米8個子的男子漢跑到大門過道裏痛哭。真是：人心可悲，世態炎涼）。

  中院是梁大爺和梁大娘，無子。梁大爺是工人，會紮紙馬紙牛殯葬品，偷偷掙些零用錢；小院獨門獨戶住著王大爺和王大娘；王大爺是鐵路工人，心腸仁慈善良，養活了三個兒子，三個女兒，人丁興旺，都很有出息。後院是趙家，蔡家，劉家；趙家趙大爺原來在國營菜市場賣菜，因為經濟問題，開除後送奶為生，趙家也是三個兒子，二個閨女，但因為家風不正，後代多有災難。特別是趙家的三兒子趙茂財，小名三元子文革後當了造反派的頭頭，特別凶悍。文革後，在街上院裏橫著走，口頭語是：“我們家是三代貧農，有毛主席給我們撐腰，我想打誰就打誰，想罵誰就罵誰！”有一次在大院裏追著打自己的老婆，被我母親看到，院裏人都敢怒不敢言，寧願當縮頭烏龜，沒有人敢出麵製止，我母親出來製止道：“你幹什麽！憑什麽打人？！”，三元子惱羞成怒，指著我母親罵道：“你這個地主婆，右派婆，管什麽閑事！”我母親毫不退讓！繼續斥責他說：“打人不行！”這時院裏人紛紛出來勸架，三元子看到眾怒難犯，罵罵咧咧回去了，我母親把三元子老婆拉到屋裏，用碘酒擦去了三元子老婆臉上的血跡。春節，三元子二哥趙茂森來我家給我母親拜年，算是一種間接地道歉！由於三元子到處橫行霸道，後來被他們廠裏的工人把腿打殘，一生靠拐杖走路，也算是惡有惡報！善良的母親還替他惋惜。

    再後麵蔡家是一對老夫婦，來曆不詳，去世也是悄無聲息，文革中期就不見了。後院還有一個劉家，據說是房管局的幹部，住著後院新翻蓋的漂亮的大房子，每天都有提著禮品給他家送禮的人。他是大院的牛人，一般不和大院的其他人答話。

         大雜院一共8戶人家，除了房管局幹部劉家以外，大都是生活在社會低層的老百姓，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基本相安無事，前院的常到後院走走，後院的也到前院坐坐，見麵彼此打打招呼，常用的問候語：“吃了嗎？”“吃飯吧”“您請吧” “出去呀”“回來啦？”雖很平常，但是也相處融融。那時我們孩子常常搬一個小板凳坐在張林祥張伯伯的門口，聽趙伯伯講天上的勺子星，講牛郎織女，講封神榜的故事。後院有2顆大石榴樹，全院人守護著，直到熟好了，收到籃子裏，然後，挨家挨戶送，每個孩子2個，每個大人一個。60年代初大災荒時，連續有幾年後院的石榴樹落在樹下的石榴樹葉，經過院裏同意，允許我母親收集，洗後煮煮，摻到玉米麵和地瓜麵裏給我們吃了。

        

        然而大雜院裏鄰居之間的融洽的氣氛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一切都變了。嚴酷的政治經濟形勢，讓人不得不掂量自己的政治地位，經濟地位，出身？政治背景，收入？有沒有被抄家的可能？有沒有被揪鬥的可能？有沒有被舉報的可能。大禍可能不期而至，也可能半夜從天而降。白天在院裏蹲在一起拉呱閑聊的場景沒有了，後院的人走前院進出，也不在前院停留，前院也不去後院串門，見麵也盡量不打招呼，我們叫聲長輩，對方就是哼一聲點點頭。梁大爺也不能活紮紙馬紙牛賺外快了。天一黑。大院裏靜悄悄的，連狗叫雞鳴都沒有。天黑了，母親看看院裏有人開燈了說：“有人開燈了，把燈打開吧”。由於大院裏共用一個電表，早開燈會讓別人說閑話的。漫漫長夜，每個人都把自己鎖在家裏，大氣也不敢出一聲。那時的夜晚真黑，夜也特別長！

         68年夏天，學校組織學生到農村去幫助夏收12天，回家的時候，看到沿途住家門口貼的勒令搬家的大字報，心驚肉跳，擔心自己家也被抄家也收到勒令。到家，遠遠看到家門口貼著大字報，萬般彷徨地走近，看到是給張林祥伯伯的勒令，勒令說：張林祥，曾經是國民黨軍隊的連長，屬於公安六條監管範圍，此勒令張林祥48小時滾出濟南，遷回老家。院裏因為抄家，更是一片狼藉。大雜院裏的人，沒有人幸災樂禍，個個愁眉苦臉，滿臉的驚慌，害怕下一個抄家遣返的就是自己。

         清晨，張林祥敲我的窗戶，小釗,小釗起來幫幫忙！他要我起來幫他把廚房的磚頭放到地板車上，他要把這磚頭拉到百公裏外的齊河縣去。他給我買了二根油條算是早餐。他拆著廚房，我搬著磚，沒有一絲笑容，沒有一句話。中午時分，他拉著一車磚頭，像牛一樣使勁力氣，緩慢地向北走去，消失在街上的人群中。

         張家搬走後，搬入一家馬家，馬太太很迷信，據說會算命，門口掛了塊照妖鏡，90年代下崗後在千佛山算命為生，據說收入還不錯！

        那個時候，大院裏的人也脾氣特別大，不說話則已，一說話就跳，大院裏，不是梁家和趙家吵，就是趙家和鄔家吵，要不就是趙家和劉家吵，劉家和馬家吵。吵吵吵，搞得院裏人大都互相都不說話，整個大院像個火藥桶，一點就著。

        人人都小心謹慎的活著，總擔心什麽時候被檢舉告發大難臨頭。那時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處理好報紙上無處不在的領袖像，倒垃圾時一定要檢查好。一個年輕姑娘就因為把魚刺吐到毛主席像上被活活打死了。我拿東西不小心摔碎了一個石膏毛主席像，嚇的母親臉色蒼白，趕快分散藏在爐灰裏倒掉了。母親在夜晚還把我父親珍藏在箱子底的一部宣紙紙板紅樓夢給偷偷地燒了。讓父親好一陣子心疼。

        那時除了衣食的嚴重不足，醫療也是大問題，現在有人鼓吹毛時代的免費醫療，那是指有工作的而言。像北屋的二奶奶，大伯伯，大娘娘，梁大娘，後院的趙大娘沒有工作的，都是有病在家死靠，醫院不敢去，直至病死在家中。隻有條件較好的小院的裏的王大爺，王大娘生病去了醫院並在醫院裏去世的。

         麵對人情世故冰冷的大雜院，我工作以後，就住在廠裏，很少回去了。可憐的母親無處可去，一直在陰暗潮濕冰冷的小屋裏生活，得了嚴重的風濕病，老年受了很多痛苦。

         大雜院的人際關係直到1977年解禁電影，書籍，開放高考以後，檢舉揭發批判的陰影消除了以後，氣氛才開始好起來。人們彼此交換新聞，談論新鮮事情，彼此才有了笑容，關係開始融洽。78年我考入大學，父親的問題得到改正，我們家才重新獲得大院的尊重。

        小院的牛哥聽說我考上大學，興奮地到我家說，程孃孃！您這裏是狀元府呀。母親高興的合不攏嘴。

       我結婚時，由鄔家出麵每家出3角錢，花2塊多錢買了一個棉布床單當作全院的賀禮。我們也挨家挨戶送喜糖表示感謝！

       80年代末大雜院被開發商鏟平，蓋了質量低劣的居民樓，拿走了鄔家祖輩置業的財產。從此大雜院的各戶也被安排到分配到吵吵鬧鬧不得安靜的鴿子樓房裏，濟南市曆下區三合街27號大雜院的曆史就這樣結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