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了解的中國】兩個“無賴記者”和徐州“黑色漩渦” - by 碼頭青年

兩個“無賴記者”和徐州“黑色漩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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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時間，一篇塵封已久的報告文學《黑色漩渦》，被很多人關注到。《黑色漩渦》講述的上世紀80年代徐州的拐賣婦女現象。文章兩萬多字，用大量真實案例和數字，揭露了當地的罪惡產業鏈。

 

1988年，這篇文章刊發於江蘇省作協主辦的《雨花》雜誌的第十期。《雨花》創刊於1957年，常有率真犀利的雜文。

最近，當年徐州日報記者唐冬梅，回憶了1988年震動全國的報告文學《黑色漩渦》的寫作背景。

“在撰寫《黑色漩渦》一文時，我用了三天三夜的時間，是淚水伴隨著筆墨完成這篇二萬六千多字的文稿。完成後，仿佛從地獄裏返回，整個人都變得恍惚起來。我忍不住放聲大哭了一場。我被重重的罪而傷，被那一百多名被拐賣到此地的姐妹們的哀傷而傷！”

唐冬梅的這個感受，我太能理解了。今年春節期間，我用了七天時間，寫了一篇關於婦女拐賣的萬字文章。寫完之後，我感覺整個人都不好了。34年前，唐冬梅隻有30歲，比現在的我年輕得多。第一次接觸到那些駭人聽聞的材料，她受到的震撼和折磨，可想而知。

雖然上世紀八十年代是個非常開放的年代，但是當時的地方報社記者也很難接觸到這些機密資料。徐州日報的這兩個記者為何如此神通廣大？原來，這篇文章的另一個作者徐寧是一名複員軍人，他的父親當時身居要職。加上徐寧聰明機靈又熱情洋溢，很多人都喜歡這個小夥子。當時辦案的刑偵人員和徐寧相處得非常好，因此公安局對他不設防，幾乎所有與案件有關的大小案卷，徐寧都能接觸到。

這樣的文章，不管是在當年的徐州日報還是今天的徐州日報，都是發不出來的。

最後，徐寧坐火車到南京，把唐冬梅的這份手寫文稿，交給了一位由徐州走出的著名作家。1988年10月，文章發表。

文章一出，石破天驚，激起千層浪。在“黑色漩渦”的中心徐州，雜誌脫銷，洛陽紙貴，人人都在談論拐賣婦女之事。全國也有四十多家報刊轉載，港台媒體、海外媒體也都紛紛予以報道。徐州火車站，在當時已經成了一個魔窟般的地方，很多人不敢在此轉車。

高層也為之震怒，全國各地紛紛成立了打擊拐賣婦女兒童辦公室，簡稱“打拐辦”。

唐冬梅徐寧兩位記者，用手中的筆，直接間接解救了無數被拐婦女。他們是真正的勇士，無愧於那個時代，無愧於記者這個職業。

對於這樣一部“抹黑”徐州的作品，當地領導極為憤怒。尤其是，作者竟然是徐州本地記者。

當時的徐州市委書記鄭良玉勃然大怒，在一次市委擴大會上，點名批評了《黑色漩渦》，認為給徐州造成了非常惡劣的影響，而且在案件未終審時就公諸社會，屬於嚴重泄密。

今天，唐冬梅承認鄭良玉批評得有道理。但是，當時他們年輕氣盛，哪裏會服。

於是，他們做出了一個在今天看來很難想象的決定。他們直接去找鄭書記溝通，想與他當麵交流。

在鄭良玉住宿的招待所，沒見到人。服務員讓他們留個紙條。

第二天，兩人就見到了鄭良玉。

唐冬梅感謝那個寬鬆的時代，讓他們麵對擁有巨大權力的地方一把手時，毫不怯場，甚至敢於針鋒相對。

據唐冬梅回憶，當天的談話，原定半小時，最後談了兩個小時。其間，兩個記者拿出中央提倡的新聞媒體可以監督公權力這把尚方寶劍，據理力爭。

鄭良玉也沒有以勢壓人，說這些隻是他自己的看法，並不代表市委的決定。

談話時，兩個記者在鄭良玉的桌上放了一個小錄音機，把談話內容都錄了下來。

回去後，市委要他們交出錄音帶。報社說，你們惹毛了書記，書記說你倆是無賴記者。

雙方糾纏了一個多星期，兩個記者頂住巨大壓力，最終還是沒把錄音帶交出去。

這段時間，《雨花》雜誌一位編輯，受編輯部領導委托專程來徐州看望他們，詢問是否需要雜誌幫助。

這位編輯透露，當時徐州派人去了南京《雨花》編輯部，希望買下全部當期雜誌。但是，當時的主編葉至誠對來人說：

“你們買得完嗎？隻要有紙我們會不停地印！”

葉至誠，父親葉聖陶，兒子葉兆言，妻子是錫劇皇後姚澄。葉至誠本人，為江蘇四傑之一，另外三人為陸文夫、高曉聲、方之。

 

此事後來不了了之。當然，徐寧父親在背後起了作用。他還請唐冬梅吃飯，說如果在報社呆不住，就到他那裏來。

因為徐寧父親的緣故，唐冬梅依然做副刊編輯，徐寧繼續在采訪部當記者。不過，唐冬梅後來還是被調離了她摯愛的副刊部，去了養老的新聞研究室。從此，她被禁止在報紙上寫署名文章，也不能采訪和受訪。

再後來，徐寧父親調往上海，他也隨父而去。

1995年，唐冬梅不辭而別，離開了徐州日報社，去了深圳，直到今天。

當時要她交出錄音機的那位市委書記，已經在1990年調到了深圳，成了深圳市長。

我看過鄭良玉的一些受訪文章，感覺他很開明。1987年12月，他接受過徐州當地媒體的采訪，就如何發揮新聞媒體的輿論監督作用，饒有興致地和記者做了一次長談。

記者問：有的同誌把新聞輿論的批評報道，看作是給自己抹黑，不光彩，你卻不這樣認為，至少不是這樣看，這是為什麽？

鄭良玉說：對我們工作中出現缺點和錯誤給予批評的同誌，是希望我們這些做領導的做好工作，改進工作。既然他們的出發點是好的，批評的又是事實，我們就沒有理由把這些批評看作是給自己抹黑。按說我是最應該不喜歡批評的，因為我是這裏的市委書記，事情不論大小，隻要一批評到徐州，第一個挨板子的應當是我，然而，我們共產黨人是辯證唯物主義論者，是尊重客觀事實的，也是無所畏懼的。有了缺點和錯誤，人民群眾給我們指出來了，我們調動廣大群眾的積極因素，和我們一道去克服這些缺點和錯誤，我們又繼續前進了，從大的方麵來說，“黑”也抹掉了，不光彩變成光彩了，事業興旺發達了，有何不好?

鄭良玉繼續說，“寫批評報道的記者或人民群眾，絕大多數在單位表現較好，工作責任心強，有強烈的正義感。他們不怕麻煩、不怕吃苦，對要批評的問題，深入進行調查，即便遇到阻力，也是無所畏懼。‘君子坦蕩蕩’，凜然秉筆，他們的態度嚴肅而認真，應該受到人們的尊敬，然而，時下批評報道之所以深入不下去，是因為我們的同誌對輿論監督的重要性及其作用認識不清， 對克服官僚主義還缺乏自覺性。”

這篇由徐州人民廣播電台於1987年12月17日播發的文章，先是由《人民日報》發表，後又被《解放日報》轉載，在當時產生了較大影響。

擔任深圳市長期間，鄭良玉親曆了鄧小平南巡。1998年，他從江西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職位上退休，選擇回到深圳。2012年1月13日，他在深圳家中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的專訪。報道中，他說，“我覺得改革要上下結合，國家可以搞頂層設計，但同時要把群眾普遍訴求的一些問題，作為改革的切入點，作為改革的選題。比如，公平正義，不能以穩定為借口，回避繞開實質性改革，這是改革中要不得的。”

從接受媒體訪談的言論看，鄭良玉是一位比較開明的領導。如果換一個人，唐冬梅想必無法全身而退。一位大權在握的市委書記，對付管轄範圍內的報社記者，有的是辦法。

但更重要的是時代。上世紀八十年代，特別寬鬆特別包容，媒體敢於批評監督、官員虛心接受批評的例子比比皆是。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唐冬梅徐寧才有底氣在原則問題上，與市委書記據理力爭。

記者有膽量、官員有雅量，成就了那個時代的佳話。

1988年2月4日，當時的徐州市長許仲林，在收到相關拐賣婦女案件的情況報告時，十分震驚，立刻提筆簽道：“此係大案建議政法委員會加強協調，加快審理。”

這位剛上任一年多的市長，還在一封由睢寧縣邱集鄉鮑樓村農民反映女兒遭人劫持拐賣的控告信上，重重寫下：

“請公安局局長閱。婦女被劫持拐賣如此嚴重，應高度重視並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製止和保護。對罪大惡極的犯罪分子應依法嚴厲打擊。”

許仲林，後來官至安徽省長。

一碼歸一碼，《黑色漩渦》發表時，徐州的主要領導都是開明的實幹派，也都強力打擊了拐賣婦女的犯罪行為。但是，他們都是過客，三五年執政之後，又換了一批領導。鐵打的徐州，流水的官。拐賣婦女，依然在徐州廣泛存在。

據《黑色漩渦》透露，僅1986年以來，外地湧入銅山縣的婦女就有一萬多人，其中雲、貴、川婦女就占百分之七十五。她們絕大多數人是通過罪惡之手被扔到這片土地上來的。但是，這個縣的幾位主要負責人竟然根本不知道該縣有一萬多“非法入境”的人口。

據公眾號“阜成門六號院”引述的《徐州市誌》，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時，徐州市隻有18個少數民族。而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時，徐州已有47個少數民族。

這些多出來的29個少數民族，絕大多數都是被拐賣來的婦女。

治徐不易，也因為這裏的曆史慣性力量太強大，基層利益群體盤根錯節。

徐州人、著名作家周梅森，曾於1994年到1996年在徐州掛職市政府副秘書長。在徐州掛職的一年多時間，周梅森看到了地方政府的運作機製，親身體驗了在種種複雜利益阻攔下，官員想做點實事的不容易。

當時的徐州市委書記李仰珍，就跟周梅森吐槽過在徐州為官的不易。他還給周梅森看了許多告狀信，大部分是為修路告他的。周梅森被李仰珍打動了，後來以他為主人公的原型，創作了小說《人間正道》。周梅森說，他在李仰珍身上看到了黨員幹部在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奮鬥與犧牲。他透露，後來大火的《人民的名義》中，李達康的原型，也有李仰珍的影子。

在任徐州市委書記期間，李仰珍深受徐州人民好評。《半月談》雜誌和《文匯報》，曾分別以《徐州有個李仰珍》、《關於一位公仆的考核》為題報道了他的事跡。

2012年，李仰珍去世。周梅森當時還到李仰珍家看了，家庭狀況一般，幾乎是家徒四壁。在後來接受很多媒體采訪時，周梅森都提到了這位既清廉又幹事的家鄉領導。

 

不過，周梅森的小說《人間正道》拍成電視劇後，很多徐州當地官員，自動對號入座，40多位廳級幹部聯名向上寫信告他，說小說醜化他們，謳歌主人公。一名徐州媒體人回憶，那時徐州不少書攤招攬生意都靠這本書。

周梅森說，中國沒有哪一個編劇、作家，像他這麽了解政治，了解官場。如果沒有徐州官場掛職的經曆，周梅森寫不出這麽多優秀的官場小說。

徐州還有位叫周玖玖的作家，他的小說《醉愛》和《上麵有人》，裏麵也有很多徐州官場的影子。

在很多方麵，徐州都迥異於江蘇其他地方。江蘇對徐州不可謂不重視，畢竟徐州的經濟體量、曆史文化、區位優勢擺在那裏。從一把手的選配上，即可見江蘇高層的良苦用心。上世紀的鄭良玉、李仰珍，不用說，都是被認可的幹部。近二十年來，徐州共有6位市委書記，2位是省裏直接下來，4位是蘇南幹部，其中2位還都擔任過昆山市委書記。昆山是中國最強縣級市，出了很多明星官員。這6位書記，有4位官至副省級。

這樣強有力的幹部隊伍，有力促進了徐州的經濟發展。2021年，徐州GDP在江蘇排名第6，全國城市中排名28，超過大連200多億。若放在東北，徐州是妥妥的第一城。

但是，一個經濟如此發達的城市，卻被曝出長期存在拐賣婦女的醜聞。雖然是舊聞，但也可以看出，徐州這些年的社會治理，是落後於經濟建設的，沒有做到兩條腿走路。

直麵曆史欠賬需要勇氣，解決曆史欠賬更需要智慧。希望徐州在舉國關注下，能在江蘇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拿出勇氣和智慧，徹底幹淨不留後患解決拐賣婦女的諸多後遺症，讓拐賣婦女這種醜惡現象從此在這片土地上消失。

在我看來，輿論監督是地方治理必不可少的有效工具，包括這次事件。如果地方領導不怕亮家醜，支持媒體進行有效的輿論監督，徐州的這些駭人聽聞的醜聞，可能早就被端上台麵，早就能引起全國關注，早就被有效解決，也不會在後麵很多年，又有無數可憐女子魂斷此地，並讓徐州現任領導束手束腳。

可惜，很多地方領導都習慣了把媒體作為宣傳工具，報喜不報憂，卻忽視了它的輿論監督功能。是這些領導不懂媒體的作用嗎？顯然不是。

1987年，時任徐州市委書記鄭良玉接受媒體采訪時就說過這樣的話：

“特權思想、好人主義和種種不正之風時時在侵擾我們的肌體，我們需要用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法寶來給我們敲起警鍾，使我們的工作做得好一些，讓人民更滿意一些，從而鞏固與發展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麵。而恰恰有些同誌是聞過則‘怒’，觸一發而動全身，對批評報道大有勢不兩立之勢，這樣，就給深入開展批評，發揮輿論的監督作用，帶來了困難和阻力。”

說得多好啊！

35年過去了，對比一下，我們很多地方對待媒體的態度，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

變化的不僅僅是一些地方對待媒體的態度，變化的還有媒體及記者本身。這些年，有風骨、敢於直言不諱的媒體和媒體人，也越來越少。

前幾天，《農民日報》原編委、高級記者孫魯威，寫了一篇文章，其中有這樣的話：難道不正是這種“集體沉默”形成的態度等來了事件出現新的轉機？省委派調查組親自參與事件調查這一新聞能同時在所有主流媒體上發布，這難道不是一種聲音，一種力量，一種震懾？主流媒體在輿情旺盛的時候也去添油加醋，這不難，一點都不難，因為主流媒體有人才、有條件，做得會比誰都精彩，而難的倒是依法、依規、依紀地等待有關方麵的調查。

在文章中，她還表達了這樣一個觀點，因為某些網絡大V的“雞一嘴鴨一嘴”，導致豐縣基層幹部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和道德譴責，這是不對的。

值得一提的是，孫魯威是一位女士。

沒有任何懸念，既無邏輯又無良心的孫女士，遭到了很多同行的譴責和鄙視。這篇文章，目前已在原發網站“中國農網”下線。

我再次重申我的一個觀點：主流媒體不是自封的，不是人多勢眾，不是有撥款有編製有級別，才是主流媒體。誰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誰能勇敢說出老百姓的心聲，誰能真正理解“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誰才是主流媒體。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誰重視人民，人民就認可誰。

六年前，領導人強調，新聞媒體要直麵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直麵社會醜惡現象，激濁揚清、針砭時弊。

對於豐縣事件暴露出來的拐賣婦女曆史問題，廣大自媒體認真學習領會了領導人的講話精神，也贏得了廣泛讚譽。而一些所謂的主流媒體，顯然學習不夠深刻、領會不夠精準，該打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