軒西
記下心的曆程 紀錄當下
今年初，新的國家衛生和健康委員會機構的正式組建，標誌著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作為一個政府部門正式退出了曆史舞台，這也是因應今天中國出生率下降、人口老化的新形勢所做出的一個重大調整。計劃生育部門組建36年，他們聲稱有效地控製了人口的過快增長，對經濟增長、控製環境汙染、提高人口素質起著重要推動作用。其曆史功過是非，自有後人來評判。在這裏，我隻想談談那些年發生在本人身邊的計劃生育事。否則，這段曆史就會被人們遺忘，我們的子孫後代就不知道這三十多年裏到底發生了什麽。
計劃生育政策的開始實施，應該是始於十年“文革”的後期。1975年，我的一個姑表伯，在生了6個女兒之後，終於得到了他夢寐以求的兒子，於是放了很多鞭炮以示慶祝。沒想到他因此被大隊當成計劃生育的反麵典型，在大會上點名批評，被拿去做節育手術那是順理成章的事。1977年，正直英明領袖“抓綱治國”的開局之年，我們隔壁大隊的一位婦女，就在公社衛生院對她實施結紮手術後，不知什麽原因，就因此一命嗚呼了，氣憤的村民將屍體抬到公社黨委書記的辦公室。最後的處理結果，我不得而知。1980年，我的已有兩個女兒的班主任，需要實施節育手術，當時我聽到有同事跟他開玩笑說，“還是寧可他去做手術，將來如果想再生，還有辦法”。最後，還是我的班主任老師去勇敢地接受了節育手術。
到了80年代，農村已包產到戶了，按理計劃生育沒那麽好管理了，但政府對計劃生育政策不僅沒有放鬆，而且一浪緊過一浪。我的姑姑，屬於亦工亦農，響應黨的政策，晚婚晚育，30多歲才生了一個女兒。按照當時的計生政策，農村戶口，一胎是女兒，還可以再生第二胎。但當她懷上第二胎後，還是不情願地墮胎了，因為她生怕因此而影響她今後的“農轉非”。因此，當時村民感概：“現在的世界什麽都好，就是這計劃生育政策不好”。
90年代是農村“左”傾政策回潮的時期。計劃生育工作隊進村，就被村民當為“鬼子進村”。我的大堂妹第一胎生了一個女兒，按理可以再生二胎，但當時的政策是必須間隔8年。我堂妹沒有間隔8年就懷上了二胎，於是她一直躲在外邊，隻是每隔一個月左右，偶爾回家住那麽兩三天。不料，就在她腆著大肚子淩晨5點起床做飯時，被計生工作隊逮個正著，已經有6個月的嬰兒就這樣被引產了。我弟弟27歲才結婚，懷上第一胎，也被強行做了人流，理由很荒唐：第一胎必須在結婚6個月之後才能懷。更叫人難以理解的是，鄉黨委副書記和副鄉長均為我高中同學，我弟結婚時，我回了趟老家，同這兩同學吃了一頓飯，向他們打了招呼，希望能得到他們的關照。沒想到，人走茶涼，得到的是這種特殊關照。
更荒唐的是，我女友她叔叔，為了躲避計劃生育，當起了超生遊擊隊，跑到廣東去打工。村委會為了達到把他逮回來施行節育手術的目的，居然采取了“誅連”的辦法。當時我女友他父母是住的單位的平房，計生工作隊硬是找到他們家，在牆壁鑿一洞，把電視機等值錢的東西全部抬走，就連我寄存在那裏的一些書籍都不放過。為此，我女友她爸還找過檢察院的朋友，得到的答複是計生的事，一概不予受理。
90年代中期，我也曾去珠江三角洲的農村當過工作隊。當時的村支委，真是7個支委，14顆牙齒，嚴重老化，可做起計劃生育工作來，很有一套，且對本村的情況了如指掌。一旦上麵的任務布置下來，立即就把計生對象抓來結紮。但他們仍對本村村民放一馬，首先抓到打工的婦女結紮來交差。對此，當時我們的工作隊隊長私下同我說，“這就是人離鄉，賤！”這恐怕就是為什麽這些年全國的高考考生呈斷崖式下降，惟有廣東高考考生人數仍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因為他們的計劃生育政策，施行起來沒那麽認真，就是為了完成任務。
妻子同我結婚時，都已年過三十了。半年後，我們懷上了孩子。由於妻子的戶口還未來得及辦理，仍在珠海，沒有及時辦準生證，還被居委會罰了款。當時母親大惑不解說：“你們這麽大年齡了，生一個，還要罰款？”兩年後，居委會在進行“三講”教育時，將罰款退還給了我們，妻子高興地拿去買了衣服。這也是江澤民的“三講”給我們家做的一件實事。但妻子還是高興太早了，98年下半年年，當我們不小心有了第二胎時，我們還是很不情願地做了人流。當時妻子說“你敢把他生下來嗎？”當時的計劃生育，可是一票否決的啊。作為男人，我不是不敢，而是沒準備好：房子沒分，工作沒準備好，我們全家可得喝西北風。可就是2001年我們全家已移民國外了，居委會的大媽還到我家家訪，質問我：妻子有沒有懷孕？有沒有躲到娘家去偷生二胎？我真想直接告訴這位大媽，妻子已躲到國外去超生了。
到了本世紀，隨著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們的生育願望的減退，農村的計劃生育施行起來，似乎稍有放鬆，那些強製人流等非人性的做法少了。弟媳躲到北京、堂弟媳躲到天津均超生了，另兩個堂妹也生了二胎，都隻是按規定交了社會撫養費。真應感謝像兄弟姐妹這樣一些勇敢者，他們在社會的最底層，實實在在為國家貢獻納稅人，為遏製人口老化盡微薄之力。
今天，中國將麵臨人口的嚴重老化，國家實施了全麵放開了二孩政策。但對提高人口出生率效果不顯著。於是，一些專家和學者開始為獎勵生育搖旗呐喊了，提出了設立人口基金，甚至征收丁克稅的方案。其實，早知如此，何必當初。人口問題也有兩方麵，它既消耗社會資源，同時也創造社會財富。當年毛澤東片麵強調人多力量大，後來又過分誇大人受製於社會資源的作用，這都不是辯證法。為了避免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我們的政策製定者應該從長計，科學地製定既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又符合人口發展自身規律的人口政策，而不是等到問題出現了，片麵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