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之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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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7年4月，春意正濃，可微風吹拂著火焰的氣息，鶯歌夾雜著豺狼的哼鳴，使人煩躁不安、心神難定。
周末剛過，周一大早，金帶場小學接到通知：重慶造反派“反到底”要來金帶場了，這消息在前後院炸開了鍋，學校的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
“反到底”是重慶造反派代表之一，是重慶武鬥瘋狂殺戮中的主打力量。在1966年底，造反派與保守派在市體育場內外發生了第一次數萬人的大規模流血衝突，之後打鬥不斷。到1967年，造反派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各派別的大、中學的紅衛兵、工人和軍人等，各持己見，都是為了誓死保衛毛主席、拚命捍衛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而拋頭顱、灑熱血。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一開始，他們打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旗幟，最初破 “四舊”（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立“四新”（指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張牙舞爪、搖旗呐喊；隨後抄家、打人、砸物、搶東西、甚至殺人。他們遠近聞名，四川老百姓聽到他們的名字就談虎色變。
下午學校又接到通知：“反到底”今晚就要到金帶場。如果聽見一聲槍響就趕快跑，找地方藏起來；如果聽見兩聲槍響就不能跑了，就地躲起來。
學校有二十多位老師，住在學校裏的有十來家，都是拖兒帶女的。
丁、尹、劉老師三家和雷校長住在校門口左右前露天天井旁。丁孃的丈夫李叔叔，是金帶場合作社的會計，他們有兩兒子波和泉、兩女兒桃和濱，波與三哥一般大，桃比我小兩三歲，喜歡跟我玩，就像我的小尾巴，整天跟在我後麵。因學校停課後孩子們無事可做，李叔叔就把他們送到鄉下奶奶家去了，隻有丁孃一人在家。她說她哪裏也不去，就在家等著“反到底”來。
尹叔叔的家在鄉下，平時他與父親有空都喜歡去中街茶館喝茶聽評書，他們說話也投緣。他一大早聽到消息後就來找父親，問他要不要一起去鄉下他家躲一躲。父親猶豫了，望著母親和我們。
“你的目標大，“反到底”可能會抓你，你跟他去鄉下藏起來吧。”母親勸說他。
他皺著眉頭說：“我走了，你們怎麽辦？”
“到時候我自有辦法，不用擔憂。”母親說完，推著他跟尹叔叔一起走了。
劉孃的丈夫鍾叔叔，也是這裏的老師，他們有一兒子成、三女兒英、秋和敏，秋與我同歲，她性格溫順，我喜歡跟她玩。一家六口沒地方可去，在家焦急不安地等待著槍聲。
雷校長的家也在鄉下，他可不能走，正在想方設法為老師和家眷們尋找藏身之處。
小郭、鄒老師兩家住在前院。小郭孃的丈夫劉叔叔，在魚溪鎮銀行工作，隻有周末回來，他們有四個兒子，依次是華、毅、傑和瑞，華與三哥一般大，也是好朋友。這兄弟四人最淘氣，小郭孃管不了他們，劉叔叔周末回來對他們嚴加管教，經常打得他們雞飛狗跳、鬼哭狼嚎。劉叔叔回魚溪鎮去了，小郭孃一聽“反到底”要來，午飯前就帶著兄弟四個出了校門，不知躲哪裏去了。
鄒伯伯的家在魚溪鎮，他一老頭子毫不在意“反到底”來這裏。他說：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有什麽好怕的。
張、楊、小陳、大陳、蘇和周老師六家住著後院。張孃是金李井人，她的丈夫王叔叔在外地工作，很少回來，可他一回來就跟她打架，他們有一兒子鐵，每次他們夫婦打架，其他老師勸不了，就把鐵塞在他倆之間，他們就不打了，爭著要哄哭成淚人的鐵。王叔叔不在家，張孃一聽到通知後，抱著鐵早早就離開學校，躲到她娘家去了。
楊伯伯的家眷在新橋鎮，周末回家，他剛回到學校就聽說“反到底”要來了，也沒多想，聽天由命吧。
小陳孃的丈夫彭叔叔，在甘肅省敦煌工作，由於工作性質的關係，每年有三個月休假，現在他正在家，他們那時隻有一兒子平，三歲多。彭叔叔走南闖北，見過世麵，他不怕，有他在家，小陳孃帶著平心裏也踏實多了。
大陳孃的丈夫蔣伯伯，也是這裏的老師，他們有三女兒萍、蘭和慧，蘭與我同歲，是個小胖墩，吃得多，經常搶我手裏的糖果和饅頭吃。他們一家五口收拾了一個小包讓萍背著，隻要槍一響，就逃命去。
蘇孃的丈夫鄭伯伯，是資中一中的數學老師，跟母親的鄭家沾親帶故，他們有兩兒子勇和強，他倆一個比我大一點、一個比我小一點，平時他倆住城裏，由蘇孃的媽媽蘇婆婆照顧。有時母親和郭孃帶著我和祝一姐進城，就住在蘇婆婆家，我最喜歡吃她做的麻辣兔丁，大家吃光了兔丁肉，我還要舔盤子，那個香啊回味無窮。勇和強也是因為學校不上課，城裏亂哄哄的，所以就到這裏來了。蘇孃正在吩附兄弟倆到時候要緊跟著她，不要跑丟了。
周孃的丈夫宋叔叔，是資中縣人民醫院的醫生，隻要學校有人去縣醫院看病，都去找他幫忙。他們有兩兒子斌和亮、一女兒芝，亮與我同年出生。兄妹仨平時在縣城裏上學，隻有寒暑假才來這裏跟我們玩。現在學校不上課了，城裏亂糟糟的，他們就躲到這裏來了。宋叔叔在縣城裏，鄒孃也沒了主意，隻有帶著兄妹仨在家聽槍聲了。
周孃的房間在我家隔壁，她調來金帶場小學之前，她家的房子住著李老師。李孃的第一任丈夫鄧叔叔，在西北工作，因公犧牲了，那時她正懷孕，半年後遺腹子喀出生，他比我大半歲，我們兩小無猜、青梅竹馬。當時學校劉老師的妻子剛過世，膝下有一雙兒女卓和仲，卓是姐，仲是弟，仲與我一般大。劉叔叔喜歡李孃，在其他老師的撮合後，他們結婚重組家庭，所以李孃家有三個孩子。文革前李孃和劉叔叔調到鄉村五星小學，他們帶著姐弟仨住到鄉下去了。李孃和劉叔叔每周六來學校開周會時，帶他仨來跟我們玩，文革開始後，除了周日，李孃和劉叔叔每天都要來學校開會，他仨也跟到學校來，天天同我們玩在一起。聽說“反到底”要來了，李孃就把喀送到他的奶奶家去了，劉叔叔就把卓和仲送到他們的姑媽家去了。
靠近後門的大教室已經改成老師食堂，在其旁的右後露天天井周圍有幾間小屋，除了儲藏食堂的糧食和廚房用具外，還住著炊事員張伯伯。他家也在鄉下，周六回家，周日剛從家裏回到學校。他說：“反到底”也是人，是人就要吃飯，吃飯就得靠我啊，我怕什麽！
雷校長是一校之長，就是我們的衣食父母，他放眼一看學校住著都是拖家帶口的，男人沒幾個，全是婦女兒童，他盡職盡責地為大家運籌帷幄。他叫上彭叔叔和張伯伯，先去查看了學校後山坡上的小樹林，覺得是藏身的好地方；然後就挨家挨戶告訴大家，聽到槍響一聲，就往那裏跑。
白天太平無事，晚上天黑了，二哥睡了，母親帶著三哥和我正準備睡覺，就聽見大陳孃敲我家的門：“璉君，你聽見槍響了嗎？”
“沒有，你聽見了？幾聲？”母親開門後問她。
“我聽見了，響了一聲，”正向我家走來的劉孃說。
“一聲啊，那就趕快跑吧，”母親對她倆說。
大陳孃和蔣伯伯帶著姐妹仨，劉孃和鍾叔叔帶著兄妹四人，母親急忙地背起我，牽著三哥，跟在他們後麵向後門走去，直奔後山坡上的小樹林。
剛要出後門，母親突然想起剛睡下的二哥，不放心，又帶著三哥和我回到家去叫他。可是，母親叫醒他後他不走，困得懶得動彈。
““反到底”要來了，你不怕啊？”母親對他說。
“什麽“反到底”？怕什麽？”說完不理母親扭頭又睡。
母親沒轍，也拉不動他，想來想去就對他說：“立大，別睡沉了，如果聽到屋外有動靜，就躲到床下的地窖裏去。”
二哥“嗯”了一聲，睡著了。
床下的地窖是大哥下鄉那年，勞動一隊的兩個社員幫忙挖的。因為隊裏每年秋後都要分很多紅苕給各家各戶，一時吃不了就會壞，要放在地窖裏，隨時吃隨時取，可以保存到第二年開春都跟新鮮的一樣。大哥剛下鄉，去了一趟新疆石河子，回來後又學木匠，跟著師傅走天涯，沒有在隊裏爭到工分，哪有紅苕分回來，這個地窖一直空著，現在派上藏身的用場了。
母親帶著三哥和我出了學校後門，在一輪新月灑下的淡淡弱光下，能看清腳下的路。我們正要向後山坡上的小樹林走去，就聽見那裏傳來窸窣窸窣的聲音，一聽就知道裏麵藏有人。母親覺得小樹林已經不安全了，就帶著我們穿過操場，站在通向勞動一隊曬場的小路上，正在東張西望尋找藏身之處，就看見路邊地裏的麥穗間有幾個黑影在動，仔細一瞧，是蘇孃帶著勇和強、周孃帶著斌、亮和芝正向麥田中心走去，他們一定也是從小樹林那邊過來的。可是麥杆隻有半人高，就是蹲下頭也露在外麵，顧尾不顧頭，成了小蔥拌豆腐：一清二白，明擺著被人抓。
母親一想不能藏麥田裏，帶著我們沿著小路向前走。剛走幾步，就聽見身後有唏哩嘩啦的動靜，回頭一看是雷校長和彭叔叔，他倆把我們嚇了一大跳。
“你們去哪裏啊？”雷校長問我們。
母親突然想起她有一個學生就住在曬壩旁邊的那個大房子裏，學生的父親叫陳文清，是一個熱心腸人。
“我們都去我的學生家長陳文清家吧，”母親對他倆說。
他們也是從小樹林那邊過來的，鬼使神差地跟著母親到了陳文清家。陳伯伯很客氣地把一張床騰出來讓三哥和我躺下，讓三位大人坐在高桌子邊的長凳子上。母親又想起蘇孃、周孃及孩子們還在麥地裏，就起身去叫他們也來陳伯伯家。強、亮和芝也跟三哥和我擠睡在床上，蘇孃摟著勇、周孃扶著斌靠坐在床邊。
到半夜，屋裏安靜得能聽見大人小孩的呼吸聲，屋外寧靜得能聽見鳥飛過的聲音。母親一想家裏還有睡著的二哥就呆不住了。
“我先回去看一看，如果我不回來了，就沒事。”她小聲地對大家說。
三哥驚醒了，發現她要走，翻身起床跟她回家了。後來其他叔叔孃孃看到母親回去了也沒事，就帶著孩子們陸續都回學校去了。
我一覺醒來天還沒亮，睜眼不見母親，周圍很陌生，誰也不認識，就開始哭起來，嘴裏叫著要媽媽。陳伯伯哄不了我，隻有抱著我去學校。他沒有後門的鑰匙，就去前大門叫喊，把丁孃叫醒了，她一開門發現一陌生人抱著“嗚嗚 ... ”哭泣的我，吃驚得瞪大了眼睛。陳伯伯向她說明情況後，她明白了，馬上從他手裏抱起我，謝了他，關好大門，轉身就去前院我家。等她敲開我家門時，母親才恍然大悟：她已經把我忘在陳伯伯家了。
折騰了一夜，“反到底”也沒來。大家又誠惶誠恐地過了幾天，也沒有見“反到底”的影子。出去躲避藏身的老師和家眷都陸續回到了學校，父親也回家了。
（圖片來源於網絡：劉文昌先生作品）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