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清戰爭3

 戰爭導火索：

由於甲午年的戰爭，深深的影響了清國，也從此讓清國走“背”字，國運日衰。因此“甲午戰爭”這四個字幾乎到了婦孺皆知的地步，（而實際大家所熟知的之是海戰部分，對戰爭全貌並不了解）。但是知道它起因的人並不多。當然，就廣義而言，前麵所有的這一大節都是中日戰爭的起因，但是真正點燃導火索的事件，就是下麵我們所要講到的。

 

大勢上說，列強對朝鮮的影響加劇，主要體現在貿易活動增多，貿易量加大。俄羅斯與英國是一對死對頭。在朝鮮這個舞台上，俄羅斯與大清國較為接近，而英國則站在日本的立場上。

 

日本需要朝鮮的大米，藥材等產品貿易，極為迫切，日本住在朝鮮的僑民到“甲午戰爭”時已經達8000餘人。1886年時，大清國和日本對朝鮮的貿易比例是83：:17，但到“甲午戰爭”時，這個數字變成55:45. 可見日本對朝鮮的貿易增長之快。清日之間的矛盾加劇。

 

再加上，“甲午戰爭”前的幾次較量都以大清的勝利為結果，朝鮮的政局一直受大清操控，具體的說是受袁世凱控製。日本早就憋著一肚子氣。隻是還沒有到臨界點。金玉鈞的死，使日本的對抗情緒達到了臨界點。而“東學黨”則點燃了導火索。

 

金玉均被刺事件

 

  前文書我們說到金玉均跟隨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逃到日本。朝鮮的閔氏集團沒有放過金玉均，多次派殺手赴日本行刺都有於日本的保護沒有得手。隨著日本政府與朝鮮政府關係的改善，開始冷落金玉均。將金玉均軟禁在小笠原群島，及北海道等地（一說，是為了保護他，不被刺客暗殺）。金玉均在日期間，廣泛結交社會名流，在日本頗有人望。後期他甚至與李鴻章的兒子李徑方（有一段時間出任駐日公使）過從頗多。十年等待，十年的失望之後，他開始懷疑以自己一己之力，能否撬動朝鮮政局。而日本又不可期。由於與李徑方的關係，轉而寄希望於中國，希望與李鴻章搭上聯係。

  

而與此同時，朝鮮王室派去的刺客李逸稚也一再日本觀察了多年了，由於日本人較為同情和支持金玉均，李逸稚一直無法下手。為了能更好的接近金玉均，李逸稚物色了一個從法國留學回到日本的洪鍾宇（說：回到日本，是應為洪鍾宇在去法國之前，就已在日本居住多年，而且是從日本去的法國）。李逸稚向洪鍾宇和盤托出了自己在日本的任務，並以“忠義”激勵洪。洪鍾宇慨然領受任務，決心要為朝鮮王室除去叛逆。從此，洪鍾宇潛心接近金玉均，博得金玉均的好感，加上洪多年不在朝鮮的經曆，取得金的信任，兩人結為好友。

 

   為方便下手，他們決定將金玉均誘致中國殺掉，這樣少一些羈絆。1894年初，金玉均終於決定赴中國見李鴻章。時任駐日公使的汪鳳藻為他安排了大清國駐日使館的日語翻譯吳升為他此行在中文翻譯。

 

   3月27日，金玉均、洪鍾宇、吳升及金玉均的仆人北原延次乘船抵達上海，住進美國租界一家日本人開的旅社。次日下午，洪鍾宇攜槍進入金玉均的住房，見金玉均正半躺在藤榻上看書，洪鍾宇抽槍向金玉均連開兩槍，金玉均奪路向屋外跑去，洪鍾宇追出去，在走廊上又開一槍再次擊中金玉均，金玉均倒地而亡。旅店裏客人驚亂一團，洪鍾宇乘亂逃走。

 

   第二天，洪鍾宇被捕，由於涉案兩人都是朝鮮國籍，租界警察署將金玉均的屍體和嫌疑人洪鍾宇移交給了上海縣。

  

上海知縣審問洪鍾宇為什麽刺殺金玉均，洪言稱：金玉均背叛王室，禍亂朝鮮，大逆不道。人人可獲而殺之，刺殺是奉王命行事。

 

聽聞此說，黃知縣一時不能判決。黃知縣對日文翻譯速水說：“果係朝王飭洪行刺，則洪非但無罪，且更有功。但為何事先不照會呢？今搜洪身，並無朝王令旨。若依仇殺而論，應擬抵罪，似須著保，以待訊供。至於金之屍體，今日趕緊棺殮，暫停七日，然後附船載回。”

 

速水將黃知縣的判詞翻譯給金玉均的仆人北原延次，北原說：“後日黎明，日本郵船‘西京丸’開船，可載主人屍體回國。”黃知縣回說：“不可，務須停留七日。”

 

次日清國方麵將金玉均上海遇刺的事件，電告駐朝商務總理袁世凱。當夜，江海關道署接到袁世凱回電稱：“金玉均係朝鮮叛臣，脫逃已久。洪鍾宇係官員。此案理應解歸朝鮮定奪。”

朝鮮王室聞報後，急命其駐天津督辦徐相喬謁見李鴻章，要求將洪鍾宇送回國內處理，並將金玉均的屍體解回朝鮮。李鴻章接受朝鮮的請求。

 

4月上旬，洪鍾宇以及金玉均的屍體，由大清國安排船隻送回朝鮮。

 

屍體到朝鮮後，朝鮮政府宣布，以謀反大逆不道罪判處金玉均死刑，並在屍身上追加淩遲。頭顱被切下，掉在一個有三根木棍支成的架子下方（看上去很簡陋），架子上搭了一個大條幅，上書“大逆不道玉均”。顯得不倫不類，犯人名那隻有寫名不帶姓的？

 

手腳也被剁下，分送金玉均生前活動過的地方示眾。

 

此事件被日本報紙報道後，在日本民眾及社會名流間引起極大的反彈。社會輿論開了鍋一樣，一麵倒的指責朝鮮政府和清國政府。民意由憤恨轉為“征韓論”、 “征清論”。

 

議：最聽不慣的就是政府的宣傳，什麽“要把普通民眾與政府區別開來”。實際上，從來民意都影響政府的政策導向。

 

   日本名仕，“脫亞論”的創造者福澤諭吉稱金玉均被淩遲是“日本人的感情所完全不能諒解的”。

 

   日本的“金氏友人會”於當年5月在東京青山公園為金玉均築起了衣冠塚。舉行了盛大葬禮儀式。該墓至今還在。韓國政府每年支付管理費。

 

  日本右翼團體“玄洋社”成員野半介直接到外務省麵見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對陸奧說：“清國對金玉均的處置，實為日本之一大恥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政府應對清國宣戰。”陸奧還算理智，他答複說：“若為他國一亡命客之死而宣戰，絕不可能。”

 

玄洋社簡介：

日本民間的右翼團體，鼓吹效忠天皇，主張對外擴張，是軍國主義思想鼓吹者。成立於1881年，地點在九州福岡市。創始人頭山滿，社長平岡浩太郎。

“玄洋社”發行《福陵新報》，後改《九州日報》，以鼓吹愛日本，保護人民的權利為宗旨。標榜民權主義和國粹主義，1886年“長崎事件”以後，提出國權主義，宣稱“破支那，勝俄國，吞並朝鮮”是其國權主義的目標。

該組織同日本的軍方的關係密切，參預密謀和策劃侵略中國、朝鮮、分裂中國東北和蒙古的各項活動。派大批浪人和間諜到中國刺探情報，大搞顛覆活動。1884年在上海開辦東洋學館，培養侵華諜報人員。1887年在上海開辦製靴廠，為在中國活動的社員提供活動經費。1893年與日本陸軍參謀總長川上操六策劃成立了浪人組織“天佑俠”，到朝鮮搞陰謀活動，在東學黨起始造反的事件中有所表現。

 

“玄洋社”這種上串下跳的角色，決定了他在以後幾十年間，為朝鮮、中國的動亂煽風點火，陰謀暴亂，事事不拉。是一極具破壞性，反動性（對中朝人民而言）的社團組織。

 

 

甲午戰爭

 

  沉重的寫下這四個字，它意味著血，它意味著火，它意味著人命的損失，它意味著國運的衰落。它是屈辱的代名詞，它也是新生命的涅槃。清國因此衰落，國人也因此激憤而昂揚。新中國萌芽

 

還是那句話：兵者，國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而腐朽的大清朝廷偏偏就是“不察”。當時正值新技術，新工藝日新月異的時代，新的造艦技術、新的發動機技術、新的艦炮技術每年都不一樣。而大清朝廷則認為，北洋水師已經夠先進夠強大了。不需要在購置新艦、新炮。從北洋水師1886年成軍至1894年，八年時間，北洋水師未置一艦，未增一炮。反觀日本海軍在這幾年裏則是猛增裝備，購置了速度更快的軍艦，艦炮也換成了速射炮。

 

比如在甲午海戰中出盡風頭的“吉野”艦，原本是李鴻章向英國訂購的軍艦，但由於清廷對戰爭的意識不強，放棄購買，被日本買去。“吉野”不但航速高，是中方同類型艦的兩倍，而且“吉野”艦安裝的是近幾年興起的速射炮，射速是北洋水師同類艦炮的五倍。

 

對於中日海軍實力的此消彼長，丁汝昌、劉步蟾等一線將領看到很清楚，他們也將此觀點不斷地傳遞給了李鴻章，所以李鴻章也有這種認識，但是清廷的權臣們看不到這一點，陶醉於自詡的“船堅炮巨”，看不到日本的進步，看不到戰爭的臨近。

 

1893年，朝鮮曆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民暴動在東學黨的帶領下發生，史稱“東學黨暴動”。

 

說到“暴亂”、“造反”或“起義”這類大的社會動亂事件，就不能不說道經濟。社會巨變的推動力，表麵上看，似是暴力運動的結果，實則深層的原因都是經濟的原因。或者叫做“錢因後果”。

 

眼前的東學黨暴動，和後來點燃辛亥革命導火索的四川護路運動都是最好的例子。百姓因“錢”而動，利也；人傑乘“亂”而動，勢也。

 

當時的西方列強正在進行第二次工業革命，國家體製也轉變為以資本為主的體製，列強對外侵略的手段也從一開始的野蠻搶奪和殺戮，轉變為經濟進入。大量的工業品進入農業為主的國家，破壞了這些國家原有的經濟體係，朝鮮正處在這種狀態之下。西方列強的經濟入侵是慢慢的，悄無聲息的正在影響著朝鮮。而得地利之便的日本，則是大舉的帶有強迫性的改變著朝鮮。1885年至1890年間，朝日貿易額占朝鮮對外貿易的80%.日本在朝鮮傾銷工業化帶來的廉價紡織品，和其他工業品。由於工業品與農產品存在巨大的價格差距，日本商人手中有錢，進而大量收購朝鮮的大米、大豆、棉花等農產品，轉銷日本從中謀謀取暴利。造成市場上大米價格飛漲，一般百姓很難吃到大米。如此一來，由於日本資本的大量進入，造成朝鮮經濟畸形，很大程度上經濟要依賴日本。朝鮮的金融業，海運業、漁業，都落入日本人手中；工業品的傾銷使得朝鮮小手工業者破產失業，加劇了社會動蕩。真正是民不聊生。

 

各地百姓抗租、抗稅的群眾性事件此起彼伏，絡繹不絕。

 

正是在這種大的背景下，發生了全羅道古阜郡鬧“洑”事件。東學黨乘勢而動，掀起了影響朝鮮、日本、大清三國的東學黨暴動，點燃了日清戰爭的導火索。

 

  所謂“東學黨”是指在朝鮮流行著一種宗教，也叫東學道，是將儒、釋、道混合一體的一個學派。成立與1860年，創始人叫：崔濟愚。此人崇尚儒學，親近中國，但是，他不是埋頭做學問，而是宣傳百姓，以：“斥倭斥洋”，“懲辦貪官汙吏”為口號，鼓動百姓（從這點上說，已經偏離了學派的性質），多次引發群眾性騷亂事件。朝鮮政府把他作為“邪教”教首，於1864年將其逮捕斬首。教首死了，但是影響未滅。

 

  1893年4月，上萬名東學黨徒在忠清道舉行大規模集會，打出“斥倭洋倡議”大旗，反日色彩十分明顯。但還不足以形成與政府的武力對抗。

 

知識分子的訴求隻有跟勞動者的訴求相結合，才能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東學黨暴動是如此，大清國的辛亥革命也是如此。

 

不久機會就來了，1893年12月，萬石洑水稅事件爆發，引發大規模群眾性動亂，東學黨趁機而動，利用普通百姓對抗政府的情緒，因勢利導，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東學黨暴動。

 

“洑”是朝鮮對一種水利設施，用於澆灌農田。一般大的“洑”由政府興建，百姓用水，要交水稅。全羅道古阜郡原先有一個大洑，叫：萬石洑，由於洑的水稅不上繳國庫，當地官員和當地政府都把他當做一條來錢的渠道。因此有些想撈錢的地方政府和官員，就想方設法在洑上增加收入。

 

1892年，古阜郡守趙秉甲征召數萬民夫，在舊洑的基礎上修建了新洑——八旺洑。完工後，當地政府借此增加了水稅。百姓不服，積怨成憤，1994年2月，當地群眾集體到全羅道道衙向觀察使金文鉉申述，雙方談不攏，政府開始逮捕上訪群眾，引發大規模騷亂。東學黨首領金琫準、崔景善、金道三、鄭益瑞等人帶領下，攻擊古阜郡郡府衙門。趙秉甲翻牆逃跑，暴亂群眾，砸開倉庫，搶奪糧食，錢財。動亂持續了十天。

 

事件結束後，朝鮮政府派來的新官員，不能妥善處理善後問題，一味的使用高壓手段，百姓在惶恐中醞釀新的暴動。

 

1894年4月，東學黨金琫準等人，利用百姓的情緒，有組織，有綱領的再次鼓動百姓造反。占領白山，召開白山大會，提出四條綱領：

 

“弗殺人、弗傷物；忠孝雙全，濟世安民；逐滅倭夷、澄清聖道；驅兵入京、盡滅權貴”。

 

這就從一般性群眾事件，轉變為有政治色彩的革命運動（這裏“革命”二字是以周武王伐紂的古義來用的）。朝鮮各地紛紛響應，隊伍很快從幾萬人裹脅到十幾萬人，占領了全國五分之三的麵積。發展成朝鮮曆史上最大規模的暴動。

 

朝鮮王朝的軍力很弱，隻派出了800人多軍隊前去鎮壓，等這支部隊趕到地方，就隻剩下400餘人，其他人都開了小差跑了。所以不用說，所謂的鎮壓是毫無效果的。

 

朝鮮的動亂，理所當然的被大清關注。最忙的因該是袁世凱，他一方麵要觀察並側麵參與朝鮮王室的政議；一方麵要向李鴻章匯報；一方麵還要了解日本的態度。在這件事上，他成了聯係三方的樞紐人物。

 

 

 

眼看政府軍腐敗無能，造反軍高歌猛進，朝鮮王室在要不要請清國出兵脅剿的事上爭論不休。國王李熙對請大清出兵無異議，但是擔心，日本也借此理由出兵朝鮮，到時就會生亂，思來想去一時無有定論。

 

評：

 事實證明，李王的顧慮是對的。

 

五月三十一日，全州被造反軍攻陷，消息傳來，朝京為之震動。請大清出兵的朝議占據了上風，李王熙急派閔泳駿去見袁世凱，看看袁世凱的態度，閔泳駿說：“方今全州失守，以若朝鮮之兵，難以抵亂敵。且人才難得其人。望大人特念。”

 

袁世凱答道；“朝鮮有危，吾豈不悉心護之乎?若有難處之端，吾當擔當矣。”閔泳駿聞言大喜，即將袁世凱的態度回報李熙。

 

六月一日，李熙召集眾臣會議討論借兵問題。朝鮮國王李熙與大臣有一段對話如下：

 

閔泳駿、趙秉稷稟說：“都城二十裏內，賊犯之前，各國兵不得下陸，公法所載。今日清兵請來，其他外兵不得揮入。”

 

朝王李熙說：“若日本稱鄰誼，出兵來助，以何對之?”

 

閔泳駿答道：“此亦袁世凱必有塗抹之策，不必煩聖慮。”

 

朝王問，“日前袁氏之言，不無俄兵見機稱助之意，此則何以答之乎?”

 

閔泳駿答：“自有所答之道。”

 

在閔泳駿的推動下，朝王李熙決定請大清出兵進剿，遂對諸大臣道：“此論固好矣。來頭事未可料，諸大臣之論亦宜請援雲。清館照會促送可也。”

 

這樣，請求中國出兵平叛的事就這麽定下來了。

 

評：

      李熙一句：“來頭事未可料”道盡對未來局勢發展的擔憂。思慮之深，不可不歎！

 

在眼看造反軍席卷全朝鮮，朝鮮王朝自身無力清剿的情況下，日本人對大清派不派兵入朝極為關注，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密電衫村濬：密切注意朝鮮政府與中國使節之間的關係，切實了解朝王是否已向中國請求兵援。

 

六月一號，衫村駿知道朝鮮請兵的決定，馬上想知道中國態度如何。於是，急遣書記生鄭永邦以“詢匪情”的名義拜訪袁世凱，拐彎抹角的試探袁世凱對出兵朝鮮的態度。

 

鄭問：“匪久擾，大損商務，諸多可慮。韓人必不能了，愈久愈難辦，貴政府何不速代韓戡?”

 

袁答；“韓廷亦有此請，我政府冀其習戰自強，尚未核準。。

 

袁問；“乙酉約我如派兵，應由何處知照?”

 

鄭答，“由總署，北洋均可，我政府必無他意。”

 

  言語中有鼓勵大清出兵的意思，但袁世凱因為還沒見到朝鮮國的正式文書，所以當時也不便多言。

 

   但是，鄭永邦的“我政府必無它意”，有點麻痹袁世凱的意圖。   

 

 

杉村濬不放心，六月二日和六月三日晨，衫村濬連著兩天，親自往訪袁世凱，再探朝鮮請大清出兵之詳情。

 

杉村濬問，“盼華速代戡，允否?”

 

袁答：“韓惜民命，冀撫散。及兵幸勝，故未之請，不便遽戡。韓民如請，自可允。”

 

杉村濬問：“倘請遲，匪至全州，漢城其危。擬先調兵來防護，華何辦法?”

 

袁答：“或調兵護，或徙商民赴仁川，待匪近再定。”

 

杉村濬：“韓送文請告知，以慰盼念。倘久不平，殊可慮。”

 

談話中，衫村濬故意試探袁世凱說：“貴國出兵，那我國也不能不出兵，實在令人為難啊?！”

 

袁世凱聞言大驚，急忙說道：“為何貴國要出兵？”

 

  衫村濬答道：“為了保護我公使館和在朝僑民。”

 

  袁世凱道：“我國出兵是為了戡定叛亂，絲毫不會危及貴國人民的安全，貴國無需出兵。”

 

 

杉村濬所說；“擬先調兵來防護，華何辦法？”（這句話翻成現代語，就是說：清國有沒有辦法，先調兵來保護商民和使館？），這又是試探袁世凱的態度。從後來事情的發展看，袁世凱是以無心對有心，並未參透日本人的詭計。

 

評：

  但我並不同意，“甲午之戰是因為袁世凱上了日本人的當”的說法，這種說法主要是指，袁世凱電請李鴻章出兵剿叛，給日本造成了出兵的口實。

   我不同意這種說法，是因為，

（1）朝鮮國有正式文書求兵，作為朝鮮的宗主國，不可能置之不理。

（2）得知日本出兵後，清廷也不是沒有清醒的朝議，不少人，包括光緒帝都指示李鴻章，厚積兵力，壓迫日本，使日本不敢妄為。隻因李鴻章老暮愚昧，猶豫不決，六神不定，一再貽誤軍機，才使日本不惜一逞。

（3）日本是隻惡狼，早晚是要吃人的，至於吃人的借口，隻要想找，總是會找到的。引發甲午戰爭的責任無論如何不能歸在袁世凱頭上。

（4）清議一般把李鴻章的猶豫、懦弱歸結為李鴻章對大清軍隊戰鬥力不強的了解。所以不敢惹日本。此話詫異！正因為因戰力弱，你就更應該厚積兵力，以量勝。迫使日本不敢動兵，才是上策。不是一味的避戰，示弱。更何況將領的決心也是戰鬥力的一部分。不有那句話麽：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

 

應該說袁世凱（包括李鴻章）與日本人之間的出發點根本就不在一個層麵上。日本的目標是以中國為敵，擊垮中國，吞並朝鮮。日本的誌士們一直在等待機會。這一點，袁世凱、李鴻章都未料到，他們都認為日本人還沒這個能力，因而日本也就不敢實施這種陰謀。事實證明他們低估了日本的決心和能力。

 

 

我們再來看看，日本國內對朝鮮的東學黨暴動是什麽反應。當東學黨暴動的消息傳到日本後，日本各家報紙爭相登載，各種評論紛紛出籠。擴張主義者更是認為機會難得，正是出兵的好機會。以各種形式呼籲政府出兵朝鮮。報紙起來推波助瀾的作用。一些名流還在報上發文，作詩宣稱：“宜揚國威此其時，百年大計在一戰”。還有的認為，朝鮮當亡。詩稱：“五百年而李氏亡，果然劫運應紅羊（第二年是羊年）”。不能不說，東學黨極端的反日色彩，也使日本國內群情激奮，這也難怪。

 

政府層麵，伊藤博文領導的日本內閣，正麵臨政治危機，日本國會內不少人批評伊藤內閣對大清過於軟弱，正在試圖推翻伊藤內閣。日本軍方更是態度強硬，認為“甲申事變”是日本之恥。日本一定要找回麵子。伊藤內閣正在危機之中。朝鮮事變是轉移國內矛盾再好不過的機會。

 

六月二號，日本外相陸奧宗光拿著衫村濬清國有意出兵朝鮮的急電，參加伊藤博文官邸舉行的內閣會議。將電報將給伊藤看，伊藤看完後，又交給內閣成員傳看。並迅速決定請參謀總長棲川熾仁和參謀次長川上操六來開會，就出兵朝鮮問題做出秘密決議。隨後伊藤攜帶秘密決議入宮覲見日皇，並獲得日皇的首肯。出兵的事就算定下來了。

 

       

六月三號，朝鮮政府正式請大清出兵的公文送到袁世凱處。袁世凱隨即稟告李鴻章，朝鮮國王已發正式文書，請求大清出兵剿叛，並斷言日本為保衛使館，出兵不過百人而已。

 

六月三號晚，袁世凱通知日本代理公使衫村濬，朝鮮邀請清國出兵的正式公文已到。衫村濬立刻急電東京報告此事。日本政府聞風而動。6月5號即組成大本營，進入戰時體製。決定派一個混成旅團前往朝鮮，同時下令駐廣島的第五師團擴軍備戰。外務省下令駐朝公使大鳥圭介速回朝鮮，掌握事態發展。由於事出緊急，大鳥圭介隻帶了三百水兵，二十名警察做護衛。對外隻說有二十名警察隨行。

 

 

評：

   有人因此議論說，李鴻章是相信了袁世凱說的日本僅會派百名士兵保衛使館而已。才決定出兵的，此議太過淺薄，不足為論。

  李鴻章豈可能僅憑袁世凱一人之詞？！他自有他自己很多消息渠道，以及幾十年來與日交往的認識。他自認為，伊藤博文和他是老朋友，不會相欺。

 

李鴻章立即將袁世凱的電報轉報總署衙門，同時籌劃調兵。總署衙門將李鴻章的電報轉奏皇上，光緒帝降脂：

“上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電奏已悉。此次朝鮮亂匪聚黨甚重，中朝派兵助剿，地勢、敵情均非素習。必須謀出萬全，務操必勝之勢。不可意存輕視，稍涉疏虞。派出兵練千五百名，是否足敷剿辦？如須厚集兵力，即著酌量添調，克期續發，以期一鼓蕩平，用慰綏靖藩服至意。”

 

6月6號下午，大清第一批部隊八百餘人，由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領自塘沽等船開往朝鮮，8號抵達朝鮮牙山，駐防牙山縣。第二批一千餘人，由直隸提督葉誌超率領分乘兩船八號下午開船10號抵達牙山；清軍進駐牙山總兵力兩千餘人。

 

與朝鮮政府增兵相反的是，暴亂的東學黨農民軍的氣焰開始跌落，有收斂之勢。

 

六月六號，李鴻章密電駐日公使汪鳳藻，向日本通報，清國出兵的事。李鴻章的電報被日本截獲。其實，1886年的長崎事件中，日本人撿到一個小本子，是北洋水兵丟的密電碼。從此以後，清國政府給駐日公使的電報，都在日本人掌握之中。

 

六月七號，大清駐日公使汪風藻發照會知會日本清國出兵的決定，照會說：“此番清國派兵援助朝鮮乃我朝保護屬邦之舊例，清國政府依據1885年《天津條約》中第三條規定，特知會日本政府。”

 

當日，日本駐天津領事荒川已次持外務省複照來見李鴻章，日本照會明確的說：“承知貴國出兵朝鮮，但日本曆來不承認朝鮮是清國屬國。日本政府應對朝鮮之亂，保護本邦在朝居民安全，也準備向朝鮮派出若幹軍隊。”

 

荒川已次對李鴻章說；“韓事多警，日本已派兵往保護使署領事及商民。”李鴻章對荒川說：“漢城，仁、釜各口現俱安靜，中國派兵專剿內地土匪，並不至涉及通商務口岸。汝國似不必派兵，致人驚疑。”又說，“如已派保護官商，斷不可多，且非韓請派，斷不可入內地，致華日兵相遇生釁。”

 

 

九日，清國總理衙門以同樣的理由複照駁日本的照會。但日本軍方開戰之心已定，當然不會就此罷休，軍隊已然操縱政府，日本內閣、外務省、軍方已達成開戰共識。

 

事情要做，話還要說出道理，十二日本照會大清國總理衙門，聲稱：“此次我國派兵朝鮮，是憑《濟物浦條約》而為之，遵照《天津條約》辦理在案。其應幾多調派，我政府不得不自行定奪。其應如何行動，非所掣肘。”。大清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當時，日本運兵船絡繹而至，鬆島、千代田、八重山、大和、築紫、赤城六艦泊於仁川，而清國僅有，濟遠、楊威、平遠三艦，日軍又派遣汽艇探測牙山灣，開戰端倪已現。

 

  日本的激烈增兵行動，震驚了李鴻章（這就是我上文說的，雙方的決心和手段根本不在一個層麵上，日本是要跟中國開戰，而李鴻章等，壓根沒有和日本開戰的準備。），李鴻章趕緊讓袁世凱謀求退兵之策。袁世凱更著急，生怕引發戰事，而自己先前預計日本不會出兵的說法，成為朝廷日後問罪的依據。因此，急匆匆會見大鳥圭介，恰好這時（6月10號），傳來農民軍與朝鮮政府全州達成和平協議，史稱《全州和議》。協議共十二條，農民軍承諾，在《和議》簽署後，農民軍自行解散，回家鄉各做各業。但請注意，《和議》第十條是真對日本人的，條約規定“嚴懲私通日本者”。不能不說，是與日本結仇。

 

  既然有了和議這個局麵，袁世凱就好開口說話了。6月15日，袁世凱與大鳥圭介達成“即時同時撤兵”的共識，並起草了文書，準備簽字。衫村濬提醒大鳥圭介，撤兵條約應先報政府知道。退兵協議就這樣被擱置下來。

 

  而在同一天，伊藤領導的內閣會議作出兩個決議，（1）日清雙方共同參鎮壓行動；（2）平息亂黨後，兩國各派代表若幹人參與朝鮮的內部改革。

 

  十七日，日本以照會的形式送達清國政府，清國政府理所當然的拒絕了日本的這兩項要求。清國政府複電駁斥了日本的無理要求，電文中說：朝鮮內政 “止可由朝鮮自行厘革，中國尚不幹預其內政，日本素認朝鮮自主，尤無幹預其內政之權”。駁的有理有據，但擋不住日本人臉皮厚。

 

 

 

  對於這種大局麵，無論是前線將士、駐日公使、還是總署大臣及光緒皇帝，都認為，要避免戰爭，就要厚積兵力，壓製日軍，是其不敢開戰。但李鴻章卻不這麽認為。看下麵汪鳳藻與李鴻章的電報討論。

  

   六月十七號，汪鳳藻致電李鴻章談到日本的局勢，同時建議說：“察倭頗以我急欲撤兵為怯，狡謀愈逞，其布置若備大敵。似宜厚集兵力，隱伐其謀，候餘孽盡平，再與商撤，可望就範．”

 

李的複電是：“日性浮動，若我再添兵厚集，適啟其狡逞之謀。因擬必戰，殊非伐謀上計。”（殊不知，示以必戰，才可止戰）

 

十八日，袁世凱也致電李鴻章說：“日廷意在脅韓，大鳥不能自主，難與舌爭。似應先調南北洋水師迅來嚴備，續備陸兵。”

 

加強戰備，以力示人，才可以在外交上占上風。不可單靠口頭上的交涉。這麽淺顯的道理，難道李鴻章不懂？！還是不為？！

 

李鴻章是這樣向總理衙門解釋的，李鴻章電文說：

 

“汪、袁皆請添撥重兵。鴻思倭兵分駐漢、仁，已占先著。我多兵逼處，易生事，遠紮，則兵多少等耳。葉駐牙山，距漢二百餘裏，陸續添撥已二千五百，足可自固，兼滅賊。我再多調，倭亦必添調，將作何收場耶?今但備而未發，續看事勢再定。”

 

 

回國頭來，再看一下，平亂的事。根據朝鮮農軍勢漸衰弱的形勢，清軍並未尋農民軍作戰，而隻是六月中旬，由先鋒聶士成派百餘人的小隊持告示前往全州張貼，曉諭眾人繳械回家種地，則相安無事。不停勸阻，抗法不遵，則殺伐相隨。

 

 

為剴切曉諭事：

竊照朝鮮全羅道屬地方黨匪作亂，占據省會，殺傷軍民，爾國王發電告急。我中朝愛恤屬國，不忍坐視 不救，奉諭欽差北洋大臣李奏派本統領率帶馬步槍炮大隊前來征剿。特念爾等本屬良善，或一念差失，或 為所脅從，豈盡甘心從賊？據膺大戮，殊堪憐憫。大兵到日，爾等能悔罪投誠，洗心革麵，均予免殺；能 將首惡擒獻，必加重賞。若仍執迷不悟，敢行抗拒，悉殺無赦。為此出示曉諭。本統領紀律嚴明，令出法 隨，勿謂言之不早也。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告示一出，農軍行蹤難覓。聶士成去全州查看，但見城關房屋損壞九百餘間，民不聊生。遂貼出告示，安撫百姓回家置業，清軍給每個人發放兩塊大洋。至於暴亂之首領，聶士成也未作深究。（暴亂隊伍並未完全解散，隻是變小，居於別州，不在造聲勢而已）

 

   公事順遂，聶士成心情大好，免不了遊山觀景，當地朝鮮官員又送上歌舞，再喝點酒，詩興大發。於是乎作詩一首。

 

詩曰：

         萬鬆蒼翠擁層城，為靖狼煙此駐兵

冠劍偶登江上閣，樽酹多感使君情

 

座中歌舞憐紅粉，檻外雲山接王京

極目海天增氣象，旌旗簇簇漢家營。

 

   平亂的事情告一段落，可是這一段日本不斷增兵的警訊也是接種而至。成了聶士成、葉誌超等將領日常議論的話題。到七月份，日軍入朝軍隊已達一萬有餘，而且大軍盤踞仁川，大鳥圭介帶四百餘日軍進住王城，控製了國王，並與大院君私下取得聯係，日軍不但在地裏上，而且在政治上居於優勢，遠不是清軍一個沒有城牆的牙山縣可比。這種屈居劣勢，又不戰不走的局麵，讓聶士成很憂慮。七月十二號，他致電李鴻章陳述己見：

 

電曰：

 

“我軍本奉命平韓亂，非與倭爭雄也。倭乘間以水陸大隊壓韓，據險尋釁，蓄謀已久。又敵眾我寡，地利人和均落後著，與戰，正墮彼術中。今匪亂已平，正可趁此接隊內渡，免資口實。此老子不為人先之謀，亦兵家避實就虛之計。況韓為泰西通商之國，豈容倭人鯨吞?倘仍頑梗，可請英、俄諸國評論曲直；一麵調集我海陸各軍駐屯北洋，奉天邊境。俟秋涼，我陸軍出九連城趨平壤以拊其背，海軍戰艦大隊塞仁川以扼其吭，彼時倭師勞而無功，將驕卒惰，可一鼓破之也。否則，倭將先發製我，釁端一啟，大局可危。”

 

聶士成這是以退為進的策略，但是李鴻章此時還沒有意識到日本人敢開戰。當朝王李熙迭次派員質詢、阻止日軍登陸不聽後，將自己的擔心告訴袁世凱。袁世凱電稟李鴻章，而李鴻章卻要袁世凱勸告朝鮮政府；“日與華爭體麵，兵來非戰，切毋驚擾。迭阻不聽，即聽之。速設法除全匪；全複,華兵去,日自息。如有要挾，仍可堅持不許。”

 

六月二十二號，日本政府指示駐華公使小村壽太郎，再次照會清政府，提出如果清國不答應日本要求，日本斷然不會撤去在朝軍隊。史稱：第一次絕交書。

 

麵對這種局勢，李鴻章仍不積極部署，反倒是他的部下，都認為此時隻有示日以強，方能遏製日本人的野心。六月二十九日，丁汝昌致電李鴻章表決心，丁電文中說：“各艦齊作整備，候陸兵大隊調齊，電到即率直往，並力拚戰，決一雌雄。”

 

朝鮮國王李熙，眼看局勢越來也亂，日本人要武力幹政，其狼子野心，暴露無遺；而大清示弱，苦不可依。李熙心亂如麻，悔恨不已。六月三十號，發布《罪己詔》。把一切責任自己承擔，希望能平息事態，兩國撤兵。

 

 

而李鴻章卻認為：“與日相逼，日轉有詞。兩國交涉全論理之曲直，非恃強所能了事，仍望靜守勿動。”　可見李鴻章不但沒有必戰的決心，也無應戰的準備。

 

事情發展到這時，李鴻章也已看出日本的野心(再看不出來就是傻子了)。但又不敢言戰，而是乞求列強幹預。俄國對於日本搶奪朝鮮地盤的行為早已不滿，借此機會於六月三十號，向日本發出措辭強硬的照會，要求日本“接受清日兩國同時撤兵的方案，否則日本將負有重大責任。”此言一出著實把日本嚇出一身冷汗。但也僅僅是一身冷汗，再無下文，虎頭蛇尾。英國和俄國是仇人，暗中支持日本，但也不願得罪清國，所以表麵上搞對等外交。美國無暇東顧，法國正在越南發力，也無暇東顧。就剩下日本一家在演出了。

 

 

七月一日光緒帝傳諭李鴻章備戰。但是，李鴻章認為日本決不會在列強環視下先開戰，仍不積極進行部署．

 

七月初，葉誌超看出局勢危險，就建議移軍水原，占據有利地勢，以備不虞，李鴻章讓他原地等待。袁世凱也曾提出：“不妨先播進漢聲勢，而不必遽進，看其如何變態。”。所有這些建議，李鴻章都以不變應萬變，僅是指令丁汝昌添調數艦“聊助聲勢”而已。

 

總體來說，自六月以來，清國為促日本撤軍，與日本頻繁交涉，但是處於關鍵地位的李鴻章一直舉棋不定。相反的，日本由於目標明確，信心堅定，所以一直增兵不止，到七月中旬，抵達朝鮮的日軍已達一萬餘人。對清軍有壓倒性優勢。

 

至此，日本認為時機已經成熟，兵力足堪一戰。於是，七月十四日，小村壽太郎向清國總理衙門遞交了新的照會。照會稱：

 

“查朝鮮屢有變亂之事，從其內治紛亂而來。我政府因念今俾該國能更正內治，絕變亂於未萌，莫善於兩國戮力同心者，緣兩國之與該國所有關係原常吃緊也。乃將此意提出清國政府，詎料清國政府定然不依，惟望撤兵，我政府實深詫異。近聞駐京英國大臣顧念睦誼，甚願日清兩國言歸於好，出力調停等語。但清國政府仍惟主撤兵之言，其於我政府之意毫無可依之情形。推以上所開，總而言之，清國政府有意滋事也。則非好事而何乎?嗣後因此即有不測之變，我政府不任其責！”

 

史稱以上電文為：“第二次絕交書”（陸奧宗光的回憶錄語），該照會等於關閉了清日商談的大門，類似於最後通牒。李鴻章的一切努力到此徹底落空。

　

鑒於日本人的蠻橫態度，在收到照會的當天，光緒迭傳諭旨指導朝鮮軍務，如說：“著李鴻章體察情形，如牙山地勢不宜，即傳諭葉誌超先擇進退兩便之地，扼要移紮，以期迅赴戎機”，又要求李鴻章“速籌戰備，以杜狡謀”，再指示“先派一軍由陸路前往邊境駐紮，以待進發”，而“葉誌超一軍兵力尚單，須有繼進之軍以資接應”。

 

十六日,又傳旨“胡廷一意主戰”,著李鴻章“將布置進兵—切事宜迅籌複奏”.是日，李鴻章奏曰：“查漢城，仁川附近一帶，倭兵水陸分布嚴密，曆來中國進兵朝鮮皆由平壤北路進發。現派總兵衛汝貴統盛軍馬步六千人進平壤，宋慶所部提督馬玉崑統毅軍二千進義州，均雇商局輪船由海道至大東溝登岸，節節前進，相機妥辦。所需軍火、器械，糧餉轉運各事，均尅日辦齊，俾無缺誤。並電商盛京將軍派左寶貴統馬步八營進平壤，會合各軍，圖援漢城．至葉誌超一軍，昨已電商該提督移紮平壤，厚集兵勢。俟其複準，即派丁汝昌酌帶海軍能戰之船往朝鮮海麵巡獲遊弋，以資策應。”

 

日本國的照會一石激起千層浪。大清上層戰情高漲。日本發出“第二次絕交書”的第二天，光緒帝傳旨，命戶部尚書翁同龢、禮部尚書李鴻藻，與軍機大臣和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會商有關朝鮮問題的對策。大臣們一番討論下來，翁同龢，李鴻藻主張續派軍隊，而慶親王奕劻等持觀望態度，因此，策無好策，議不能決。十六日，軍機大臣隻得實情上奏光緒帝，言及王大臣會議，沒有統一意見。光緒大為光火，嚴詞主戰，“並傳懿旨亦主戰”。

 

劈頭蓋臉挨了一頓嚴批的王大臣們，抱頭鼠竄。當天，軍機處電寄李鴻章一道諭旨：

 

“現在倭韓情事已將決裂，如勢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戰。李鴻章身膺重寄，熟諳兵事，斷不可意存畏葸．著懍遵前旨，將布置進兵一切事宜迅籌複奏。若顧慮不前，徒事延宕，馴致貽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

 

這是拿李鴻章出氣。在朝廷的嚴令下，李鴻章才開始水陸兩邊增調軍隊援朝。

 

這時朝廷上下，主戰氣氛濃厚。有頭腦的大臣紛紛出謀出策上奏皇上。

 

如太仆寺卿岑春煊奏曰：“為今之計，與其後日添防，老師匱餉，縻有窮期，何若今日臨以大兵，示以必戰? 倘該夷自揣理屈，退兵守約，誠國家福．設仍相抗，即以一戰，挫其凶鋒。”

 

禮部右侍郎誌悅亦上疏稱：“我若急治軍旅，力敵勢均，擾冀彼有所憚，不敢猝發。是示以必戰之勢，轉可為弭釁之端。不然，則我退而彼進，雖欲求無釁，不可得也。”並指責幻想列強調停之荒唐：“全憑口舌折衝，雖俄，英各使逞辯蘇張，果能化弱為強，強日人以就我範圍乎？”是啊，這是人人都明白的道理。

 

總評：

 

   讀者是否發現一個問題，中國各級官員的政議，是在講道理裏打轉，李鴻章尤其如此。不懂得不破不立的道理。不懂得秩序是要用拳頭來維持的。軍隊缺乏虎狼性格的統帥，軍隊就不是一支好軍隊。

 

 

可是李鴻章還在考慮以理服人。對陸續不斷報來的日軍開戰在即的警訊，依然是視若罔聞。故並未認真備戰。甚至於七月十八日，還在致電總理衙門說：“日兵在漢，無甚動靜，二十開仗之說似是謠傳。”七月二十日，還告誡葉誌超：“日雖竭力預備戰守，我不先與開仗，彼諒不動手。此萬國公例，誰先開戰，誰即理詘。切記勿忘！汝勿性急。”這真是掩耳盜鈴了。

 

由於李鴻章堅信所謂的“萬國公例”，擔心“我去兵愈多，彼必不肯減退”，故對於備戰之事並未認真籌劃，也未通過朝廷調動全國的應戰意識。僅僅停留在“聊助聲勢”上。這就造成了北洋在打，全國人民再看。這是他人生的最大失誤。

 

正如大清海關總稅務司（司長）英人赫德指出的：“日本是根本沒有什麽正義可言的，除非借口代別人打抱不平而自己撿便宜也可以算作正義。正義完全在中國方麵。我不信單靠正義可以成事，正象我相信單拿一根筷子不能吃飯那樣，我們必須要有第二隻筷子——實力。但是，中國人卻以為自己有充分的正義，並且希望能夠以它來製服日本的鐵拳，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真是—針見血啊！

 

甲午之戰，是李鴻章個人的失敗，也是大清國的失敗！但也因此催生了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