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嘯
以史為鑒、通達古今、活個明白
第四節：朝鮮事變
上文書我們說到，朝鮮國王族遠支，李罡應利用高層的鬥爭，騙取大王大妃趙氏的信任，將自己的十二歲的兒子李熙扶上王位。三年之後，到了給該給國王李熙找妃子的年齡。大院君李罡應熟讀中國曆史，深知後宮外戚的厲害。為了將權力控製於自身，他煞費苦心為子尋妻。首先是家族大的，兄弟姊妹多的不能選，父親職位高的，門生故吏多的不能選。選來選去，選中了自己妻子閔氏的遠房侄女（該女比李熙大一歲）。因為這個侄女孤身一人，老父親早在她很小的時候就落魄死去。大院君一廂情願的認為，再加上與自己妻子是姑侄這層關係，一個小女子進的宮來，一定是服服帖帖，孤掌難鳴。
誰知事與願違，就是這個小女子，將朝鮮鬧到天翻地覆。
1866年，朝鮮國王李熙大婚，取閔氏為妃。閔氏頗有文化，不善女紅，喜讀《春秋左傳》、《資治通鑒》，由於自身身世的原因，學會冷眼觀世界，這時國王李熙正與一個小一點的李氏副妃打得火熱。閔氏看在眼裏妒在心頭。不久閔妃也懷孕了（在此之前，李氏副妃已得子，但屬庶出。），高興莫名，畢竟自己的兒子是嫡出。誰知好景不長，兒子便秘，常拉不出屎。為給嫡孫子治病，大院君親自進山采人參。誰知，嫡孫吃了大院君給的藥後幾天就死了。這下引起了閔妃的猜疑。由猜疑而生恨。閔妃太熟悉呂後與戚夫人的故事。每想及此，都令她不寒而栗。因此，掌權就成了她唯一的追求。朝鮮的大權在大院君手裏掌握，要奪權就要依靠李熙這個傀儡國王丈夫，打著讓國王親政的名義，把權力收回來。從此後她就留意對大院君不滿的人。
要說這世界上，對待每一種事務都會有兩種意見。朝鮮國內因為各種原因，對大院君閉關鎖國正策持反對態度的大有人在。閔妃留心結交宮廷內外反對大院君的人，組成一股反大院君的勢力，閔氏很有手腕，大院君李罡應的大兒子李載冕，及李罡應的親哥哥李最應都被閔氏收羅其中，連不被大院君重用的趙大妃一派的舊臣趙寧夏、李裕元，都在閔氏籠絡其列。
為聯絡外援，順理成章的，閔妃暗中結交日本人，以獲得支持日本的支持。鼓動這些人發起讓國王親政的輿論，趁機彈劾大院君擅權。在這種冠冕堂皇的理由麵前，大院君無以應對，隻得隻得下野離開王宮。通過這件事，大院君也弄明白了，是閔妃在幕後作祟。但一時也無奈她何。
從此朝鮮的國政操在閔妃手中。但閔妃並非治國能手，除了在政治上依靠日本人之外，治國上一無建樹，反倒是講究排場、講究浮華，夜夜笙歌，崇信巫祝，問題是，國家富裕，你行點樂也行，可當時的朝鮮正處在內憂外患頻發。國庫虧空，民不聊生的時期。
外交方麵，閔妃一派在政治上投靠日本人，在漢城附近建成一營新軍，名曰“別技軍”，由日本人訓練，采用日本軍製，月月關餉，加劇了舊軍隊與新軍的矛盾。而日本人並未因大院君下野，閔妃親日就將吞並朝鮮的野心收斂。
1875年5月，日本“雲揚號”軍艦等三艘軍艦，在釜山尋釁未果，9月轉至漢城附近江華灣宣示武力。遭到草芝鎮炮台轟擊。日艦開炮，雙方交火，互有傷亡，日艦擄掠略燒殺而去。此為“雲揚號”事件。
1876年，日本任命黑田清隆為全權辦理大臣，井上馨為副全權辦理大臣，率軍艦三艘，運輸船四艘，士兵1000餘名，直抵朝鮮仁川執行簽約任務，太政大臣對他兩人的訓令是：“全權使節應以與彼結約為主旨，如彼能允我修交通商之要求，即可視為對雲揚號事件之賠償，不必再行苛求”
但同時在日本國內，有做好當朝鮮不同意簽約時，出兵進攻朝鮮的準備。日本對朝鮮這麽大的行動，不能不忌憚大清的態度，因此，在進行這種策劃時，日本就派使節到北京，就與朝鮮簽約一事詢問清廷的態度。大清總理衙門的回複是：“朝鮮雖隸中國藩服，其本處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該國自行專主，中國從不與聞，今日本國欲與朝鮮修好，亦當由朝鮮自行主持。”由此，日本使節得出結論：“所謂宗屬國，僅有其名而無其實……今後日本國政府在此問題（指：與朝鮮締約問題）上已無再同清國政府進行交涉之必要”。這等於是把朝鮮給賣了，讓朝鮮成了無娘的孩子。
評：
這是大清一自誤。從此，大清在道義上處處被動。從後續的事變中，我們也開到，大清對朝鮮的態度，處處矛盾（可以說是混亂），從無定見。導致在朝鮮國內，從有親清派到無親清派。
1876年元月，朝鮮獲得釜山倭館的正式通知，日艦即將來朝，追問“雲揚號”責任，簽約或可避免。並要求朝鮮派大員出城迎接，否則直趨漢城，在此情勢下，朝鮮派出派判中樞府事申櫶為接見大官，派 都總府副總管尹滋承為副官，前往江華島迎接日本來使。
日本蠻橫的行為，使朝鮮舉國震動。大臣們立刻分成對立的兩派——簽約派和拒約派。當年彈劾大院君的巨儒曹益鉉帶領一群拒約派在王宮門前持斧上疏，堅決反對與日本締約。崔益鉉提出“倭洋一體”論，並指出這個條約的不平等性質， 表示如果政府不接受他的主張就立即以斧劈頭而死。
大院君也借此事件發聲說：“我有家僮，可率以殉，則青邱三千裏，豈非賢聖祖宗培養之遺裔乎？”，堅決要求與日本一戰。
閔氏集團，本是親日派，加之擔心大院君借此死灰複燃，因此急於結束此事，因而，積極推進簽約。
1876年2月，朝日在江華島演武廳簽下《江華島條約》（日稱：《日朝修好條規》）。條約主要內容有：
- 承認朝鮮是獨立主權國家。
- 日本獲得領事裁判權。
- 無關稅限製。
被清朝官吏稱為三大惡法。但是說這話有什麽用呢？！
甲午年日本尋釁大清，就是聲稱“朝鮮乃帝國首先啟發使就與列國為伍之獨立國”，並以保障朝鮮的獨立作為借口尋機向大清發難。
此例一開，西方列強，也紛紛仿照日本與朝鮮簽約。而大清主管朝鮮事務的李鴻章則持樂見其成的態度。認為列強的加入可以抵製一部分日本的勢力。因此特別勸告朝鮮與列強簽約。1882年，朝鮮與美國簽訂《朝美通商修好條約》被認為是朝鮮打開國門的標誌。
1882年，朝鮮北方大旱，糧食大麵積歉收。這對本來就饑民遍地的朝鮮是雪上加霜。農民暴動此起彼伏，朝鮮軍隊已經13個月沒有關餉。漢城郊外的舊軍武威營和壯禦營官兵及家屬萬餘人，聚眾鬧餉。引發兵變。兵變發生後，各地饑民陸續參加，隊伍不斷壯大。造反軍仇日，為統一指揮，想到了被下野的大院君，萬餘人趕到大院君的住地，高呼口號，要大院君出來住持。大院君出現在造反軍民麵前，表麵上宣稱：吾老矣，聖上仁慈。…….但私下裏，召見造反軍領袖，並派出自己的家臣秘密加入造反軍，從中指揮。很快，造反軍就有了章法，分兵幾路，攻擊要點。並喊出政治口號——殺盡閔氏，殺死倭人。沿路殺官占府，攻擊倭館，殺死日本僑民，搗毀別技軍營地，日本教官堀本禮造被殺。日本駐朝公使館受到攻擊。日本駐朝公使花房義質不得已自焚公使館，率領公使館日本人，持槍邊射擊邊撤離，花房義質一行輾轉到仁川，在仁川府的幫助下，登上一艘英國測量船逃回日本。而閔氏集團手中唯一可以依靠的兵力，別技軍被造反軍搗毀，無力鎮壓，對局勢失去控製。造反軍攻入王宮，專殺閔氏，閔氏集團的高官大員及閔氏族人多被殺死。閔妃化妝成宮女潛逃出宮。此次事變，史稱“壬午兵變”。
麵對亂局，國王李熙手足無措，隻得請大院君入宮，宣布政歸大院君。大院君重登政治舞台。
朝鮮的亂局，大清竟然不得以聞，朝鮮臣服大清二百多年,大清竟然沒有向朝鮮派駐一個官員。朝鮮官方雖然使用大清的年號，但是民間仍然使用明朝崇禎的年號。所以，朝鮮內亂的消息是大清駐日本公使黎庶昌傳回國內的。
這一次大清到沒有無動於衷，立刻做出反應。這一方麵是，洋務運動使軍隊的裝備有所增強，尤其是海軍的建設，有了一些規模。另一方麵，日本吞並琉球的事件讓大清國上下都憋了一口氣。
這是候的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是張樹聲（李鴻章因丁母憂，皇上恩準了100天假日）。張樹聲一麵到處打聽朝鮮內亂的情況, 閔氏集團派駐中國的兩個人：領選使金允植和問議官魚允中，是張樹聲詢問最多的人。而這兩個人是閔氏集團的派員，所以，極力證明，朝鮮內亂是大院君在背後指使，要求清廷出兵平亂。再說，按大清的正統觀念也隻能這麽理解。這就做成了以後大清在朝鮮沒有盟友的悲劇。
8月10號，張樹聲派出有外交經驗，懂英法兩門外語的道員馬建中，和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鮮問議官魚允中率領威遠、超勇、揚威三艘軍艦趕赴朝鮮，調查事件；一麵向清廷奏請出兵；同時隻會李鴻章。終於邁出了大清兩百年來幹涉藩屬國內政的第一步。
前赴朝鮮打探實情的丁汝昌於8月14日回國（馬建忠本人和魚允中則繼續留在朝鮮“觀變”），攜帶了馬建忠力主出兵朝鮮的湊紮，馬建中建議說：“乘迅雷之勢，直取王京，掩執逆首”。為了壓製日本，鞏固自己在朝鮮的宗主國地位，清政府終於同意出兵幫助朝鮮王國平亂，準備以宗主國身份興兵問罪。
1882年8月17號，淮軍將領吳長慶、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帶領北洋水師 “楊威號”、“超勇號”、“威遠號” 三艦和數艘招商局的商船承載3000名淮軍士兵出兵朝鮮，朝鮮人金允植隨行。
書行至此，我們不得不稍作停頓，因為按順序，我們將引出一個大英雄。他就是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袁世凱。袁世凱的發跡，起自朝鮮。所以，我們不得不將袁世凱的情況介紹一下。
袁世凱祖籍河南項城，袁家幾百年來，讀書耕種，未曾發跡。隻是到了袁世凱祖父那輩人，袁氏突然開始發跡。科舉社會裏，絕大部分讀書人都是靠科舉成命，一旦中了進士，授了實職，家族慢慢就可能發跡了。
袁世凱的曾祖父袁耀是庠生，生有四子，長子袁樹三是廩貢生，曾署陳留縣訓導兼教諭；次子袁甲三是進士，官至欽差大臣漕運總督；三子袁鳳三是庠生，曾任禹縣教諭；四子袁重三是生員。
袁樹三有子二人，長子袁保中是附貢生；次子袁保慶是舉人，官至鹽法道。袁甲三也有兩子，長子袁保恒道光庚戌年進士，次子袁保齡同治壬戌年舉人。
袁氏一族的發跡，起自袁甲三。道光十五年袁甲三進士及第，充軍機章京。後因太平天國事起，同曾國藩一樣住持團練防匪。袁甲三確有天生將才，在他住持下，接受別人散亂之兵在安徽河南交界地，同時與太平軍和撚軍交戰，屢戰屢勝，官位也不斷上升。雖未像曾國藩那樣獲得更大的財政之權，但與戰爭上戰功卓著，卻更顯得難能可貴。
袁甲三的高位，自然帶動了家族的興旺，也造就了他下一代的幾個才子。他的長子袁保恒頗具將才，在軍中屢建戰功。二子袁保齡被譽為“中國軍港建設第一人”，旅順港就是他住持建設的。
袁甲三的同母大哥是袁樹三，也是袁耀東的長子，本來兄弟二人都拚命的學習八股文，希望科舉成名，出人頭地，但因，家計艱難，作為老大的袁樹三隻得放棄研讀文章，而以廩貢生的資格去陳留做了訓導兼攝教諭。由於袁樹三在當地的口碑極好，被欽差看上，以小小的訓導職位去住持黃河決口的修繕工作，後來累死在黃河大堤上，膝下兩個兒子：袁保中和袁保慶。
長子袁保中一生沒有做官，但捐過一個“同知”，在家族中以嫡長子身份主持家政農活。次子袁保慶則官至二品，實授“江寧鹽法道”，掌管江寧（南京）府的食鹽事業。
所以到袁世凱出生時，袁家已是官宦大家，一方望族。
1866年，袁保慶回家省親，看到活潑愛動的袁世凱，很是喜歡，考慮到自己不惑之年膝下無子，向大哥求將袁世凱過繼，以繼煙火。袁保中當然沒有不同意的。
要說袁世凱生來就與戰爭有緣。據說，袁世凱出生之日，剛好家裏也接到袁甲三大勝仗的消息。袁保中就想出了一個“凱”子，再查家譜排的序，應該是世字輩，所以就有了“袁世凱”這個名字。
袁世凱隨袁保慶住在軍中，耳聞目睹，就有了軍人習氣。袁保慶死後，關係最近的袁保恒和袁保齡共同撫育袁世凱，袁世凱就了解了很多辦事的方法，治軍的道理。
不久他的生父袁保中、叔叔袁保恒。老家袁氏將家產分家，袁世凱在袁保慶的名下分得一份厚厚的家產，這時他隻有十九歲。這下他可以任意揮霍了。他不事農活，整天喜歡飲酒賦詩，談論時事，談論兵道，曾在家鄉成立了兩個詩社，不久仗義疏財，接濟窮士，有古士之風的名聲，就傳播出去了。當時，徐世昌正窮困潦倒，在陳州開館教小孩子讀書的，慕名到袁家拜訪袁世凱，兩人議論時政，吟詩唱和，相見恨晚。很快就結為金蘭。不久袁世凱就出資支持徐世昌赴京趕考。徐世昌走了。袁世凱終於憋不住了，1881年，袁世凱帶領家人舊部幾十人投奔吳長慶。淮軍將領吳長慶與袁保慶是金蘭兄弟，以前就見過袁世凱，對袁氏的投奔很歡迎。1882年，朝鮮事發，袁世凱以軍務處幫辦的身份隨吳長慶出征朝鮮。這一年，袁世凱剛好22歲。
從後來，袁世凱在朝鮮的表現，出手就不凡，看得出，出入官僚衙府，將軍幕府自然會耳聞目濡。所以經驗和學習，對抓住機會是多麽的重要。所以那句話——機會屬於有準備的人。
袁世凱的職位，就相當於抓後勤的，但又負責規劃行軍路線，有點像參謀的角色。8月20號，大清軍隊抵達朝鮮，這時，吳長慶探知，日本艦隊已先於大清到達朝鮮，駐紮仁川。為避免衝突，吳長慶選擇在距仁川七十的馬山浦登陸。吳長慶下令要部隊迅速下船登陸，並布置營地。命令下達後，有營官報稱，士兵不習乘船，多有暈船，請在時間上稍緩。吳長慶大怒，令袁世凱代理此營官指揮。袁世凱指揮若定行事果斷，兩個小時內即登陸並布置完畢。深得吳長慶欣賞，當眾給予表揚。中國軍隊受到當地朝鮮官員和百姓的歡迎。
軍隊駐紮朝鮮，難免有散亂入村，搶奪百姓雞鴨魚肉，柴米油鹽，及生活用具的現象。吳長慶又將整頓紀律的任務交給袁世凱，並頒以令箭，執掌處罰權。據張騫回憶說：當張騫陪同吳長慶進駐行館後。
袁世凱來匯報說：現有事須稟明大帥。
吳說：好好，你說吧。
袁世凱說：軍隊中有搶掠朝鮮百姓的事發生。
吳長慶不待袁世凱把話說完，焦急的厲聲說：你為什麽不嚴辦？！
袁世凱答道：我已請出令箭，斬首七人。現有七顆人頭在此。說罷將人頭呈上。
吳一邊看著呈上來的人頭，一邊對袁世凱說：好孩子，好孩子，你不愧為將門之子。
事後有人作詩，揶揄袁世凱說：“本是中州假秀才，中書借的不須猜；今朝大展經綸手，殺的人頭七個來。”
經過這件事，吳長慶在治軍上更加依賴袁世凱。更他給多的領兵機會。
朝鮮當時的情況是，全國上下抗日情緒高漲，大院君重掌政權。日本公使花房義質已經率領部分日軍於8月16號到達漢城。大院君本不準花房進城，但由於花房義質帶兵而來，日本兵臨城下，大院君迫於壓力，19日同意日軍入城。花房義質在昌德宮謁見了朝鮮國王李熙和大院君，並與負責接待的朝鮮領議政洪淳穆、禮曹判書李會正等人談判。花房義質提交了一份“要求函件”日方在“要求函件”中提出了七項條款，包括懲辦壬午兵變凶徒、對日本遇害民官民和各種損失給予賠償、增開通商口岸和駐兵權等，並威脅朝鮮政府以三天為限答複。洪淳穆等人借口為閔妃辦理國葬而一再拖延。花房看出朝方的拖延戰術，怒稱談判無法進行，準備開戰，率兵撤出漢城，退回大本營仁川。漢城居民和官員人心惶惶，一日數驚。大院君準備全民抗戰，擊退日軍。這時，清軍已經抵達朝鮮的大院君獲知此訊喜出望外，馬上派人聯絡清軍。
花房義質一怒之下撤出漢城的舉動，給清軍創造了一個機會。本來由於吳長慶赴朝時，已獲訓示：避免與日軍作戰。所以雖然清軍人數多於日軍，但是為避免衝突，吳長慶沒有進城。
在見到大院君派來的人，獲知日本撤兵這個契機後，馬建中率領兩百清軍進入漢城見到了大院君，大院君清馬建中調停朝日衝突。
而吳長慶也領大軍與8月25號先於日軍進駐距漢城7裏地的屯子山。26號吳長慶將軍務布置停當後即入漢城，並見到大院君，稍作交談，即退出。當天午後，大院君親赴吳營回訪，雙方筆談，由午之暮，吳長慶預作安排，大帳裏隻留馬建中一起與大院君筆談，大帳外麵，袁世凱領人出麵擋住了跟隨大院君的衛隊，而丁汝昌親率有一百餘名水兵也已侯在不遠處。
馬建中同時潛派人員與日軍溝通，將清軍準備扣押大院君的平亂方案預先告知日軍，獲得日軍的諒解。在這做了些鋪墊之後，馬建中陪同吳長慶一起與大院君筆談。日暮時分，得到信號，知道丁汝昌已經準備停當，馬建中隨即改變語氣，問大院君說：“君知朝鮮國王為皇帝冊封乎？”大院君答道：“知之。”，馬建忠又道：“王為皇帝冊封，則一切政令當自王出，君六月九日之變，擅竊大柄，誅殺異己，引用私人，使皇帝冊封之王，退而守府，欺王實輕皇帝也，罪當無赦。”不待大院君狡辯，吳長慶一個手勢，兩邊武士簇擁大院君出賬，大院君被迫坐進早已預備好之肩輿，在丁汝昌率領的水兵的押解下，匆匆趕往北洋水師駐泊地，連夜登上船，押往中國天津，後轉保定軟禁。
評：
中方逮捕大院君結束兵變事件，表麵上看是因為他是壬午兵變的“禍首”，實際上，也不免是為了避免與日本發生衝突。又討好日本的成份。
唉，中國清末民初對日本的很多屈辱史，都是由於怕惹事，而屢屢肇事的；想和平而屢屢被戰；想委曲求全而往往不能得全。此並非我一人所見。有位知名台灣曆史學家也寫過類似的話語，他寫到：“翻看一部近代中國史冊，不知有多少恥辱與損失皆由此一“委曲求全”的苟安心理所招致。結果是怕事反而有事，怕損失反而受到更大的損失。這實在是中國人應該永遠記取的曆史教訓.”.
毛澤東那句話：“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是有些道理的。
扣押了大院君，造反部隊群龍無首。8月28日傍晚，吳長慶再派袁世凱將大院君的大兒子大將軍李載冕誘拘於南別宮，以北洋水師派兵看守。當夜，吳長慶調派副將張光前、何乘鼇，總兵吳兆有，率兵3營，掃蕩亂兵駐地，經過短兵巷戰，直到天明，共生擒170餘人。後吳長慶進行甄別，整治主犯，脅從不問，找出主犯十人，就地斬首。其餘釋放回家。亂軍遂平。
9月，吳長慶派出兩路分隊，尋找閔妃，10號，找到閔妃。13號，閔妃在清兵保護下返回王宮。重掌大權。從此，閔妃由親日變為親清（而大院君則恨死大清了。）。
此事件，日本吃癟，眼看著大清官員行事而無可奈何。這是大清自鴉片戰爭以來，在外交事務上第一次露臉的一件事（另一次，就是袁世凱處置甲申政變）。
此件事之後，李鴻章為了防止日本偷偷對朝鮮下手，下令北洋水師定期巡視朝鮮元山、釜山、仁川，江華等地，直至甲午海戰發生。
同年10月，吳長慶向清政府報上有功人員，稱袁世凱“吳長慶以“治軍嚴肅，調度有方，爭先攻剿，尤為奮勇”，清廷遂封袁世凱“以同知分發省分，前先補用，並賞戴花翎”。袁世凱跳過科考這道門檻，正式進入仕途。
日本人看著大清官員隨心行事，評定朝鮮動亂，自己曬在一邊涼快。恨得牙癢，但迫於清軍勢大，也隻能撈點外快。朝鮮政府聽從李鴻章的建議，主動提出與日方談判。華房義質欣然同意，雙方在濟物浦的日艦讓會麵，談判中，朝方代表每每要把日方的要求匯報給馬建中，聽從馬建中的意見。誰知馬建中竟在李鴻章的大意之下，讓朝鮮跟日本簽訂了一份（是為兩份，一份是《濟物浦條約》，一份是《朝日修好條規續約》）對朝鮮不利，對中國更不利的不平等條約。條約主要內容體現了日本的要求，即：懲凶、賠款、駐兵、謝罪。
朝鮮答應賠償（後在文字上修改為“填補”）日本人員及資產損失55萬元，同意日本處於保護日方公使的目的，在公使駐地附近駐軍。此舉為日後，日本入侵朝鮮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評：大清雖然在處理兵變上占上風，但是由於主政大局的李鴻章一味的向日本遷就妥協，使整個事件變得，大清掙了麵子，日本不戰而得了裏子。戰前：避免與日本開戰，不要讓朝鮮得罪日本的指導思想，才有了扣押大院君要先知會日本人，獲得日本人的諒解，事後，又要求朝鮮與日本簽新約，使日本獲得賠償，和駐兵權。自己給自己找麻煩。李鴻章錯莫大焉！
但當時的清議則沒有看這麽深，隻是把指責到落到了馬建中的身上。
袁世凱也看出了，馬建中的意見將在日後給中國給朝鮮帶來的麻煩。因此他毫不客氣的對朝鮮接待清軍的朝鮮官員金昌熙說：“貴國之事如治瘡，然交涉之人（指馬建忠）挾日本以自重，交涉之人一日不死，則瘡不可為也。”袁世凱這樣詛咒馬建忠。也不知道是馬建中參透了李鴻章的大意,還是真的是馬建中自作主張。
李鴻章對日本的政策，實際上就是一種綏靖政策。他顯然沒有料到，對日本越退讓，就越激起了日本的侵略欲望。而且他還有一種幼稚的認識，他總認為，他本人與伊藤博文私交不錯。以普通人之間的朋友關係來看待他與伊藤博文之間的。他忘記了，他們兩個人是國之重臣，所言所行是代表兩個國家的，不能簡單的以普通人的朋友關係論之。他們兩人的私人關係再好，但在國事上是身不由己的。
“壬午兵變”後，閔妃重新掌權，但其內部開始分化成“保守”與“開化”兩派。“保守”派掌權，堅持舊秩序，思想上親清，因而得到吳長慶、袁世凱的支持；“開化”派親日，開化黨是由金玉均、洪英植、樸泳孝、徐光範等貴族青年組成，希望依靠日本的勢力，推翻“保守”派政權。兩派明爭暗鬥，朝堂上的矛盾日益加深
1884年4，受中法戰爭的影響，李鴻章調吳長慶率三營官兵回國駐防。其餘三營留在朝鮮，由記名提督吳兆有、總兵張光前統帶。袁世凱這時已暫露頭腳，受到吳長慶和李鴻章的欣賞，也留在朝鮮，被授予“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防務。”之職。
由於袁世凱在“壬午兵變”中出色的表現，事變平息後，袁世凱獲朝鮮國王及閔妃青睞。並向大清請求留袁世凱為朝鮮訓練新軍。袁世凱後來獲得在小店練兵的職位，應該說是始於朝鮮的這段經曆。也由於袁世凱和王室來往密切，日本人有意在書中，詆毀袁世凱，說袁世凱當時與閔妃有染。
好了，閑話少說，書歸正傳。中法戰爭，大清馬尾海軍全軍覆沒，大清式微消息傳來，“開化”派認為有機可乘，遂勾結日本人密謀發動政變。
這群年輕人，比較崇洋，平時跟日本人走的比較近，這年11月，金玉均、樸泳孝二人去日本公使館比賽圍棋，日本駐朝鮮公使竹添進一郎擇機對他們說：“清國之將亡。汝等為貴國有誌於改革之士，不可失此機會。”金玉均說：“公使說得對，中法開戰，清國必敗，這倒是擺脫中國束縛的大好機會。”竹添進一郎拍拍金玉均的肩膀說：“我在日本時早就聽你說膽識過人，果然如此。”金玉均說：“公使誇獎了。”竹添說：“不要客氣，你們跟我來，有一個秘密計劃告訴你們。”金玉均和樸泳孝棄下圍棋殘局（也許下棋就是個幌子。），跟竹添進入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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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一番活動，幾個年輕人（即所謂的“開化”派），決定在12月4號，乘郵政局落成典禮，舉行宴會之際發難，刺殺掌權的“保守”官員挾持國王。當天，郵局總辦洪英植邀請政府顯貴官員、外國使節以及中國駐朝鮮商務委員陳樹棠赴宴。日本公使竹添托病未到，在使館等待起事的信號。當舉行宴會之時，“開化”派暴動份子和日本人策劃在屋外安置一枚炸彈，以炸彈爆炸為號動手，同時炸彈的爆炸必引發發動亂正好趁機殺人。誰知事到臨頭炸彈啞火炸不響，隻好臨時改為將傍邊的一座房子點燃，屋裏各官員看到傍邊火起，紛紛除外查看，“開化派”份子一擁而上，亂刀砍倒“保守”派大員閔泳翊（未死），其他官員各奔東西。“開化派”首領，急急奔回王宮，趁亂入宮，向國王謊稱是清軍作亂，逼國王“日本公使來衛朕”的敕書，召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率兵進宮護駕。竹添得信，即率領100日本兵進宮。當晚“開化”派接著發矯詔，召“保守”派六大臣入宮殺之。
這次事變史稱：朝鮮“甲申事變”（由於開化派主張打開國門，接納西方，被有些人稱為：朝鮮的資產階級革命）。第二天，開化派即緊鑼密鼓地組織政府，並以國王的名義函告各國使節，而這些使節，事前都程度不同的與開化派有些聯係，到此時自然樂意捧場。紛紛進謁國王，祝賀新政府成立。一時間博冠玉帶，車水馬龍，好像政變已經大功告成，可以彈冠相慶了。
開化派最大是的失誤是忽略了袁世凱的存在，上文說到，袁世凱與閔妃關係密切，且正在為朝鮮國王訓練新軍，其果敢作風，勇於任事的態度很受吳長慶、李鴻章等人的欣賞。
參加新郵局大廈落成典禮的陳樹棠，逃離動亂現場就奔了大清軍營，但是陳樹棠並不了解事件的全部情況。執掌兵權的吳兆友，張光前、及軍務幫辦袁世凱，聽了陳樹棠哆哆嗦嗦的報告後，不摸實情，決定查看一番。即由袁世凱帶領兩百士兵連夜前去查看情況。袁世凱帶兵趕到郵政局時，已是人去樓空。隨後趕去王宮，看王宮四門緊閉，不得要領。碰到新軍前後兩營朝鮮並進王宮，袁世凱上前打聽，帶隊的軍人隻說是護衛王宮，具體發生了什麽事，他們也不清楚。袁世凱等不到實情，不敢輕舉妄動，隻好帶兵回營。
直到次日下午，才獲知是開化派政變，舊大臣多已被殺，開化派已改組政府。英、法、美國公使則是知會陳樹棠，要求清軍保持中立。事變當天金允植也派人來告說：請不要動兵，以免傷及國王。而得以脫身的舊大臣，則逃奔清軍營地，“痛哭乞師”，請求清軍出兵平叛。
清軍將領對於目前這種嚴重的事態，應該采取什麽行動意見不一。吳兆友、張光前及陳樹棠主張立即呈報北洋（李鴻章），等候指示。
但是袁世凱認為，等北洋的指示“緩不濟急”。作為監國身份的清軍，不能對政變袖手旁觀，無所作為。清軍駐此就是代表皇上的，動亂劫持國王就是欺君，清軍應該立即彈壓動亂，恢複秩序。吳、張、陳、袁幾個人一時不能形成統一意見。
政變第三日一早，由開化派組成的新政府，公布了“新政綱”其主要內容有：“廢止朝貢虛禮”；“廢除門閥，確立人民平等之權，以人擇官，勿以官擇人”；“改革全國地租法，杜吏奸而紓民困，兼裕國用”；“革罷內侍府”，等等。似乎是政變成功了，“開化”派高興的太早了。新政張貼公布，漢城官民始知是開化派勾結日本人發動了政變。一時人心浮動，朝野都有人奔清軍大營通報，乞師勤王。金允植也逃到大清軍營哭請王師靖難。
清營裏麵又一番爭論，吳張陳三人，無法說服袁世凱，袁世凱激憤的說：北洋如有怪罪，甘願一人承當。吳張考慮到袁世凱的背景，及來朝後的作為，隻得同意袁世凱的意見，立即行動。 但是吳兆友，還是認為按照大清與日本的《江華條約》必須知會日方，應該通知日本駐軍，免得誤會。6號早上10點左右，大清在朝駐軍致函日本公使竹添進一郎，告知日方，清軍有維護朝鮮安定之責。希望日本諒解。直到下午4點，日方沒有回應。吳、張、袁三人討論後認為不能再等，立即發隊出兵。袁世凱率兵攻中路，吳兆友、張光前從左右兩側向王宮攻擊。中路軍在二道門遇到抵抗，一時槍聲大作，守王宮二道門的是日軍，據建築物向下射擊。袁世凱發現守軍中有日軍，即派軍中訓導陳長慶去找竹添交涉，竹添拒不接見，而日軍向清軍猛烈射擊，清軍亦猛烈還擊，日軍放置的一顆炸彈爆炸，炸死炸傷袁部數人。為鼓舞士氣，袁世凱身先士卒，清軍奮勇向前。此時樸泳孝等督率朝鮮新軍前後兩營來助日本人抵抗。中路戰事激烈。激戰中朝鮮軍前營死傷慘重，樸泳孝怕死先逃，後營所剩100餘人，倒戈加入袁世凱的部隊，開始向日軍射擊。日軍處境更糟，開始後退，直退到後苑的山上（朝鮮王宮背後是座山），吳兆友、張光前與袁世凱中路軍會合，包圍日軍占據的山頭。這時天已經黑了，當時吳兆友、袁世凱等人以為國王被日軍裹挾，擔心天黑恐傷及國王，決定暫時撤圍，日軍得以逃回日公使館。
袁世凱率領一營清軍及朝鮮新軍左右兩營，直奔王宮正門，吳兆友和張光前也分別領兵左右包抄。此時國王和閔妃被軟禁在景佑宮。袁世凱在正門揮軍直入，遭到守軍抵抗，袁世凱身先士卒，王宮守軍看到清軍到來，而且又是袁世凱領兵，守軍中有幾百人是受過袁世凱訓導的，此時臨陣倒戈加如袁世凱的部隊。開化派並無多少實力，全靠日軍的武力支撐，但是竹添進一郎隻帶了100名日軍，自然不是袁世凱所率兵力的對手。幾百守軍一倒戈，開化派與日軍組成的守軍立刻瓦解。竹添自知不能抗衡，索性丟下政變諸人不顧，率兵逃走。
混亂中閔妃攜王子逃出王宮投奔清軍大營。袁世凱領兵占據王宮，卻不見國王，經多方查詢，並公告懸賞知情人，終於在晚上後獲知，國王被洪英植領人劫往城北關帝廟，袁世凱立刻領兵而往，國王知道清軍來到，要出廟接受清軍保護，死硬份子洪英植，百般阻撓，被在場的朝鮮軍人當場殺死。袁世凱救出國王，帶往清軍大營。
翌日，袁世凱帶兵送國王及閔妃回宮，恢複舊製，政變遂平。為防有變，袁世凱親自帶兵駐紮王宮，穩定人心。從此朝鮮一切政務皆先稟袁後遞國王。
竹添進一郎逃回使館後，遭到漢城反日百姓的圍攻，十分恐懼，親自將使館點燃，然後率日本人和開化派首領金玉均、樸泳孝等人逃往仁川日本領館。後逃回日本。從此日本更加仇恨清國（無論有無此事變，日本從國策上講，都是要侵吞朝鮮，侵略中國的。）。
經此事變，袁世凱更認為，應該加強對朝鮮的管理，１２月１５日，他將事變情況，寫了一份報告給李鴻章。對處理朝鮮藩屬的關係，他獻計說：
“此時為朝鮮計，或戰或和，在中國不難即了。然泰西方盛，數年必有異謀，則中國尤難防禦，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國，即派大員監國，統率重兵，內治外交，均代為理，則此機不可失也。”
袁世凱寫到：
“朝鮮非琉球、安南可比，如資他人，中原焉能安枕？伏乞先派兵輪十數艘，陸軍數千，先入屯紮。日人見人心不附，又有我兵先入重戍，不可幡然乞和。否則日兵先至，中國落後，尤難措手。”
對付日本人則“示以必戰，則和局可成；示以必和，則戰事必開。”
高論！！！
評：
筆行至此，我不得不為袁世凱喝聲彩！所論甚是高見！然此觀點又為常識也！無論是雙方對戰，或是生意場上，擬或普通人之間，這點智慧都是要有的。但往往由於每個人性格的不同，膽識的不同，而用不好這句話。看看李鴻章住持的外事，弄得如此之遭，就是一個活列子。
而李鴻章接到在朝官員的陸續匯報後，是又驚又喜。驚的是，朝鮮國的政變，喜的是袁世凱能麵對事變，勇於任事，果斷處置，為大清保住了地位和顏麵。長了大清的誌氣，滅了日本人的威風。但也多了一份憂慮，憂慮日本肯定是要來糾纏的，如何應對，憑增一份憂慮。
不出李鴻章所料。日本公使竹添回國以後，誣指袁世凱無故攻擊日軍，傷害日商，燒毀日使館，大肆鼓動懲袁反華。日本社會上出現遊行示威，喊出“膺懲清國”的口號。而袁世凱駐紮王宮，勢壓國王，也遭到大清朝內一些人隻會玩嘴皮子，紙上談兵的人指責，甚至也有人附和日人聲勢指責袁世凱“擅起邊釁”。李鴻章在內外壓力下，隻得派吳大澄、續昌赴朝查辦。吳兆友等人本來就是被動附和了袁世凱，現在上峰追查下來了，當然要與袁世凱劃清界限。為了撇清關係，不惜乘機添油加醋地揭發袁世凱豢養官妓、販賣煙土、貪汙挪用軍餉等事情。
實際吳兆有等人判斷錯誤，李鴻章內心是十分欣賞袁世凱的，李在處理外事中受盡了窩囊氣，正無處發作，正是袁世凱這個隻有25歲的年輕人，讓他吐了口惡氣。從以後李對袁世凱的維護和提拔上就可以看到這一點。
1885年，吳大澄等人到達漢城，即令袁世凱撤回在王宮內的駐軍，不得妄動，聽後查辦（有點雙規的味道）。但經吳大澄和續昌查證，多為誣陷之詞，但也確有挪用軍費，資助事變中死難官員家屬的事實，李鴻章令袁照數賠償。
對來自國內的這種不公待遇，袁世凱心灰意冷，遂以家母生病為由，請假省親，袁世凱乘坐吳大澄回國的船一同回到天津。免不了要進見李鴻章，袁世凱當麵向李鴻章獻治朝之策。袁世凱說：日本屢挑事端，吞並朝鮮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我國欲保有朝鮮應“乘朝鮮內敝，而日本尚不敢鯨吞朝鮮，列強亦尚未深入，我政府應立即徹底收拾朝鮮，建為一個行省。”此為上策，如其不然比為所累。而下策是：“門戶開放，免得與日本或帝俄衝突，索性約同英美德法俄日意各國，共同保護朝鮮。”李鴻章當麵未置可否。袁世凱隨後回到家鄉項城。而李鴻章隨後對朝鮮的政策，不幸偏偏就是選的袁世凱的下策。此時天意，還是性格使然？！
評：
從以後朝鮮的事態發展，及對中國的影響看，袁世凱的上策頗為正確，頗有預見性。可惜沒能實現。
前文書說到，袁世凱的幾個長輩已去世，唯有四叔袁保齡正在旅順監督建設軍港的工程。聽聞他擺脫困境回國，十分讚賞，曾寫信給家人說：“凱侄脫身回裏，覺此子狡獪，亦複勝其癡叔矣。”。袁保齡被譽為中國現代軍港建設第一人。對旅順港建設頗有貢獻，受到李鴻章的稱讚，也受到當今學者的稱讚。
清兵撤出王宮，袁世凱獲罪消沉，日本又活躍起來，日本全權大使（日本外務卿）井上馨率兵千餘人進駐漢城西門外京畿道，隨後井上馨帶衛隊200人入宮，威風凜凜地要求與朝鮮談判，由於朝鮮為大清屬國，無外交權力，朝鮮國王讓日本人去找大清談判。由此，1885年2月，日本國派宮內大臣伊藤博文來天津，與李鴻章談判朝鮮事宜。
談判從1885年2月17號開始，日本人對袁世凱的怨氣未消，談判一開始，就提出“懲辦袁世凱”的無理要求，為李鴻章堅拒，日本方麵並不鬆口。不得已，李鴻章表示，將以私人名義“行文戒飭”袁世凱，日方也算是找到了台階，不在提懲辦的事。李鴻章對袁世凱的厚愛，袁保齡感同身受。袁保齡曾寫信給袁世凱說：“伊藤此次極力欲撼汝，尚賴合肥相國持正，頗費唇舌，此節自是可感。”同一時期，袁保齡也曾至書李鴻章的親信幕僚章晴笙說：“凱侄得我帥力持正論以覆庇之，感切心骨。”。
會談至三月四日結束，議定了三項條款，主要內容為:（一）自簽約日起，四個月內中日盡撤駐韓軍隊；（二）中日兩國都可派員教練韓兵，但如果朝鮮選擇別國人練兵，則中日兩國均無庸派員在韓教練；（三）遇有重大事件，中日兩國派兵赴韓，應先互相照會，事畢，雙方均須撤回，不能留防。
有了這三項條款，大清等於將自己在朝鮮的特權讓出一半給日本。如此委曲求全的行為更加鼓勵了日本的野心。隨後幾十年間，日本人的野心就是在中國官員的懦弱退讓下，一步一步獲得增強。
大清退縮了。野心極大，做事粗放的俄國趁機欲插足朝鮮事務，此舉雖遭到英國的抵製。但是俄公使與閔妃聯絡密切，引發李鴻章的擔憂。為抵消俄國聯絡閔妃在朝鮮的影響，李鴻章竟然天真的認為，此時將大院君李罡應送回朝鮮，將對大清有益。他忘了大院君被扣押數年，已對大清有恨。而閔妃集團，由於屢受大清的保護，已傾向大清。聯絡俄國勢力，隻是因為大清自甘懦弱，委屈退讓，讓閔妃感到大清不可依，這才想尋找新的靠山。這時李鴻章要送大院君回國，豈非給閔氏集團找對頭？！自然引發閔妃對大清的不滿。李鴻章做出這件無厘頭的決定，實在是匪夷所思！可以說：亂朝鮮者李鴻章也！！！
要送大院君回國，李鴻章初擬派丁汝昌率水師送大院君回國，剛有此議，即為日本獲知，日本駐華公使，即前往李鴻章處質詢大清派兵的意圖。李鴻章馬上退宿了，派兵不行，隻有輕車簡從，那派誰擔當此任？李鴻章想起了獲詬消沉，在老家賦閑的袁世凱，李鴻章認為最佳人選非袁世凱莫屬。袁世凱接到李鴻章電召即赴天津，一到天津，李鴻章就撥冗接見。62歲的李鴻章見到26歲的袁世凱，心懷喜悅，因為覺得後繼有人。李鴻章開心的說：“今如演戲，台已成，客已請，專待汝登場。”但是袁世凱此時心情並不樂觀。因為，李鴻章怕刺激日本人，規定袁世凱此行不準帶兵。蹈是非之地，不帶兵讓人不踏實。
當袁世凱說出自己的憂慮後，李鴻章笑著說：“韓人聞袁大將軍至，歡聲雷動，誰敢抗拒？……汝帶水師小隊數十登岸做引導足矣。”此話可見李鴻章對袁世凱有信心，但也可以理解為是一種自我調侃，因為，不讓袁世凱帶兵的根本原因還是怕刺激日本。可見當時李鴻章恐日症之嚴重。這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中國人的忍讓心理。
對於這種安排，袁世凱的四叔袁保齡聞之也很擔憂。當年8月他寫給袁世凱的信中說：“帥與我電謂：‘慰庭聯合李、閔、送大院君必妥’。亦知我不放心，極力獎汝以慰我，意自可感。……汝此行既不帶兵，則往來皆取輕快，九十月間趕封凍能回沽最妙。若帥意必欲以商務相屬，仔細思之，殊為不妥。汝以少年早得重名，此後但患不穩，不患不富貴，躋府道，固意中事。古人有雲：‘灼灼園中花，早發還早萎，遲遲澗底鬆，鬱鬱含晚翠’。我曆宦途二十年，觀世觀人，益歎此語不謬。盼汝送大院君畢，他日隨師船曆練海洋，成就一個大人物，以為報國顯親之地，不願汝履虎尾以求名利也。”
評：
應該說袁保齡的一個擔憂“早發還早萎”，一個願望“成就一個大人物”都在袁世凱身上實現了。袁世凱少年得誌，57歲在全國聲討中鬱鬱死去，應該說是“早發還早萎”，而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位大總統應該說是“成就一個大人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