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嘯
以史為鑒、通達古今、活個明白
日清戰爭
中國的近代史是一部深受外國影響的曆史，其中,日本對中國的曆史變遷影響最深、最大（影響很深、很大的還有俄羅斯和後來的蘇聯）。所以我們不得不,不惜筆墨講述一下中日關係。中日近一百多年的糾葛，就得從日本與清國說起，所以我們把這段曆史前期日本與清國之間的戰爭叫做“日清戰爭”。
日本與中國大陸之間的聯係綿延千年，中間不乏戰爭行為。日本國的誌士們一直想對外擴張，之所以日本的誌士,千年以來一直有這種願望，恐怕與日本國域狹窄有關。誌士們的理想太高，誌氣太大。總想著治國、平天下（這個天下，不是像中國國內的士大夫們說的“天下”指的是中國境內。他們的“天下”可是實實在在指的是地球這個“天下”。）,可又自卑於日本國土狹小，人口稀少、資源匱乏。擴張就成了不二選擇。要擴展，向東是茫茫大洋，自無可圖；隻有向西擴張。向西就是朝鮮。我們一隻筆就先從日本侵朝說起。
據《新編日本王室史話》記載：公元200年，仲哀天皇病死，其妻 氣長足姫尊（這也叫名字?！），又稱神功皇後，不僅智慧，而且美麗，喪夫的變故沒有擊倒她。為了振興國家，為了凝聚人氣，不顧身懷六甲，毅然率部出征，當時征的就是朝鮮半島。朝鮮當時分成三個國家，百濟、高句麗和新羅，新羅王親自率兵出戰，打退了神功皇後。但是神功皇後，還是在朝鮮進行了一翻燒殺擄掠，搶奪了不少金銀財寶，書籍、圖冊回國。從此後，神功皇後被作為戰勝朝鮮的偶像被日本人崇拜。日本人並不以侵占別國，搶奪錢財、人口為恥辱。
時間到了19世紀中期，日本發生倒幕運動。鏟除了幕府，歸政於皇權。形成一統的國家。而此時的朝鮮正處在大院君攝政時代。在此我們有必要介紹一下19世紀中期的朝鮮政治形勢。
1863年（中國的同治二年），朝鮮國王哲宗李昪駕崩，李昪無嗣，在大王大妃趙氏的支持下李氏遠親李罡應之子李熙奪得王位。是為朝鮮第26代國王。李熙即位是年僅12歲，大王大妃趙氏效仿慈禧垂簾聽政，李熙的生父李罡應被封為大院君，攝朝政。開啟了大院君專製時代。
評：
朝鮮的李氏王朝由於是大清的屬國的原因，國王不能稱“皇帝”隻能稱“王”。所以，國王的正“宮”不能稱“後”隻能稱“妃”。
大院君李罡應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較深，感情上親近清國，將孔孟之道、程朱之學奉為正統，效仿大清施行閉關鎖國政策，極度排外、仇視西方文化，視西洋教為邪教。
1866年8月，美國商船謝爾曼將軍號兩帆武裝商船（水手及翻譯是中國人），攜帶大量商品，從中國芝罘（煙台）出發，到達朝鮮大同江入海口，隨後溯江而上，到達朝鮮黃海道黃州，要求貿易，被當地官府拒絕。謝爾曼將軍號繼續溯江北上，8月22號到達平壤府，途中將追攆他們的平安道中軍李玄益囚禁。在平壤府，朝鮮當地政府，謝爾曼將軍號同樣被禁止貿易。並因李玄益問題，雙方爆發衝突。水淺船大，謝爾曼將軍號掉頭不易，遭到朝鮮人的圍攻，朝鮮軍民用裝滿油料、和柴草的小船製成火船，順流而下，將謝爾曼將軍號引燃，混亂中，朝鮮人救出李玄益，美國商船上的人員或被燒死，或被殺死，無一幸免。這件事引發了美國政府後來的報複。
與此同時，1866年，大院君借助朝鮮普通百姓的仇洋心理，以鎮壓邪教為名，大刀闊斧屠殺朝鮮籍天主教徒8000餘人，處死11名法國傳教士，有三名法籍傳教士潛逃清國，報告了法國駐華公使。遂激怒法國政府。法國駐華公使發照會給清廷，照會寫到：
本年三月，高麗國王突發一令，將法國主教二人傳教士九人並本地傳教士七人，其習教男女老幼無數近行殺害。如此殘暴，自取滅亡。因其係屬中國納貢之邦，是以本國命將興師，以討有罪。……所有本國各路兵船，不日即可齊集朝鮮，暫取其國，後來再立何者為王以守此土，仍聽本國諭命施行。
清廷一麵安撫法國，要法國不要輕易開戰，一麵通報大院君預做準備。法國當然不會聽清廷的建議。1866年10月，法國分別從清國的煙台和日本的橫濱派出軍艦共七艘，士兵1500人，匯集朝鮮漢江口，攻占江華島（距韓國首府漢城約50理，水麵相隔約一公裏。）
大院君決意抵抗，派兵用木筏堵塞漢江口，防止法國艦隊朔江而上，進攻漢城。朝鮮人守在山頭上，占有地理優勢，法國軍隊兩次仰攻山路，為朝鮮人所敗，死傷幾十人。法軍在漢江口，盤桓月餘，看看無法取勝，加上天漸漸寒冷，立足困難，隻得退兵。史稱“丙寅洋擾”。
評：
大清的地位很尷尬，本是朝鮮的宗主國，本應為朝鮮仗義執言，有義務為朝鮮提供防務上的保證，可是，無能為力。攻打朝鮮的軍隊就是從煙台出發的，而且打了敗仗，又回煙台來療傷。大清不能有所作為，實為可悲。
抗洋期間，朝鮮國內也存在戰與和的兩種觀點，大院君堅決主戰，戰後，大院君為了杜絕主和派動搖軍心，特製“斥和碑”立於漢城，碑書：“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戒我萬年子孫。”
時間到了1871年，美國派出軍艦來報謝爾曼將軍號之仇，繼法國人之後，再占江華島，封鎖江華海峽，企圖以阻斷朝鮮漕糧的運輸通道，來使朝鮮政府屈服。大院君不為所屈，下令在漢城的大街小巷樹立“斥和碑”，並下旨說：
“此夷之所欲和者，未知何事。而以數千年禮儀之邦，豈可與犬羊相和乎？雖幾年相持，必痛絕乃以。若有以和字為言者，當施賣國之律矣！”
於是，朝鮮軍民同仇敵愾，堅決抵抗。美國艦隊一時也不能取勝，雙方時有交戰，時有對峙，相持到7月，美國艦隊看看不能取勝，隻得撤回煙台。史稱“辛未洋擾”。
在日本幕府政權倒台之前，朝鮮和日本之間保有來往約三百餘年。19世紀60年代，日本爆發倒幕運動，實現“王政複古”後，日本想到通知朝鮮，以試探朝鮮的態度。明治元年（即1868年），日本新政府令對馬藩藩主宗義達派人出使朝鮮遞交書函。
由於日本所遞交書函中有侮辱朝鮮的文字，理所當然地被朝鮮國以書函文體不合前例為由退回，兩國間相互不滿的情緒也日益加深。朝鮮國政府以文字的形式答複拒絕的原因如下：
- 對馬鎮守使書函之開頭，有所謂“日本國左近衛少將平朝臣義達”雲雲，此為以前事例所沒有。依照義達的功勞授予左近衛少將，這是日本的自由。隻是外交文書中沒有寫入的必要。且將“平朝臣”之官職名插入姓名之前，也是違反前例。
- 書函中蓋有新印，這也沒有前例。用以前由朝鮮所贈之印章為好。
- “奉書朝鮮國禮曹參判公閣下”雲雲，“公”字違反原有習慣，寫作“大人”為好。
- 書函中“皇室”字樣，這也沒有前例。
- “奉敕”之詞也同樣違例。
評議：
從朝鮮國的答複書中可以看到，日本對馬鎮守使的書函用詞確有輕蔑、侮辱朝鮮的文字。例如：在義達之前加“平朝臣”官銜。朝鮮本不承認日本皇室，看了“平朝臣”三字已經是憤恨滿腹了，所以含憤指出“皇室”、“奉敕”違例是可以理解的。至於說“公”字應改為“大人”就是調戲日本了。總而言之，兩國怨恨加深。
日本派使遞交書函碰壁後，又嚐試過幾次，但都不得國門而入。由此往後兩國間齟齬不斷。
朝鮮大院君對日本改變國體，親近歐美行為深惡痛絕，1772年，朝鮮東萊、釜山兩地的府官，下令將兩地草梁館（類似中國當時的會館，比如“廣東會館”；“湖南會館”。是日本商人及政府人員的駐地）的差官將來有侮辱日本人性質的文告張貼在牆上，文告以中文寫成。其中有以下文字：
“彼雖受製於人，不恥。其變形易俗，此則不可謂日本之人。不可許其來往我竟。所使船隻若非日本舊樣，則亦不可許入我鏡。”
此種言論是日本新政府斷難接受的。“征韓論”在這種大背景下適時而生也就順理成章了。
1873年，日本政府內“征韓論”甚囂塵上，日本新政府內的領袖人物因此分成嚴重對立的兩派。以遊曆歐美兩年剛剛回國的木戶孝允、岩倉具視、伊藤博文、大九保利通、山縣有朋為主的大臣反對派兵征韓，而以留在國內的西鄉隆盛、板垣退助、副島種臣、江滕新平為主的大臣則主張對韓動武。
雙方僵持不下，雙方都向天皇提出辭呈，最後征韓派的辭呈被接受，反對派岩倉具視被受命重組內閣。退出政府後的西鄉隆盛，並沒有善罷甘休，而是領導西南地區對政府不滿的武士們舉旗造反，最後西鄉隆盛領導的軍隊被政府軍打敗，西鄉隆盛自殺身亡。征韓論和西鄉隆盛的叛亂給日本社會和政治造成極大影響。
其實，征韓派和反對征韓派並沒有根本的厲害衝突，隻是對時機掌握有分歧而已。反對派裏的大將木戶孝允在1868年就向輔相岩倉具視提出過征韓說，大意是：
把朝鮮看作“保全皇國的基礎，將來侵略進攻之基本”，而“往朝鮮派遣使節，問彼之無禮。彼若不服時，宣布罪狀，攻擊其國土” 。木戶孝允也曾向日本政府副總裁三條實美進言說：“使朝鮮再納入皇國版圖，建立從前日本政府之地位。”
這樣一個征韓論的倡導著怎麽可能一下子就反對征韓了呢？
實際上，反對派並不是從骨子裏反對征韓，亦或是主張和平。而是因為他們遊曆歐美後，看到了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進步，深感日本落後，有必要把精力集中國內建設，奮起直追，實現日本的現代化。然後出兵統霸世界。
就像我們開篇所說的，日本的領袖人物都是有擴張領土願望的。沒有成功，隻能說是他們的悲哀。
早在幕府末期，長州藩誌士吉田鬆陰（當時的想家，明治維新的先驅，曾以開立私塾的方式培養了一些後來倒幕改革的俊傑人物，伊藤博文就是其學生之一。）就主張侵略朝鮮和清國。
吉田鬆陰在他的《幽室文庫》中寫到：
“凡英雄豪傑立事於天下，貽謀於萬事，必先大其誌，雄其略，察時勢，審時機，先後緩急，先定之於內，操所張弛，徐應之於外。......為今之計，不若謹疆域，嚴條約，以霸糜二虜（注：指英美兩國）。乘間墾蝦夷，收琉球，取朝鮮，拉滿洲，臨印度，以張進取之勢，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豐國之所未果也。收滿洲逼俄國，並朝鮮窺清國，取南洲襲印度。宜擇三者之中易者而先為之。此乃天下萬世、代代相承之大業矣。”
讀完這段話，就知道為什麽近代的日本，在現代工業化剛剛開局的情況下一再興侵略之事的原因了。
1855年當幕府分別與美俄簽訂友好條約，日本國內群情激憤，吉田鬆陰一麵激憤地反對幕府,痛心國弱被欺，一麵以現實的態度鼓吹說：“我與美、俄的媾和既成定局，不可由我方斷然背約，以失信與夷狄。必須嚴定章程敦厚信義，在此期間蓄養國力，割據易取的朝鮮半島和清國東北的土地作為補償。”
吉田鬆陰後因從事反對幕府的活動被鋪，於1859年10月27日上午，被處斬刑。時年30歲。
另起一節——牡丹社事件
在我們講述朝日關係期間，中日之間就因琉球人和台灣人的事，已經發生了大問題，所以，我們暫時擱下朝鮮，來談談中日之間的事情。
1871年12月，琉球國宮古島居民上繳年貢的船隊歸途中遇台風，船隻損壞，漂流至台灣東南部，船上一共69人，其中三人溺亡，54人被台灣土著牡丹社人殺害，有12人在當地漢民的救護下輾轉到福州回國，此事件被清國稱為“牡丹社事件”。日本維新政府，欲以此時為借口，染指台灣，實現其侵略擴張的野心。
注：第二年（即1872年）4月，日本小田縣居民4人，也遇風暴，船隻漂流島台灣，被原住民搶奪衣物。
1873年11月，日本維新政府派遣外務卿副島種臣以“中國派遣特命全權大臣”的身分出使中國，欲與李鴻章談判修約（注：日本要求參照中國對西方列強所訂不平等條約的條款，對1871年9月簽訂的《大日本大清國修好條規（約）》進行修約）。隨員柳原前光按照日本政府的指令，到清政府總理衙門以琉球屬日本國土的姿態照會清國，試探清國態度。
照會指出：“貴國台灣之地，…….貴國所施治者僅及該島之半，其東部土番之地，貴國全未行使政權，番人仍保持獨立狀態。前年冬我國人民漂流至該地，遭其掠殺，故我國政府將遣使問罪。”
注：
柳原前光說的沒錯，台灣雖然在1683年納入清帝國版圖，但是清廷（由於國土太大，而且由於滿人是陸上民族，對航海沒經驗）對於台灣的態度卻一直猶疑不定，所以對於台灣的治理僅隻限於已經開發的區域，而對於尚未開發區域則以劃分界線的方式限製人民越界開墾，並未納入有效的統治範圍內。
大清總理衙門大臣吏部尚書毛昶熙及戶部尚書董恂答複說：“生番殺害琉球人，即有所聞，但絕對沒有聽說殺害貴國人。……夫二島俱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裁決在我。我自有處置，我恤琉人，與貴國無涉，何煩過問？”
柳原前光爭辯說：琉球為日本的國土，清政府為何不懲罰殺害琉球人的番民？毛昶熙說：“殺人者皆生番，故且置化外，未加徹底追究。日本的蝦夷，美國的紅番等類也都不服王化。別的國家不也有這樣的事嗎？” 柳原前光說：“生番害人，貴國說不能究治，我國要自行對台灣島民調查之後，進行處置。為對貴國表示友好邦誼，故而事先照會。”
此番交涉，毛昶熙本意是為大清開脫責任，誰知正讓對方抓住了把柄——既是化外，貴國不能究治，那我們自行處置好了。
日本以琉球居民受害之說討伐台灣生番，既有訛詐的成分，也有事實的成分。雖說琉球自明朝洪武年間就向明朝進貢，後並接受冊封。但自從1609年，日本的薩摩島津藩入侵琉球後，琉球在暗中已經淪為薩摩的附屬，明裏是兩年一次向中國的朝廷進貢，還接受中國朝廷的冊封，暗中也向薩摩島津藩進貢，並學習使用日語，及日本貨幣。隻是在有中國使臣來到是，將日本人藏進山中，以躲避中國朝廷的使臣，怕被中國朝廷知曉。所以說，到19世紀中期，琉球人以臣屬兩國達二百五十多年。被史學界稱為“兩屬時代”。
有了前麵的鋪墊，1874年5月，日本政府派遣3000人的軍隊由西鄉從道率領，從台灣的射寮（今屏東縣車城鄉射寮村）登陸。與牡丹社部落交戰，牡丹社酋長阿實錄及長子戰死。其他觀望的部落，懼怕日軍力量，向日軍靠攏。6月1號。日軍派兵掃蕩抗日的牡丹社、高士佛社、女奶社三個部落。7月1號，三部落投降。日軍隨後在龜山建立的都督府。企圖長期統治台南。
大清朝廷聞聽日本出兵台灣後，一麵向日本政府提出質問；一麵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率兵赴台。與此同時，日本人也遇到了水土不服，士兵病死較多的問題。沈葆楨以軍隊為後盾與日本人交涉，在清軍壓力下，西鄉從道同意退兵，但要求賠款。事件由刀槍相見轉為在北京談判。在李鴻章住持下，大清與日本於當年10月簽訂《北京專約》。專約共三條，內容是：
- “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清國不指以為不是。
- 前次所有遇害難民之家，中國定給撫恤銀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清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兩，另有義辦之據。
- 所有此事兩國一切來往公文，彼此撤回注銷，永為罷論。至於該處生番，清國自宜設法妥為約束，不能再受兇害。
條約簽後，清廷同意以“日本國從前被害難民之家”名義，支付日本國撫恤金10萬兩白銀，同時支付日軍在台期間“修道、建房等”40萬兩白銀。
日軍則於12月20號全部撤出台灣。
評：
該條約開啟了兩件事。（1）等於承認琉球是日本屬地，琉球人是日本人。清廷從此失去了對琉球的宗主權。
（2）開啟了賠款的先例。
事後，日本依此約，強調琉球屬日本，而清廷則辯稱，條約所說的“保民義舉”是指小田縣的那四個日人人。本人認為，可能是清廷事後意識到條約上的用詞有漏洞，所以那4個人本人遮掩。否則怎麽會為了這四個日本人的衣物賠償10萬兩白銀？！
想到1879年，日本吞並琉球，改琉球為衝繩縣這件事。清廷也認識到了加強對離島實施有效治理的重要性。1885年，清廷下詔在台灣建省。台灣成為當時大清國的第20個行省。
說到日本入侵台灣這件事，就不得不提到一個美籍法國人李仙得。李仙得早在1866年就在廈門任美國駐廈門領事。曾處理過美國商船“羅布號商船事件”。在台灣呆過較長時間。對台灣社情十分了解。1872年，李仙得歸國途經橫濱市，被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聘為外務省顧問。李仙得倒也真是敬業，為日本政府的侵略擴張出謀劃策，竭盡全力。僅僅圍繞台灣問題，李仙得就向日本政府提交了幾十份備忘錄。其中不乏殫精竭慮之作。對近代日本的對外擴張政策、外交政策有深遠影響。被後代日本學者稱為：日本外交的恩人。
“牡丹社事件”發生後，李仙得極力主張對台灣用兵，並寫成備忘錄。從如何與清政府交涉，到日本國的長遠利益，所因采取的國策，及至具體用兵措施等等可謂詳盡。我們在這裏摘取其要點以窺一斑。
李仙得提交給日本政府有關生蕃處置意見之備忘錄
（第二備忘錄）
1872年10月15日起稿
……
李仙得寫到：
“據此推測，我方必須發出嚴詞峻語，才能使談判破裂。最重要的是我方必須明言，請求把台灣島給予我國。其理由如下：
第一、清國政府的統治權力從來就沒有觸及到台灣島的東南部，其政權的普及、政令的布示、事務的管理都沒有在此地進行。根據這一事實，清國政府應當知道，現在各國的船舶在台灣東南部沿海來往不絕，恐怕遲早會有其他國家的人來此地進行管理。這樣與其讓西方人領有，還不如讓我日本國領有。
第二、日本山居之民，其體質最適合與生蕃人交戰，清國無此良兵。日本將不費時日就能占領此地。我方先以武力製服生番，再以仁愛禮儀之心對其進行教育，促使生蕃睿智漸開。
第三、此策對清國政府來說是一勞永逸之策，與其讓他國領有台灣，不如讓日本領有為上策，因日本的風俗大體上與之接近。
如果清政府不按日本的請求把台灣島給予我政府的話，我方可不拘泥於請求要項，直接出兵占領島內生蕃所在地。此地乃清政府統治沒有布及的空虛之地。作為威哧之聲勢，在使節到達北京之前，備好兵糧武器，運兵八千至宮古島。運兵一事可借助於東北季風，用洋式或和式帆船，即能減少費用，又能順利完成運兵任務。另外，需在談判結束之前，派一鐵甲艦及一小型汽船在清國的南海岸及台灣附近往來巡視。
萬一此一威哧沒有成功，必須進入實戰狀態，我軍隊需盡快占領台灣島西部，因為島東部沒有可碇泊的港口，我方船隻沒有避風之場所。占領島西部地區，作為大本營及根據地，向東部的士兵運送糧食和武器，即便是在狂風暴雨之時，一日也能到達。這樣既可以免於東部的兵士饑饉之荒，也使武器彈藥不至於缺乏。占領台灣島西部以後，（糧食和武器）用鐵甲艦運送到澎湖島（漁人島）， 以便在取得馬公（麻昆）及港口之後用於守備。同時用吃水十二英尺以下的炮艦三艘保護運兵船，將屯住在宮古島的八千士兵中的一百人送到西貝島，派有能力的指揮官對此地進行嚴守。另外，運送一千五百人到基隆、一千人到淡水。在基隆必須留一艘炮艦進行守衛。
宮古島及台灣北部時常有大風，從宮古島到西貝島、基隆及淡水距離並不遙遠。
到西貝島隻有一百英裏，所以，如果汽船一個小時行進七英裏，十四小時即可到達。
到基隆一百四十英裏，大概需要二十小時到達。
到淡水一百八十英裏，大概需要二十六小時到達。
所以隻要找到當地的引水員，即可不必擔心會有危險發生。
如能按上述配備兵力，那麽在宮古島將還有五千四五百兵。把其中的四千四百人送到澎湖島（漁人島）。此島距離宮古島三百五十英裏，用汽船需要五十個小時才能到達。這主要是對前麵所說的“馬公（麻昆）”港進行守衛，以防止支那的襲擊。
在馬公（麻昆）港守備的指揮官必須清楚地注意到，此港口南部的低地上有一突入海中的岬岩，其上建有兩座堅固的炮台。此地乃馬公（麻昆）港的門戶，其主要目的是為防止敵艦向港內射擊及敵人進攻所建。（此情況將在別紙詳細闡述）
馬公（麻昆）港的北部有一清國人的小市場，我們可在此獲得少量的蕃薯、豆類、蔬菜、魚類、雞蛋等食物。
澎湖島（漁人島）的島民都是支那的賤民，大體上都以捕魚為業。此地氣候炎熱，但對健康無害。
在馬公（麻昆）港有支那的兵丁屯住，由“北福帶”來指揮。不用擔心，恐其看見我日本的鐵甲艦就會不戰而降。
四千四百名士兵到達澎湖島（漁人島）後，馬上用汽船數艘、鐵甲炮艦一艘護送其中四千兵到台灣的首府台灣府，留四百兵守衛馬公（麻昆）港。
台灣府與澎湖島（漁人島）有九十英裏的距離，所以，運兵船在日落之前出發，第二天未明即可到達台灣府。
台灣府的周圍是用花崗岩砌成的三十英尺高的圍牆，上麵有多枚大炮，但沒有炮架，不能應戰。我軍可在城外適宜之處建幾所炮台，不需要激烈的戰鬥，即可輕易地使敵人降服，取得台灣府的主權。
……
…… ”。
此備忘錄可謂用心之深，詳盡之細，足見李仙得對日本國的衷心。
日本出兵台灣這件事，震動了大清上層，引起了大清國在全國範圍內，朝廷與大臣之間的大討論。
關於琉球：
關於琉球的歸屬問題。中日之間爭論不休。從曆史上說，琉球比較清楚的曆史始自“三山”時期。琉球自北向南有三個大島，北麵的大島叫北山，中間的叫中山，南麵的就叫南山。每山都有自己的國王。明太祖朱元璋時代，自1372年始，三個國王，先後派使臣到明朝朝貢。朱元璋也曾向三山國王下過詔諭，隨後三山國王的輪替都要接受明朝的冊封才為正統。1392年，為幫助琉球造船，朱元璋下令將福建三十六姓善於造船的家族遷往琉球。1406年，中山王國內部發生叛亂，佐敷的按司巴誌推翻國王，立自己的父親思紹為王。巴誌率兵南征北戰，1429年統一琉球，成為一國。到了明宣德五年，即1430年，鑒於巴誌已統一了三個王國，明宣宗朱瞻基遣使賜名統一後的王國為“流球”，並冊封巴誌為琉球國王，賜巴誌“尚”姓，是為琉球國王姓尚的開端。
1609年，薩摩藩藩主島津以當年豐成秀吉征朝鮮時，琉球未出資出糧讚助軍費，而是由薩摩藩墊付，薩摩藩藩主以琉球仍未歸還為理由，出兵3000人討伐琉球。攻占琉球首府。俘虜琉球國王、王子及大臣一百多名帶回薩摩藩。後琉球國王答應向薩摩藩進貢，才被放回。自此琉球已實際上成了日本屬國。琉球不但向日本進貢，而且使用日語和日本錢，琉球內部的一些管理也是日本人參與，薩摩藩向琉球派駐官員，劃國界、量土地、定稅賦。所以到滿清在中國建立大清政權時，琉球已經歸屬日本幾十年了。
大清立國後，琉球又主動找上門來向大清朝貢，並要求冊，實際上是生存之道。是拉大清的勢力，來平衡日本的壓力，以封堵日本的吞並之心。但日本更掌握琉球的實際權力。所以說，所謂大清的“冊封”更多的是落在麵子上，而日本得到的是裏子。
1872年，日本將琉球設為琉球藩，封琉球王尚泰為藩王。1875年，日本勒令琉球王停止向大清朝貢，停止一切與大清的往來，所有外事須由日本外務省處分。1879年，日本脅迫琉球王尚泰及重要王室成員到東京監視居住，封為侯爵。琉球被日本宣布為衝繩縣，琉球亡。
2節——建立北洋水師
上文說道，日本無視大清的態度，出兵台灣予取予奪。讓大清很沒麵子，也讓大清看清了自己的弱點。沈葆楨回到大陸後，就向清廷接連遞了幾份奏章，陳述建立水師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恭親王奕?，北洋大臣李鴻章都有同樣的建議。朝廷將這個問題發交全國各地的封疆大吏，要求一個月內覆奏，這引起了全國範圍大臣們的熱議。
正議著呢，同治皇帝駕崩了。光緒即位（時年四歲，慈禧太後親侄子），兩宮太後垂簾聽政。這時又出來現了新疆問題。俄國插手新疆的事務由來已久，由於大清窮於應付東南沿海的洋務，無暇顧及新疆。新疆實際上已處在半丟失狀態。這時候，英國又與俄國勾結，出兵侵占雲南，為達此目的而攛掇俄國占領新疆，使大清收尾不能相顧。消息傳來，清廷大為緊張。
一時間，朝議從海防之議變成了，海防重要還是塞防重要之議。孰先孰後，成了朝廷大臣辯論的焦點。強調塞防重要的領袖大臣是文祥和左宗棠；領袖海防重要大臣的是李鴻章。要論起來，李鴻章確有舍掉新疆之論，殊為錯誤。李的奏章有言：
“伊利已為俄有，收複不易，論中國目前力量，實不及專顧西域。不如命西征各軍嚴守現有邊界，且屯且耕，不必急於進取。其停撤之餉，即移作海防之餉。”
李鴻章的立論極其錯誤。如果按李鴻章的立論，新疆早就丟了。這對中國是莫大的損失。幸虧清廷二後還算英明。在老臣文祥和左宗棠的力爭之下。清廷決定西征優先，但也兼顧海防。
1873年4月，清廷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事務，並發上諭指示：
“現在關外兵事餉事，並轉運事宜，均歸左宗棠督辦。”
評：
這讓人想起，毛澤東在東北危機之時，將東北全權委托給林彪的史實。確有相似之處。
實際上是授予左宗棠全權。這為左宗棠收回新疆奠定了基礎。沒有這個授命，左宗棠辦其事來，處處需要協調關係。收複新疆就是一句空話。
這才有了後來，左宗棠抬棺西征，沿途栽柳治沙，曆經六年，終於驅逐俄國勢力，收複新疆，為中華民族立了大功。永遠光耀史冊。
後人有詩讚譽：
大將籌邊尚未還，
湖湘子弟滿天山。
[ 轉自鐵血社區 http://bbs.tiexue.net/ ]
新栽楊柳三千裏，
引得春風度玉關。
左宗棠收複新疆這件事，值得用專文大書特書，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的，這裏就不費口舌了。
時間到了光緒元年四月（即1875年5月），對海防之議清廷也有了裁決。將海防之務分為南北兩洋，詔命：李鴻章為督辦北洋海防大臣；沈葆楨為督辦南洋海防大臣。所需銀兩由粵海關四成洋稅及江海關四成、江浙內關兩成厘金充用。戶部核定每年為400萬兩。
錢雖然有了著落，但是李鴻章和沈葆楨都感到400萬兩本身就不多，再分成兩處，就更辦不成大事。李鴻章商請將軍費先集中用於北洋海軍，待北洋操練成軍後，再練他洋海軍。所幸沈葆楨也有同樣觀點，也認為宜集中練北洋，待北洋練成後，再以北洋海軍分出一支為骨幹，練成南洋海軍。
這樣一來事情就好辦點了。李鴻章以自身的威望加上朝廷的支持，對建軍工作大有裨益。但即便是如此的強勢，要錢還是成了他的日常工作。找督撫們要錢，要擺事實講道理，磨破嘴皮，寫了多少肺腑之言的信函，錢也要不足。不但如此，為了獲得支持，還要花錢打通掌權的皇親國戚。最後落到手裏的就建軍實在是少的可憐。
從清廷議定建設水師，到1895年，北洋水師全軍覆滅，水師建設大致的用款情況如下。
1875年至1877年，由於李、沈二人都有先建北洋一軍的共識，規定所有軍費款全解北洋。不知道的，以為是400萬銀兩全解北洋，而實際情況是，銀兩大大少於核定之數，雖經李鴻章一再向各省催促，才解到兩百萬兩，隻是核定之額的半數。
到1877年5月，沈葆楨也開始要錢了，沈葆楨提出海軍經費濫被挪用（各方都覺得是塊肥肉），南洋處處需款為由，奏請朝廷，將軍費分解南北洋。清廷隻能同意。這樣一來，北洋海軍的建設就更是捉襟見肘了。
至1885年，清廷在一些大臣的力薦下，成立海軍衙門統一管理南北洋水師。海軍經費又統一交給了海軍衙門。誰知，衙門一經成立，隻是徒增了一些官位，人浮於事，不少官員不但不懂海軍，甚至沒見過海軍，倒是隻想從海軍軍費中撈錢。海軍衙門成立時的初衷，完全不能實現。實際到艦隊的經費更少。李鴻章也無可奈何。
至於後來慈禧大修頤和園和三海（北海、中海、南海），挪用海軍建設經費的事，大家都已耳熟能詳。實際上，李鴻章為了得到醇親王支持，不得不主動表示捐一些到手的經費給修園工程，以搏醇親王的好感。
由於常年沒有戰爭，嬌逸之心增長，海防之心鬆懈，清廷決定自1888年起，停止購買新艦，新炮及彈藥。1889年，更在已經多次不定期挪用海軍軍費的情況下。清廷又批準每年從海防款中撥出30萬兩用於頤和園工程。使挪用經費的行為成為定製而且冠冕堂皇。
對照日本天皇每年撥出皇宮經費30萬兩，帶動日本掀起全國捐款組建現代海軍熱潮的舉動，可謂是黑白分明，天壤之別。
在這種艱難的資金情況下，從1875年成議，到1888年，北洋海軍終於還是建立成軍。擺在海上一看也是蔚蔚眾觀。
兩艘排水量7355噸鐵甲戰艦，定遠號和鎮遠號，傲視亞洲各國，航速14.5借。
兩艘排水量2900噸級的巡洋艦：經遠號、來遠號，航速15.5節。
四艘排水量2300噸級的巡洋快船：致遠號、靖遠號，航速18.0節。
濟遠號，平遠號，航速16.5節。
兩艘排水量1350噸級的巡洋快船：超勇號、揚威號，航速15.0節。
六艘排水量440 噸級的蚊炮船：鎮東號、鎮西號、鎮南號、鎮北號、
鎮中號、鎮邊號。航速8.0節。
其他還有魚雷艇六艘，國產炮艦4艘，及一些輔助船隻。總噸位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師在劉公島宣告成軍。從此大清有了一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海軍。但是技術、技能方麵，還有待於逐步現代化（比如：官兵們還留著辮子，提督（總指揮）丁汝昌已年近六旬，而且不懂英文，不懂現代機器，不懂海戰。）。其幹部骨幹105人，其中留洋的有32人，其餘的人員分別來自福建船政學堂和天津水師學堂兩所國內的新式學院。。
對照日本：
日本的海軍建設始於幕府末期，自從1853年美國將軍C.Perry 率艦打開日本門戶，幕府強烈感受到來自海上的壓力。開始重視學習西方。1853年，幕府宣布：解除大船禁造令，並很快在浦賀設立造船所。幕府的解禁行動很快在日本全國掀起一股建船的熱潮，因為，日本畢竟是島國，四麵臨海。
而同時期的中國，雖然在鴉片戰爭中吃了虧，有了教訓。廣東有人也買過一兩艘洋船，改造過兵船。十三行商人潘士成也仿造過一艘船。但是由於清廷權貴終是陸上民族(大漢民族也是)，不能從跟本上重視航海事業，對發展船工漠不關心，所以並沒有像日本一樣掀起造船熱潮。這是近代中國造船業落後日本之始。
1855年，日本幕府為了修理來日的洋船，又於長崎設立修船所，全部建設計劃及廠房建設皆出荷蘭人之手，機器也是從荷蘭購得。這裏必須解釋一下。我們所說的：日本閉關鎖國，直到1853年，美國將軍C.Perry 率領軍艦，逼迫幕府開關，這隻是對其他西方列強而言，並沒包含荷蘭。荷蘭與日本的關係，早在1641年（兩個世紀前），荷蘭就與日本建立的很好的外交關係。並且一直保持這種國與國之間的交往。所以到日本開關時，荷蘭已經與日本保持通商關係達210餘年，日本幕府時期很多對外部世界的了解，都是通過荷蘭人知道的。荷蘭人幫助日本人建工廠也就不奇怪了。
1861年，幕府又從荷蘭采購造船機器，在長崎設立軍艦所。是近代日本軍艦工廠的鼻祖。
日本幕府，不但設立了造船所，還重視對航海人員的培養。1855年10月，在荷蘭人的幫助下設立專門培養駕船人才的傳習所。教師全部來自荷蘭，其中有23名荷蘭海軍官士。
首屆畢業生裏的勝麟太郎，更被後人稱作“日本海軍之父”。
自此以後，日本又陸續在東京、神戶設立了幾所海軍學校和操練所。所聘教師也從單一的荷蘭人陸續擴展到，意大利人、法國人、英國人等。再以後，由於英國是當時海洋強國，日本人的海軍教育，及規則都秉承英國人體製，教師自然也就專聘英國人了。
1867年，日本幕府政權，接受法國公使的建議，仿照西方改革官僚製度，分別設立了“海軍總裁”、“陸軍總裁”、“國內事務總裁”、“會計總裁”、“外國事務總裁”等。海軍內部官職設置，也仿照西方。幾年時間就具有了近代流行的海軍軍製。
綜觀以上情勢，日本的確在製度上仿西方較快，較早。勿怪乎，朝鮮和清國官貴們都交相指責日本易服易製。（大清的官貴們忘記了。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故事了。）
幕府的新式建軍行動，開放了人們思想，造就了一批新式思想的人才，也為自己的覆滅培養了挖墓人。看來一切事務的代謝都是這個規律。清朝的垮台不也是因為新軍的造反？！老舊事物在催生新生事物的之日，很可能就是造就自身挖墓人之時。
反觀清國，由於清廷對航海事業的漠不關心，及內亂不斷，無暇顧及。從1840年到1865年，長達二十五年的時間裏，清廷對於航海事業，及海軍建設毫無起色。直到1865年十月才在上海設立江南造船局。培養人才方麵，日本是在1862年派留學生赴荷蘭學習海軍，而清國直到1872年才派出第一批學生去美國學習，而針對海軍的留學是遲到1877年的事。學習海軍比日本整整晚了十五年。
清廷對海軍的地位設置也有很大問題。海軍乃國之重器，本應集全國之力，用以發展，出兵打仗，自然也應是以全國之力為其提供後勤保障。可是清廷卻是將海軍分屬南北洋大臣。造就了地方軍隊，而且經費不濟，打起仗來各不相屬，手來腳不來，孤軍奮戰，形不成合力。反觀日本的情形則正好相反。
當然，並不是說，日本的海軍建設就是一帆風順的，日本當時對海軍的建設，雖然啟動較早，但艦隊並沒有快速發展，有點慢吞吞的情景。但是對人才的教育一直沒有停頓。日本海軍建設的模式是先人才後器材。從1868年到1886年的十八年期間，日本海軍的建設重心是海軍法規製度和訓練各個專門科目的人才。海軍艦艇的購置遠遠落後與對人才的培養。反倒是大清的艦隊發展較快。
隻是後來，1886年的一件事，大大刺激了日本，才使日本奮起直追，最後甲午一戰，擊敗清國，奠定了日本幾十年間稱霸西太平洋的地位。
說道這件事，就不得不從朝鮮說起。千百年來，中國東方的事情幾乎都是和朝鮮相關聯的。我們不得不回到對朝鮮事務的參與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