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觀點認為，任期製是當代中國難得的政治進步，是鄧小平改革在政治方麵為數不多的成果，它的作用一是有利於最高權力的平穩交接，二是為定期糾錯創造了條件，中國近幾十年能夠實現政治穩定，其功莫大焉。
其實，這隻是一個錯覺。由於鄧小平掌權形式的特殊性（本來就相當於垂簾，完全卸職後還出來“南巡講話”），當代中國真正的任期製之踐行，應當從“江交胡接”算起，其結果是出現了有名無實的胡錦濤時代。胡時代十年，胡始終被籠罩在江的陰影下，所謂“交班”名不副實，江更像是由前台走向了幕後垂簾。不僅如此，胡時代江有權力卻無責任，胡權力小而責任大，這種權責的錯位、錯配，導致了胡時代黨不管黨、政不管國、政令不出中南海，權力失去約束，貪腐橫行、不公猖獗等種種亂象，其最嚴重後果是，利益集團快速膨脹，貪婪無度，連經濟都陷入“擊鼓傳花”的險境。凡此種種，都說明任期製的政治設計與中國權威主義的政治架構不相匹配，不但被架空，而且未見其功，反蒙其弊。反之，一種近似於領導人終身製的個人長期執政安排，則可以避免上述種種亂象和後果，且與現行的一黨製、核心製等製度安排相匹配。可以說，此三者是權威主義政治的標配，“四小龍”時期的台灣、新加坡，都是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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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習近平廢除任期製的合理性所在。更重要的是，習時代的中國麵臨多種嚴重挑戰，他所進行的工作，更要麵對強大的壓力和阻力，例如反腐、打壓利益集團。隻有長期執政，執政者才能不懼反彈，下決心對付利益集團；而且也隻有長期一致性的針對性打壓，才能壓製利益集團的反撲。同時，也隻有明確長期執政，習才能真正建立和擁有自己的團隊，並使之投入艱難的任務目標之中，如針對利益集團。如果習的任期被明確隻剩5年，絲毫不用懷疑，官員隊伍中沒有多少人會跟著他啃硬骨頭、闖地雷陣，都會顧及自己的後路，這是人性使然——如此也就談不上有效應對當下中國麵臨的嚴峻挑戰了。
即使習能夠完全指定自己的繼任者，也難以改變上述結果。不論對錯，繼任者迫於壓力而改變前任政策，這是很常見的，比如毛曾說劉頂不住，又比如華國鋒確實改變了毛的路線和政策。
所以，任期製的出台，隻是中共自我定位尚未清晰時的一次搖擺性嚐試；打破任期製，則是權威政體的必然要求，也是應對當下情勢的客觀需要。但是，權威政體本來就具有權力製衡較小、自我糾錯較難的特征，打破任期製將更加突出和放大這一點。雖然網絡時代的信息暢通，有利於執政高層打破信息不對稱、聽到不同聲音，但整體而言，仍難以根本紐轉個人長期執政下對領導人個人素質的絕對依賴，執政行為也因此易陷入要麽大勝、要麽大敗的懸殊境況。
從這個意義上說，任期製的存廢，使中國政治陷入兩難。習近平的選擇，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能被評價為好的——隻有在一個社會麵臨重大挑戰，非“大勝”不足以應付挑戰時，廢除任期製才是穩賺不賠的選擇。個人認為，當下中國就麵臨著這種挑戰，所以，現在廢除任期製確實是最符合現實需要的選擇。
當下中國，內有經濟下行與利益集團的巨大挑戰與風險，外有美國恐懼於矢去領導權的集中、重點打壓，麵臨由地區大國上升到世界性大國的重要關口，可以說既是難得之機，也有莫測之險。在這種嚴重時刻，很多事情都必須集權，需要政策在壓力下的長期堅持、保持一致。除非中國願意主動選擇走“下坡路”，否則寄希望於強人、能人，奮力一搏以求“上坡”，就是必然選擇。
權威政體的優勢，就在於能夠頂住壓力逆流而上、逆勢而進，其弱點則如上所說，權力製衡較小、自我糾錯較難。既要求能在壓力下堅持正確，又要求能夠及時糾正錯誤，這本來就是矛盾的，難以得兼，所以，隻能看具體情況下哪種要求更迫切、更重要。
反之，相對於權威政治，民主製度的優點是，不會主動犯顛覆性的錯誤，不會自己玩死自己；但它的缺陷是，可能被動犯根本性的錯誤，錯失良機。所以，民主製更適應於那些已有優勢的先發國家，權威政體則更適應於那些必須追趕的後發國家。也正因如此，全球市場開拓完成後，成功實現趕超的，基本隻有帶權威色彩的國家。換一種說法，民主製的特點是難大勝，亦難大錯，且易於持續，所以，它宜於追趕已完成的守成階段，不宜於追趕完成前需要爆發的階段。
當然，民主製下也可能發生特朗普上台、英國脫歐之類所謂黑天鵝事件，但這種黑天鵝之黑，比之權威製下卻不算什麽。實際上，中國和中國模式的最大風險，就在於習之後出現黑天鵝，或者習本身變成黑天鵝。
習既然選擇不甘於“容易走的下坡路”而是“求最好”，其做法就可能是難以持續的，因為一個社會不可能永遠保持在“最好”狀態；隻能說，習的選擇是針對於當下一時、一事的最優。所以，習之後要有退出性的安排，而這一點，對權威政體而言頗為不易。
值得一提的是，製度其實隻是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作用因素之一，絕非“決定性”因素，隻是由於它是較能受到人類自己控製、即短期就能夠改變的因素，所以受到特別重視，並成為人類推動社會進步的抓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