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獎得主斯特裏克蘭的平常之心

每年一度的諾貝爾獎，對於芸芸眾生來說，或許隻是值得關注一下的新聞而已。今年，我卻從中得到一個新的人生體會，就是加拿大的諾獎得主斯特裏克蘭（Donna Strickland）女士的一份平常心。

 

《加國無憂》上有篇署名為“吳薇”的文章，標題是：“開心做研究，懶得評職稱：諾獎得主斯特裏克蘭”。文章的主要內容如下：

 

[59歲的唐娜.斯特裏克蘭和另外兩位物理學家（Arthur Ashkin 和Gérard Mourou）一起獲得了今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說起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大多數人腦海裏會出現一個勤奮刻苦的形象，如果是女性，很可能還要犧牲家庭生活。但是斯特裏克蘭獲獎後在接受采訪時總是說激光研究多麽好玩兒，她的工作讓她有多開心，以至於有人好意勸她為形象起見不要老是這麽形容她的工作。但是她在接受CBC采訪時說，她不知道還能怎麽說。她就是幹得很開心嘛，進了實驗室就高興，被別的事情拖住了去不了就覺得耽誤了一個什麽測試。]

 

[她回憶說，她第一次進博士導師穆魯（Gérard Mourou，另一位獲獎者）的實驗室，看到紅綠相映的激光就想：“我的天哪，這簡直就是一棵聖誕樹。在這種地方工作多開心啊。”“別人做研究有科學方麵的重要理由，我隻是跟著感覺走。” ]

 

[斯特裏克蘭獲獎後，許多人注意到她竟然隻是副教授，又因為她是女性，所以免不了聯想到她是不是受了什麽打壓。但是當有記者問到此事時，她忙不迭地替滑鐵盧大學辯解，說這完全不是學校的錯，因為她從來沒有申請過正教授的職位。]

 

[她的理論是，反正當了正教授也不見得漲工資，不提出申請也不會被解雇。而她“又是一個懶人，隻做自己喜歡做和值得做的事”。填表格、給職稱評審委員會準備材料這些事顯然不屬於這一類。]

 

斯特裏克蘭女士的心態，對國人（當然有我）特有針對性，諾獎得主的這份平常心，在中國不僅要當成異類、而且簡直覺得此人就是在作秀。為何？這要從“功利主義”談起。幾千年來的中華文化浸染，功利之心深深地植入骨髓，除非你不再使用漢語、不再接觸華人；筆者不僅說別人、自已也在內。順帶說一句：國內微信在國外的廣泛使用，更是用漢語作為載體、強化了功利主義那一套。

 

在中加之間來回走動了若幹年，確切感受到不同價值觀之間的碰撞。在國內，是“物欲橫流”而且是天羅地網不能不流。這裏，功利主義或許是針對市民階層等“粗人”而言，在中產階級及以上的社會各階層“文化人”，則經過了複雜的包裝和向各方麵的滲透與變異，人們間的交往，盡管如同金庸筆下的武林界高手林立、但實際上還是功利主義那一套。但經過了複雜包裝的人際關係，並不是赤裸裸的市儈嘴臉，而是講究義氣和樂於助人，終至於令人眼花繚亂。有道是：不懂事可以，不懂人不可以。放眼望去，處處皆有偽君子！

 

據我的觀察，在加國起碼有相當一部份人不是這樣的，如教過我的英語老師們。因為和他們接確多了，從言談舉止間能夠感受得到。至於其中的義工，那種敬業的態度就讓人一目了然其價值觀是不同的，上述的諾獎得主斯特裏克蘭女士，不過僅僅是其中的一位。記得一位在加國多年的中年華人向我談人際交往的體會：在這兒，請人吃飯就是吃飯，很單純；在國內，請人吃飯都是有目的，想想就累。

 

不過，事情不能說得玄乎，追求“功利”本是社會心理的正常反映。想在此回溯一下人的功利之心的本源：想討便宜（不是討具體人的便宜）以致於貪婪；想過好日子以致於羨慕過得好的人甚至走向妒忌；想幫助同類但也盼望對方的理解感激以致於想立馬獲得回報（包括心情上的感激）。凡此等等。是否並沒有國界與人種的區別？如果有不同，我覺得，生活在不同的“地球村”中，人們所接受的世代相傳的本國文化所產生的差別；製度與社會環境的不同，則不斷地加大了這種差別。

 

國人的功利心為何特別強？是與爭奪資源相連。就象人們常說中國大部分農村是人多地少一樣，中國人口眾多而資源很少，這就造成對資源的爭奪。誰占的資源多一些，日子就會過得好一些，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如果一舉一動不能去直接和間接地控製資源，就會“不進則退”。記得我少年時到父母親的位於農村的學校過暑假，得知晚間在校外的生產隊場院上要放免費露天電影，就提前到了那裏。發現社員們或者是他們的孩子，都在盡可能地搶占空地上的好位置，放一張長板凳就是早到的人們的家庭邊界線。當然，也免不了產生孩子們對場院上的好位置的爭奪，那種“寸土必爭”的場景至今猶記得。

 

進一步說，眾多資源的“最高級”是金錢，它可以購買一切物化的資源和部分無形的資源，而權力則是購買一切資源的“資源”。所以，才有官場上權力尋租的前仆後繼。

 

因此，如果象斯特裏克蘭副教授那樣“開心做研究，懶得評職稱”，在中國當下，就要麵臨失去飯碗的問題，就要準備去討飯。記得當年我的一位大學老師，他在北大曆史係解放前後各讀了兩年書。他說，範文瀾隨大軍進北京後、曾給他們講過課。範先生說做曆史研究要“板凳須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我們當時聽了都深以為然。又過了若幹年，我到一所全國小有名氣的大學校園內，去看一位經過奮鬥、已當上了分管行政工作的係副主任的朋友。他說了一些當了頭頭以後、終於可以參加分割科研經費、從而自已的一塊再也不擔心被別人搶走等“知心話”。稍後，針對學術界的“功利主義”流行，再講一句體會：著書立說，現在誰還考慮司馬遷的要準備“藏諸深山流傳後世”！徹底顛覆了範文瀾的“板凳須做十年冷”。

 

其實，人要追求“功利”本沒錯，要好好工作才有飯吃，這是生存的需要。人們還有多方麵的追求，許多事情與功利無關，隻是出於一份平常心。“功利”與“功利主義”還真不是一回事。但是現在的風氣是：“我的是我的，你的還是我的”，“合法的事要做，違法的事隻要有“利”也要去做、隻要不被抓到”，至於“吃相難看”——那就不管它了。至於做慈善——那更是別提它了。

 

但在人們交往過程中，為生存而爭取“功利”的行為，與唯利是圖的“功利主義”二者之間的邊界線在哪兒？在加國，或許語言障礙是不同價值觀之間碰撞的一道邊界線。各國不同的製度設計，則是另一道邊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