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73)
2018 (70)
伊朗女難民:平民、導演與王後 (本文為作者“歐洲難民故事”係列之二)
來自伊朗的瑞典導演納希德
伊朗末代王後法拉赫
2017年8月15日 茉莉 為FT中文網撰稿
我在瑞典認識的幾位伊朗女性,都是不戴頭巾不穿黑罩袍、聰明能幹又大方的。其中一位是“母語中心”的教師同事,最初我參加工作時,她曾熱情關照我這個“菜鳥”,令我至今心存感激。接觸這類高素質的伊朗知識女性,會讓人懷想燦爛的古波斯文明,回憶巴列維國王的“白色革命”,那個時期的伊朗女人可夠現代夠開放的。
當霍梅尼的宗教革命將要革到婦女的身體與服飾上來時,這類“自由化”了的伊朗女性就被逼出逃了。自1979年之後,逃出伊朗的女性除了平民,還有原伊朗王後、政府高官、共產黨人與自由派。曆史的反諷在於,不管她們之前在祖國的地位多麽懸殊,政治立場多麽對立,來到歐洲後,她們隻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難民。
為女兒自由辛苦踏上逃亡路
美國電影《不能沒有我的女兒》(Not Without My Daughter)是一部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電影。從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霍梅尼的伊斯蘭革命後,伊朗的日常生活與婦女的處境。
主人公是一位叫貝蒂的美國女人,她與一位在美國工作的伊朗人莫迪結婚後,生下一個女兒。莫迪思念家鄉親人,便說服妻子和他一起回伊朗。可是一回到伊朗,原本和諧溫情的小家庭就翻卷起風暴,貝蒂必須接受伊朗社會對女性的種種束縛,還要承受丈夫凶暴的拳頭。為了不讓女兒留在伊朗遭受性別歧視,貝蒂千方百計帶著孩子逃亡,翻山越嶺曆經艱險,母女倆終於回到了美國。 在瑞典看這部電影時,我聽到有來自中東的朋友批評,說此片是從一個美國女人的視角看伊朗社會,存有偏見,不夠真實。毫無疑問,電影和現實生活會有一些差距。但我恰好認識一個叫法蒂瑪的伊朗女人,她逃難的原因與影片中的女主角相似——為了女兒的自由。 # 請繼續閱讀,點擊全文: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3829?full=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