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瑙說我貼過的一篇有 生命不能承受之輕 的痕跡,這個大學時看過電影,隻記得不穿衣服的漂亮姑娘,還有比諾什的那雙眼睛。前不久,終於把書聽了一遍,人物裏反倒最欣賞薩賓娜,最厭惡的是下麵這群公知,聖母,名流。想起前不久 climate change summit, 400 private jets carried the most powerful environmentalists to a meeting to discuss and decide how the delplorable can minimize their carbon footprint on the 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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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蘭茨顯然不是媚俗的信徒。偉大進軍在他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多少有點象薩賓娜生活中那關於兩個閃亮窗口的哀婉之歌。弗蘭茨投哪個政黨的票?恐怕他什麽票也不會投,感興趣的是徒步旅行到山裏去度過選舉日,當然,這並不意昧著他不會被偉大的進軍所打動。夢想著我們是跨越世世代代進軍中歡樂的一群,總是美好的,弗蘭茨從未完全忘記過這種夢。
一天,有些朋友從巴黎給他打電話,他們計劃向柬埔寨進軍,邀請他參加。
柬埔寨近來一直遍布美國炸彈,一場內戰,使這個小小的民族失去了五分之一的人口,最後,它被相鄰的越南所占領。而越南純粹是蘇聯的附庸。柬埔寨受到饑荒的折磨,缺醫少藥的人們正在死去。一個國際醫療機構再三要求允許入境,都被越南拒之門外。現在的辦法是,讓一群西方重要的知識分子開到柬埔寨邊境,用這種世界人民眾目睽睽之下的壯觀表演,迫使占領軍允許醫生入境。
給弗蘭茨打電話的人,曾在巴黎街頭與他一同進軍。一開始,弗蘭茨被這個邀請弄得歡喜若狂,隨後,眼光落在房子那邊扶手椅裏的學生情婦身上。對方仰視著他,眼鏡的大圓鏡片把她的眼睛擴大了。弗蘭茨感到這雙眼睛在乞求自己別去。他歉疚地謝絕了邀請。
剛接上電話,他馬上對自己的決定有些後悔。真是,他關照了現實中的情婦,卻忽略了精神上的愛情。柬埔寨不是與薩賓娜的國家一樣嗎?一個被鄰國軍隊占領了的國家,一個已感受到俄國巨掌重壓的國家!刹那闖,他覺得那位幾乎忘記了的朋友,是在根據薩賓娜的秘密吩咐與他聯絡的。
上天之靈知道一切,看見一切。如果他參加這次進軍,薩賓娜會從上麵驚喜地看著他,會明白他還保持了對她的忠誠。
“要是我參加進軍,你會非常不安嗎?”他問戴眼鏡的始娘。這位姑娘把他每一天的離開都看成損失,但事事都依他。
幾天後,他與二十名醫生,以及大約五十位知識分子(教授、作家、外交家、歌唱家、演員以及市長),還有四百名新聞記者和攝影師,一道乘坐一架巨大的噴氣式飛機,從巴黎起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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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在曼穀著陸。四百七十名醫生、知識分子以及記者擠進了一家國際飯店的大舞廳。那兒聚集著更多的醫生、演員、歌唱家、語言學專家,還有數百名帶有筆記本、錄音機、照相機以及攝像機的記者。樂台上約摸二十個美國人坐在一條長桌邊上,正在主持各項事宜。
和弗蘭茨一起進舞廳的那些法國知識分子,感到受了輕視和侮辱。向柬埔寨進軍是他們的主意,可這裏的這些美國人,象平常一樣恬不知恥,不但接管了領導權,而且是用英語接管的,殊不知丹麥人和法國人聽不懂他們的話。丹麥人早已忘記了他們曾形成了一個自己的民族,因此法國佬便是唯一能進行抗議的歐洲人了。他們的原則是如此之高,以至拒絕用英語抗議,而用母語法文向台上的美國人申明理由。那些美國人一個字也聽不懂,報以友好和讚同的微笑。到最後,法國人別無它法,隻得用英語講出他們的反對意見:“有法國人參加,這個會為什麽用英語?”
美國人對如此奇特的反對很覺驚奇,但仍然微笑,默認這個會議是該用兩種語言進行的。於是,在會議重新召開之前,得找一個合適的譯員。隨後,每個句子都用英語和法語兩種語言重複,使討論花了兩倍的時間,甚至還不止兩倍,因為所有的法國人都懂一些英語,他們不時打斷譯員的話來給他糾錯,對每一個宇都爭議不休。
一位著名的美國女演員站起來發言,使會議達到了高潮。就因為她,更多的攝影記者和攝像師湧進了大廳,用照相機的哢嚓聲伴隨她發出的每一個音節。女演員談到了受難的兒童,共產黨專政的殘暴,人權的保障,當前對文明社會傳統價值的威脅,個人不可剝奪的自由,還談到卡特總統,說他對柬埔寨事件表示深深的憂慮。她結束發言時,已是熱淚盈眶。
一位長著小紅胡子的法國年輕醫生,跳出來吼道:“我們到這兒來是救死扶傷,不是來向卡特總統致敬!別把這兒變成美國宣傳的馬戲場啦!我們不是來反共!我們是來這兒救命!”
他馬上得到另外幾個法國人的響應。譯員害怕了,不敢把他們的話翻譯出來。於是樂台上的二十個美國人滿臉笑容,好意地看著他們,一再點頭表示讚同。其中一位甚至把拳頭舉向空中,他知道歐洲人在眾人同樂時,是喜歡揮舉拳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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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他們乘公共汽車橫越泰國去柬埔寨邊境,晚上在一個小村子裏歇息,租了幾間吊腳樓的房子。周期性的洪水迫使村民們住在樓上,把他們的豬關在樓下。弗蘭茨和另外四個教授佐一間房子,遠遠傳來豬的呼唱,近處卻有著名數學家的鼾聲。
早上,他們又爬回汽車。在離邊境約一英裏的地方,所有的車輛都禁止行駛,過邊境隻能通過一條重兵把守的狹窄要道。車停了,法國小分隊從車上湧下來,再一次發現美國人又占了他們的上風,組成了遊行的先頭部隊。關鍵時刻到了。譯員又給叫了來,接著是長久的爭吵。最後大家同意了以下的方案:遊行隊伍由一個美國人,一個法國人以及一名柬埔寨譯員領先,接下來是醫生,再後麵是餘下來的人群。那位美國女演員壓陣。
道路狹窄,而且沿途有布雷區,加上有路障——環繞著鐵絲網的兩個水泥地堡。道路更窄了——隻能成單行穿過。
弗蘭茨前麵約十五英尺處,是一位著名的德國詩人兼流行歌手,已為和平寫了九百三十首反戰歌曲。他帶來一根長杆子,挑一麵白旗,襯托出自己全黑的胡子,把自己與其他人區別開來。
長長的遊行隊伍此起彼伏,攝影記者和攝像師搶拍鏡頭,嘩嘩地擺弄著他們的設備,飛快地衝到隊伍前麵,停一停,又緩緩向後退著,不時單腿跪下,然後又挺起身子跑到前麵更遠的地方。他們不時喚著某位著名人士的名字,那人便不知不覺地轉向他們的方向,使他們有足夠的時間按下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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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聲音傳來了。人們放慢步子朝後看。
落在最後的美國女演員,再也忍受不了這種黯然失色的壓陣者地位,決定發起進攻。她全速向隊伍前麵跑去,就象一位參加五千米長跑比賽的運動員,開始為了節省體力一直落在其他人後麵,現在突然奮力向前,開始把對手一個接一個地甩下。
男人們為難地笑笑,讓了步,不想挫傷這位著名長跑運動員取勝的決心,但女人們發出叫喊:“回到隊伍裏去!這不是明星的隊伍!”
大無畏的女演員仍然一往無前,五名攝影記者和兩名攝像師尾隨其後。
突然,一位法國語言學女教授抓住了她的手腕,(以極難聽的英語)說:“這是一支醫生的隊伍,來給那些垂危的柬埔寨人治病,不是為電影明星捧場的驚險表演!”女演員的手被語言學教授的手緊緊鎖住,無法掙脫。“你到底想要幹什麽?”她(用純正的英語)說,“我參加過一百次這樣的遊行了,沒有明星,你們哪裏也去不了!這是我們的工作,我們道義的職責!”“放屁!”語言學教授(用地道的法語)說。
美國女演員聽明白了,放聲大哭起來。
“請別動!”一位攝像師大叫,在她腳邊跪倒。女演員對著他的鏡頭留下一個長長的回望,淚珠從臉上滾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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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教授終於放開了美國女演員的手腕。那位有黑胡子和白旗子的德國流行歌手,叫了聲女演員的名字。
美國女演員從未聽說過他,但她剛經過羞辱,比往常更容易接受同情,朝他跑了過去。歌唱家換上左手擎旗杆,右手搭在她肩上。
他們立即被新的攝影記者和攝像師所包圍。一位著名的美國攝影記者為了把他們的臉和旗子一起塞進鏡頭,頗費了些周折。旗杆太長,他往身後的稻田移了幾步,競踏響了一個地雷。轟然一聲爆炸,他的身體撕成了碎片,在空中飛舞,一片血雨洗浴著歐洲的知識分子們。
歌手和演員都嚇壞了,動也不敢動,舉目望了望那旗子。旗上濺滿的鮮血使他們每一個驚恐萬分。他們又提心吊膽地向上看了幾眼,才開始隱隱地微笑。他們心中充滿了一種奇怪的自豪,一種他們從未領略過的自豪:已經有人為他們的旗子奉獻了鮮血。他們再一次加入了進軍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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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界線就是一條小河。沿河有長長一道約六英尺高的牆,使河看不見了。牆邊堆滿了保護泰國狙擊手的沙包。牆垣隻有一個缺口,一座橋從那裏橫跨小河。越南軍隊就駐守在橋的那一邊,但他們的位置也完全偽裝起來了,也看不見。很清楚,隻要有人踏上這座橋,看不見的越南人就會開火。
遊行者們走近大牆,踮起腳張望。弗蘭茨從兩個沙包的夾縫中向外看,想看個究竟,但什麽也看不到。他被一個攝影記者推開了,那人覺得自己更有權利得到這個位置。
弗蘭茨看看後麵,七位攝影師棲息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樹頂架上,眼盯著對岸,象一群巨形的烏鴉。
這時,走在隊伍前麵的譯員把一個大喇叭筒舉到了嘴邊,用高棉語向對岸喊起話來:這些人都是醫生,他們要求獲得允許進入柬埔寨國境,提供醫務援助;他們沒有任何政治意圖,純粹是出於對人類生命的關心。
來自對岸的回答是一片震人心弦的沉默。如此絕對的沉寂使每個人的心都往下沉,隻有照相機在繼續哢哢響,聽起來象一隻異國的蟲子在唱歌。
弗蘭茨有種突如其來的感覺:偉大的進軍就要完了。歐洲被寂靜的邊界包圍著,發生偉大進軍的空間,現在不過是這顆星球中部的一個小小舞台。曾經急切擠向這個舞台的觀眾早就離去了,偉大的進軍在孤寂中進行,沒有了觀眾。是的,弗蘭茨自言自語,盡管世界是冷漠的,但偉大的進軍還在繼續,變得越來越緊張,越來越轟轟烈烈:昨天反對美國占領越南,今天反對越南攻占柬埔寨;昨天擁護以色列,今天擁護巴勒斯坦;昨天擁護古巴,明天反對古巴——而且總是反對美國;時而反對大屠殺,時而又支持另一場大屠殺;歐洲在前進,且趕上了眾多的熱鬧,一個也沒拉下。它的步子越來越快,到最後,偉大的進軍成了催促人們迅跑的疾駛飛奔,舞台正在越來越縮小,某一天終將變成一個沒有空間度向的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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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員又一次用喇叭簡喊話,回答仍然是無邊無際無止無盡的冷寂。
弗蘭茨環顧四周,河對岸的沉默象一巴掌打在大家的臉上,連打白旗的歌手以及美國女演員都消沉了,不知下一步如何是好。
憑借內心的閃光,弗蘭茨看到了他們都是如此可笑。但是他不想離開他們,也沒有嘲諷的興致,內心中升起一種感情,象我們對被判罪者的無限憐愛。是的,偉大的進軍即將完結,可那是弗蘭茨背叛它的理由嗎?他自己的生命不也是到了盡頭嗎?在這些陪伴著勇敢的醫生走向邊境的一群當中,他要嘲笑誰的表現癖呢?他們這些人除了表演還能做什麽呢?他們還有別的選擇嗎?
弗蘭茨是對的。我不禁想起了那位為赦免政治犯組織請願的布拉格編輯來。他完全知道他的請願對那些囚犯毫無幫助,他真正的目標不是解放囚犯,而是為了表現那些無所畏懼者的存在。那樣做,也是演戲。但是他沒有任何其它的可能,他不是在演戲與行動之間進行選擇,是在演戲與完全無行動之間進行選擇。在有些情勢之中,人們給判決了隻能演戲。他們與啞默力量的鬥爭(河那邊的啞默力量,牆裏化為啞默竊聽器的警察),是一個劇團對軍隊的進攻。
弗蘭茨看著他那位從巴黎大學來的朋友舉起了拳頭,威脅著對岸的靜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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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員用喇叭筒進行第三次喊話。
她再一次得到的沉默回答,使弗蘭茨的沮喪突然變成了憤怒。他就在這裏,站在泰柬邊境界橋僅僅幾步遠的地方,心中騰起一種要衝上橋去的不可阻擋的欲念。他想仰天痛罵,然後在震天動地的機槍掃射聲中死去。
弗蘭茨這種突然的欲念使我們想起了一些東西,是的,使我們想起了斯大林的兒子。當他不忍再看到人類生存的兩極互相靠近得瞬間可及的程度,當他發現崇高與卑賤、天使與蒼蠅、上帝與大糞之間再無任何區別,便一頭闖到鐵絲電網上觸電身亡了。
弗蘭茨無法接受的事實是,偉大進軍的光榮居然會與進軍者的喜劇性虛榮打等號。他不能承認歐洲曆史高貴的喧囂會消失在無際的沉寂裏,不承認曆史與沉寂之間不再有任何區別。他想把自己的生命放到那座天平上,想證明偉大的進軍比大糞要重一些。
但是,人們在這裏證明不出任何東西。天平的一個盤子裏放著大糞,另一個盤子裏是斯大林之子投入的整個身軀,天平還是一動不動。
弗蘭茨沒有讓自己挨槍子,隻是垂著頭,與其他人一道,成單行,走向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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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需要有人看著我們。根據我們生活所希望承接的不同目光,可以把我們分成四種類型。
第一類人期望著無數雙隱名的眼光,換句話說,是期待著公眾的目光。德國歌手、美國女演員,甚至那位高個駝背以及大下巴的編緝,就是這種類型。他習慣了他的讀者,某一天入侵者禁了他的報紙,沒有什麽能取代那些隱名的眼光,他便感到空氣頓時稀薄了一百倍,感到自己將被窒息。然而某一天,他意識到有人不斷跟蹤他,竊聽他,鬼鬼祟祟地在街上給他拍照,於是,隱名的目光又突然回到了他身上,他又能呼吸了。他開始對著牆裏的麥克風作戲劇性的演說,在警察那裏找到了失卻多時的公眾。
那些極其需要被許多熟悉眼睛看著的人,組成了第二類。他們是雞尾酒會與聚餐中永不疲倦的主人。他們比第一類人快活。第一類人失去公眾時就覺得熄滅了生命之光,而這種情況對幾乎他們所有人來說是遲早要發生的。然而在第二類人這一方麵,他們能夠總是與自己需要的目光在一起,克勞迪及其女兒就屬於這一類。
再就是第三類人,他們需要經常麵對他們所愛的人的眼睛。他們和第一類人同樣都置身於危險處境,某一天,他們愛著的人兒閉上雙眼,他們的空間將進入黑暗。特麗莎和托馬斯就屬於第三類。
最後是第四類,這一類人最少。他們是夢想家,生活在想象中某一雙遠方的眼睛之下。比方說弗蘭茨吧,他去柬埔寨邊境隻是為了薩賓娜,當汽車沿著泰國公路顛簸行進時,他能感到她的眼睛久久地盯著自己。
托馬斯的兒子也屬於這同一類型。讓我們稱他為西蒙吧(他將會很高興有一個聖經裏的名字,象他父親一樣)。他期望的是托馬斯的眼光。但卷入請願運動的結果,是被大學趕了出來。總是陪他出門的姑娘,是一位鄉村牧師的侄女,他娶了她,成了一名集體農莊的拖拉機手、天主教教徒,和一名父親。他知道托馬斯也住在農村時,激動不己:命運使他們的生活對等了!他由此而生出勇氣給托馬斯寫了一封信,不是要求對方回信,隻是希望托馬斯把目光投向他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