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煥琛口述：我與父親有個約定

左煥琛口述：我與父親有個約定

2017-07-15                                         上醫校友會

左煥琛，農工黨中央原副主席、農工黨上海市委原主委、上海市原副市長、上海市政協原副主席

1962年9月畢業於上海第一醫學院（現複旦大學上海醫學院）醫學係，後留校任教，1962年至1965年曆任助教、講師、副教授、解剖教研組副主任、基礎醫學部副主任、主任，基礎醫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基礎醫學研究所所長，基礎醫學院院長。

　　左煥琛和父親左景鑒都是學醫的。左景鑒出生於1909年9月，他是晚清重臣、軍事家、政治家，著名湘軍將領，洋務派首領左宗棠第四代孫。先祖左宗棠曾留下一句詩，“身無半畝，心憂天下”。這句話普普通通，卻深深飽含著一代人的心誌。左景鑒父母早逝，左景鑒在艱苦的條件下長大。左景鑒從小選擇學醫，由於左煥琛的伯父到英國留學，書念得非常好，左家祖上留下的錢都給了左煥琛的伯父。留給左景鑒的隻是左宗棠做官時穿過的狐皮袍子和一些家信、印章。然而，左景鑒在艱難中，依然勤奮苦讀。14歲時，左景鑒考入湖南長沙明德中學，還擔任學生會的工作。他的老師查夷平是位進步人士，經常以愛國思想教育學生。此後，在老校長的推薦下，左景鑒隻身來到上海，進入上海醫學院學習。左煥琛父親和母親雙雙畢業於上海醫學院，抗戰爆發後，他們在抗戰救護醫療隊相識、相戀並結婚。誌同道合往往是愛情最美的表現形式。結婚時，他們連一間像樣的婚房也沒有，但他們卻感到幸福。不久，左煥琛和弟弟妹妹們相繼出生。

　　左煥琛記得，周末父親會帶自己和弟弟妹妹們去外麵吃飯，回來的時候，就動手學習燒菜給家裏人吃。因為父親是湖南人，所以他燒得一手好吃的回鍋肉和扣肉。父親平時為人開刀動手術掙來的錢，就會買新衣服給自己穿。而父親也是一位嚴格的父親，他教育左煥琛和弟弟妹妹們自己的事情一定自己做，絕不允許偷懶讓別人代勞。他還會督促左煥琛好好練字，認真學習。左煥琛覺得祖輩曾經的輝煌在父親那一代已成為過去。父親教育自己更多的是要獨立自強，勤儉刻苦，凡事不要為自己著想。左煥琛說，小時候家裏人都不對外人提到先祖左宗棠。到文化大革命時，祖上留下的一點左宗棠遺物都難逃厄運。左煥琛回憶道，“文革期間，母親很緊張，隻能在家裏把圖章磨掉，不能磨的就鋸掉。左宗棠的家信也都燒掉了。我小時候曾看到過這些家信，其中包含了不少左宗棠的思想，很可惜，我們家已經沒有左宗棠什麽東西了。”

　　左煥琛同父親在一起的日子並不長。1956年，左景鑒作為上海中山醫院的副院長，響應國家支援內地建設的號召，放棄了舒適優越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帶著妻子和左煥琛的弟弟妹妹，乘上長江輪，去大西南重慶，他要和同事們在那裏建設一座醫學院和一所醫院。左煥琛記得，父親把政府分配的複興中路180多平方米的複式房子交公，“我想，我的先祖就是這樣的。當時（左宗棠）去收複新疆，是抬了棺材去的，就是一定要收複新疆，寧死也要恢複祖國的版圖。我父親也一樣，去大西南重慶，也是根據祖國和人民的需要一往無前的。”左煥琛這樣說。之後，左煥琛就搬到大學宿舍裏住。她暑假到重慶和父母親見麵時，發現道路泥濘，父親和他的許多同事們，這些醫生、教授，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一點一點建造起重慶醫學院和附屬醫院。父親白天跑工地，晚上審查圖紙，他同上醫大的同事們一共400多個人，帶家屬為祖國大西南醫學事業的發展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他這一去，除了因動手術回過一次上海外，就再也沒有好好回過上海。他把自己的大半生時間和心血都留在大西南。

　　在左煥琛記憶中，“父親是一名肛腸外科醫生，他一輩子想著怎樣治病救人。不管是在‘文革’動亂的年代，還是在身患重病的時候，他總是堅持著自己的信念和宗旨。”在上世紀70年代，左景鑒不幸患上了自己專長的肛腸科重病膀胱癌。當時家裏人都非常焦急。左景鑒卻非常鎮定地對孩子們說：“你們不要病急亂投醫。”他憑自己的醫學知識和醫學經驗，拒絕了通常的化療和放療。因為他知道，化療和放療對膀胱癌的作用不大。在旁人眼裏，人們很驚訝，他是怎樣悄悄地熬過死神的捕捉，依然活躍在醫療教學第一線的呢？“這是一個別人不知道的、我和父親才明白的秘密。”左煥琛說。他接受了全膀胱切除術。而且，他還告訴左煥琛“我要爭取活過一年，如果我能活過一年的話，我要把我這個人工肛門重新改造一下，改造得好一些。”父親不僅承受了人工肛門帶來的各種令常人難以承受的麻煩與痛苦，而且他還自製集尿袋與集糞袋，戴在自己身上，照常出門辦學，傳授醫學知識，甚至幾次在全國政協大會上，國家領導人要接見，父親動腦筋怎樣等兩三個小時，而讓人不會發現他在使用戴在身上的集尿袋支撐過不能上廁所的時間。父親的智慧與樂觀給了左煥琛和她的家人們極大的鼓勵。

　　盡管當時的病理科醫生判斷左景鑒活不過一年，他卻在這之後多活了２６年，直到88歲高齡過世。“而且他的過世也並不是因為他的癌症”，左煥琛說。“他最後因為肺炎和腎功能衰竭死的。”左煥琛把自己父親作為例子教育自己的病人。她感覺，一個人的心態很重要，父親以樂觀的心態來麵對不幸。他經常因為輸尿管阻塞發燒，但他覺得這恰是培養自己免疫力的好機會。他認為，“可能我吃這麽多的苦，反而促成自己身體不斷產生免疫力。”別人不吃的東西，他照樣都吃，他說，這樣也能使免疫力增加。他讓女兒左煥琛覺得，癌症並不可怕，隻要心態保持樂觀。同樣作為醫生的左煥琛知道父親其實忍受著極大的痛苦，她和弟弟妹妹都感覺心疼，然而，父親的精神，使得她和弟弟妹妹們也學習到了最寶貴的人生經驗。“直到今天我都會想起爸爸身患重病依然開門辦學，教書育人的情景。可是，爸爸卻一直說，像他這樣的人還有很多很多。他隻是當年支援祖國大西南建設的人中很普通的一個，是一代人的無私奉獻共同鑄就了祖國今天的新麵貌。”左煥琛非常動情地說。

　　1995年，組織上要求調左煥琛到上海市衛生局工作。當時左煥琛很猶豫，因為先祖左宗棠曾留下遺訓“後代不做官”，她征求父親意見，左景鑒對女兒說：“那你就好好地為老百姓多做些事吧。”這句話，從此深深印在左煥琛內心。1996年2月，左煥琛當選為上海市副市長。一年之後，父親永遠離開了她。

　　作為農工黨成員，左景鑒是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左煥琛記得，當年自己向父親提出，要求介紹參加農工黨，左景鑒對她講，加入可以，但必須好好學習，不是指你的業務，而是學習政治。“因為你要不斷地建言獻策，要參政議政，所以你要加強這方麵的學習。”左煥琛銘記著父親的教誨，“萬事都要自力更生，都要克勤克儉，要自強，我的一生就是靠這個精神鼓勵著。”她記得父親晚年很想回上海再看一看。而當時，左煥琛住在愛人家裏，煤衛都與人合用，而且上樓要爬一段很黑的樓梯，父親說，我實在走不動了，因此就沒有再回上海。事實上，父親沒給左煥琛留下半寸的房子，晚年對左煥琛的妹妹和妹夫說，“如果我去世的話，那你們就把我骨灰撒到長江裏頭，隨這個水流到上海。”左煥琛妹妹和妹夫那時跟他開玩笑說，“不行啦，現在葛洲壩已建起來，三峽工程也在造了，你的這個骨灰流不到上海。”父親說，“那就慢慢流吧……”

轉自：上海農工黨 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