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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尋常舉人怎樣煉成封疆大吏

(2017-03-30 17:35:01) 下一個

國士左宗棠:一個尋常舉人怎樣煉成封疆大吏(轉自《中國士人》)

吹笛在湖北

1月12日

三、國士左宗棠:一個尋常舉人怎樣煉成封疆大吏

國士,一國中才能最優秀、最勇敢的人物;一國中有力量的人物。“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左傳》)“古人所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宋歐陽修《答吳充秀才書》)“士之才德蓋一國則曰國士。”(宋黃庭堅《書幽芳亭》)“以張良、韓信之才,不識為國士。”(清和邦額《夜譚隨錄》)

1、一個見識和人物均出於地方的時代

時間到了清末,中國士人出現了一段自主、自動的輝煌曆史,主導這段曆史的主體是一群湖南讀書人。這些人均非書蟲祿蠹者流,而是一批誌行堅定而又懷才不遇,因而不滿現狀、憤世嫉俗的經世致用主義者。太平天國內戰兵戈掀起的波濤,將眾多散在四方的有心人卷到漩渦裏來。這些人從社會民間走上國家舞台,一舉擔待起挽救傳統精神價值、倫理道德,因國家內外交困而淪喪殆盡的民族責任。這些人“雖起家翰林,亦皆涉曆兵事”

[1]

能當兵,肯當兵,“不為名儒,即為良將”,

[2]

恢複了秦以前“有兵的文化”之自主士人的遺風,逐漸形成了一個典型的地方士紳階級在野派集團。
這些人的家世出生,如果不是全部,也是絕大多數沒有嚐試過政治權力為何物,而又渴望獲得政治權力的士紳階級基層社會成員。曾國藩上溯五世不曾居官。郭嵩燾上溯五世內最高功名是貢生,四次進京會試始得一中,但選庶吉士後未及散館即連丁雙親之憂返裏,數歎命運不濟。李鴻章與郭嵩燾是同年進士,未及受官即入曾國藩幕。隻有曾國藩當上了禮部侍郎,任內四次疏諫朝廷用人製度不當,因獲譴責,旋亦丁憂返裏。其它,如左宗棠、王鑫、江忠源、羅澤南等人,均飽讀詩書,對地主階級意識形態作用非常熟悉,也隻是窮而不酸的秀才或訓導。這些人多是特立獨行,能夠獨擋一麵,重視實現自我價值的狂生和諤諤之士,而非隨人俯仰,依附取容的鄉願和恂恂君子。

[3]

中國地主階級在野派知識分子們,在這個階級已將走近它的盡頭之際,仍能依憑經世致用的儒家抱負,首先在湖南表現出他們的曆史使命感和一種非凡的經世能力。這是一個見識出於地方,人物也起於地方的時代,廟堂裏的袞袞群公相形而顯得氣弱。

[4]

在這些人中,湖南湘陰舉人左宗棠是一個識見時殊和人格風異的典型。這位曾經落第歸田、蟄伏在野的“湘上農人”,一生孤傲的執念被一場內戰激活,將儒學精神化作衛道的自覺和自願,讀書人的用世之想和名教意識之亢揚,一時交匯在一起,回應“曠世難逢之奇遇”。

[5]

鹹豐二年(1852),當太平軍圍攻長沙,省城危急之際,左宗棠應巡撫張亮基之聘,縋城而入,一生的功名從此開始。在清末,一介尋常舉人是怎樣曆煉成封疆大吏的?這個民間士紳的人生,又何以時時都在鼓蕩人間的踔厲之氣,給中國人士曆史的品性帶來了另一種勁氣?

2、逆境對倔強的人是傷害更是動力

(1)耕讀出身,積代寒素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一字樸存,早歲自號“湘上農人”。左家祖籍江西,南宋時遷到湖南,“先世耕讀為業”,世居湘陰。左氏是當地大姓之一,代有聞人。湘陰左氏一族,以左宗棠最為出類拔萃。左宗棠的曾祖父左逢聖,是湘陰縣學生員,以孝義聞名,居貧好施;祖父左人錦,是國子監生,“律躬之嚴,閑家之肅,敦睦家族、推濟鄰裏之義”。

[6]

據記載,人錦承家教,奪所修建,嚐仿社倉法倡捐穀為族倉,以備凶荒,歲歉而左氏無饑人,著有《族倉條約》。可見左氏家族不是閉門讀書人,也是看護一方的士紳,明清稱為“書香門第”。書香門第在明清鄉村社會裏備受尊重,跟漢唐時世代相繼的名門大族控製地方情形,完全不一樣。明清兩代縣級以下社會管理,已經主要靠士紳和宗族等非官僚地方勢力,通過族規、禮製、興學、講約等組織形式來進行。
父親左觀瀾,是縣學廩生,“有學行”,

[7]

教書維持家用。一八一六年五歲時,左宗棠隨父遷到長沙貢院東左氏祠,開始讀經,學作八股文。八股文章之學,是以科舉應試、中進士第為目的。科舉是讀書人功名之路,考中進士者即入官籍,可授官管理百姓;未考中者則清白身,回鄉村教化百姓。讀書應舉,一生左右了讀書人生活道路,對社會的影響極其深刻,對左宗棠亦不例外。一八二七年,左宗棠十五歲,母親去世。三年後母親丁擾過後,父親接著去世。就讀長沙城南書院時,因“日食不給,賴書院膏火之資以佐食”。

[8]

再苦讀三年,左宗棠二十一歲時,中了第十八名舉人。發榜之前,他即與湘潭名媛周詒端結為夫婦,以貧故,入贅周家。一八三八年,左宗棠第三次赴京參加會試,再次落第。“比三試禮部不第,遂絕意進取。”

[9]

一八四零年,應聘到安化陶澍家為其子開館授學八年。這段時期,左宗棠“非修脯無從得食”,

[10]

不得已重複著父親的“寒素”的生涯。

(2)人生總有傷心處

說起來,左宗棠人生前半段有三件事情,使之最受打擊。一是因窮入贅。左宗棠積代耕讀簡居,家世寒素承繼。晚年,曾寫詩述及父母貧苦之狀,有“研田終歲營兒哺,糠屑經時當夕飧。乾坤憂痛何時畢?忍屬兒孫咬菜根”。又向晚輩痛苦況,說:“吾家積代寒素,……言及先世艱窘之狀,未嚐不泣下沾襟也。”

[11]

二十歲談婚論嫁之時,左宗棠“以貧故,贅於周”,不得已做了上門女婿。在中國傳統中,給一個男人最沒有顏麵的是三件事:一是無單獨立戶,二是“倒插門”,三是孩子不跟自己姓。左宗棠離開湘陰老家,到湘潭入贅周家,想必深深感到羞辱。晚年,他自題小像道自己“九年寄眷住湘潭”,一個“寄”字,委屈心都腫了。後來他做官位極人臣回憶這段生活,說自己那時“恥不能自食”,那是一件令人恥辱的事。終於,左宗棠在三十一歲時,用積年教書攢銀,購得湘陰柳家衝田地七十畝,攜家帶口移此築室自立,門戶名“柳莊”,揚眉吐氣,“此為有家之始”。
二是素節寒士。左宗棠自言“自十餘歲孤露食貧以來,至今從未嚐向人說一‘窮’字,不值為此區區撓吾素節。”

[12]

左宗棠幼時隨祖父在家讀書,異常聰明,凡讀書立就能背。尤其是對對子,更是悟性過人,倍受祖父寵愛。隨父在長沙讀書時,為文自負,“好弄敢大言”。

[13]

父亡後,雖孤露食貧,卻孤高素節。到書肆購《方輿紀要》、《水道提綱》,玩索山川險要、戰守機宜。研讀顧炎武《郡國利病書》,承平日久讀這些,埋下了頂破千年保守的伏筆。期間,遇到賦閑回家的布政使賀長齡。賀與之交談,歎其年少博學,允家藏書任來翻覽借閱,親自梯樓取書。一個沒錢買書的年輕人,得以“久親教益,於先生政學頗有所窺,謬蒙以國士見待。”

[14]

成年後,左宗棠聲譽越來越大。明清是個重名教的時代,一個人的卓識能力、善惡人品隻是抽象的價值,必須轉化為可以感知的榮耀、名望等世俗價值,才被普通人認可。這年,林則徐返鄉路過長沙的,船泊長沙,與之約見。左宗棠時年三十八歲,僻處柳莊“從事隴畝”。二人一見如故,“談論竟夕”,林歎左為“不凡之材”。

[15]

林職事新疆的經驗,為左後來經略疆防伏筆。左宗棠給哥哥寫信,道:“自覺倘遭時命,假我斧柯,必能實實做到”,

[16]

然而,時命沒有給一個將紙上之談轉化成實績的機會。“嚐以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

[17]

隻好一邊設館教書、操持田莊,一邊自諷“臥龍”解潁。存衷惓惓,末由自釋。世上素節寒士從來不缺,人生缺少的是美名坐實成功名的機遇!
三是進士不第。左宗棠十五歲參加長沙府試,取得生籍。參加院試考秀才時,母親去世,丁憂盡孝沒參加。二十歲捐了個監生,獲得鄉試資格,參加湖南鄉試中了第十八名舉人,開始有了身份。中國傳統教育,宗旨是讀書做官。學校學四書五經,實際是學道德禮儀和政治技藝,而不是科學知識或生產技術。所以考不取進士、當不了官,讀書人便成為廢人!府試秀才、鄉試舉人到殿試進士三級跳,讀書人通過了京考,有了進士資格,才得以授官職。考進士實在太難了!道光十八年(1838),就是曾國藩中進士的那一年,全國有五千三百二十三人進京會試,及進士第隻不到三百人。一八三二年底,左宗棠一次進京,不第而歸。會考每三年一次,二十三歲再次進京,不第二歸。二十六歲三次進京,仍然不第。回湖南家中經過洞庭湖時,寫詩自歎:“迢遙旅路三千,我原過客;管領重湖八百,君亦書生。”

[18]

從此他絕意科舉、不樂仕進,耕教之餘,“仍從事地學圖說”、“條列曆代兵事”,其意氣“非僅不欲居策士之名已也”,

[19]

令人想起了蟄伏中的戰國士人。但清國不是戰國,左宗棠後來官至封疆大吏,權勢熏天,卻有兩次大動肝火撂挑子。他要幹什麽?他要第四次赴京會試。原因是同僚噎他,不是考上來的。沒有功名身份,對一個吃國家俸祿者,如同今天在機關裏“以工代幹”,很沒地位。
第一次撂桃子是在一八六零年,時年四十九。太平軍內亂正盛,左在湖南巡撫羅秉章府中做無籍幕僚。他實權在握,功勳卓著。“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

[20]

奏疏流出,官場大駭。左宗棠家信說自己“未著朝籍之人”的“希世之奇遇”,皇帝也知道自己可用好用能用,“敢言左某果可用矣”。

[21]

自進府幕以來,左宗棠總感到怠慢。實不是籍官怠慢他,是他把籍官看不上眼。所以犯了“劣幕”欺職官之罪,被嚴詞追比。左宗棠發牢騷,扔下軍務,揚言進京會試。這事連皇帝都驚動了,鹹豐八年(1859)跟來京湘官郭嵩燾談話,說左宗棠是不是想進士想瘋了?郭回答不是想瘋了,是被進士這個身份激怒了。“上曰:聞渠意想會試?曰:有此語。左宗棠為人是豪傑,感激奮發。”

[22]

第二次撂桃子是在一八七五年,六十四歲老耋。西北勘亂收複伊犁正關鍵,左宗棠已是陝甘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身為一品大員,但朝中有人欺他出身舉人,資格不足以入軍機處。左得知便轟然炸地而起,向皇上請假入京會試。兩宮太後議來議去下旨:“特賜左宗棠同進士出身,並升為東閣大學士。”

[23]

一年後,如願升為軍機大臣,很是解氣,開了漢人官員賜同進士出身入值軍機處先例。
封疆大吏倘要在乎進士出身,原因在於中國品鑒人物的文化傳統。一般來講,“西方社會有階級,無流品。中國社會則有流品,無階級”,

[24]

傳統是通過姓氏和品級“詮序”,“以定門胄,品藻人物”,

[25]

賦予個人權重地位的。以官吏為例,進士為官,非進士為吏。或官或吏,對一個人有流品高下的區別。官和吏在秦以前並無太大區別。到了漢代,許慎《說文解字》解釋:“官,事君之吏也”,“吏,治民者也”。官和吏有了流品高低的劃分。東漢征辟察舉選官,多依名士品題,定其高下,這時有抬升太學出身而貶斥吏員操守的言論了。魏晉人分九品,唐宋時,官與吏出身有別。“太宗置官品令,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逾儕類,止可厚給財物,不可授之官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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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謂工商雜色不入流,不可為官。到明清,人物分流品是科舉時代一條不成文的規矩。進士及第是清流,非進士、翰林不能做大官;秀才、舉人是濁流,沉澱在下麵。

[27]

難怪左宗棠一碰即著火,體製內非胄即貴,官階再高,品階低了也屬於濁流。

3、可欽者總有睿智處

(1)以用讀書第一

中國自古有耕讀傳家的傳統,左宗棠是耕讀世家,重視讀書是自然的。一般目的不同,讀書可分三類。一類為科舉,讀文章之學,如詩文八股詞章學;一類為做學問,讀經史之學,如訓詁考據學;一類為功利,讀致用之學,如山川地理農業兵學。一八三七年,左宗棠三試不第,變計一心務農。“弟自戊戍罷第歸來,即擬長為農夫沒世。”

[28]

可欽處是他一讀地理農業兵學,一讀朝中憲章。八歲時跟父親讀文章之學,到十九歲那年父親去世,改投書院讀書。在書院山長、前湖北學政賀熙齡麾下,逐漸崇奉經世之學。後與益陽人胡林翼結誼,“綜核名實,幹濟冠時”,

[29]

於實學潛心玩索。晚年,回憶改弦易轍的經曆,那時並不被人看好:

於時承平日久,士人但知有舉業,見吾好此等書,莫不竊笑,以為無所用之。

[30]

事實上,左宗棠講求致用、以用讀書,受到諸多學者官員的賞識。其致用知識,側重經濟軍事之義;而經世學問,則是官場政治之道。國事諫議的學問,是在兩江總督陶澍家做私塾時完成的。陶家所藏的朝中憲章,提供了豐富的國是之道。左宗棠跟陶澍相識相知是在醴陵。一八三七年,陶澍回安化省墓,途經醴陵。知縣囑請淥江書院教書的左宗棠撰楹聯,“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歡迎陶澍。陶澍看了詢問作者是誰,叫引見。時年,左宗棠二十五歲,一老一少成為忘年交,陶澍因之才疏略聞稱左為“國士”。三年後任上去世,陶澍遺下七歲子陶桄。賀熙齡寫信,令左宗棠教陶桄,在陶館一直做私塾八年。閑暇時,陶家藏有當朝疏稿和憲章,左宗棠一一閱讀,對行政公文一套爛熟於心。“閱世漸深。”當時,湘潭人黎吉雲以翰林諫議國事,上書直言。左宗棠勸之:進言必有次序,論事須考察緩急。黎吉雲頗深以為然。對私塾先生左宗棠的政治曆練,陶澍女婿胡林翼評價其:“在陶文毅公第中讀本朝憲章最多,其識議亦絕異。其體察人情,通曉治體,當為近日楚材第一。”

[31]

一八四七年秋,左宗棠三十五歲,結束陶氏家館八年塾師生活,返回湘陰柳莊。農活之餘,又開始了兵學研究。一個實用主義者是無利不起早的,經世致用之學,為以用讀書的左宗棠預伏了另一條晉升之路。左宗棠在為一個良將做準備。他給兄長寫信,說自己“年來於兵事頗有所得”,智慧和能力皆備,“不為名儒,即為良將”,

[32]

假我斧柯時,可一洗凡庸齷齪之胸襟也。

(2)良師益友第二

左宗棠耕讀之外,結交了一批良師益友。要緊的是,這一批師友、書友、儕好、幕友從不吝嗇對“左孝廉品高學博,性至廉潔”之美譽,使之名聲越推越遠。要知道,在一個有悠久察舉征辟傳統的國家裏,這對一個科場失意者用作國器,躋身國朝,將有重大影響。中國是一個名教社會,好名之心,足以奪人所甚欲。聲名一波又一波與時局齊蕩漾,助人譽滿朝野,又使左宗棠永葆鴻鵠之誌。有清一代世俗美名作為最高追求,這是人們看重世俗、追求世範所致,與宋代理學追求形而上境界大不同。左宗棠把滿腹經綸、一身本領都托賦予師友口碑,雨澤下注,化為世俗榮耀。左宗棠後來拔擢國用,得益於良師益友。
一是師友。賀熙齡為最,是嘉道兩朝名臣,學術之純正、心地之光明,崇奉致用之學,一生垂範。左宗棠十九歲後,追隨求學十年,深受影響。左宗棠說話行文,慣於代聖立言,言大誌大,於友不屑。賀師常以詩諷之,亦不是常情可比。賀師教誨多在言之外、事之中,漸漸左宗棠誌向從八股轉注條例。在給賀師信中,說“仰荷至教,在遠不忘。宗棠雖極愚頑,何敢以空言妄對,自欺以欺吾師乎?”時時匯報實學心得:

宗棠近仍從事地學圖說,擬於山川道裏、疆域沿革外,但條列曆代兵事,而不及形勢。蓋以地無常險,險無常恃,攻守之形,不可前定,非僅不欲居策士之名已也。吾師以為然否耶?

[33]

賀熙齡死後,左宗無比懷念。“每思吾師,不覺淚之承睫也”。

[34]

以師遺命,遂盟婚焉,完成賀師“宜婿吾女”遺願,將剛出生的長子孝威與賀的小女定下娃娃親。師生之誼不足,又添親家之戚戚。除了左賀,還有與兩江總督陶澍。中國人愛上一個人舍身去愛,喜歡一個人舉家相許。陶澍時任兩江總督,左宗棠書院一介白丁,二人偶契,書信不絕。陶給左寫詩,讚揚道:“六朝花月豪端埽,萬裏江山眼底橫。開口能談天下事,讀書深抱古人情。”特為兒子陶桄向左長女左孝瑜求婚。陶的褒獎激勵了左的一生,左扶持孩子長大成人依囑完婚。
二是書友、學友。左宗棠的儕好,有湘鄉人羅澤南和丁敘忠,同縣人郭嵩燾,以及益陽人胡林翼等,這些人後來都成為湘軍集團名將、湖湘文化巨擘、晚清中興名臣。先說羅澤南,當時就很有些名氣,以後又成為湘軍著名將領。與時二人同在城南書院讀書,一在學習上互相幫助,“長與羅羅山、丁秩臣為友,亦藉窺正學階梯,不陷溺於詞章利祿之俗說”,

[35]

左羅丁品行上互相鼓勵。與同縣人郭嵩燾自小互淑。有一年世道動亂,郭丁擾在家,偕遊湘陰東山,為太平軍戰亂躲避計,約定東山比鄰而居。郭寫《題東山十八景》詩,左相唱和。郭嵩燾有著超前的洋務意識,後二人同期活躍在同治朝,“跌宕風流”。
三是親友。最值一提是胡林翼。胡是陶澍女婿,與左宗棠同年生,又是同學,卻又是左之女婿的姐夫,喊左丈人。在左與陶澍結為忘年交後,左胡二人開始結識。彼此一見訂交,相得甚歡。每風雨連床,徹夜談古今大政,很多觀點上投契合緣。第三次進京會試,胡林翼已為京官,左宗棠住其家中。落第後胡又寫書信寬慰他,說“農人勝於鄂撫”,落第不一定是壞事。左宗棠稱之“一生真知己”。左出山前,胡林翼時時關注丈人的仕途前程,一生中七次推薦,全心全意,盡心盡力,不吝溢詞,是左宗棠事業成功的一大關鍵。一八四八年,胡林翼代理貴州安順知府,將左宗棠向雲貴總督林則徐力薦,說“湘陰左君有異才,品學為湘中士類第一”。一八五六年,太平軍亂時,胡林翼附片保奏,說湖南巡撫幕中出了一位“才學過人”的舉人左宗棠,襄讚軍務“代臣等為謀”。到了一八六零年,胡林翼很急,這個時候左宗棠已經“名滿天下,謗亦隨之”。他再次上《敬舉賢才,力圖補救疏》保舉左,“據實附陳,以備聖明采擇”,

[36]

並用心地將左夾在十六人中一同舉薦。“其保左爵相也,同學而兼姻親。均為聖朝得人起見,外舉不避賢,內舉不避親,百世馨香,萬民屍祝,洵無愧也。”

[37]

胡林翼這種姻親相舉的精神,成為佳話。

(3)高瞻遠矚第三

凡事能夠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前途鉸接一體,這叫“高瞻遠矚”。左宗棠稟賦超常,自己說“早歲言大誌大,於時賢所為多所不屑”。

[38]

一八五零年,左宗棠三十八歲,發生了一場對左宗棠人生意義非凡的會麵。
頭一年,從陶澍家私塾離開後,左宗棠遷到長沙朱文公祠開館授徒。這時陶澍兒子陶桄已長大成人,配婚為女婿,跟隨繼續讀書。門下生徒有益陽人周開錫,長沙人黃冕的兒子黃瑜、黃上達、黃濟兄弟等人。左要求做人“誌趣不妨高也”,後來都成長為湖湘俊才,譬如周開錫一直做到了內閣學士。與父輩不同的是,教書先生左宗棠已是一個影響力的地方紳士。湘陰發大水那一年,他主持宗族親黨捐賑濟災,守土安民,是一方有勢力實力派。一八五零年這一年,左宗棠的視閥越過了湘陰宗族親黨。在長沙湘江一條木舟中,與接了“中國開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則徐的高度。林則徐邀招左宗棠相見,其來有自。林早年在江蘇做官,是陶澍所賞拔。一八四七年遣戍伊犁釋回,改任雲貴總督,胡林翼為其左右手。陶、胡兩人又與左關係親密,一個是忘年之契,一個是金蘭之契。兩契交匯,有了這次會麵。說來也怪,一介書生左宗棠對當朝達官貴人總有強烈的魅力,這可能是他狡黠、倔強的意誌和天聰勤奮的風格,有機鉸接一體的人格,適應了時代的主流趣味。十年前,第三次進京會試不第回鄉時,途中繞道金陵,謁見去歲一麵之緣的陶澍。陶留住官署,不久便鄭重向左提親。一個兩江總督與一個教書先生,交往才一年便定下兩家婚約,可見合契。後來陶又臨終托孤。可見時才二十六歲的左宗棠,其人格魅力。
這次。林則徐卸職回福建原籍,尋經長沙,長沙不在,又派人到湘陰請左舉人一見。這個時期,左宗棠三十七歲,教書先生種田郎,經世之望、致用之名,早已聲名在外,林有一麵之意。反之,林則為國是巨擘,揚曆中外三十餘年,左則一向傾慕。這是一月三日,左宗棠匆匆趕到湘江邊,在一艘船上,見到了林大人。長談話題,論及東南海防和西北塞防,宴談達曙乃別。

先生究心地輿兵法,林翼曾薦於林文忠。文忠一見傾倒,詫為絕世奇才。

[39]

林的國是資曆對左宗棠日後經略邊防大有影響,一是創辦福州船政局有創舉,一是收複新疆有偉業,在此打下草圖。林則徐說自己在大西北沒有推行屯墾,肥沃的土地沒有利用起來,不能富民安邊,這是個遺憾。左宗棠說山川墾殖,已有親曆親為的實踐經驗。後人給這一夜命名“湘江夜話”。對左後半生經略邊疆,在塞防與海防之爭中的立場定下了坐標。也為左宗棠從一個湘陰的普通開明紳士提升到中國近代愛國主義民族英雄的巍巍豐碑奠定了基石。可欽佩者總有大睿智處,高瞻遠矚;英雄撬動天下,隻需一個支點就足夠了。

4、機會總是給予有準備的人

(1)太平軍進攻湖南,紳士出山

如果不是太平軍進攻湖南,左宗棠或做一個地方鄉紳,或重複父親的一生。然而,機會總是給予有準備的人的。一八五一年,與林則徐會麵第二年,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起義。一八五二年,太平軍進攻湖南邊境,奪得幾百艘船,順湘江而下,集結在長沙城南,準備攻城越池。左宗棠這年四十歲,舉家從柳莊搬遷到湘陰東山白水洞,就是那個與郭嵩燾相約比鄰而居的山坳裏。左宗棠率親友砍茅草築堡蓋屋,打算隱居自保,保宗親、保鄉民。此間,胡林翼數次寫信向湖南巡撫張亮基推薦左宗棠,信中說:

前舉湖湘之士七人,左子季高則深知其才品超冠等倫,曾三次薦呈。此人廉介剛方,秉性良實,忠肝義膽,與時俗迥異。其胸羅古今地圖兵法,本朝國章,切實講究,精通時務,訪問之餘,定蒙賞鑒。即使所謀有成,必不受賞,更無論世俗之利欲矣。

[40]

張亮基派人趕到東山白水洞,請左出山,允諾“處賓師之位,運帷幄之謀”。

[41]

左宗棠複信辭謝。後之,江忠源也來東山催促他出行。哥哥宗植陪著後來做了清廷駐英大使的郭嵩燾,又一次來勸出山。十月八日,終於攀索登城,左宗棠進入長沙,開始了幕僚生涯。“策安三楚,勳讚一匡”,

[42]

宏才大略有了施展的舞台。“宗棠負才氣,喜言事,亮基一以兵事任之”。

[43]

左宗棠辦事不喜歡人掣肘,張亮基幹脆將全部軍事交給他指揮。在這個舞台上,他能夠縱橫捭闔,長沙危困形勢逐漸化解,“此左宗棠功名所從始也”。
自此,左宗棠開始了作戰無數的一生,先後與太平軍、撚軍、綠林軍、回軍和新疆阿古柏叛軍作戰。軍事上,他極有見解,克敵製勝有針對性,戰略戰術都不同。在贛浙時,麵對太平軍城高池深,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主雕剿而不主攻城”;

[44]

在黃河兩岸,麵對撚軍狼奔犬突襲擾京畿直隸、山東內地,要先行築堡、步步剿滅;在陝甘,麵對回軍有根據地不能遠離,而綠林軍無根據地東奔西突,則先掃平機動的,然後集中兵力攻擊釘子戶。左宗棠以書生談兵,可謂謀無不當。另外,在軍務之外,尤重軍需財務。打仗就是拚錢,後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左宗棠創設厘金局、鹽茶局,設厘金稅收,剔除漕糧的積弊。湖南開辦商賈貨厘金,供軍需局專用,效果顯著,能以湖南一省而兼支鄂贛蘇浙徽五省之寇。湘軍在外打仗,“餉械均仰給於湘中,兵勢稍振”。

[45]

湖南委任紳士籌餉治民,遂以平寇,亦肇端於是時。尤其有創造性的,是將官需交給民辦,以商業組織之原理加於國事之上。一八六二年在與太平軍攻堅之時,左宗棠繼任浙江巡撫,出現了財政危機,商人胡雪岩“情形既熟,呼應較靈”,

[46]

三天便籌齊十萬石糧食,解燃眉之急。左宗棠授其總管職,在以後十年裏,胡總管幫辦了三件大事:一是籌餉,二是購置軍火,三是打理洋務。左宗棠後來成功征討大西北,就是利用了徹底現代化的組織形式——商業手段采購和運輸,而非帝國式的征調和撥付。還有就是通過胡總管這個中介,與獨立金融機構融資和抵押貸款(匯豐銀行),保證軍需,支援了作戰。第三,就是拿錢雇傭民間駝隊搞運輸,而非無嚐抓丁征用,戰爭而不擾民。左宗棠的用人才幹、經濟謀劃和後勤能力發揮得淋漓盡致。
左宗棠四十餘歲出山,看似較晚,但這個年齡,能把積攢的社會閱曆、人生才幹、行事曆練和民間幹練氣息,一並帶入官場。不似進士做官,官場上承襲摸索,都是官場氣。左宗後來能夠一直做到袞冕巨臣,靠的都是江湖進入廟堂、野風吹亂華堂的一股新鮮官氣官風。到了晚年,功成名就的左宗棠回憶這段時間,說那是一個“曠世難逢之奇遇”。

[47]

(2)無辦不好的差事,才略流聞

一八五三年,曾國藩奉旨在湖南幫辦團練,湘軍由此興起。曾國藩的湘軍(包括後來左宗棠的楚軍、李鴻章的淮軍)隻是民間武裝,“吾邑團卒號曰‘湘勇’”,

[48]

不屬於朝廷軍隊。民間武裝崛起的原因,是太平天國內亂爆發後,由於清政府欽差大臣和八旗兵將,屢戰屢挫,隻好起用地方督撫帶兵所致。於其時機,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等地方官吏,延攬人才,開設軍幕,成立局所(如鹽茶局)襄辦軍需,晚清幕府形成。幕府主要是湘軍集團,由那些深受湖湘經世學風熏染的官員士紳構成,在其率領下,平息了太平天國內亂,將清王朝帶入“中興”時期。湘軍集團也誕生了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中興三大臣”。
左宗棠在湘軍集團中後來以“曾左”齊名,但這個時候剛出山入幕,做張亮基幕僚,還處於集團邊緣。執權統兵是他最大的夢想,此時既非良醫,更非良將,頂多算個良差良吏。這是因其出身籍外,沒有官籍身份。太平軍內亂時期,各級行政長官都可以辟幕。明清不同於以前的幕府:其一,幕府純粹私人性的,與政府沒有法定關係,即“古有幕僚,今惟幕友”。

[49]

一字之差,判若鴻溝。幕僚屬於國家公職人員,幕友則不是。其二,幕府成員隻是被官員聘為私人參謀,幕主和幕友彼此朋友,以禮相待。其三,國家承認幕友的地位,但受到限製,不被列入正式職官,官吏的任命權始終操之於政府之手。所以才華得以施展,依然寄人籬下。所以,到了次年,太平軍撤出湖南後,張亮基異地它任,左宗棠決定辭歸。
但是,太平軍流竄生事,湖南局勢重歸緊張。駱秉章上任,新任巡撫三次派使者進山,挽留共相支撐。左宗棠再出,直到鹹豐十年(1860),計六年專營湖南軍務。依然沒有職位,但這次“中丞推誠相與,軍事一切專以相付”,

[50]

左宗棠有了話語權、裁斷權。“左文襄初以舉人居駱文忠公幕府,事無大小,專決不顧。”

[51]

雖然自己有實無名,所有功勞都記於籍官身上,但他慷慨自負。章句之儒,帕首提刀,雖體製捍格,但有心衛道,實學大展,幹的舒暢:“弟自入居湘幕,駱文忠初猶未能盡信。一年以後,單主畫諾行,文書不複檢校。”

[52]

六年裏,左宗棠岸幘軍府,超然不自有其功,以賓佐專執軍務。隨著太平軍橫跨東南數省,戰爭進入膠著狀態。越膠著越現智慧,越越凶烈越展才華。“謀無不當,才略流聞”,

[53]

反而過得似乎很滋潤。作為久浸性理之學的湖湘讀書人,左宗棠在乎的是做一個“有主義”的兵。一八五六年,四十四歲時,京官之間流傳一段銘言:“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

[54]

一時間交章論薦,引起皇上的注意。一八五九年,時郭嵩燾值南書房:上召入,問宗棠何如人。曰:“有才,肯任事。”上曰:“何不利於人口?”對曰:“性剛,且疾惡。”上曰:“向嚐召之,奈何不至?”嵩燾曰:“左宗棠非求官者,若皇上有意驅策之,當不敢辭難。”上頷之。

[55]

很快,郭鬆濤將此番唔談寫入日記並信告左宗棠,曾國藩也積極傳達二手消息,“筠仙(郭鬆濤)召對,聖意殷勤,垂詢閣下,將來自不免一出。”

[56]

胡林翼更大喜,寫信鼓勵道:“丈之聲名已篆天心……今已名在九重,而轉有憂色。能憂,是吾丈見道處。”

[57]

這場看似意外之幸,實在是“數年襄畫軍事”所致,所以左更關心的是“何時舍帷幄而事戎軒”。

[58]

很快,左宗棠自主自立的機會來了,鼓蕩人間的時日到了。一反傳統“無兵的文化”的政製、“沒有政治生活”

[59]

的兵製,湘軍第二波隆重出場了?

(3)皇權下移,籍外“劣幕”侵官越俎

清末湖湘讀書人中有一種濃濃的實事求是的風氣,是傳承清初湖南人王夫之“有即事以窮理,無立理以限事”

[60]

的理學精神所致,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理學,帶有強烈的批判主義精神。在太平軍內戰的激厲下,這批湖南人在文化上,務程朱為宗,以正統文化傳承者自居,麵對“孔孟”、“名教”知識信仰危機,號召“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

[61]

,意在挽救文化危局,成為了捍衛道統權威的擔綱者、有“主義”的兵。在軍事上,以鄉誼維係,招集鄉勇團練,組建湘軍義兵,建立幕府及其組織,開啟了湘軍集團自主化政治。這樣,湘軍集團思想上擁有自由化意識形態,組織上形成自主化體製,成為了一個與八旗兵並行的一支軍事力量、與清廷體製並存的地方集團。由此,開啟了清末國家權力下移的過程。
清代國家權力下移和太平軍內戰的形式起落是同時進行的。內戰中,朝廷兵無可調,惟有募勇;餉無可請,惟有自籌。大凡軍興之時,用人不拘常格,自可從權。於是戶部之權日輕,疆吏之權日重戶,結果是權力下移。

[62]

左宗棠的崛起,從機緣看得益於太平軍內亂,給封閉的皇權體製撕開了一道大大裂口;從實質看則是湖湘人士紳階層自由化運動的結果。一八六零年,這是一個多事的年份。這一年,太平軍擊潰了清軍圍攻天京的江南大營,接連攻占常州和蘇州,又從蘇州進攻浙江,攻占嘉興。仿佛是為左宗棠登台亮相,吹響隆隆的前奏,布下寬闊的天幕。要知道,太平軍越猛烈,體製的裂縫就撕裂的越大,左宗棠這樣的野埋沒的湖湘士紳、尋常舉人便有更多進入曆史的機會。
左宗棠這年四十八歲,他堅決辭掉幕府執事,離開湖南。他聲稱要進京參加會試。其實,這隻是一個表麵原因,背後是犯政治錯誤跑路了。頭一年,一八五九年四月,幕賓左宗棠與羅秉章手下的大清總兵樊燮發生了嚴重的衝突。在左宗棠的堅持下,永州總兵樊燮被巡撫奏劾回家。之前,樊總兵麵見左姓幕僚,左幕僚嗬令總兵“伏地拜”。總兵忿忿不幹,說哪有朝廷命官跪拜一個師爺的?這話戳到了左宗棠的疼處,要求駱秉章把樊燮辭了,以儆效尤。巡撫從來“軍事一切專以相付”倚重左,故一紙把總兵奏劾回家了。哪知樊燮是個有背景的人,湖廣總督官文不高興了,不打主人專打狗:你一個左幕吏竟敢在省“侵官越俎”。

[63]

的確,左宗棠越界犯忌了,犯的是“侵代正官,以幕僚為決策核心”

[64]

之大忌。其實,這是自主、自由化讀書人與製度化、體製化官僚捍格所致。但這次左宗棠真的攤上了大事:官文劾之“劣幕”。“劣幕”一詞從來名聲敗壞,是“縱情破律”的幕僚,同胥吏之害是一類,同歸於成分龐雜的“公人世界”,

[65]

在中國政體中從來都是一個痼疾,也是一個政治心病,廣為詬病。“刀筆下吏,遂致竊權勢,舞文法。”

[66]

故明朱元璋裁斷“吏胥心術已壞”,規定“凡選舉,毋錄吏卒之徒”。

[67]

而劾到左宗棠頭上,一是幕僚侵代,搞一印兩官,一是超越正官,搞犯上作亂,處境危險。
左宗棠越界,說明幕府活躍,亦說明社會政治存在問題,長期看也說明官僚製開始頹敗於幕僚製。戰爭中鬆動的秩序,使一個做幕賓的尋常舉人生發出自動、自主麵目。左宗棠主駱秉章幕六年軍務,自謂“忘其愚殘,一意孤行”,

[68]

積攢了“一意孤行”權力,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他是一個強幕。這種下移而來的權力,在他犯“罪”之時,並沒有一個規範的界度。太平軍內亂非常時期,原本體製外幕府卻生出有職官化驅動,事權正從政府一個一個挪過幕府來,幕府漸漸鍛造為官衙。時間一長,政府權力屯聚於幕府(幕賓)。好處是,可以從紛亂否塞的官場關係中重組起一種與戰爭相適應的秩序;壞處是,與國家對立的地方軍事集團的崛起。清末一直到民國初,各地割據的軍閥就是其孑遺。幕賓左宗棠因權力空間鬆動而恣意縱橫,也因之常常光焰迫人。一則記載說:文武官紳非得到左歡心者,不能得意;而得到左歡心者,無不得意。籍外“劣幕”侵官越俎,巡撫官文看不慣了,上奏折;皇帝鹹豐忍不住了,下密旨:“左某如果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

[69]

總之,曆史的縫隙越大越好施展,但步子邁大了,就攤上事兒了。

5、組建楚軍,終於有了一支自己的隊伍

黎明前總是有黑暗。一八六零年,左宗棠招致多人忌恨。“自念草野書生,毫無實用”,功勞再大,沒有身份也是白搭。四十九歲的左宗棠請求發給公文,要赴京參加會試,“特欲藉會試一遊京師,脫離此席”,去掉“頻年怫鬱之隱”。

[70]

進京路上,雨霰交作,風雪均大。經過襄陽時,收到胡林翼密信,告訴他官文在京畿布下了一張網,非常危險,切勿進京。一時間,左宗棠“側身天地,四顧蒼茫”。

[71]

帝鄉既不可到,楚南憂讒畏譏,左宗棠人生的路越走越窄。
不得已,便改變計劃,回舟漢川,沿長江而下,打算去贛遊曆一番。先到胡林翼鄂英山大營,然後投贛曾國藩帳下。“不為名儒,即為良將”的心思未滅,路上給曾的部下、同屬於白衣出身的李續宜寫了一封信,此來入滌老營,暫棲羈羽,可歎“八年戎幕坐嘯,未克親履行間,實為闕事,唯求一營官,殺賊自效。”五月十六日,到達宿鬆曾國藩大營,懨懨住下,度日如年。偏屋漏又遇連夜雨,湖南來信長子左孝威病重,匆促返湘。在家期間,“忽滌公奉廷旨垂詢鄙人。”

[72]

躊躇間,忽然喜從天降:

俄而朝旨下,命以四品京堂從國籓治軍。

[73]

左宗棠在老家聞訊,喜極而泣。“京堂”是個什麽官職呢?是清代對特殊高級官員的一種稱呼,一般為三品、四品官。清中葉以後隻是一種虛銜。朝廷好吝嗇,沒直接給招兵權,且“劣幕”之名仍然懸在頭頂。六月二十一日,胡林翼再次上疏力薦左宗棠。六月二十三日,左宗棠勞心勞力在外一年餘後,終於自湘陰柳莊抵長沙司馬橋,安靜歇息,運籌帷幄。或許京堂身份接下來,是一件幹大事的節奏?接下來,真出大事了!太平軍擊潰了大清八旗軍的江南大營。接著,一口氣連連攻占了常州和蘇州,又從蘇州進攻浙江,攻占了嘉興。這意味著北方朝廷在南方再無成建製的一兵一卒了,意味著東南諸省成了一片真空,或成為一張白紙,意味著湘勇騰挪翻轉的自主空間留出來了。國家體製裂口越大,意味著民間出頭機會越多;權力管控越失範,意味著底層自由越大。史書記載,左宗棠聽到這消息好一陣偷著樂!形勢固然對朝廷不利,但這對左宗棠是極大好事。英雄最值得敬畏處就是扛得住形勢,朝廷收拾不住的壞爛天下,救得時局的便是第一豪傑。“中國民間,江山有思”。

[74]

鹹豐帝草草了結“劣幕”一案,道:“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長軍旅,自當棄瑕錄用。”

[75]

於是,左宗棠因禍得福,開始進入了從師爺到元帥的轉型。

[76]

這個時候半個中國,喏大的舞台空間騰讓出來了……
曆史表明,天下大亂必呼出大治的人。
一八六零年是鹹豐十年,這年閏三月,太平軍襲杭州,誘金陵圍城之清軍分兵往援,趁時擊潰江南大營。太平軍破清軍江南大營後,旋下常州、無錫、蘇州、嘉興諸地,主持江南軍務的清軍總領和卷一路逃奔,嘔血而死。除上海外,蘇南地區盡為太平軍所有,經製之兵(體製內八旗軍)的氣數也隨之而盡。“赤地新立”的湘軍獨居長江中遊,冷眼俯視盤踞下遊的江南大營在滾滾煙塵中人仰馬翻,分崩離析,各自議論紛紛。時左宗棠在湘陰家中,長坐長子病榻旁,聞而歎曰:“天意其有轉機乎”?轉而沉沉道:“得此一洗蕩,而後來者可以措手。”人說,湘軍是從打亂了的章法裏冒出來的力量。左宗棠此番議論江南半壁大亂之勢,直露出一種久鬱之後的酣暢。從此,帶著一手規劃天下的自信和自負,大步地走入了居天下之重的位置。六月二十六日,左宗棠拜奉四品京堂候補、襄辦曾國藩軍務的諭旨。這個任命,顯然令左宗棠的地位大不同了。幕府是民人私誼,而京堂則為官僚流品。一介士紳從民間進入到體製,一步邁上了朝官的位置。不但身份解決了,江南“赤地新立”,朝廷不得不權力下移:又有了提拔下屬權,有了任免文武權,有了處事權。有了人財物權,後邊總督巡撫、封疆大吏、洋務大臣諸冠冕,直到憑以載入曆史的“同治中興三傑”地位,就其才略所遇到苦艾而言,都是“一覽眾山小”了。立馬,左宗棠著手籌備“治軍”了。怎麽治呢?

初,國籓創立湘軍,諸軍遵其營製,獨王珍不用。宗棠募五千人參用珍法,號曰“楚軍”。

[77]

左宗棠要規畫一支自己的“楚軍”搞單幹。他招回“勇敢樸實”的宿將做骨架,宿領往下募勇弁做肌肉,勇弁聚合鄉裏親誼,維係成為血液。軍隊以儒教立旨,團隊以義烈維係,隊友講忠義,做人講廉恥信義。西方人通常是向法律尋求團契,而中國人團結集體(尤其明清社會)則以忠孝文化作粘合劑。一個人首先要孝敬父母,把對父母之孝推廣開來,便是對統帥乃至國家的忠,這就是“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國薦之朝移孝作忠”。

[78]

湘軍組建時,忠孝作為治軍邏輯和建軍辦法,一並解決了文化認同、宗親認同,直至國家認同。

[79]

這是一群維護文化正統為任、操持兵事的讀書人,是鄉下民間走出的有“主義”的兵,因其才是真正的湖湘“子弟兵”。這是湘軍區別製軍之所在,也是其“勁氣”的來源。子弟兵初建立四個營,每營五百人。又建立四個總哨,每總哨三百二十人。另外建立一支精銳部隊,兵力為兩百人,分為八隊,作為左宗棠的親兵。
左宗棠獨樹一幟,“楚軍”做湘勇番號,這是一支五千人的兵,是自己的隊伍。七月十一日,楚軍駐紮在長沙城南的金盆嶺。這時,太平軍石達開部從貴州進入四川,清廷提議左調任督辦四川軍務。左宗棠說,他的楚軍剛剛組建,正在進行訓練,無暇離去。實際上,他是不想再回到“八年戎幕坐嘯”

[80]

的寂寞與無奈之中。一八六零年是一個轉戾點,左宗棠年四十八歲。九月二十二日,楚軍募練完畢,從長沙出發,經醴陵進入江西。左宗棠,一個曾經尋常舉人高高坐在馬背上,從田舍邁向戰場。這一邁步,便完成了從尋常舉人,到到領兵元帥漫長轉型;伴著扯破一切掣肘體製的約束,走上人生豪邁的大道。左宗棠出征前,曾向曾國藩寫信預言逐鹿天下雄傑,說:惟有湘軍才是太平軍的對手,而湘軍中“與賊為難者,獨有楚軍”。

[81]

以德勝天下,始得名正;以才勝太平軍,始得成功。功成自然名就,左宗棠次年任浙江巡撫;再次年獲專折奏報權,時年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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