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逄先知如何反駁戚本禹——比較特權邏輯和草根邏輯之間的歧異 --老田

看逄先知如何反駁戚本禹——比較特權邏輯和草根邏輯之間的歧異 
老田 
今年是文革發動五十周年，戚本禹臨終之前授權在香港出版了他的回憶錄，回憶錄中間首次披露了大量文革史實，這些事實對既有的官方文革評價和史學敘事構成了顛覆性的挑戰。改組之後《炎黃春秋》雜誌，分上（發在2016年第10期）中（發在第11期）下（發在第12期）三部分發表了逄先知等人對於戚本禹回憶錄的批駁，標題是《揭穿<戚本禹回憶錄>中的謊言》，認真閱讀了省部級意識形態高官逄先知和他的同事們的文章之後，隻能夠很遺憾地指出：這個反駁沒有達到作者們預期的要求。  
《戚本禹回憶錄》和逄先知等人的反駁文章，老田都仔細閱讀過，深切地感受到不同的作者在記述曆史並向讀者呈現史實方麵的風格差異，這個風格差異可以初步地區分為：特權邏輯和草根邏輯之間的落差。 
應該指出：特權邏輯與草根邏輯的巨大不同，是毛主席他老人家首先發現的。一個人是否當權，很容易帶來文風和說理方式的蛻化變質，由強調說服力的草根邏輯到關注棍子打擊力度的特權邏輯，1957年春天毛主席至少兩次重複說過這些話：“用片麵性反對片麵性，形而上學教條主義的方法。王蒙小說未寫好，需要幫助他在實踐中改正，李希凡開始寫文章是好的，後來的東西無多特色，是否到人民日報脫離了生活，應生活在實際生活中。當小媳婦時好，當了婆婆就不行了，用教條主義方法不能批評人家，因無力量，請看一下列寧是如何寫《經驗批判論》的。斯大林在後來就不同了，不是平等討論問題，搜集大量材料發表意見。有些東西寫得好，有些東西是坐在山崗上，揀起石頭打人，使人看了後不大舒服。當了權，作了官，要警惕，不要罵人像罵兒子一樣，不應是老人和小人的關係，不能以片麵性反對片麵性，教條主義不是馬列主義。”【毛澤東：同科學家、文學家談人民內部關係，（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更早時期《在頤年堂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也提到類似的內容，載1968年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49-57卷，第143頁】  
一、草根邏輯的基本要求——對初中語文課內容的一次複習 
初中語文課中間，老師曾經告誡我們：需要用真實的材料（論據）經過合乎邏輯的推理過程，才能夠得出靠譜的結論。在寫文章的時候，材料一定要真實而不能夠偽造，推理過程要周延並符合邏輯要求，這樣，才能夠得出靠譜的結論來。應該說，每一個沒有特權的人士，都需要堅持這個最起碼的要求，因此，這是一個人處在草根地位上不可能背叛的要求。  
有了特權和地位之後，很多人傾向於違背草根邏輯，開始有了扯大旗作虎皮的條件，這樣，特權邏輯就產生了。毛澤東曾經非常詼諧說形容過，特權邏輯在說服力反麵的嚴重欠缺：“右傾機會主義則把凡有懷疑的都一棒子打回去，肯定一切。聽說陳其通這人還好，馬寒冰就很霸道。他拿了文章跑到《人民日報》，一聲‘聖旨到’，鄧拓就雙膝跪下了。（××插話：當時他寫了文章來，一進門，就說他們有些意見，要想爭鳴一下，希望文章不要改動）馬寒冰的文章十分教條主義，我就看不下去，簡直強迫受訓。”【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載1968年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49-57卷，第179頁】  
特權邏輯往往與大規模的媒體宣傳相關，在世界大戰之後，作為媒體策略並履行戰爭動員功能的宣傳事業，名譽是徹底地臭了，此後，為了重建讀者對媒體的信心，發展出一整套的甄別閱讀技巧，並要求在媒體文章寫作中間加以貫徹。“在美國，新聞界推崇的客觀性要求新聞媒介:(1)將事實和觀點分開;(2)報道新聞不帶感情色彩;(3)公正平衡。這樣可以使雙方均有機會使用向受眾提供充分信息的方式進行答複。美國新聞界認為，客觀性與宣傳是格格不入的。”【譯者序XIII，(美)拉斯韋爾著.張潔，田青譯《世界大戰中的宣傳技巧》，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因為宣傳喪失了公眾信任，新聞業為了市場上的生存所需，由此采取了一些寫法方法上的革新，試圖部分地挽回讀者的信任，這應該算是對特權邏輯的自我反思與革命。在上述新聞稿寫作要求中間，提出事實和觀點分開的要求，這實際上針對了一種最常見的“假事實”生產方式——很多人尤其是特權作者往往把自己的觀點混同為事實，向不仔細的讀書偷偷傳播。  
二、特權邏輯與草根邏輯有什麽不同 
逄先知等人一開篇就氣勢奪人，說戚本禹是一個罪犯，“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打砸搶罪，判處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還說“戚本禹犯罪事實，人所共知，件件落實。”（上部分P20）不過，逄先知先生應該能夠接觸到1979年頒布的刑事訴訟法，其中明確規定：對於當時政策和法律不認為犯罪的事實是不能夠作為犯罪來看待的。以此而論，逄先知除了引用官方的既定結論發言之外，要他自己依據事實和規則作出獨立的結論是困難的，當然，也可能是他不願意這樣做的。  
作為一個標準的法盲，逄先知通過宣布戚本禹為犯罪分子，然後就獲得了對待罪犯的空前心理優勢，在敘事和說理之先，反駁文章就就已經得出了結論說：戚本禹不過是打著擁護毛主席的旗號為自己翻案，還順帶地美化壞人江青。因為對於論敵的人格不尊重，延伸到對於事實和邏輯的不尊重，這樣，我們就領略到了逄先知等人對特權邏輯的充分演繹。  
由於對推理邏輯的極度忽視，逄先知等人即便是有著檔案館豐富資料作為依托，所進行的反駁力度也極其有限，很難說服認真的讀者。從初中生的邏輯知識出發，要有效地反駁戚本禹的回憶內容，應該怎樣做才算是實現了反駁，這裏隻列舉幾個較為典型的例子。  
戚本禹回憶錄說毛主席是看了他上送的材料之後，為毒蛇咬死的農民而流淚了。逄先知的反駁說這是看了曾希聖的電報流淚的，這個反駁在邏輯上不夠周延，為了推理周延需要增加一個小前提：毛澤東隻為此流淚過一次，而這一次流淚是在看到曾希聖電報時流淚的，據此才能夠得出邏輯周延的結論——戚本禹說了假話。因為推理缺少了至關重要的小前提，因此就不足以駁倒戚本禹，在邏輯上還遺留了這樣一個空白：毛主席可能不止一次流淚。（上部分P22-23）  
由於極度忽視邏輯要求，在反駁戚本禹參編毛澤東選集時也一樣出現了漏洞，戚本禹說自己參加過1-3卷的文章編輯過程。逄先知的反駁卻說直到1953年才出版完畢，在時間上戚本禹有著“不在場”的證據，這個不在場的證據其實是無效的，其間的邏輯漏洞是：如果假定編輯過程是在編完一卷（或一篇）之後才進行下一卷（或一篇）的編輯作業，否則的話，完全有可能是先全部過一遍再逐次完成。逄先知要進行邏輯周密的反駁，需要指出一個從頭到尾都隻存在著嚴格按照順序進行編輯作業的史實，某月某日隻進行到某卷某篇，此後戚本禹就沒有參加了，我們很遺憾地看到，逄先知先生沒有提供這樣的史實。  
在另外一處，逄先知等人似乎說“沒有權力就沒有智慧和發現問題的能力”，這個說法很容易在草根讀者那裏激起反感。逄先知等人是這樣說的：“在戚本禹筆下，在解決群眾失業問題上所起的作用，連周總理等老一代革命家，還有那麽多中央委員，都不如戚本禹這個‘小秘書’，太狂妄了吧！”（上部分P27）這段話的言下之意，好像隻有大人物才有慧眼能夠洞察世事，真理永遠是跟著權力和地位走的，逄先知為什麽會有這種奇怪的想法，真很讓人疑惑不解？！很多人都知道，毛主席1973年推動解決知青問題的肇因，就是基於一個比戚本禹還要小的人物——福建一位小學教師李慶霖來信。  
更何況，毛主席自己始終堅持中央決策機關隻是一個加工廠而不是設計院，隻能夠加工來自群眾的材料，而逄先知等人在決策方麵如果真是持有這個觀點的話，應該說是與毛澤東本人的認識是尖銳對立的。這一次由逄先知領銜的作者群體中間，還有幾位的工作性質都是要將來自民間的“加工材料”上送毛主席，難道每一次上送的材料都是在周總理等老革命家和中央委員完全知情的情況下才上送的嗎？如果接觸到一件老革命家和中央委員未能及時知情的材料，是不是就會堅決拒絕上送呢？  
逄先知認定隻有權勢人物才有智慧才能夠發現問題，但毛澤東對此是有不同政見的：“概念、判斷的形成過程，推理的過程，就是‘從群眾中來’的過程把自己的觀點和思想傳達給別人的過程，就是‘到群眾中去’的過程。在我們的幹部中，大概還有不少人，不明白這一個簡單的真理：任何英雄豪傑，他的思想、意見、計劃、方法隻能是客觀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隻能來自人民群眾的實踐中，或者自己的科學實踐中，他的頭腦隻能作為一個加工廠而起製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則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人腦製成的這種完成品，究競合用不合用，正確不正確，還得交由人民群眾去檢驗。如果我們的同誌不懂得這一點，那就一定會碰釘子的。”【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載1968年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58-60卷，第28頁】  
逄先知還把自己的觀點，不加甄別地當做事實推薦給讀者，他根據自己的想象認為劉少奇不可能以“將軍”式的口氣對毛主席發問，並把這個作為事實去反駁戚本禹，應該說這是違背草根邏輯要求的。更進一步，逄先知說毛主席也沒有在回答中間提到張霖之等名字，還說戚本禹是根據不實的材料“演義出”一個毛劉對話內容。（下部分P5-6）但根據劉源的回憶，這個事情是切實存在的。逄先知說戚本禹是依據“不實的材料”——大概是指劉源的回憶內容不真。鑒於劉源的材料在國內公開出版已經十多年了，逄先知及其文獻研究室的手下都沒有出麵反駁，無疑已經贏得了部分社會公眾的信任；這一次因為戚本禹回憶錄提到相關內容，就輕描淡寫地還不加辯駁就說這是假材料，這可能會給讀者留下不好的印象，要是假材料一出來逄先知等人就立即公開反駁，顯然就能夠贏得讀者更高程度的信任。  
據劉源等人回憶：“根據劉少奇向劉源的簡述，以及‘文革’後安子文同誌對劉源的三次回憶來論述。”“劉少奇仍堅持己見，請教式地問：‘對這個‘派’，我總是理解不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有，但是資產階級都要消亡了，怎麽可能有什麽派？一講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處都有敵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澤東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張霖之就是！’”  
【王光美，劉源等著;郭家寬編《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115-116頁】 
三、戚本禹到底在四川種過試驗田沒有 
逄先知等人用了很大的篇幅，來反駁戚本禹說毛主席吩咐他們下去種試驗田的事情，看起來這件事被格外看重。既然被大官看做是重大事件，老田也就相應地在這一事件上多花些筆墨來進行剖析。 
逄先知提供了另外的說法：“當年毛主席派田家英帶些人下去主要是搞調查，了解農村情況，整頓人民公社，貫徹剛剛閉幕的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壓根兒就沒提過什麽種試驗田的問題。”（中部分P23）對於這個說法，逄先知還搜集了的其他證人和證言，並使用了很大篇幅選載了自己當時的工作日記。  
逄先知反駁說根本不存在種試驗田一事，優勢是有其他人的證言。戚本禹說毛主席要求下去種試驗田，優勢是時間方麵存在著無法偽造的“情理”——一個小地方的調查和落實政策工作無論如何都不需要花費半年時間那麽長，至少目前還沒有看到第二例那麽長時間的單純調查——下去的時間從2月-8月持續半年之久。當然，如果逄先知先生能夠找幾個五六個月時間“隻”進行調查和落實政策的例子，就能夠更好地讓人相信：戚本禹在那裏呆了半年不是種試驗田。四川人士王東渝先生2012年曾經陪同戚本禹回訪當地，當地人還帶戚本禹去看過當年他種的那塊試驗田。[ 東夫：一個“中右”眼中的戚本禹，網址：http://www.wyzxwk.com/Article/cpers/2016/12/374195.html]  
正如王東渝所言，事實隻有一個。假如戚本禹回憶屬實的話，顯然，逄先知的證言就不可能屬實了。說假話對於草民而言是一件犯忌諱的事情，但是大人物來說，他們常常有各種不得不說假話的“不得已”。據老田所知，逄先知等人編輯毛澤東著述時，不止一次遭遇到背離事實的“不得已”——有的時候是不得不刪去毛澤東的重要講話，有的時候則反過來，是不得不把毛澤東沒有說過的話安在他頭上。茲舉兩例如下：  
（1）1955年年底，毛澤東有一篇反右傾反保守的講話，這篇講話的重要性程度極高，當時政治局常委議定要以這篇講話為基礎起草八大政治報告，其重要性應該列在毛澤東建國後係列講話的前幾位，但逄先知等人編輯的各種毛澤東著作包括年譜，都絕口不提這一次講話及其內容。  
（2）1955年的上半年，毛澤東有一次與農村工作部的高官們談合作化問題，杜潤生造謠說毛澤東親口說過這些否定合作化的話——“生產關係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否則生產力就會起來暴動。當前農民殺豬、宰羊，就是生產力起來暴動。”【杜潤生：憶50年代初期我與毛澤東主席的幾次會麵，載《緬懷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380頁】可以百分之百肯定，中央檔案館存有這次談話的原始記錄，但是，逄先知及其手下不知道出於何種心理，卻選擇把杜潤生捏造的謠言編入《毛澤東年譜》，不去檔案館核對毛澤東的原始談話記錄。【關於杜潤生編造這一謠言的詳細考據和辨析，參閱老田文章《從杜潤生的“殺豬謠言”到複旦教授的“殺牛謠言”》，網址：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76616.html】  
大人物的痛苦，我輩草根往往體會不到，但現象和表現是清楚的：對於毛主席本人是否講過某些話，有時候存在著必須“貪汙”的不得已，有的時候又出現需要“栽贓”的不得已，類似的事情不止發現過一次。這以此類推，毛澤東要求下去種試驗田的話，也有可能說過但是存在著被貪汙的不得已，但是，戚本禹在一個地方呆滿了半年而且也種過試驗田，又有當地農民的證人和證言，難免有人認為戚本禹的說法更為可信。結果，逄先知反駁了半天，浪費了大量的篇幅，到最後，認真的讀者最多也隻能夠存疑：毛主席可能說過種試驗田但除了戚本禹其他人都沒有去種，當然還有反麵的可能性也存在。這個情況無論如何都不能夠叫人滿意，更不能夠心安理得地認為已經駁倒了戚本禹從此天下大吉，所以，還希望看到逄先知等人的進一步努力，拿出更切實的證據來，把所有的疑問一掃而空。  
為了更為有效地反駁戚本禹，逄先知在進城拉糞這個具體細節上也費了不少筆墨。就此構成兩個截然有別的說法，戚本禹在回憶錄中間說：農民告訴他為了積肥需要去城裏拉人糞，他是找了幾個年輕人一起去拉的，時間上持續了一個多月。對此逄先知提供了截然有別的另外一個說法，他說去城裏拉糞是田家英發明的，並且公社領導是“被田家英商榷之後才同意的”，然後田家英又采取物質刺激的方法來促進農民的拉糞積極性。這麽看來，似乎有且隻有北京來的大官田家英知道糞是肥料還知道哪裏有的拉，為了打破農民的消極性田家英還使用了物質刺激的手段。對比一下戚本禹和逄先知的說法，會有一個很有趣的發現：在戚本禹那裏農民知道人糞是肥料也知道到哪裏去拉，在逄先知那裏隻有田家英知道相關信息且具有農民所不具備的高度積極性。  
結合上文的說法，逄先知先生本人似乎真的格外相信，有且隻有權力才產生知識或者真理，相應地群眾都是阿鬥群氓，這是文革期間被批判過的“群眾落後論”思想；這不，在進城拉糞的問題上，又一次檢驗到這個“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的著名信條。大概是因為逄先知先生認為農民都極其愚昧毫無智慧，因此，他雖然也在鄉下呆了很長時間，卻沒有問過農業生產和生產隊分工協作狀況。因此，他在這兩個方麵是完全的“理性無知”，看看他所發的議論就知道了。  
據老田所知，城裏人排泄的糞肥是天天都產生的，由於當時化肥很少，郊區農村都依賴這個積肥渠道，因此糞肥很“俏”並不會積存很大數量。逄先知說不幾天就備足了肥料，這事兒挺難讓人相信的，好像糞肥極其充足要多少有多少似的。倒是戚本禹說拉了一個多月可以相信，因為糞肥作為排泄物是逐日產生的，城郊多個公社競相拉糞的情況下，那就隻能夠逐日去城裏拉每日的新增數量。逄先知還說插秧的季節早就過了就無需拉糞，好像施肥隻能夠在插秧之前進行，此後就不需要了。老田倒是種水稻的職業農民出身，據老田了解的情況不是這樣，在插秧之前一次施足底肥算是比較理想的，但是，在前化肥時代這個通常是無法做到的，因此，底肥和追肥都同等重要，而且，作為職業農民還從來沒有聽說過不施足底肥就不能夠插秧、或者插秧之後就不再施肥的“天條”，這樣的猜測肯定不是訪問農民得來的，而是出於逄先知先生的想當然。  
此外，可能是因為把農民視為完全無知無識，逄先知雖然下鄉時間不短，卻沒有抽時間向農民了解農事經驗，因此在理解戚本禹回憶內容時，就出現了極大的偏差。戚本禹說他劃定的試驗田誰也不能碰，老田作為職業農民完全理解其內涵——這肯定是指由他一個人決定田間管理程序和相關的“試驗參數”——諸如施肥和密植狀況等。逄先知先生卻把這個歪曲理解為所有農活都由一個人完成，這說明逄先知先生真的沒有種過試驗田，對農時也完全無知，要知道：戚本禹下去的時候四川的冬小麥已經出土了，隻有追肥、除草和收割打場等管理程序還有待完成；更何況，水稻種植也不是所有的農活都能夠由一個人壟斷的，特別是收割和打場都是需要很多人協作完成的，所謂“不能碰”的試驗田，在最後環節無非是進行單獨收割和打場並完成稱量而已。  
在回憶錄中間，戚本禹還說逄先知及其手下貪汙了毛主席1961年的批示“戚本禹是個好同誌”，出乎意料，這個說法逄先知沒有反駁，不知道是以沉默表示認領了，還是在反駁時遺漏了。 
逄先知說戚本禹“投毛主席所好。戚希望在這上麵做些文章，出了名，有朝一日就可能受到重用，得到提拔。果不其然，戚本禹連篇累犢地發表言詞十分激烈的大批判文章，就躍升到中央文革小組的高位。”逄還說鄧小平說戚本禹踩著別人的肩膀往上爬（下部分P3），經查鄧小平說這個話是在1965年3月，此時戚本禹還隻公開發表過兩篇批評羅爾綱等人甩開關鍵文獻捏造“李秀成偽降說”的文章。這就十分讓人疑惑了，無論從哪個角度比較，羅爾綱等人的偽降說是站不住的，而戚本禹從關鍵文獻出發認定李秀成晚節有虧是符合曆史事實的，這一點至今沒有看到有人在學術上完成“翻案”。逄先知作為正部級黨史國史研究機構的長期負責人，在發表議論的時候完全以人劃線——戚本禹是壞人所以他說的一切都是錯的，缺乏對史實的起碼敬畏之心，如果帶著這種心態去研究黨史國史，那天知道會出現什麽樣的後果。  
順便說一下，所謂投機一般是指“試圖隻花較少的功夫就想要獲得較大的收獲”，像戚本禹那樣在工作之餘積十數年的苦讀功夫，才獲得與擁有最頂級話語權的教授們對話的初步資格，這種付出極高投入且收益沒譜的事情，還要說成是投機就太過分了，說明逄先知先生對於投機的概念過於不尊重，因為當了大官說起話來就有點信口開河了，戚本禹這種情況隻能夠作為好學精思的榜樣。順便說一下，戚本禹用自己的漫長一生，準確地闡釋了什麽叫做堅決不投機，逄先知還這麽公開隨意地攻擊他，隻能夠有害於自己的聲望。在草根邏輯看來，追求低投入條件下的高產出那是需要條件的，例如很多太子黨或者依附於權勢的人，就是為了獲得這個條件同時也表現出這個德性，反過來，願意為低收益付出極高投入的人，意味著他願意接受相當數量的“無收益的投入”，意味著他必將是一個有助於同伴的人如同雷鋒那樣，也就是德性相對完善的人。  
對於草根邏輯而言，曆史長河中間的時間是單向流動的和不可逆的，後麵發生的事情不能夠成為在先事件的原因。但是在逄先知那裏，在曆史長河中間時間是任意可逆的，後麵發生的事情可以用以解釋在前事件的原因，上麵這段話就非常典型：似乎戚本禹預先知道要搞文化大革命似的，所謂連篇累牘發表文章的事實也是發生在他成為文革小組成員之後的事情，鄧小平在1965年3月恐怕還不可能關注到隻公開發表兩篇文章的戚本禹吧，逄先知把這些在後的事實都羅列起來說明在先的事項，這種學風實在是叫人遺憾。  
迄今為止，官學機構的學官們，在逄先知等人身體力行的倡導之下，大量地踐行在敘事說理方麵的特權邏輯，這就導致他們對於黨史國史的敘述缺乏對公眾的說服力，未能建立起令人信服的權威曆史敘事，正是因為在黨史國史領域缺乏對公眾具有良性影響力的權威敘事，曆史虛無主義和陰謀史學趁機大行其道。這種情況的出現，對於政權合法性的損害無疑是巨大的。  
四、把方法論分歧偽裝成事實分歧 
逄先知的反駁文章，糾纏於細節和事實，實際上他與戚本禹的實質分歧在於方法論的分歧。毛澤東畢生堅持矛盾論，認為矛盾的主要方麵和次要方麵是相互作用的，其中起主導作用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麵。在毛時代，官民矛盾是多方麵呈現的，而當權派及麵對當權派的群眾則是矛盾的兩個方麵，其中當權派是主要方麵。一切重大政治和曆史問題，都有矛盾著的兩個方麵出場，反右擴大化和文革尤其是如此。逄先知著力反駁的反右擴大化和文革，都是當權派和群眾矛盾的密集體現，毛主席周總理長期一貫地是支持群眾對當權派的批評權的。  
在文革的係列政治博弈演變中間，是先有了彭真為“死保吳晗”（毛澤東語）拉著中宣部為吳晗個人出台政策，要搞“有計劃地造成一場混戰”（把郭沫若、範文瀾拉出來陪鬥）和“對左派整風”的《二月提綱》，然後才有《五一六通知》把他們稱為黨閥和學閥；是劉少奇和鄧小平先領著高官們和工作組把學生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然後才有文革小組出麵支持造反派組織起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先有了“二月逆流”時期的許多省區軍隊出麵搞鎮壓反革命，然後才有了“揪軍內一小撮”的。逄先知與戚本禹的主要分歧是方法論的分歧，逄先知不承認矛盾是內在的，尤其是不承認矛盾的主要方麵在文革乃至於整個毛時代的黑暗表現，然後才能夠理直氣壯地批判毛主席、周總理和文革小組成員對於群眾批評權的支持。正是因為把矛盾的主要方麵及其黑暗表現一筆勾銷了，逄先知等人才能夠心安理得地宣傳那個“一個人發動幾個人利用”的文革概念，這個概念本身就是對矛盾論的方法論背叛。  
戚本禹在回憶錄中間，貫徹全書的思路是對於官老爺蛻化變質的格格不入，反過來，官老爺們看不慣戚本禹也毫不奇怪，對於這一點，隻要認真閱讀回憶錄就不難發現，逄先知等人在反駁戚本禹的文章中間，多次強調戚本禹不得寵，這是從反麵證成了回憶錄的真實性。但是，逄先知等人隻要是逮到了機會，就說戚本禹如何不怎麽樣，好像這就反駁了戚本禹似的，這可能反映了一種他們自己完全不同於戚本禹的心態：有且隻有得到上級的倚重才算是成功的官場生涯，而戚本禹回憶錄的自我肯定完全不符合這個標準。其實，選擇成為官場中間的“不合群人士”，毛澤東也是這樣的人呀，後來官學機構裏頭的學官們不是長期強調毛澤東背離了八大領導集體，發展了個人專斷麽？文革史學者徐海亮曾經當麵對戚本禹說過：按照官場的標準你就是右派，因為你總是損害官老爺們的利益，1958年打你右派沒有打成是被毛主席破壞了，後來那些人當權你還是回到右派和反革命的正確位置上了。  
戚本禹回憶錄的史學旨趣非常明確，作為親曆者需要對重大政治和曆史事件的各種流行解釋進行回應。戚本禹回憶錄的力量及其能夠讓人信服的原因也在於此。戚本禹通過對反右擴大化的記述，讓讀者看到了共產黨高層對於群眾的批評權有著截然相反的態度：毛主席歡迎群眾的批評權並把這個視為保證執政黨服務方向的唯一糾偏力量，但是，黨內高層許多人卻反過來前後一貫地對群眾的批評權進行鎮壓。  
在1957年毛澤東《正處》講話前後，中國政治生活中間的大事是：先有毛主席號召開門整風，後來出現的惡劣情況是反右擴大化——各級各地的當權派把給自己提意見的人打成了“擴大化的”右派。事實表明，開門整風經過反右擴大化之後，完全走向了反麵。對於這個轉折過程及其背後的原因，有很多反共自由派人士認為：所謂開門整風是假的，毛澤東一開始就是為了引蛇出洞，目的就是要打擊右派。這個說法流傳了很多年，戚本禹回憶錄中間通過對正處講話的回顧，提出一個解釋：毛澤東對於開門整風是真誠的，而反右擴大化乃至於反右本身來自於另外的政治動力。  
逄先知等人的反駁文字，沒有回應那個廣泛流傳的推測，而是強調正處講話及其修改都出自毛澤東本意，這個反駁無法回應各種對開門整風到底是真還是假的疑問。逄先知等人反駁的重點，想要抹殺開門整風和反右擴大化之間的巨大差別，表麵是爭論關於正處講話的修改問題，背後的實質是追問反右擴大化是從哪兒來的？戚本禹提供的解釋空間是黨內高官對毛澤東的壓力，逄先知等人則竭力否定這一點。逄先知這種反駁特別缺乏說服力的原因還在於：共產黨執政時間很長，高官們的態度不隻是在反右擴大化問題上表現過一次，後續的文革中間又有更多更集中的表現，鎮壓群眾的批評權應該說是文革十年前後一貫的重大事實。由於文革參與群體的廣泛性，很多人親眼看到毛主席、周總理和文革小組是支持群眾批評權的，反過來，逄先知所竭力為之辯護的高官們則反過來對群眾進行強力鎮壓，這個後來重大曆史過程中間昭示的差異，反過來能夠幫助人們理解1957年高層是否存在著不同政見，文革甚至還能夠幫助人們思考和權衡：與大多數高官的意見對立會造成多大的後果，1957年是否存在著毛澤東把支持群眾批評權進行到底的條件？  
逄先知的反駁，漠視官場對於群眾批評權的一貫態度，試圖把一件事一件事孤立起來看待，這特別沒有說服力而且也很難讓人相信。因為反右派及其擴大化事件，民間的親曆者非常多，現在還活著的武漢水院的張建成老師就是親曆者，他當時在北京的華北水電學校任職，據他當時所了解的情況，竭力搞反右擴大化的高官就是鄧小平和彭真，到處作報告推動反右，還搞了按單位下右派指標。劉少奇的秘書鄧力群在自己的回憶文章中間，也強調了書記處的責任。（鄧力群：違背了毛主席的理論和政策，造成了嚴重的擴大化，1999年6月21日）  
在逄先知那裏，共產黨作為一個龐大的政權組織，其執行層次的作用為零，領導人的偏好或者思路就足以決定事情本身的最後結果，這種解釋範式很難讓人滿意。鄧力群在回顧反右擴大化時，就比逄先知思考問題多了一個執行監督的層次，對照一下鄧力群的看法是有價值的：“我們反右派鬥爭，擴大化是怎麽造成的，是不是毛主席這套理論和政策造成的？人民內部矛盾講得很清楚，區別毒草和香花，區別右派和左派的標準是六條，其中最重要的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按照毛主席的理論和政策，隻要不是反對黨的領導，不是反對社會主義的人，即使他有嚴重錯誤，也不應當成敵我矛盾，不應劃為右派。還有一個數字的控製，最早毛主席說是4千人，後來擴大到8千人，最後，毛主席說全國展開以後控製在10萬人，實際上搞了55萬人。教訓是：毛主席作了這樣的理論，作了這樣的政策規定，作了數字的控製，他的思路轉到另一方麵去了，實際上等於放羊了，全國都整風反右派，一直搞到各個縣，各個區、各個鄉。到了這個時候，被劃成右派的，絕大多數是給本單位、本地區的領導提了不同意見、提了批評的人。各個單位、各個地區，違背了毛主席的理論和政策，造成了嚴重的擴大化。這不能歸於毛主席的理論和政策，相反是違背了毛主席的理論和政策造成的。這個看法是不是合乎道理、合乎實際？”“這裏不能不說書記處有責任。省委怎麽搞、市委怎麽搞、縣委怎麽搞？應該檢查督促，應該了解情況，及時發現毛病加以糾正。第一段反右派鬥爭，統戰部李維漢召開民主黨派的座談會、工商聯的座談會，了解民主黨派、高級知識分子、資產階級分子中間的反右派情況，及時向中央反映，提出建議。等到反右派鬥爭往下開展的時候，就沒有像統戰部那樣的部門來幫助書記處幹這件事了。書記處總以為有理論、有政策了，照政策辦事就成了嘛！對幹部的情況，對幹部中存在的缺點，沒有檢查，沒有督促，沒有發現問題。”“由此說整風、整黨到後來，除了所說的全黨在思想上、理論上、政治上有很大提高以外，原來整黨的三條：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經過反右派鬥爭，有些部門，有些地方，三風不正不是減少了，相反是更增加了。省、市、區領導中，有一些品質不好的人，把反右派當成一個武器，來反對和他不同意見的人。”  
逄先知在這個問題上的回應方式，體現了一種“關門寫黨史”的惡劣學風，對社會公眾強烈關注的曆史理解完全不做回應，就好像寫黨史的唯一目的就是應付上級下達的“差使”。除了不回應公眾所關心的問題之外，逄先知等人因為懷有過分強烈的優勢心態，在讀書的時候常常缺乏對作者的尊重，這嚴重妨礙他在讀書時對史實和主題的把握。正是因為一開始就把戚本禹當做罪犯對待，所以，在閱讀回憶錄的時候過於輕慢，實際上沒有讀懂戚本禹回憶錄，因此，對於回憶錄貫徹始終的主題思想和關鍵線索實際上沒有把握到，反駁起來就嚴重地文不對題，部分地喪失了回應能力。  
毛主席始終主張群眾有著對於幹部的批評權，1930年就在紅軍連隊裏搞過整風——讓戰士起來批評連排長（賴傳珠《古田會議前後》），這一點戚本禹是發自內心支持的，這還不是說說而已，而是始終見之於行動的。1958年他因為批評自己的上級，因此差點被打成右派；1966年文革起來之後，他作為文革小組成員始終是出麵支持群眾對於當權派的批評權的，這一點前後一貫，毫無疑問。在思想上，戚本禹是不相信毛澤東發起開門整風是為了引蛇出洞的，因此，根據他個人的體會，認定毛澤東號召開門整風的和正處講話都是真誠的：需要群眾的批評意見來幫助共產黨官員改正錯誤和作風。而逄先知等人沒有讀懂這些關鍵事實，陷入為反駁而反駁的淺薄語言遊戲，完全不回應重大曆史和政治過程及其背後的原因推測。  
在批評權問題上，逄先知顯然是有著不同政見的，在這個不同政見裏，沒有了群眾的批評權的地位，所以逄先知對於毛澤東發動文革無法理解，更不能夠理解為什麽江青和文革小組要支持群眾的批評權，尤為搞笑的是逄先知竟然把群眾行使批評權的局麵說成是“萬馬齊喑”，這隻能說逄先知打心眼裏認定：凡屬損害官員絕對話語權的一切都是絕對的不正當，因此群眾批評權因其客觀上損害了官員話語權所以需要徹底否定——徹底否定的邏輯含義就是等於零：“從上述戚本禹的一係列‘回憶’中，人們會感到很奇怪，一個掌握‘文革小組’實際大權的江青，一個搞極‘左’大批判的急先鋒戚本禹，怎麽忽然都‘開明’起來了，說什麽毛主席《正處》的原來講話，造成一種寬鬆的氣候，出現了這樣一個百家爭鳴的局麵，這是好事；什麽毛主席講了話，讓大家暢所欲言，才出現一個全國性的大鳴大放的寬鬆的政治氣候；什麽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來的民主氣氛壓製下去，等等。說得多麽好聽啊！請問戚本禹，這些話，不管是你自己的，還是借江青之口說出來的，怎麽在‘文革’中連一點影子都看不見呢？那時，全國被你們這些人搞得萬馬齊喑、人人自危，哪裏有什麽‘雙百’方針，哪裏有什麽寬鬆的政治氣候。”（上部分P31）  
我個人相信逄先知先生是真誠的，真誠在於他的世界觀已經發生了改變，打心眼裏認定隻有權力才有智慧並認識真理，普通老百姓都是阿鬥群氓，因此，隻要是讓老百姓發聲哪怕是音量驚天動地，也是一文不值。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認為戚本禹作為文革小組成員支持群眾組織起來對當權派行使批評權，完全是罪大惡極。  
在政治上，經曆過反右擴大化和文革之後，我們可以看到，特權邏輯的支撐點是“朕即國家”“老子代表黨”，這樣一來，官員們就能夠毫無愧怍地把群眾對自己的批評意見，與反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製度的右派觀點劃上等號。這樣一種拒絕批評的方法，可以命名為“社鼠策略”，古人已經很精辟地指出了“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而托焉，薰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晏子春秋·內篇問上》）官員們習慣於把自己打扮成共產黨、社會主義製度或者馬列毛思想的化身，對抗群眾的批評權，就像是借助“社”來逃避人們搜捕的老鼠一樣——隻要是你還顧忌對毀壞“社”有所顧忌，老鼠就算是找到了安全港。到了文革時期，對付批評意見“社鼠策略”有了升級版——一些當權派聯手保守派對行使批評權的造反派進行了多輪係統的鎮壓，如同林立果等人在《五七一工程紀要》中間所總結的那樣——“打著B52的旗號打擊B52 的力量”。 
逄先知等人對於某些當權派的簡單維護，選擇了一種“洗白當權派”的策略，似乎這樣就能夠為政權的合法性提供有效的辯護，這看起來是為了維護公共目標而做出的選擇，但從長期看後果是很差的。對照當年林立果的策略可以看到這一選擇的內在缺陷，逄先知等人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是沿襲了那些“拒絕批評意見的死官僚”搞反右擴大化的策略。因為背棄矛盾論，在黨史國史寫作中間拒絕提供相互矛盾著的兩方麵的完整信息，甚至可以遮蔽矛盾主要方麵的黑暗麵，在邏輯上的解釋力就有著很大的欠缺，至今不能夠形成主導性的敘事。許多對共產黨政權持有政治不認同的自由派人士，就是從官學的說服力缺陷出發去贏得讀者的，曆史虛無主義和陰謀史學借此蔓延開來。因為擔憂政權合法性受到的嚴重損害，新領導人提出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的新命題，因為在舊有的軌道走得太遠，逄先知及其手下對此毫無正麵反應，似乎是喪失了反應能力。以此而論，即便是從完成意識形態的官學工作出發，逄先知等人的工作考核積分也是不高的。 
五、戚本禹的曆史責任感和古君子遺風 
在戚本禹回憶錄中間，他雖然批評了很多人，但並不是因為私仇，而是出於公義，這是他的曆史責任感所在；在老田訪談時，追問出很多真正具有爆炸性的材料，這在回憶錄中間並沒有收錄，這是其古君子遺風所在。這兩個方麵其實是內在統一的，正如毛主席所堅持的：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然後再達成新的團結；批評錯誤思想，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團結同誌。而逄先知等人選擇的洗白當權派的策略，則是一種單線思維——絕對不容許批評，批評必定要暴露出黑暗那就糟了，這也是逄先知完成了對矛盾論和辯證法思維的絕對拒斥的結果，因為方法論方麵的巨大落差，導致他無法很好地與戚本禹形成有效的對話——既不能讀懂戚本禹回憶錄以把握其主題思想，在反駁時又往往陷入東扯西拉結果未能打中要害。  
追求政治進步和向著解放事業走，要求逐步地祛除權力異化及其對人民政治境況的損害，這是需要直麵權力和官場陰暗麵的，在這裏不可能有所調和和妥協，進步事業要永遠需要針對現實的“可批評性”；同時，對那些身上呈現出“可批評性”的“非完人”，他們本身也是現實社會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批評這些人促使其回頭對於進步事業也一樣不可或缺，因此，批評應該是善意和有建設性的，不需要突出其“壞”以至於他感到無法回頭，毛主席總是強調要從團結的願望出發開展批評，以達到新的團結。所以，在文革時期，戚本禹就堅持毛主席所說的要求（批倒批臭是指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不是指生活作風上的，不要把紅衛兵小報辦成黃色小報。），要求集中精力進行政治和思想上的批判，反對進行生活作風批判，還在中南海內部強硬地提出“對生活作風問題一律不整”（包括反對追究王**曆史上的生活作風問題）。  
文革期間，部分當權派的頑固派性表現在對於群眾批評權的野蠻鎮壓，這個派性導致文革始終停不下來——不把造反派徹底鎮壓幹淨就絕不收手，麵對這個完全不受調處的頑固派性及其表現，周總理曾經對某個派性嚴重的高官抱怨說自己是被累死的。逄先知近乎本能地反對一切對於當權派的批評，似乎全部繼承了這一狹隘的派性，因此就完全不理解“可批評性”的存在及其對於真正的政治進步的意義，似乎認為批評當權派就是反黨反革命，就認為這是壞心惡意，逄先知簡直是把“官老爺代表黨”的思想內化為自己的世界觀了，因此他整個的反駁文章完全受到這一狹隘視野的牽引，這導致他不能夠理解戚本禹回憶錄的敘述。逄先知後來獲得高位，可能無助於他對自己的狹隘思路進行反思，如果他那個絕對不許批評當權派的天條絕對為真，顯然，共產黨的老傳統“批評和自我批評”就是假的了。  
對於政治上的可批評性及其後果，逄先知似乎在這個問題完全喪失了判別能力，導致行文前後矛盾。在田家英自殺問題上，逄先知先後提供了兩個意涵完全相反的說法，先說“戚本禹故意回避問題的要害，即安子文宣布的田的兩個錯誤。在當時來說，這兩個錯誤對田家英的壓力是很大的。他在前一天已經從別人那裏知道，中央已經將彭、羅、陸、楊定為反黨集團。他很緊張。”照這麽一說，好像田家英是因為政治壓力大才自殺了；但在後文中間，逄先知引用他所得知的毛主席看法“田家英要是不自殺，也沒有什麽。”（下部分P7）這個意思好像沒有什麽大不了的政治問題或者責任，需要以自殺來逃避，這是很符合政治現實的判斷，第二號走資派因為沒有大的曆史問題，不是在賦閑了一段時間之後又出來當大官了嗎？  
老田曾經當麵問過戚本禹，田家英自殺到底是不是政治原因，戚本禹說這個問題的準確答案隻有田家英自己知道，不過，當時確實有其他方麵的巨大壓力，因為田家英的倒台有些非政治方麵的問題有可能被揭發出來，這在當時會很嚴重，導致一個人無顏立足。戚本禹提到：後來有一位田的親密下屬在揭發田家英時特別積極，這個人在揭發田家英時說：古人說殺父之仇奪妻之恨不共戴天，他就是懷著與田家英的不共戴天之仇來揭發問題的；據戚本禹回憶，此人揭發內容在政治上沒有被完全采信，但產生的非政治後果極為嚴重，有一位初中生因為有人向其泄露了揭發內容而自殺。這些可能會有的揭發內容及其嚴重後果，田家英應該是能夠預先估計到的，這應該是他決心棄世的重要因素之一。出於尊重逝者，戚本禹沒有在書中寫入這些爆炸性內容以賺取眼球，還囑咐筆者不要輕易公開這些內容。  
自2006年與其相識，老田曾經數次訪問過戚本禹，以期對文革這段曆史有更多的了解。對於逄先知這樣一位後來非同等閑的老同事，戚本禹甚至懷有一定的悲憫和同情，他說不管一個人怎麽樣隨著曆史轉折而變化自己的觀點，但是其基本的尊嚴都應該得到尊重。戚本禹還提到，逄先知和他自己都算是毛主席的書童出身，都有近距離接觸主席思想的條件，但是選擇了非常不同的走向。戚本禹很讚成毛主席臨終之前的說法：一百年一千年之後還要不要革命，學生、小官不願意大人物壓他們，還是要革命的。逄先知本人就是受到大人物嚴重損害的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發生和有必要，就是與大人物欺壓小人物，讓小人物甚至懷有不共戴天之仇這樣的事實分不開的。戚本禹自己說，除了未遂的八司馬事件外，他在官場中間受到的損害遠沒有個別同事大。  
缺乏公平和正義，這有時候導致一種機會主義選擇，在閱讀《胡耀邦傳》的時候產生強烈的感慨；1965年胡耀邦在陝西堅持正確的“四清政策”，批評劉瀾濤等人跟隨劉少奇搞極左，結果反而受到批判並被邊緣化，他回到北京之後想要通過“擺事實講道理”在上級那裏獲得正義，結果在鄧小平那裏受到冷遇，這一次的經曆促使他想到一個高招“加入強勢群體的圈子”，然後就能夠像劉瀾濤那樣獲得遠高於正常水平的正義，這可以解釋他為什麽在1975年“拚了一點老命”去搞右傾翻案風，成為所謂的“四大金剛”之一。今天很多都認為這才是聰明人的選擇，胡耀邦就這樣被成功地“規訓”過去了，這是一個人尋求個人處境改變的例子，但是這樣一種解放思路也不是完全靠譜的，古人有言：趙孟能貴之趙孟能賤之。有效的規訓產生一種世界觀的革命，就像毛主席在1942年說的那樣：思想感情起了變化，此後有些人就認定唯權力和權勢者是從，惡性發展到最後是在認識論方麵把所有的價值都賦予給權勢。  
在戚本禹看來，不管是尊嚴受到權勢人物的損害，還是反過來，個人因為權勢地位的誘惑而迷失本心，都不是正常的社會生存條件，都是需要“撥亂反正”的。孟子說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這其實是一種心靈得到解放的狀態，但是，個人創造條件求得個體解放是難於達到和維持的，因此，革命及其對於矛盾主要方麵的黑暗麵的批判，都是為多數人求得解放的努力方向，這是一項極為艱難的事業，需要巨大的投入甚至是犧牲。據戚本禹回憶，他當時的直接上級陳伯達，就因為文革小組按照毛主席和周總理要求出麵支持群眾的批評權，老是得罪官場權勢人物，擔心自己受到官場大人物敵視最後沒有好下場，為規避風險計，最後陳伯達作出了投靠林彪的選擇。與陳伯達和胡耀邦的聰明選擇不同，戚本禹做了一個愚蠢的選擇，加入毛澤東一邊，走上為所有人求得解放的事業，這一事業風險巨大且道路漫長，最後，他成為一個在這條路上跋涉一生而至死不悔的人。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