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先生留痕
1998年11月,在北京的北普陀城 舉行了一次“紅樓夢學術文化研討會”。我接到通知,以正式代表的資格參加了會議,並在會上讀了我寫的一篇論文。這次研討會還舉行了“周汝昌先生紅學精品集”的首發式,同時也是祝賀周先生的八十壽誕的一次活動。
會後不久,我收到周先生的一封信和兩張照片。
現在把周先生信件的內容抄錄在下麵:
杜老師:
寄上照二張,是我們在會上的“曆史性”留痕,請哂納。我就拿它代替新年的賀柬了。
您的第二封信早到了。我竟不知安徽師大也有來賓,更未認識俞曉紅先生,甚以為歉 ,也未見論文。失去一個 相識之緣。人生途中,此緣本不多也。祝您
康泰
周汝昌拜上
星期五下午 戊十廿三
我參加會議的代表證上的時間是陽曆,周先生寫信喜歡用陰曆,因此知道周先生給我的信是在學術會議之後很快就寄出的。
周先生寄給我的照片,一張是會議開始,周先生講話,我坐在他旁邊,是等周先生講話結束以後,由我宣讀自己寫的和《紅樓夢》有關的論文。另一張照片是我在讀自己的論文時候被拍照下來的。
周先生在一張照片的背麵寫上會議的地點:北普陀和他的名字;另一張照片的背麵寫“周汝昌贈 杜琇女士”
周汝昌先生在信裏特別強調了“曆史性留痕”的意義。
其實,周先生在信裏還強調了一個“緣”字。意思是我和周先生有緣,才會有這兩張照片,所以需要“留痕”。
我和周先生的“緣份”,是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的,前後算起來大約 (1984-2000)十多年吧。
事情要從編寫《紅樓夢辭典》說起。
1982年 國家推行幹部退休製度,中學教師的退休年齡是55歲。我所在的中學規定的退休名額是10個,我被列入其中,辦理了退休手續。退休金是在職工資的百分之八十。我的退休金是每月六十五元人民幣。
於是,有些退休老師就繼續做一些有興趣的和語文工作有關的筆耕的工作。語文組的老師李孟嘉提出她想編寫一本《紅樓夢辭典》,征詢一些合作人的意見。我對這件工作有興趣,就表示願意參加。經過李孟嘉的努力,爭取得到社會科學院語言所的晁繼周先生的支持,又請到紅學專家周汝昌先生熱情的關心和耐心細致的指導,加上富有編輯出版經驗的晁繼周先生的努力,順利地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紅樓夢辭典》。
為了慶祝《紅樓夢辭典》出版,晁繼周先生組織了一次聚會,讓我有緣見到周先生。
因為我是《紅樓夢辭典》中的所有人物詞條的編寫者,引起了周汝昌先生的注意。
不久,周先生寫信告訴我他想要排出一個《紅樓夢》的108位女子的“情榜”,需要我和他配合。我很高興,在他的啟發指導下,“情榜”試排成功。於是我對《紅樓夢》的閱讀和理解更加入迷,也就寫了一篇研討性的文章。沒想到我會成為學術討論會的成員參加了這次會議,還有了發言的機會。
我更沒有想到,周先生會送我兩張和他合影的照片,而且還題寫為 “曆史性”留痕。
後來,我又在周先生的指導下編寫完成了《紅樓夢辭典》修訂版的全部人物詞條,交給了負責統編的晁繼周先生。
2000年9月,我把全部人物詞條的稿件交給了晁繼周先生,同時結束了我在北京的“空巢老人”的生活,開始定居英國曼城。此後每年回北京一次,領取我的退休金。在此期間,我曾經探望過周先生。周先生視力不好,而且耳背,可是說起和《紅樓夢》有關的問題來,總是興趣盎然。
後來,知道周先生在2012年5月去世。
他送我的兩張“曆史性”留痕的照片顯得更加珍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