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懷念楊明湖在崇文機修的日子
楊明湖，男，1947年2月1日出生，遇難時42歲;… 1989年6月4日淩晨2時左右，於東長安街南池子公安部前遇戒嚴部隊掃射，..... 6月6日8時於北京同仁醫院搶救無效死亡；骨灰存放於西郊萬安公墓。
----摘自《廣場活碑》
人進入中年後，經常想起過去的時光，特別是年輕時度過的歲月。
我高中畢業時，文革已進入末期，但還未結束，我被分配到一家區屬小廠做鉗工。1975年秋天的一個下午，廠領導通知我去崇文區工業局辦的7.21工人大學學習，我們這所7.21大學都是從區屬工廠工人中而來，文化水平不高，也就是工人技術培訓班的水平。學校的地址是北京崇文機修廠一間教室裏。
剛到崇文機修時，給我們這些區屬小廠的學徒工有煥然一新的感覺。當年的崇文機修在區屬廠裏就算龍頭老大了，高大的廠房，車間裏一排排的機床真是壯觀。特別還要提到當年區屬廠的工資，我們屬於小集體，過了學徒期，升到二級工就算到頭了，工資是每月35.5元，工人們經常調侃自己的工資是‘咪搜搜’（音樂簡譜355的發音）, 而崇文機修是大集體，二級工的工資是每月39.78元。當時工資十年八年不漲是正常的。就衝這一條，不知多少區屬廠的工人想進崇文機修。
到7.21大學報到後，我開始去崇文機修。每天早晨騎自行車到天壇東門，沿著天壇東裏向南，過護城河前向左轉就是崇文機修。工廠圍牆外就是京廣鐵路，進出北京的列車不時駛過。同學們上課之餘，每天吃飯，開會及參加工廠的各種政治活動，都與崇文機修的工人在一起。崇文機修大概有3-4百人，文革後期的政治學習，讀報及各種批判會已經使人精神麻木了，幾乎沒人能夠坐下來讀點書，想想自己的未來。大部分人都是得過且過，坐一天和尚撞一天鍾，混一天算一天。
一個冬天的下午，太陽照得人懶洋洋。一個手裏拿著一本厚厚的黑色硬皮書的年輕人與我攀談起來。他身材修長，大大的眼睛，戴一副黑框寬邊眼鏡，講話中似乎有少許的南方口音，給人一種文雅又有修養的感覺。他身著一身藍色工作服，自我介紹叫楊明湖。我們友好地聊起天來。他告訴我，利用業餘時間，他正在學習英語，教他英文的輔導老師是英文雜誌《中國建設》的一個編輯。接著他說，手裏的書是英文版聖經。然後他翻開聖經讀了一段，問我感覺如何，我那時英文很差，根本就聽不懂他讀的什麽，他於是用中文給我解釋了所讀的內容。他的英文讀的是那樣優雅，中文解釋的是那麽清楚。真美妙啊，要知道那可是文革中的1975年，那是一個文化沙漠的年代，誰聽過聖經，誰又讀過聖經。看著他飛揚的神采，追求未來的精神，我有一種莫名的感動。現在想來，追求知識追求真理是人類的天性，即使在最瘋狂最扭曲的年代，也扼殺不了高舉知識火把前進的年輕人。
冬天的陽光是溫暖的，與明湖在一起的時間越來越多。明湖大我8-9歲，老三屆高中生，是崇文機修的工人，曾經下過鄉，插過隊。當時正是文革末年，北京的政治形勢十分敏感，小道消息滿天飛，但我不記得他談過政治話題，我們更多地是在討論英語，新的技術和未來的夢想。有時他也談一些過去的經曆。他告訴我，高中畢業時正趕上文革上山下鄉，他就選擇了浙江天目山脈的老家,在那裏種過地，做過山村學校的教師。他緩緩地給我講起在天目山插隊的故事。他說學校的教室在山上，他即教數學又教語文，還帶其它課。有時正上著課，一縷白雲慢慢地飄了過來環繞著教室，課堂裏靜靜的什麽都看不見了，他這時就把課停下來，過了一會等雲霧飄過去，再接著講課。他還告訴我，天目山脈非常大，百姓生活清苦，交通不便，有些老人一輩子沒有下過山。我那時沒去過南方，聽他講的入迷，就非常向往天目山。多年後我有一次乘車途徑天目山脈，親眼目睹了它的雄偉，領略了它的魅力。
當明湖即將離開天目山返回北京生活和工作時，學校的孩子們都哭了。孩子們圍著明湖哭著說: ”以後我們再也遇不到這樣好的老師了，可能也沒有機會讀書了。“明湖講述這些故事後，望著遠方緩緩地說：“真的忘不了那些天目山的孩子，有機會一定再去看看他們。”這時一列長長的火車在廠外奔馳而過，伴隨著它的轟鳴，我們腳下的地麵也在抖動著。
炎熱的夏天來了，1976年7月28日唐山發生了大地震，北京震感強烈。那時，明湖騎著自行車經常晚上來我家，告訴我們防震知識及最新的震情通報。每次來我家，在地震棚下，我們都聊到很晚，有時我哥哥也加入我們的談話。記得講起文革中他去武漢，正趕上“百萬雄師”組織聲勢浩大的武裝示威遊行。”百萬雄師“的隊伍手持旗幟，攜帶武器，乘坐軍車，卡車通過長江大橋。講到興奮處，明湖呼喊著遊行的口號並擺出遊行隊伍乘坐卡車的姿勢和動作，我仿佛也置身於遊行隊伍之中。 1967年7月和8月，他在武漢串聯時，武漢地區組織了橫渡長江的紀念活動。武昌江邊的起渡點有上萬人參加，明湖也加入了橫渡長江的隊伍。他大聲喊道：“大旗歸我“，然後高舉紅旗走向長江。但由於組織不周，秩序混亂。明湖被後麵的人簇擁向前，當他下水時，後麵準備下水的隊伍拚命往前湧，下水後，人還沒遊起來，後麵的人就壓了上來。明湖遊泳技術還是不錯的，一看不好，一個長距離潛泳，然後拚命以自由式衝出重圍，逃出險境。他渡過了長江撿了條命，而很多人再也沒有從水中出來。明湖告訴我，那次橫渡活動死了好多人，第二天在武昌橋頭堡下看到許多屍體，而且江裏還在打撈。那次活動死了多少人，可能永遠也說不清。明湖講給我們聽時，仿佛就發生在昨天。
春去秋來，時鍾指向了1976年10月，經曆了無數政治運動的北京開始蘇醒，工廠大院也漸漸有了新的氣象，競爭機製開始引入，知識和技術開始受到重視。當時的崇文機修，無論機床設備的數量還是質量都是一流的，即使與市屬大廠相比也不遜色。工廠裏的年輕人占絕大多數。記得明湖畢業於男26中（今匯文中學）老高中，在廠裏工人隊伍中屬於絕對的技術骨幹。進入崇文機修大門後，前行3-4百米，是由各車間廠房圍著的空曠場地，北麵的車間最大，東西走向，幾十台車，銑，刨，磨機床整齊排列。北麵的車間有兩個大門，從右邊的門進去後再向右拐，走到盡頭就是明湖的機床—銑床。那時廠裏有句話是“聰明的銑工“，因為銑床加工的部件相對複雜，需要看圖紙，有時還需要做一些數學計算，比如三角函數，數學方程等等。明湖聰明能幹，又是老三屆高中生，理所當然地操作銑床。我有時去車間找他，經常看到他正在銑床邊忙碌著。他經常邊看圖紙邊計算，用遊標卡尺測量工件的尺寸，選擇銑刀，然後在工作台上夾緊工件，開動銑床，在馬達轟鳴，銑刀飛轉中，完成了工件加工。我在車間實習時也選擇了銑床，與明湖的銑床離得不遠，有問題時經常去找他請教和討論。工廠後來又添置了一台高精度機床—坐標鏜床，有專用的房間，室內恒溫，采用數字控製係統實現坐標定位和加工過程自動化。這台坐標鏜床是崇文機修最精密的機床，也是最高價值的機床，明湖負責它的操作和維護，他是真正的工人技術專家。
我在7.21大學學習了一年，後來留校又帶了一年的課，與明湖在一起共二年多的時間。1978年春天，我離開了崇文機修，也離開了北京，到上海讀大學。後來回北京時，我曾去明湖家裏找過他，但沒有碰到。他的家位於廣渠門內大街安華樓對麵不遠的一座樓房裏，那時候家中都沒有電話，更沒有手機，聯係不方便。再往後，我就出國了，從此再沒有見過明湖。在異國他鄉，我經常想起崇文機修的日子，明湖的麵容也時時掠過腦海。但由於沒有他的地址也就一直沒有聯係過。那時我去找他時隻知道他家的位置，但並沒有記下地址。
一晃30多年過去了。2014年6月的一個周末晚上，在美國華盛頓國會山前的水池旁，我出席了紀念六四25周年的活動。我獨自安靜地坐在後排的位置上，靜靜地聽著演講者發言，其中一項是宣布已知的六四遇難者名單，配著肅穆的音樂，緩緩讀出一個個遇難者的名字。忽聽到楊明湖的名字及遇難時的年齡42歲。我當時一驚，掰指一算正是朋友明湖的年齡，當時驚得說不出話來。但轉念一想，也可能是重名吧，但心中還是放心不下。紀念活動結束後，回到家中立即上網在穀歌搜索中輸入“楊明湖”三字，穀歌即刻給出了六四遇難者“楊明湖”的家庭地址，我再輸入這個地址到穀歌地圖的搜索欄中，找到了這個地址在地圖上的位置，那正是我去過且熟悉的明湖家的位置，再查又出現了遇難者“楊明湖”的照片，細看正是朋友明湖。當確信這一切都是真的時，淚水濕潤了我的雙眼。
歲月匆匆，自1978年與明湖在崇文機修分手後再也沒有見過他，也不知道他的信息。沒想到多年後再聽到他的消息時，他已經於25年前在天安門前的長安街上灑下了鮮血並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他為正義而獻身，他走的如此匆忙，他又走的如此堅強。
當我寫這篇文字時，明湖又出現在我的腦海裏，他的臉龐那麽清晰，他的聲音就在耳旁。明湖用平凡和真誠活出了人生的美麗，用英勇和善良活出了對生命的理解。我有時想，明湖走了，誰去天目山看望那些他曾經教過的孩子? 誰去再渡長江? 誰去保衛廣場?
2016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