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3日，前希臘財政部長、經濟學家雅尼斯·瓦魯法克斯在英國牛津辯論社（Oxford Union）就歐元區與歐盟民主化危機問題發表演講。24日法國《國際郵報》發表了對他的長篇專訪，談及“黃背心”運動與馬克龍改革，意大利與歐盟的預算之爭，以及英國“脫歐兩周年”等話，瓦魯法克斯指出，歐元區目前正經曆前所未有的危機。
2018年12月23日雅尼斯·瓦魯法克斯在牛津辯論社演講。圖片來源：Youtube
早在2015年擔任希臘財長期間，瓦魯法克斯就曾猛烈抨擊歐盟幹預成員國財政預算的緊縮政策，批評歐盟對希臘國家破產救援不力。他於次年在德國柏林發起了“到2025年建立民主新歐洲”的歐盟民主化運動宣言（DiEM25），宣布自己將在當地參加2019的歐洲議會選舉。一個月前（11月28日），瓦魯法克斯應邀參加了在奧斯陸舉辦的Xynteo Exchange全球政商領袖峰會，在“歐洲交付計劃”（Europe Delivers）主題論壇上發言。該計劃旨在探討氣候環境惡化、國際貿易紛爭不斷、政府機構失信於公眾輿論的大背景下，歐洲各國領導人如何積極應對維持經濟增長。他在發言中再次重申歐盟是一個“非民主”組織的觀點，在現場500多名與會者中引起震動。盡管他極力抵製歐盟的現行體製及其應對歐元區危機的一係列措施，但他仍堅決反對歐盟及歐元區解體，警惕可能的“脫歐潮”。
2018年11月28日瓦魯法克斯在奧斯陸全球政商領袖峰會上發言。圖片來源：Xynteo Exchange官方網站
以下是法國《國際郵報》駐英國記者蓋瑞·費海利（Gerry Feehily）對瓦魯法克斯的采訪。
2015年您擔任希臘財政部長時，曾與您的德國對手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üble前德國財長）就拯救希臘的條件進行過一場令人難忘的較量。今天您的名字卻出現在2019年5月歐盟大選德國首都的代表名單中，這是為什麽呢？
瓦魯法克斯：您應該還記得我們的《歐盟民主化運動宣言》就是2016年在柏林發表的。選擇這裏不是出於偶然，而是我們有意為之。我們希望以此來表達的象征意義是：歐盟的民主化進程隻有從德國開始，才能實現全歐洲的民主和團結。為什麽是德國？因為德國是歐洲最強大的國家。要想改變羅馬帝國就必須到羅馬去，這就是為什麽要改變歐洲隻能以柏林為起點。
我們還想指明一種新型的政治形態——跨國政治。我們認為，在一個民族國家內部建立政黨，提供一套選舉程序對該國公民作出種種許諾，在民族國家同時又是歐盟成員國的今天，這樣的舊體製在是創造和延續種種幻覺。如果我們不在歐洲層麵開展政治活動，如果我們不發起一場應對歐洲可能發生的所有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的運動，我們就將麵臨歐盟的分裂，而這將為所有歐盟成員國帶來巨大損失。那麽有什麽比在德國參加歐洲議會選舉更好的選擇呢？
在您今天早上（12月23日）的演講中，您提到當前各國的儲蓄率水平之高前所未有，對基礎設施的投入也非常少。
瓦魯法克斯：德國是最典型的例子。這是個在錢堆裏遊泳的國家。德聯邦政府受益於世界上有史以來最龐大的預算盈餘。銀行被外資存款撐爆了。要是您是意大利人，您會把錢存在哪兒？小家庭拚命存錢，大企業努力轉移，而一半國民的生活水平卻比不上十五年前。這看似不可理喻，但深挖下去就能看出，德國的投資水平遠低於其國民收入。基礎設施沒有得到維護，醫院也比十多年前更加拮據。這些都是在貿易天平上靠勒緊褲帶獲取巨額盈餘所要付出的代價。
法國總統想在緊縮政策上令柏林屈服，但似乎沒能成功。
瓦魯法克斯：說實話，我很了解埃曼紐爾·馬克龍。我在位時和後來都和他共事過。在個人層麵上，我很欣賞他。關於歐元區存在的問題，分析它為何造成通縮效應，促使歐盟分裂，成為民粹主義、種族主義和仇外情緒的溫床，我們的見解非常一致。當然，我們也有些分歧，尤其是對他的改革措施。
馬克龍認為，法國延續至今的經濟體製會在今天的歐元區格局下窒息，這一點他沒看錯。法國經濟通過統一貨幣和德國經濟捆綁在一體，就將繼續處於通貨緊縮、經濟衰退的趨勢，因為德國的資本集中程度遠高於法國。
法國的資本密集度在所有地域和經濟領域都很低。要使兩個如此不同的經濟體緊密共生，又無法利用匯率調節，保持兩者之間貨幣聯盟的唯一方法就是限製法國的需求。換句話說，整個國家的所有領域都在拖後腿。這一點馬克龍很明白。
說得客氣點，他的決策就是要將法國的勞動力市場和財政預算“德國化”。他以此為目標幹了一年，然後跑去跟默克爾說：“看我做了這麽多，現在我們必須結成同盟，製定統一的預算，承擔統一的失業保險等等。”在馬克龍當選總統之前，我就向他指出過這樣做是錯誤的，因為無論如何他都不可能勝出，如果失敗，他就要麵對一場典型的法國式反抗運動，即便能成功，德國總理也隻會回答他：“不，非常感謝你把法國變成了德國，可你從我這兒得不到任何好處。”
這就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
瓦魯法克斯：他使法國勞動力市場德國化的措施，是通過放寬勞動法來賦予雇主更多權利，這是德國在十四年前的做法。然而，正如我一直所說，提高國家競爭力的政策是一場零和博弈：想要在遊戲中比其他對手更有競爭力，除了削弱對方別無他法。2004年哈茨第四階段社會救濟改革方案（Hartz IV）在當時是有效的，緩和了德國勞動力市場的矛盾，它能夠卓有成效是因為在法國沒有類似的舉措。如今想再複刻那時的成功為時已晚。此外，德國是在全世界需求膨脹的時代施行這些改革的。在一個繁榮的大環境下，如果你是唯一這樣做的國家，又擁有那樣巨大的出口市場，你的確可以賺取巨額利潤，這就是當時德國的情況。可是像馬克龍這樣，在需求和投資陷入停滯的時代，以德國模式來改造勞動力市場，是沒機會重振法國經濟的。
由於這一根本性的錯誤，馬克龍推進了法國民粹主義的抬頭，卻在默克爾那兒一無所獲。這是一項重大失誤，大家都要為此付出代價，他也有可能葬送自己的政治生命。他不該幹等德國聯邦選舉產生結果，不及時采取行動，而應該從就職總統第一天起，就向默克爾施壓，告訴她：“我們法國要這樣去做，我認為這對歐盟是必須的。請從現在開始加入這項融合方案，否則我會像戴高樂那樣反對一切。”你們還記得戴高樂抵製歐共體會議時的“空椅子政策”嗎？假如馬克龍也這麽做，默克爾就必須在聯邦選舉之前作出決策，而他卻指望著她贏得大選之後再來支持自己。然而，即便默克爾大獲全勝，她也絕不可能在聯邦議院裏宣布：我和馬克龍達成協議，我們將組建共同的財政部，發行歐盟債券，或者其它諸如此類決定。未經議院許可，她永遠不可能擅自做決定。
馬克龍曾有過六個月的“寬限期”來建立一個新歐洲。別忘了他春風得意時被當作西方自由主義秩序的希望，又是默克爾最好的朋友。如果他在那時就采取行動，有可能在歐盟層麵占據領導地位，而在法國，他早該對地區發展停滯問題下手整治，也就不會觸發“黃背心”運動。
正由於經濟形勢像您描述的這樣艱難，向勉強維持生計的人們加征燃油稅，對馬克龍來說不也是一個重大錯誤嗎？
瓦魯法克斯：在那些落後區域，人們感覺被拋棄，認為自己孩子的未來可能比自己還要遭。他們眼看著錢像潮水般湧向大都市，眼看著馬克龍和他的擁護者為英國脫歐而雀躍，因為巴黎的銀行將空出大量職位，而他們自己卻要麵對周邊基礎設施的破敗、勞動條件的惡化、工廠關閉，以及物價上漲。前段時間我和尼古拉·於洛（Nicolas Hulot法國前環保部長）相談甚歡，他告訴我能源轉型改革得不到財政的支持，根本無法完成。
今天，威權政府都在提高柴油價格。作為一個環保主義者，我不想質疑高價出售化石燃料的必要性。可是當人們知道，政府不會大力投資綠色經濟，給他們提供新的工作機會，而隻會把更多資金存進巴黎的銀行，對富人降低房地產稅，對他們卻還要增加他們去幹“破工作”的出行成本，這真的是在向他們宣戰了。
說到您本國，希臘要承擔未來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五十年的負債。
瓦魯法克斯：沒錯。而今天，意大利也處於這樣極不穩定狀態，經濟停滯、負債嚴重，還要為預算赤字而鬥爭。布魯塞爾要製裁羅馬，於是實權在握的意大利極右翼領導人塞爾維尼（Matteo Salvini）越是攻擊歐盟，他就越受歡迎。
真是場大戲，不是嗎？問題是塞爾維尼和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歐盟委員會主席）兩人都錯了。從客觀上來看，塞爾維尼和容克其實是一對同謀。他們水火不容，可他們要是夠狡猾，也許會惺惺相惜。因為塞爾維尼的所作所為少不了布魯塞爾，是歐盟讓他看起來像個捍衛祖國的愛國誌士。歐盟無效的緊縮政策是挑起意大利國內不滿情緒，致使塞爾維尼崛起的根源，而且到5月的歐洲大選之後，還可能為他贏得意大利總理的實際職位。在此之前，容克、馬克龍和默克爾這些人都會不斷地對他們的選民嘮叨：我們知道你們不喜歡我們，我們沒處理好歐元區危機，使你們深陷困境，可要麽選我們，要麽就得選塞爾維尼了。
這正是馬克龍為明年選舉所準備的策略吧。
瓦魯法克斯：正是如此。所以他們才惺惺相惜，說不定還互相寫情書呢。然而他們倆都做錯了。以意大利預算問題為例：羅馬提出2.4％赤字的預算草案，布魯塞爾希望將其限製在0.8％。薩爾維尼不該就這樣宣布意大利有權違背現行規則，而不提出新的規則建議。因為在歐盟嚴密的規章框架下，說不喜歡這些規則是荒謬的。我在歐盟談判時，從沒說過我不喜歡這些規則，我指出它們是在一些毫無根基、從未存在過的規章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我們無法尊重依據它們作出的決策，因為那將摧毀希臘，所以有必要建立新規則。
不過我隻是管理過一個破產小國的財政。如果你是在意大利這樣一個身負2.3萬億歐元巨額債務的大國擔任總理，你就有一定分量了，你可以有足夠的立場去說：“我要求歐盟理事會召開會議討論建立新規則。如果你們不接受，我將會違背現行規則。”可是塞爾維尼永遠不會提議出題任何新規，因為他根本不想要歐盟，他渴望其解體。
假如梵蒂岡召喚神力，讓莫斯科維奇（Pierre Moscovici 法國前財長，現任歐盟經濟與財政事務專員）領導一個親歐盟的政府在羅馬當選，推行他所主張的規則，會發生什麽情況呢？就在我們對話的此時此刻，意大利調整了最初的預算赤字，將其降低到了1.9％，根據現行規定，它不應該超過0.8％，換句話說，對意大利采取緊縮政策還要逼它再降1.1％。這個國家正陷入衰退，當我們對一個經濟危機中的國家實施緊縮措施，正如對我國所做過的那樣，我們就是在摧毀它。所以現行規則具有可能摧毀意大利的效果，而這是布魯塞爾打算遵循的路線。
你想看到誰贏，羅馬還是布魯塞爾？
瓦魯法克斯：我拒絕站隊，我希望塞爾維尼和容克都失敗，因為他們損害了意大利和歐洲的利益。通常很難聽到我這種論點，因為人們總喜歡這類針鋒相對：“你站利物浦還是曼聯？”但事情不能這樣去理解。布魯塞爾和薩爾維尼是一條船上的，而我們需要的是能改變規則的明智政策。
比方說，如果歐盟願意遵守歐盟財政契約，它必須要求歐洲投資銀行（EIB）在意大利啟動大規模投資計劃。該計劃不應包含在意大利本國預算中，這樣歐投行既能填補限定赤字的0.8％和契約規定最高3％（注：2012年，除英國、捷克外的25個歐盟成員國簽署了《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穩定、協調和治理公約》，即歐盟財政契約，其中明確規定，對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超過3%的國家實施自動處罰 。）之間的差距，又能向綠色能源、交通領域，以及高速公路維護保養這種每年都害死不少性命的重要項目實施大型投資。通過刺激需求，這個計劃可以控製住預算赤字。一些必要性的投資可以“歐洲化”。歐投行可以自己發行債券來對投資進行幹預，而歐洲中央銀行也可以購買這些債券。根據現行規則，這是完全合法的。
您不僅個人反對英國脫歐，甚至還在公投期間在英國積極動員人們抵製脫歐。您這種立場會讓很多人感到困惑，因為大家知道您同時也將歐盟描繪成一個非民主的區域。
瓦魯法克斯：我記得在我印象裏，留歐最大的敵人恰恰是那些缺乏批判精神，總是拿諸如“投票支持脫歐就是世界末日”這類論點去揣測最壞結果的人。他們不明白這隻是在喚醒“倫敦大轟炸的幽靈”，大多數英國人都會很自然地反應說：“我們走吧，未來越艱難，我們將越能重拾我們的榮耀。”隻有少數堅持“歐盟是世上最美好的發明”理念的人除外。不過，所有這些人都見過我的國家曾經的遭遇，他們都親眼見證了我在今早的演講所解釋過的——盡管不是所有人都讚同——歐盟是一個非民主的區域。
不過，歐盟從它創立之初就是一個非民主區域。看看巴尼耶（Michel Barnier英國脫歐談判的歐盟首席談判代表），他當然極有智慧，但卻是缺乏民主責任感的完美例證，和馬丁·澤爾邁爾（Martin Selmayr 容克手下以專橫著稱的前幕僚長）如出一轍。可是大權在握的正是他們。歐盟從創立起就像一個卡特爾，有著卡特爾式的組織機構。布魯塞爾總部的使命就是把人民排除在外，保證民主製度不要滲透進來。這一點人們心裏很清楚。所以去他們說歐盟有多好，離開它就死路一條簡直是瘋話連篇。
我們當然可以嚐試勸阻人們投票脫歐，但是需要明確指出，盡管歐盟很無能，可這次公投所要驗證的是我們有多強烈的願望去離開它，而不是加入它。因為身在歐盟40年之久，這個國家早已和它密不可分，如果離開，受影響最大的會是那些窮人，那些甚至早就被英國政府遺忘和舍棄的人。投票支持脫歐是這些窮人對精英的報複，然而他們最終卻自食其果。
我的第二條論據在於，一種進步的政策應該要力求盡量減少對社會最弱勢群體的有害影響，然而英國脫歐損害最多的就是這批人的利益。這是我當時的立場，而且至今未變。
可是要怎麽做才能使這個非民主的區域民主化呢？
瓦魯法克斯：我常提醒我那些支持脫歐的進步人士朋友，歐盟的確不是一個民主地區，可是別忘了英國在19世紀是什麽樣子。當工人運動剛出現、工黨還在孕育時，他們的目標是什麽？是要取代不民主的寡頭政治體製和區域，要給白廳宮、議院等統治機關，給整個國家機構大換血，是要接管而非毀滅它，左派曾為之全力以赴。為什麽我們不在歐盟層麵也這樣做呢？讓我們把兩套方案並列來看：一套是脫歐，一套是在英國、也在希臘各選出一個進步的政府，一起來投票否決歐盟的所有決策。我認為和英國脫歐相比，後者是改變歐洲更有效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