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十多年的曆史編輯，我時刻感受著“中國式辯證法”的無窮威力。
談商鞅暴政害民，會有人留言來教育：
“要辯證地看問題，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兩麵性，商鞅變法有殘忍的一麵，但它讓秦變強，統一六國，結束了分裂。”
談漢武帝執政造成“天下戶口減半”，會有人留言來教育：
“要一分為二辯證地看問題。漢朝老百姓是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打敗了匈奴，才有了我們今天作為漢人的榮光。”
談中醫典籍裏的“上吊繩治癲狂、吃白雲治啞症”很荒唐，會有人留言來教育：
“中醫典籍還是要辯證地去看，不能生搬硬套，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談小學、初中文言文數量劇增不妥，會有人留言來教育：
“猛增就是犧牲品了？任何事物都有雙麵性吧！要用辯證的思維去看待這個問題。”
談不存在“真氣”這種東西，會有人留言來教育：
“真氣到底有沒有，這個問題是要去探討的，有時候不是科學的並不是錯的，迷信的。 現代科學建立在數學基礎上，數學不能解釋的東西太多了就都是騙人的？？？ 不能以辯證的思維去想問題是可怕的。”
談陰陽五行理論不能治病，會有人留言來教育：
“任何事物都要辯證的看待啊！這麽基本的哲學素養都不會啊！”“要辯證看待事物和問題。一棍子打死，那就是胡說八道了。”
談大政客犯下的曆史錯誤，會有人留言來教育：
“初中政治課就學過‘事物都具有兩麵性，要辯證的看問題’，偉人的屬性首先也是‘人’。秦始皇一統華夏車同軌書同文，但是也有焚書坑儒；唐玄宗有‘開元盛世’，卻也有‘安史之亂’……”
如此種種，都是欄目後台的真實留言。
這沒法不讓人想起那篇廣為流傳的文章——《辯證法與放屁》。文章的作者虛構了這樣一個故事：
上課時，我放了一個屁——很普通的屁。既不很臭，當然也絕對不香。
可怕的是，教授正在講辯證法。
“請你自己對這個屁作一下判斷，”教授說，“它好還是不好？”
我隻得說：“不好。”
“錯了，”教授說，“任何事物都由矛盾組成，有它不好的一麵，肯定有它好的一麵。”
“那麽說它好也不對了？”我問。
“當然。”教授說。
“它既好又不好。”
“錯了。你隻看到矛盾雙方對立鬥爭的一麵，沒有看到他們統一的一麵。”
我隻好認真看待這個嚴肅的問題，仔細想了想說：“這個屁既好又不好，但不好的一麵是主要的，處於主導地位。”
“錯了。你是用靜止的觀點看問題。矛盾的雙方會相互轉換，今天處於主導地位一麵，明天可能處於次要地位。”
“你是說明天全人類會為了我的這個屁歡呼雀躍嗎？”
“不盡如此，但不能否認這種發展趨勢。”
我愣了好大一會兒，隻得硬著頭皮說：“我的屁既好又不好，既不好又好。今天可能不好，明天一定會好。今天可能很好，明天也許會不好。”
故事很荒誕對不對？
然而，一旦把故事中的“上課放屁”，替換成“商鞅暴政”、“漢武帝戶口減半”、“上吊繩治癲狂”、“陰陽五行理論不能治病”、“大政客犯下曆史錯誤”，可就鮮少有人覺得荒誕了——在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任何事物都由矛盾組成，有它不好的一麵，肯定有它好的一麵”、“你隻看到矛盾雙方對立鬥爭的一麵，沒有看到他們統一的一麵”、“你是用靜止的觀點看問題。矛盾的雙方會相互轉換，今天處於主導地位一麵，明天可能處於次要地位”，這些套話，簡直可以說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無往而不利的大殺器。
為什麽會這樣？“中國式辯證法”究竟錯在了哪裏？
最近讀鄧曉芒教授的《哲學史方法論十四講》，見到書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解釋：
“辯證法講矛盾，就是自己和自己的矛盾，這是最根本的矛盾，然後發展出了兩個對立麵。真正的辯證法、西方發展出來的高級辯證法應該是這樣的。但是中國的辯證法沒有進入這一層次，它總是一開始就給定了一個東西，然後發現它是由兩個部分所組成的，這個組成也是給定了的，本來就有，也許你開始看不出來。……既然這東西本來就有兩個東西，那麽你就可以加一個東西進去，所謂‘摻沙子’，把這個對立麵摻進去，使它成為一個對立麵，這就成為了一種操作的技法、一種技巧。辯證法在中國變成了‘變戲法’，就是因為這一點。它是一個既定的東西，你當然可以人為地改變他，不是那個東西自己要把自己否定，變成另外一個東西，而是由於受到某種外在的幹擾，所以它就變成了另外一個東西。我們為了使它成為另外一個東西，可以加入一種外在的幹擾，就是摻沙子、丟石頭，×××發明了一係列這樣的技法，這就是我們講的變戲法，就是一種技巧。如何在兩個對立麵保持平衡，然後由一個第三者去支配、在後麵去操縱，這就成為了一種權術。其實自古以來就是這樣理解的，老子的辯證法就是一種陰謀權術。”（鄧曉芒，《哲學史方法論十四講》，重慶出版社，2015，第146~147頁）
就哲學意義而言，這段話其實很通俗了。我不揣淺陋，再給它稀釋一下：
在蘇格拉底、柏拉圖的時代，“辯證法”是一種討論問題的方法，如其字麵意思，旨在“以辯論的方式來證實或者證偽某種觀點”，這種辯論以促成彼此理解、達成共識為目的，一般稱之為“古典辯證法”。與之相反的是“雄辯術”，一種直接拿結論砸人、旨在壓倒對方獲取勝利的辯論技巧。
顯然，這種“古典辯證法”與所謂的“中國古典辯證法”——事物有陰就有陽、事情有好就有壞，完全是兩碼事。
現代辯證法借鑒了柏拉圖時代的“辯證”一詞，重點關注事物自身的變化。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河流在變化，前一刻的河流與後一刻的河流，在水量、河床寬度、深度等方麵，均會出現雖細微但必然存在的變化，後一刻的河流，已非前一刻的河流，二者構成了一堆矛盾，後者取代了前者，構成了對前者的否定。因為後一刻的河流是從前一刻的河流發展而來，所以二者雖然存在取代關係，但又是統一的。這就是所謂的“自己和自己的矛盾”，對立、統一同時又處在發展之中。
但“中國式辯證法”的操作模式完全不同。中國的“辯證法專家”，會像將“氣”切割成“陰”、“陽”兩麵一樣（即所謂的“陰陽一氣”），先把這條河流切成概念相反的兩塊（比如清、濁），然後說這兩塊東西，既對立又統一，還處在運動中，可以互相轉化。
所以，黑格爾的辯證法（盡管他未曾給辯證法下過明確的定義）是一種認知事物的方法論。“中國式辯證法”卻成了一種愚弄人、搗糨糊的權術。
比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這個典故，迄今為止仍廣泛出現在中國的各種談辯證法的學術著作之中，這些著作很樂於將之作為直觀感受何謂“辯證法”的極佳案例。
事實上，這個寓言和真正的辯證法，半毛錢關係也沒有——塞翁丟馬（禍）、馬帶回野馬（福）、野馬摔斷塞翁兒子的腿（禍）、斷了腿不用去服兵役送死（福），這根本是四件不同的事（隻不過當中同時有“馬”這個元素），而真正的辯證法，它關注的是“自己和自己的矛盾”，是後一刻的河流與前一刻的河流的對立、統一與轉化，不是摻入一大堆外部因素（附近有野馬、兒子愛騎馬、朝廷要打仗）——也就是鄧曉芒教授所謂的“我們為了使它成為另外一個東西，可以加入一種外在的幹擾”，然後把四件不同的事，攪和在一起，進而把“失馬”這件壞事，攪成一鍋是非不分的漿糊。
簡言之，“塞翁失馬”這個故事裏，沒有任何的辯證法可言，有的隻是各種不可預知的因素對人的命運造成的不可預知的影響。把這些不可預知的因素造成的不可預知的結果，當成“辯證法”，當成一種規律，是一種赤裸裸的流氓邏輯。
至於在“商鞅暴政害民”、“漢武帝戶口減半”、“上吊繩治癲狂很荒唐”、“陰陽五行理論不能治病”、“大政客犯下曆史錯誤”那些文章下留言“要辯證地看問題”者，其實是連“中國式辯證法”的邊也沒摸到，僅僅是被“凡事都有好壞兩麵”這種廢話給洗了腦，渾然忘了如果自己活在商鞅、漢武時代，被信奉陰陽五行的傳統醫師診斷，多半會成為“戶口減半”中的一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