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知識、科學、思想最大的尊重就是讓思想自己有定價權。確立思想價格的唯一途徑是市場。市場不僅可以擴展思想產品的認知度、增加其活躍度,還可大大激發思想和創新的原動力。
郝一生/文
中國經濟快速增長30年締造的“世界工廠”,保障了中國90%的就業和收入舉世矚目。今天,這條路或似已接近了拐點。
經濟增長出現減速,生產企業開始外遷、外商投資紛紛轉向,機器人時代在帶來更高生產率的同時也對就業形成壓力。麵對挑戰,未來決定國家命運的基石是什麽呢?
中國的優勢還剩什麽
2002年中國就有大約1億名生產員工,是同期的美國(1700萬)、日本(1200萬)、德國(850萬)、加拿大(230萬)四國生產員工總和的2.5倍。中國之所以成為世界工廠,主因是中國製造業的綜合成本最低。
時過境遷,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之後,中國的各項優勢和紅利受到了挑戰。近來,許多人都在為中國巨型資本的外流而震驚,從首富李嘉誠的部分撤離中國,到玻璃大王曹德旺10億美元美國設廠;從馬雲布局歐美市場,到生產全球40%消費電子產品的富士康投資100億美元在美國威斯康辛州建LCD製造工廠,許多元器件生產商也自然會跟隨。
這背後,最終是由於中國國內的投資(扣除物價因素)毛利率,已經從2004年高點的18.89%,下降到2015年的0.17%,11年中下降了11倍,已近乎於零。
同時按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中的“總稅率(企業稅費、強製繳費占商業利潤的比例)”指標計算,2013年中國企業所承擔的總稅率為68.7 %,不僅明顯高於發達國家,也顯著高於發展中國家泰國和南非。
人工、土地、資源、稅賦優勢也在逐一漸逝。
中國製造業的平均小時工資在2005年至2016年間翻了三倍,達到3.6美元,而同期巴西製造業的時薪從2.9美元降至2.7美元,墨西哥從2.2美元降至2.1美元,南非從4.3美元降至3.6美元。人口紅利和廉價勞動力優勢或一去不複返了。
2016年中國主要城市每平方米的平均地價1590元,比2004年的1145元漲價了38.9%。毗鄰東京的千葉的工業用地地價為每平方米3.84萬日元(2334元),而天津津南區一級工業用地地價每平方米350元,比2000年上漲了約3倍。
高鐵是中國的驕傲,但高鐵的核心技術大多來自國外,其中從西門子進口的原裝零部件占總金額近50%,就連車輛上的防鬆螺釘也100%來自日本;其他與國防軍事等相關的許多尖端技術,發達國家都拒絕向中國轉讓,如全球最大芯片光刻設備市場供貨商阿斯麥(ASML)的EUV光刻係統;至今,中國的大型飛機發動機還要靠引進俄國十年前的技術。
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是靠技術引進、購進設備甚至“山寨”完成的。而山寨總會有一個邊際,當中國的製造業和科技水平接近世界先進水平時,單靠照搬別人實現的增長,總會達到一個臨界拐點。
就科技而言,緊隨頭羊的羊和頭羊是兩種動物。前者是無數芸芸眾生中的一員,後者則是整個種群生死存亡的開拓者。
思想文化產業鏈
中國的未來需要一個思想文化產業。
萬眾創新無疑是重中之重。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推廣一批具備複製條件的支持創新改革舉措,為創新發展營造更好環境。
中國人口是美國的7倍,而美國2015年的申請專利57385項,幾乎是中國29846項的一倍。1901年至2014年的諾貝爾獲獎者中,美國320人(其中物理94人、化學69人)居榜首,而在自然科學類中國獲獎者寥寥。猶太人139人獲諾貝爾獎、日本23人。
在全球創新企業TOP100中,日本有40家、美國35家、法國10家、德國4家、瑞士3家,而中國寥寥。
雖然思想本身也是資產,但思想隻有與資本結合才會創造新的資產。僅靠創新,思想產業還難成大業。創新和尖端科技需要一個完整的思想產業鏈來維係。從娃娃開始的“創造性教育”,到科研機構與產業的結合;從思想市場到創新投資;從基礎研究到引進尖端人才。
某種意義上說,鼓勵創新就是培養異端。首先,創造性教育是思想產業的基礎。雖然天才無法生產,但創造性是可以培養的,創造性教育可以提升一代人、乃至一個民族的創造性水平。因此,創造性也要從娃娃抓起。
貌似荒誕的一個“意念方舟”遊戲,向人們展示了意念是一種能量,這種能量不僅可以釋放,而且可以轉換、借助和聚合。這就提示我們:人類的思維也是一種能量,它的培養、訓練、有效的激勵、組合、碰撞都是創造力養成係統中不可或缺的,遺傳僅提供天才的根基,而根基之上的大廈能築起多高,要靠後天的養成。
“中國學生數學水平很高,要比英國同齡學生領先三年左右。”英國教育專家尼克·吉布為此感到了壓力。這種差距在美國、加拿大、日本等發達國家幾乎普遍存在。為了不讓其他同學比中國來的學生顯得太差,加拿大多倫多的一所中學甚至宣布取消數學考試。
中國的掃盲運動和堅實的基礎教育功不可沒,它夯實了世界工廠的基礎。問題是,直麵機器人全自動生產時代,中國目前的教育體係能夠滿足未來創造性產業的要求嗎?
實際上,對創新時代而言,中國的教育體係最短缺的可能是“創造性教育”。思想和創新是可以訓練的,創新教育就是培訓創造性思維的過程。像足球和圍棋一樣,創造性教育也需要從娃娃抓起。國務院已經提出中小學要設置人工智能課程,以使中國在2030年發展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創新中心。有效的訓練可以大大提升有效思維的效率,推高創造性思維的能量轉換率,愛因斯坦稱之為“思維試驗(thought experiment)”。
創造性還需要思想的碰撞。溫度降到0攝氏度水依然不會結冰,但此時隻要發生輕微的震動水就會迅速結冰。對創造性思維而言,這個震動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思想碰撞。猶如火鐮擦出的火花可以點燃柴薪。創造性思維的基本土壤是自由思想和思想碰撞。思想的自由度與科技創新水平成正比、思想碰撞度與科技創新的深度成正比。
思想也會產生共振(臨界人數約144000人),一旦形成思想共振會爆發出巨大的能量。但是,思想共振後形成的共識又會反過來束縛人們的意識,這時候繼續創新就需要像愛因斯坦“從來不信權威”的挑戰者的勇氣和膽識。
創造性需要投資。中國7000多家企業研發項目平均投入的調查表明,投入500萬元以上企業僅占4.1%。企業研發周期2年以下67.3%;而3年以上進行長期研發的占6.2%。《2014年度中國有效專利年度報告》顯示,國內發明專利平均維持年限僅3.8年,真正達到最長維持年限的發明僅占0.02%。
對知識、科學、思想最大的尊重就是讓思想自己有定價權。確立思想價格的唯一途徑是市場。思想和創造不值錢,或因種種原因被低估,它們就不可能得到尊重。
培育思想文化市場
今天,計算機出色地完成了符號邏輯推理,並開始具有“學習功能”,便簡單的計算和存儲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最終實現了在棋類中難度最高的圍棋“阿爾法狗”超過並戰勝了發明自己的人類,不足半年具有強化學習功能的AlphaGo Zero又以100%的勝率戰勝了阿爾法狗。於是,“電腦思維”、“電腦設計和創新”、“選股機器人”等過去不可想象的事情相繼問世。
誠然,電腦CPU的運算和邏輯思維速度和創造力,這種能力與其他設備的結合,也許有一天會超過人腦1010的神經元間的生化學反應,但最終決定機器人命運的還是人腦的進化。
思想物化的具體形式就是思想產品。將來任何技術進步的構思、創新設計、新產品開發方案等,在沒有形成新的產品之前,首先就應成為思想產品。
讓這些思想走進“思想超市”,可以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樣公平交換、交易、甚至競拍,也許才會迎來萬眾創新真正的春天。
“沒有君子不養藝人”,胡適以慷慨資助了林語堂、吳晗、羅爾綱、周汝昌、李敖、沈從文、季羨林、千家駒等一代大師傳為佳話,但這畢竟是一己之力。未來要造就一個偉大的創新時代,需要一個宏大的思想產業鏈,需要一個煥發創造力的教育體係、思想市場、創新激勵機製和一係列相關製度。國運係此,不可不隻爭朝夕。
創造性教育需要公共資源。歐洲最具創新性的100所大學中(路透社排名),第一名是比利時的魯汶大學(KU Leuven),這所近600年曆史的學院年研究經費超過4.54億歐元(德國在這100所大學中占23席;而第5和第7名在瑞士)。
所謂資助科研,就是讓那些尖端科技急需的冷門不冷、“冷板凳”不那麽涼。對於創造性人才而言除了市場,還要靠國家出錢去奢養。其中,高額獎金懸賞解決尖端技術難題亦相當有效。1733年飛梭革命造成紗荒後30年,紡紗機還是未能問世,1761年英國準政府機構“藝術與工業獎勵協會”兩次懸巨賞5000英鎊(約相當1600萬元人民幣)征求紡紗機,三年後的1764年珍妮紡紗機終於破土而出。
思想和知識的成長離開市場,就是一句空話。市場不僅可以擴展思想產品的認知度、增加其活躍度,還可大大激發思想和創新的原動力。市場不僅可以激活思想和科技,而且可以引導科研的導向,不至因附庸權貴或金錢偏離方向而事倍功半。市場也會出現短期偏差,但最終會保證整體最優。因為,目前還沒能證明什麽比市場對激發創新更有效。
屁股決定腦袋。思想和創造者也要生存,但當不得不為了生存而思想的時候,他們的腦子裏很可能就會越來越偏多柴米油鹽。
思想文化產業時代的經濟學難題
機器人時代的財富和價值是誰創造的、資本是否也會剝削機器人?資本與腦力勞動之間如何分配收益才是公平、才能最大限度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呢?這都會觸碰到價值論等經濟學最核心的理論問題。
即便有一天機器人和全自動生產工廠全麵取代了一般勞動者,也不會動搖勞動價值論的根基。因為即便在全自動機器人時代,人的勞動依然如故,隻是腦力勞動大量取代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的占比越來越大而已。
雖然“勞動價值論”本質上是正確的,但200多年前的經濟學大師們由於過分偏重勞動的決定性意義,使忽視資本同時參與價值創造的經濟學理論成為主流。
資本是錢(一般等價物),所以資本也是等價的勞動。資本和財富不過是既往勞動的一個符號,資本所有者手中的財富,沒有哪一分錢是天上掉下來的。因此,隻要資本與勞動按照各自的投入進行分配,就不存在所謂的剝削。反過來說,如果資本確實殘酷剝削勞動,思想及其產業的發展也會受到遏製。
那麽,勞動與資本權益分配怎樣才算公平呢?
其依據就是同期勞動和資本各自投入的勞動量。因為GDP=L+p(GDP=L法人收入legal person+p個人收入personal income),故資本與勞動各自的投入為(I投資×α折舊率+W平均工資×l勞動者數),其比值構成“勞資投入比”:Bi=Iα/Wl;同時,勞動與資本的收入有“勞資收入比”:By=Iy/Wl。
這樣,Bi(勞資收入比)與By(勞資投入比)間的比值就成為“勞資權益均衡點”,即B=By/Bi=1。就是說,當該比值>1時存在資本剝削勞動;相反當該比值<1時勞動在盤剝資本。勞資權益均衡點越接近1,資本與勞動的權益分配越公平。
現實中1980年以來的日本,勞資權益均衡一直小於1,這意味著此間勞動一直在更多地侵占資本的權益,而不是資本剝削了勞動,區別隻在於不同時期侵占的程度不同。
讓思想展翅飛翔
弗萊克斯納之偉大,不僅在於1933年他毅然決定給予愛因斯坦本人期望值6倍的待遇,而是他創立的跨學科思想樂園“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Princeton)”。
在普林斯頓研究院,沒有各種行政委員會,沒有例行公事,教授們甚至沒有任何教學任務。愛因斯坦和那批20世紀最優秀的科學家:維布倫(O. Veblen)、亞曆山大(J. Alexander)、馮·諾依曼(J. von Neumann)等,在這裏端著咖啡到處找人海闊天空地“閑聊”。
當很多人抱怨花巨資請來的科學家們每天無所事事時,弗萊克斯納給出了著名的回答:我希望愛因斯坦先生能做的,就是把咖啡轉化成數學定理,未來會證明這些定理將拓展著人類認知的疆界,促進著一代代人靈魂與精神的解放。12年後,美國第一次成功的核試驗開啟了人類的原子能時代。
也許對創造性而言,比奧數和填鴨式教育更重要的,是哲學思想的科普。幾乎所有科學領域最高級別競爭的勝負,往往決定於對手之間哲學水平的差異。劃時代的偉大物理學家愛因斯坦,1905年26歲獲得的卻是蘇黎世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
同理,上世紀50年代以及“文革”期間的“學哲學”運動,也許對今天中國整整一代人的思維方式就有著舉足輕重的深遠影響。
4G網絡比3G快了十幾倍,即將到來的5G將再比4G快100倍,人類科技和創新幾乎是以mc2的速度在飛躍,將來還會出現什麽呢?也許會有最終電腦在科技和經濟領域的創新和創造力,接近甚至超過人類,但已經有科學家證明電腦永遠不可能超過人腦,但隻要電腦能夠在不斷提出更有效的解決方案中和方式方麵勝過人腦,我們還何求之有?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資本金融研究院資本金融計量中心主任,編輯:許瑤)
(本文首刊於《財經》年刊2018:預測與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