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蕭西之水
“雨中二次遊嵐山,兩岸蒼鬆,夾著幾株櫻;
“到盡處,突見一山高,流出泉水綠如許,繞石照人;
”瀟瀟雨,霧蒙濃,一線陽光穿雲出,愈見嬌妍;
“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偶然見著一點光明,真愈覺嬌妍”。
1919年4月5日,青年誌士周恩來結束日本求學生涯,準備歸國投身革命。途經京都嵐山,小雨簌簌,不由得詩興大發。
對於周恩來而言,日本是一個具有特殊感情的地方。這是他第一次到訪外國,也是居住時間最久的外國土地,甚至最初接觸十月革命與社會主義思想啟蒙,也是通過京都大學教授、日本共產主義者河上肇的書籍與講堂完成。周恩來雖然有生之年再未踏上日本國土,卻成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核心人物。
“中日兩國人民如果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恢複正常的貿易關係,這將大大有利於兩國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1952年6月,周恩來接見日本客人,首次向處於冷戰對立麵的日本提出通商貿易的希望,這也是中國意在打破美國霸權封鎖、在太平洋方向拓展對外貿易的重要布局。
由於美國意欲樹立蔣介石政權為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在1951年9月《舊金山和約》簽訂時排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而讓“中華民國”政府簽訂,意在從國際法上確立法理基礎,將新中國擋在國際社會之外。
麵對美國的橫加幹涉,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兩度發表聲明,指出《舊金山和約》“是非法的,無效的,絕對不能承認的”。但與此同時,周恩來也指出,“中國人民是願意與日本人民和平相處,友好團結,以保障遠東和平的”,這就為中日民間外交打下重要基礎。
1951年底開始,周恩來授意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給日本經濟界寫信,邀請對方參加1952年4月在莫斯科舉辦的國際經濟會議。得知消息,日本國會議員高良富、帆足計、宮腰喜助不顧日本政府禁令,率領“日中貿易促進會議”等經濟界人士轉道前往蘇聯,並在返程時專程來到北京,簽訂第一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到1958年,中日接連簽署四次貿易協定,甚至允許互設通商代表部,中日貿易關係逐步火熱起來。
然而1957年,反華親美的岸信介內閣上台,日本對華政策也改為“政經分離”:積極開展對華貿易,政治上依舊以台灣當局為“合法政府”,不考慮中日建交的可能性,為中日關係蒙上一層陰影。
1958年5月3日,中日兩國貿易代表團在長崎舉辦中國郵票、剪紙、絲綢展覽會,並在會場上懸掛五星紅旗。台灣當局聯絡日本右翼分子衝入展會,將場內懸掛的五星紅旗奪下。事後日本法院拒絕以“毀壞外國國旗罪”判處,僅以“器物毀損罪”判處罰款。
由於日本政府拒絕道歉,5月11日起,中國宣布斷絕中日之間一切經濟、文化交流活動,好不容易建立的中日貿易紐帶又不得不暫停下來。8月,廖承誌會見來訪日本社會黨議員佐多忠隆訪華,告知打開中日緊張關係的六項條件,重點強調“政治三原則”:日本“終止對北京的敵視政策”、停止製造“兩個中國”陰謀、不要阻礙中日關係正常化。
盡管日本政府的態度反複無常,但周恩來對日本人民加以照顧的感情依然故我。1959年2月,周恩來提出“我們對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對它的經濟困難是同情的。中小企業中確因貿易中斷而發生困難,如有進步團體介紹和保證,個別來往,數量又不大,可以考慮,但是不能為日本政府所利用”。隨後一年間,在日本“勞動組合總評議會”(總評)介紹下,部分日本團體順利在中國開啟貿易。
不僅是民間人士,對於尋求中日友好的政界人士,周恩來也大為歡迎。
1959年3月,日本社會黨書記長淺沼稻次郎訪華,這位因嗓音洪亮而在日本得到“火車頭人”綽號的左翼議員明確支持“一個中國”原則,並提出“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共同的敵人”。雖然這番態度遭到日本社會黨內部反對,他本人更在1960年底遭到右翼分子刺殺,但他的勇敢論斷得到中國政府的讚賞,遺孀淺沼享子日後來華也得到周恩來的接見。
除去左翼政黨,對執政黨自民黨的中左派勢力,周恩來也一直加以交流。從1958年8月開始,周恩來就親自寫信邀請自民黨議員石橋湛山、鬆村謙三訪華。石橋湛山在戰前反對“大日本帝國”理念而提出“小日本主義”,要求放棄殖民地,停止侵略,戰後加入自由民主黨並短暫擔任首相;鬆村謙三自小學習漢文典籍,對中國有深厚感情,他意在建立“環日本海產業圈”,強調與新中國建交的重要性,是壓製岸信介內閣的重要力量。受到周恩來邀請,石橋湛山、鬆村謙三在1959年10-12月訪華,確認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改善兩國關係。
將日本政府與日本人民區別對待,將黨派歸屬於政治家個人區別對待,這一工作思路也正是來源於中國的外交主要策略,即在國際上反對美國霸權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