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哲學中理性與信仰關係之思

 

2017-09-02  老徐abc  來源  閱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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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與信仰的關係是中世紀的核心問題，貫穿了中世紀哲學形成、繁榮和衰落的全過程。提起中世紀，人們大都會認為：中世紀——這個由14、15世紀的意大利人文主義學者提出的，用以指稱歐洲燦爛的古代文明和他們所處的啟蒙時代之間那一段忠暗的文化斷裂時期，是歐洲曆史上最黑暗的時代，是封建的基督教世界，是西方人的理性寒夜，哲學是神學的婢女的時代。     其實，如果能夠用辨證的態度給予這個時代一個公正客觀的評價的話，中世紀哲學則是以一種獨特的形態延續著古希臘哲學的發展軌跡，並且秉承了西方哲學的理性傳統，在理性的科學精神和信仰的宗教精神的交融中發展。在理性張揚，科學主義盛行的今天，人類精祌家園失落，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以理性與信仰之間力量的消長為脈絡，重新審視中世紀哲學的基本精祌，糾正人們傳統觀念中對宗教的偏見，對於解救現代人而對的信仰危機和價值迷失有一定的啟迪意義。   　　1、理性依賴信仰存在   　　在早期教父哲學把希臘、羅馬的哲學視為異端，反對任何有理性的思考，提倡絕對信仰。教會一直強製推行這樣的思想準則，要求哲學服從神學，信仰高於理性，啟示高於知識。但是早期基督教雖有著虔誠的信仰，卻沒有係統的神學理論，而希臘哲學卻有著成熟的理性批判能力，迫於傳播發展的需要，它不得不轉而利用哲學。所以早期基督教一方麵貶抑理性，另一方麵也對希臘哲學進行有選擇地接納，借助哲學的反思，逐漸走上了理性化的道路，使基督教神學思想迅速地理論化，體係化了。   這時期的理性要依賴於信仰才能存在。以中世紀教父哲學的集大成者，被稱為“真理台柱”的奧古斯丁為例，他的名言是“正因為荒謬，所以我才信仰”，主張信仰高於理性，靠祌秘的直覺去認識上帝，但是又認為上帝是可認知的，可以用形而上的方法加以論證。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把理性引入了神學，把理性與信仰結合起來。   隨著人們對理性的追求日益強烈，對教義的質疑也是越來越多，早期教父神學家們也逐漸意識到信仰無理性是盲目的，要想使基督教信仰成為一種普遍現象，它必須能夠經受得住理性的檢驗，得到理性的首肯，而有理性的信仰才是最可靠的。但是理性還是沒能超越信仰的界限。教父哲學給予理性的信賴從來都守著信仰的界限，這界限即使在奧古斯丁那裏，也不敢放寬到可以追問神是否或何以存在的地步”。   　　2、理性與信仰分離的萌芽狀態   　　如果說教父哲學是神學與哲學的統一，理性低於信仰，依附於信仰而存在，那麽經院哲學的產生與以往的奧古斯丁神學即教父哲學相比，已經有某種根本性的進步，哲學在一點一點地同神學分離，逐漸從神學中獨立出來。   　　經院哲學的第一位重要哲學家無疑是愛留根納，他建立了中世紀第一個完整的哲學體係，被稱為“中世紀哲學之父”。在對待理性的態度上和眾多教父們一樣，認為信仰高於理性，他重申教父哲學的命題“真哲學就是真宗教，真宗教就是真哲學”，但卻把強調的中心移向了哲學和理性。他認為如果理性和信仰之間出現了矛盾，我們就應當服從理性。當然愛留根納的目的並不是在否定信仰，而是未來使信仰具有理性，使信仰與理性取得一致。他這種推崇理性，推崇思維的精神的確難能可貴。   11世紀時，作為理性思維藝術的辯證法被引入神學的思維，代表著理性主義的複蘇。安瑟爾謨在信仰支配理性的前提下，肯定了理性對神學的作用，從而確定了經院哲學的基本立場。他的著名格言是：“我絕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他強調某督徒應當由信仰進展到理性，而不是由理性出發達到信仰。   信仰是立足於自身的，並不需要理性的基礎。但他並不是單純的否定理性，而是認為：“我們有了堅決的信仰時，對於我們所信仰的東西，不力求加以理解，乃是一種很大的懶惰。”安瑟爾謨和奧古斯丁一樣主張“信仰尋求理解”，他既維護了信仰的至高地位，又保證了哲學思辨的權利。   　　3、理性與信仰的調和   　　12址紀時，阿拉伯人保存的古希臘文明傳回西歐，從而引起了經院哲學內部柏拉圖主義和亞裏士多德主義之間的論爭。托馬斯·阿奎那極力主張用亞裏士多徳哲學取代作為教會理論支柱的奧古斯丁式的柏拉圖主義，力證理性在論爭信仰，捍衛信仰方麵的積極作用，毅然采用亞裏上多徳哲學論證基督教信仰，試圖調和理性和信仰的關係。   作為一個虔誠的教徒和執著的思想家，信仰高於理性，神學高於哲學以及一切科學是托馬斯決不動搖的立場。雖然大家最熟悉不過的是他那“哲學是神學的婢女”的著名命題，但是托馬斯畢生的目標卻是要調和哲學與神學，理性與信仰之間的矛盾。他認為盡管神學與哲學彼此之間有著清晰的界限，但卻不讚成這兩個知識領域在實踐中相互分離。他認為信仰與知識雖然分為兩個不同的領域，但二者應當是和諧一致的。   神學的真理雖然是超理性的，但絕不是反理性的。哲學與神學隻是認識真理的兩種不同的途徑，而真理隻有一個，那就是上帝。關於理性與信仰的關係，他用錢幣的例子巧妙地說明了二者並行不悖的關係，既各組獨立存在，又不能硬性分開。這無疑為理性的存在博得了合法的地位，使理性思想從異端邪說變成經院哲學思想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   　　沒有信仰與沒有理性都不能稱其為中世紀哲學。從本質上講，中世紀的哲學是為信仰服務的，但它卻是理性的活動。它從科學的興趣出發，鼓勵和讚許自由的研究精神。它把信仰的對象變為思維的對象，把人從絕對信仰的領域引到懷疑、研究和認識的領域。它力圖證明僅僅立足於權威之上的信仰的對象，從而證明了——雖然大部分違背了自己的理解和意誌——理性的權威，給世界引入一種與舊教會的原則不同的原則——獨立思考的精神的原則，理性的自我意識的原則，或者至少是為這一原則作了準備。所以說中世紀經院哲學的基本精神並不是完全排斥理性的盲目信仰主義，而是理性與信仰融通調和的典型。   　　4、理性張揚，信仰失落   基督教哲學試圖調和理性和信仰，用理性來證明信仰，結果卻是不僅損害了理性，也失落了信仰。文藝複興時期呈現了反理性傾向，直到笛卡爾才豎立起近代哲學理性主義的大旗。近代哲學不僅繼承了古希臘哲學還繼承了它的傳統，許多哲學家也是科學家，並且力圖使哲學變為科學。自此之後，科技理性和宗教信仰之間的關係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點。   當人們有意無意將理性與信仰分離時，人的悲劇性就開始呈現出來，理性取代了萬能的上帝，人消解於理性崇拜之中，人性重新戴上了枷鎖，走向了自身的反麵。理性自身暴露的缺陷證明了近代哲學以求知涵蓋求徳的願望難以實現，因為求善並不能在求知求真中完成，理性科學的增長並不能必然帶來道德的增長。18世紀的啟蒙運動更促成了理性與信仰的嚴重錯位,信仰失落而理性大步發展，最終異致理性的種種出乎意料的負麵作用。   終於，19世紀末葉時，大哲學家尼采發出“上帝死了”的驚人宣告，上帝死了，人類的理性大廈也隨之坍塌。”上帝之死運動也表現了一種普遍的文化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人們一般把生活視為不穩定的，由背叛做標記的，並且正朝著不可避免的毀滅而發展。”在科學越來越發達的20世紀，科學一度被人們認為是人類幸福的使者，可以創造出人類的幸福生活，又不傷害人類。現實並不如人願。如貝爾納所說：“科學所帶來的新技術引起了失業和生產過剩，異致社會動蕩，誘發經濟危機並很可能引發殘酷的戰爭。”   科學在兩次世界大戰中所顯示的毀滅性的力量動搖了人們對科學的信心。危及生存的環境汙染，生態失衡，資源缺乏等使人類越來越沒有安全感，特別是對精神方而的孤獨感和失落感，人的逐步異化等現象，科學是那麽朿手無策。   綜上所述，從曆史發展的長河來看，理性和信仰之間的互相壓製最終異致的結果隻能是兩敗俱傷。具有理性精祌的科學和信仰精神的宗教之間的關係應如愛因斯坦所指出的那樣：“科學無宗教則盲，宗教無科學則跛；宗教沒有被科學取代，科學不能解決人類信仰的問題。宗教和科學不是非此即彼，它們共同的未來最終是要對話而非對抗。”   作為人類認識和理解世界的不同方式，二者之間的衝突不可避免，但也不存在絕對的對立，如果能改善二者之間的關係，不是讓理性從屬於信仰，依賴於信仰才能存在，也不是讓理性批判信仰甚至完全要拋棄信仰，而是以互補的關係並行不悖的發展，讓以理性為核心的科學去解決外在的客觀世界的問題，讓宗教用信仰來調適人的內心生活。或許可以避免前者過於“冷漠”，後者陷入“迷狂”，也能更好地構造個人與社會良性的發展和理想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