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與自由 （牆內開花牆外香）
主要是本人的一些生活感受。並轉載一些他人寫得比較好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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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大學教育的靈魂，失落在何方？
談文化論教育 2017-06-22 06:01
季羨林先生以98歲高齡辭世後，社會各界一片歎息，很多人發出悵然若失的感慨。其實，季羨林在他同代學人中無論在學術上還是在德性上都並不是特別傑出的。當他被稱作“最後的”大師時，人們追思的已經不僅僅是這樣一位智睿而溫和的學者，而是一個正在被遺忘的時代，一種失落的學術精神，一種應當堅守的大學理念。
在蔡元培開創北大之後30年中，中國的大學在戰亂不止、民生困苦的環境中艱難起步，一批大師雲集的近代大學在大江南北先後建立起來。這些大學和大師在20世紀中國的科技、人文與教育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民國初年，章鴻釗、丁文江、翁文顥、竺可楨、胡先驌等西學歸來學者首先在地質、動植物、氣象等與本土資源密切相關的領域中啟動了中國近代科學研究事業。在資金設備極其匱乏的條件下，他們以自己開創性的成果贏得了外國同行的尊重。20年代後，大批學成歸來海外學子在各大學白手起家，建立起相當完整的科學教育體係。與此同時，中國學者在海外研修中成就斐然，部分科學家特別是物理學家很快走到了世界科學的最前沿。
人們不會忘記葉企遜、吳有訓、錢三強、王淦昌、黃昆，曾昭侖、陳省身、蘇步青、華羅庚、吳仲華、錢學森等等一大批科學和數學大家，他們的成就使中國人在世界科學史上寫上了自己的名字。與此同時，在人文領域，當時的大學同樣是群星燦爛。梁啟超、陳寅恪、王國維、胡適、吳宓、梁漱溟、熊十力、錢穆、魯迅、羅家倫、傅斯年、錢鍾書等等一代大師，在東西方文化的交匯中表達了自己深沉的思考，其學術成就和價值追求給我們和我們的後代留下了永久的啟示。值得一提的是，在八年抗戰中，在中國西南邊垂的窮山惡水中，在簡陋破舊的房屋裏，運行著以“西南聯大”和“浙大”為代表的充滿學術追求的“戰時五大學”，並且最終從那裏走出了後來摘下諾貝爾獎桂冠的人。
今天，即使是大學教授，很多人已不記得當年這樣一批支撐了國家20世紀科技與人文事業最前沿發展的學人。那一代大師的識見與信仰、性情與風骨、狂狷與儒雅，以及他們留下的傳奇故事，已經成為遙遠的夢影。
當今的大學，你可以看到鱗次櫛比高樓大廈，現代化的教學科研設施，但是，卻再也找不到能與前輩比肩的大師了。
一個通天貫地的強大行政係統通過眾多幾乎不知學術為何物的行政官員極有效率地控製了大學的每一個角落。在充斥著功利主義和機會主義行為大學校園裏，傳統的大學理念與精神已普遍喪失。
盡管高級職稱和高級學曆四處泛濫，作為外表包裝而不是內在本質的學術和道德水平不可逆轉地跌落下來。對假大師、假學問和假成果人們已經見怪不怪。在學術會議、成果鑒定、資格審查、項目審批過程中，玩手段、走過場、吃喝、送禮、拉關係、作交易已經是常見現象。有的大學遠遠偏離了正道，失去了脊梁，泯滅了精神，隻剩下赤裸裸的追名逐利，使那些昔日國人心目中的精神聖地，不斷傳出的稀奇古怪的醜聞。
華中科技大學姚國華先生痛心地指出：“中國20世紀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都在於在平常時期幾乎完全沒有真正的大學，隻有打工仔的培訓機構。”
“大陸科學家一個諾貝爾獎都拿不到，而且沒有任何一點蛛絲馬跡能夠表明，中國科學家在做可能獲得這一殊榮的獨創性研究。”數學家丘成桐說：“中國現在的許多高校唯利是圖，就是看錢，看經費。真的研究成果從來不在乎。”民間學者謝泳說，“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學銜、學問的標誌，而是工資的一個級別。”人大教授張鳴說，今天大學使人聯想起前現代時期的中國社會眾生象：各級領導像官吏、一般管理人員像書吏、教授像衙役、學生像臣民。張汝倫說：“隻要在大學校園裏走一圈，不難得出答案：公司、商行、卡拉OK和超市乃至歌廳舞廳和酒樓，大學一概不缺，惟獨缺乏它自己的理念。”
美國教育家科爾(Clark Kerr)在《大學的功用》中指出，“每個國家，當其變得具有影響力時，都趨向於所處的世界上發展居領導地位的智力機構。希臘、意大利的城市、法國、西班牙、英國、德國，以及現在的美國都是如此。偉大的大學是在曆史上偉大政治實體的偉大時期發展起來的。今天，教育與一個國家的質量更加不可分割。”
中國人似乎無不盼望“中華崛起”，使中國在世界上變得具有影響力，以便能找到自豪的感覺。但是，如果沒有一批成功的大學作為智力與道德的依托，中華的崛起其實完全無從談起。
大學的成功在於她的理念，大學的魅力在於她的精神。那麽，什麽是大學的理念和精神呢？
蔡元培先生當年提出大學精神是：“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友”“兼容並包，思想自由”。
陳寅恪定義的大學精神第一要義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說：“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前交通大學校長葉恭綽曾對師生說：“諸君皆學問中人，請先言學問之事。……研究學術，當以學術本身為前提以達於學術獨立境界。……夫學術之事，自有其精神與範圍，非以外力逼迫而得善果者……。”
前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在戰時西遷途中對學生說：“亂世道德墮落，曆史上均是，但大學猶如海上燈塔，吾人不能於此時降落道德標準。”
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T· H· Huxley）說:“一所大學的聲譽應當體現在它的教師和學者的水平上，而不是體現在教師的數量和所使用的建築物上。”
德國近代大學的奠基人洪堡認為，大學應將學術研究與人才培養融為一體，而科學研究最本質的精神是“孤獨與自由”。
作為政府的教育大臣，洪堡堅信，政府與大學目標完全不同，任何政府都從來沒有今後也不能領導學術活動。政府與大學應當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主體。
德國哲學家懷特海(A· N· Witehead)說，“大學存在的理由是，對學術進行充滿想象力的探索，從而在知識和追求生命的熱情之間架起橋梁。”“教育的本質在於它虔誠的宗教性。”
美國當代哲學家施特勞斯（Leo Strauss）說：“自由教育的本質在於傾聽最偉大心靈之間的交談。”
“自由教育在於喚醒一個人自身的優異與卓越。”
重溫先人的諄諄教悔使我們確信：一所真正的大學在理性和德性上應當有自己崇高的價值追求；大學在學術上應當自由開放；大學中持不同觀點的學者之間應當相互寬容；大學應當富有創新精神；大學中必須有真正的大師；大學在管理體製上必須自治和獨立；大學在與政府、市場和市俗社會的合作中，必須保持足夠的張力，必須堅守自己的獨立性和尊嚴。
而這一切，正是中國大學普遍缺乏或已經完全丟失的。60多年來，中國的知識分子首先經曆了極殘酷的政治迫害，然後是極失衡的腦體倒掛，最後是極強勢的錢權誘惑。在這“三部曲”結束後，傳統的大學精神已道脈絲懸。
大師遠去，精神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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