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新泉、婁承蓉
近幾十年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帶來了世界範圍的經濟繁榮，但縱觀2016年，與這一趨勢相背離的事件卻層出不窮。從年初的全球金融市場異動，到年中的英國脫歐公投，再到年末的美國總統大選，加之歐洲難民危機、土耳其政變等地緣政治衝突，2016年重大風險事件頻頻挑戰著被視為“不可逆轉潮流”的全球化。這種反全球化的突出表現，主要在於政策措施和市場態勢不斷突破常規邊界。
全球化將經曆強烈擾動
首先，作為經濟全球化兩大重要引擎的貿易和投資增長雙雙減速。近幾年，伴隨著全球經濟增長疲軟和全球價值鏈的收縮，全球貿易增長顯著放緩。2012年以來，世界貨物和服務貿易量增長受全球金融危機餘波影響，一直維持在3%左右，不及前30年增長率的一半。世界貿易增長勉強跟上世界GDP增長，貿易放緩範圍廣泛，全麵涵蓋發達經濟體、新興市場以及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在不斷下調2016年的貿易增長速度之後，WTO警告，因地緣政治、全球分化等不確定性風險加劇，貿易增長速度可能會在未來幾年比預期得更慢。
貿易增長減緩不僅由於整體經濟活動減弱，還由於相對較弱的投資環境。當前，無論是跨國並購還是綠地投資，國際投資規模仍低於金融危機前的最高水平，且投資政策碎片化態勢嚴重。
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壓力持續積累也構成了對全球化的有力挑戰。一方麵，危機後出台的貿易限製措施多數未被撤銷，且新措施還在陸續出台，這使得現有的貿易限製措施總數呈不斷增多之勢。2016年6月，WTO發布的G20例行監督報告指出，盡管G20領導人一直強調“取消”現有貿易限製措施，但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G20成員實施了145項新的貿易限製措施，月均出台近21項新措施，數量為2009年WTO開始監測貿易措施以來之最。2010年至2016年期間，G20成員實施的貿易限製措施總量增長了3.2倍。
另一方麵，各國實施的歧視性政策措施也日趨多元，且輔之以一般性的經濟支持措施，兼具隱蔽性與綜合性。全球貿易預警組織（GTA）報告列舉了金融危機以來各國使用頻率最高的包括貿易救濟措施、關稅措施、當地含量要求、貿易融資、投資措施等10 類保護措施。此外，從近年的貿易實踐看，作為限製進口的重要手段，以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為代表的貿易救濟措施被廣泛運用，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在加大貿易救濟調查的頻率，貿易摩擦頻繁。
全球貿易治理的停滯也是全球化所麵臨的重要挑戰之一。英國脫歐、歐盟的離心傾向使其失去了“以區域化促進全球化”的樣板地位，這種區域一體化的倒退反映了全球範圍的“反全球化”和“去全球化”力量急速上升。多邊層麵曆時十餘年的多哈回合談判並未實現突破性進展，由此凸顯的達成大規模全球協定困難重重，使得美國近些年來會同其他一些WTO成員國一直在推動聚焦更小、但成功幾率更高的自由貿易安排，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T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等。然而盡管它們是高標準規則的代表，但在特朗普當選為美國總統後，上述協定麵臨全麵叫停的風險。
特朗普當選，一個極端的保護主義者當選為世界最大自由市場的領導者，無疑是對經濟全球化的重大衝擊。特朗普還未入主白宮，就釋放出了一係列頗為引人爭議的經濟政策信號，這些碎片式的言論或者承諾目前雖然還未成體係，但是，貿易保護很有可能率先成為特朗普的發力點。特朗普目前顯露出的貿易政策已然帶有明顯的逆全球化傾向，其貿易保護政策目前來看主要由兩大部分組成：一是通過判定中國為“匯率操縱國”，以此為理由向中國征收45%的懲罰性關稅；二是重新審視美國既定的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戰略，包括退出TPP、重新談判或者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先不論這兩項極有可能引發貿易戰的政策能否真正實施，執政後的特朗普究竟將以何種方式治理美國經濟目前也尚未可知，但可以假設存在兩種極端的可能：一種是激進的孤立主義者。他將堅持選舉立場，建立貿易壁壘，實行貿易保護，逆經濟全球化而動；另一種是溫和的務實主義者。他將回歸更加主流的經濟政策，將中國視為不可或缺的貿易夥伴，以建設性的態度對待中美關係。由於目前市場不清楚特朗普將如何實施刺激經濟方案,但可以肯定，這已經成為全球經濟最大的不確定因素，並構成了對經濟全球化的強烈擾動。
反全球化的根源和推手
那麽，當前經濟全球化麵臨諸多挑戰的根源何在呢？首先是國際經濟發展不平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巨大差異，導致全球整體消費和需求疲軟，因而成為製約全球貿易增長潛力發揮的重要因素。由於目前來看發達國家的增長潛力已處低位，發展中國家又受製於自身結構性因素難以提速，巴西、俄羅斯、南非等國近年來均為負增長。其次是全球治理框架的有效性不足，以WTO為基礎的多邊框架因利益分歧難以形成共識，推動進程舉步維艱，區域性貿易安排也因為受到發達國家內部因素的影響而難以推動，使得全球貿易和投資規劃處於相對停滯狀態，這也導致了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自由化徘徊不前，甚至出現倒退。
發達國家的國內因素主要表現為民粹主義的反全球化思潮。曆史上每次大的全球性危機之後，民粹主義等極端行為往往隨之而生。如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後，出現了意、德、西獨裁政府；上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後，英國進行了第一次“脫歐”公投。今天，相似的曆史也逐漸在全世界上演。
毋容置疑，全球化非但沒有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反而拉大了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社會矛盾因此不斷積累、擴大和激化。資本的逐利本性、資本與勞動的收益嚴重不對稱，以及全球化條件下資本更加自由流動使得“富者更富、窮者更窮”，都使全球化在貿易利益分配不均方麵的弊端更顯突出。大國既可以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也可以是去全球化的主導性力量。應該說，當前的全球化逆動，美歐等發達國家是主要推手。在世界經濟遭遇周期性困難而整體下行的情況下，這些國家的中產階級財富縮水，底層藍領工人就業減少，受全球化競爭“擠壓”產生了強烈的“挫敗感”，對全球化的“怨恨”和抵禦情緒隨之上升。據經合組織（OECD）數據，自2000年以來，英國製造業就業人數減少了近1/3，美國的情況也差不多，減少大約20%。各國或多或少都遇到了類似政治生態的變化，雖然表現形式不一，但具有普遍性的一點是，對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產生了質疑，並往往把一國遇到的困難歸咎於外來因素，如移民增多、進口增加等。
全球化未來趨勢展望
當前全球化逆動是美歐等西方大國對其推動的全球化的主動收縮，是基於全球化進程中利益分配不滿的反映，正是這種經濟問題與政治問題、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之間的相互交織、相互滲透，形成了一個非常複雜的網絡，從而為未來局勢籠罩上了諸多不確定性。在種種不
確定性之中，未來全球經濟貿易的走勢並不樂觀，世界經濟低增長、低貿易和低投資的狀況不僅在新的一年難有根本改觀，甚至還有可能延續數年。
當前全球經濟增長的困難，不僅來源於短期風險的衝擊，更根植於長期動力的缺失，全球經濟並未出現新的經濟增長點，也缺乏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引領。放眼全球，有潛力的國家屈指可數。而全球貿易和投資增長減速的勢頭將會持續，低迷增長逐漸常態化，昔日貿易高速增長的狀況將難以再現。
從全球化的視野來看美歐等國在各自大選和國內政治中所目睹的民粹主義思潮，反全球化擴大了民粹主義的市場，各國政治生態都受到了影響，反對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反對人員自由流動和移民，這些主張阻礙了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之勢，在一些國家還可能逆轉全球化進程。但如上文所述，民粹主義根源問題具有係統性且涉及移民等敏感問題，因此在短期內無法得到有效解決，其力量可能還將繼續發酵，這種政治生態的變化顯然不利於全球化的未來發展，也將對全球治理體係的改革和完善產生深刻影響。
從全球貿易治理來看，世界各國並沒有廣泛共識。雖然渡過危機的目標具有一致性，但各國各自為戰，應對策略、運用工具都不盡相同。特別是中美之間的分歧非常巨大。在美國進入以特朗普為首的執政周期之後，大國對全球化未來發展的共識將更加難以形成，所以世界經濟未來整體的走勢是較為悲觀的，預計將可能持續5到10年。
中國如何應對反全球化
在全球化的國際環境下，麵對反全球化思潮，中國並不能隔岸觀火，獨善其身。仍屬於發展中國家的中國，第一要務仍然是做好自己的事情。盡管經濟增長放緩,但中國仍然是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在全球經濟增長停滯不前的背景下，這樣的貢獻尤為重要。況且中國本身的製度建設還麵臨一係列問題，還有很大的改進餘地，也意味著還有很大的經濟增長空間。鑒於中國的經濟規模，中國目前做好自己的事情，便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
其次，中國應繼續高舉全球化發展的大旗。全球化體現了人類的需要，反映了經濟發展的規律，符合人類長遠利益，仍然是人類發展的方向，是大勢所趨。從長遠來看，會有波折，但不可能根本逆轉。作為全球化的受益者並結合自身的經濟貿易地位，中國有責任並且有能
力扛起全球化這麵大旗。雖然中國的軟硬實力還不足以引領全球化，但中國堅持全球化立場，努力反對反全球化浪潮，抑製其進一步擴散，也是為世界經濟做出重要貢獻。
再次，中國將積極開拓經濟增長新空間，為世界經濟和貿易增長做出自己的貢獻。“一帶一路”戰略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的思想是完全正確的，通過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鼓勵和支持來挖掘世界經濟增長新動力與潛力，也得到了眾多國家的支持和響應。在此基礎上，中國將深入推進“一帶一路”各項落地措施，並將嚐試探索更加包容、普惠的全球化發展新方向。（作者屠新泉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婁承蓉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學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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