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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主義:兩種解讀帶來兩種命運|社會科學報

(2016-12-13 09:14:02) 下一個

共產主義:兩種解讀帶來兩種命運|社會科學報

社會科學報 2016-12-13 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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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報 洞見

原題:共產主義:兩種解讀帶來兩種命運

作者:華中科技大學哲學係教授 韓東屏

◤解讀共產主義時,如果我們是按照以往普遍的模式從製度的維度出發,把共產主義解讀為建立在一套終極製度上的“人間天堂”,那它就的確非常遙遠。

不久前,中國共產黨十八屆六中全會閉幕。全會提出,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是中國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靈魂。全黨同誌必須把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作為畢生追求。現在有些人覺得共產主義太過遙遠,問題是共產主義真的遙遠嗎,這要看我們如何解讀共產主義。

度維度的解讀:遙遠

根據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預設,共產主義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在所有製上實行最高級的公有製,亦即“個人必須占有現有的生產力總和”的“個人所有製”,在生產製度上實行“產品經濟”形態下的“有計劃的組織生產”的計劃經濟體製,在分配製度上貫徹“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在分工製度上變使人單一化的舊式分工為可使人發揮全部才能的新式分工,從而使得共產主義社會成為最理想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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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麵勞動已成為“人們生活的第一需要”,另一方麵人們已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

顯然,要想使人類社會達到這種狀況是非常不容易的。盡管做到有計劃地組織生產或許不太難,我國先前的計劃經濟體製已是如此,但要想做到又有計劃又有效率就相當難了。

其他各項製度更難。就如何實現“個人對全部生產力總和的占有”和如何建構可使人發揮全部才能的新式分工製而言,目前在理論上都難以假設;就“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而言,它需要以能使財富像噴泉一樣湧流的極其發達的社會生產力為前提;就實現沒有“必要勞動”的“自由王國”而言,更是需要無可估量的漫長時間。

在解讀共產主義時,如果我們采納近些年來某些學者使用的新方法,根據馬克思“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的論述,將共產主義解讀為“現實的運動”,那麽共產主義似乎就不遙遠了,隻要我們主動投身於這場實現的運動之中,我們也就在共產主義之中。

然而,共產主義作為運動必然要有自己的特殊目的。否則,要麽是盲目的運動,要麽什麽樣的運動都可以號稱共產主義。

所以馬克思還說“共產主義是用實際手段來追求實際目的的最實際的運動”。但這個“實際目的”究竟指什麽?馬克思沒接著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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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把它理解為“消滅現存狀況”即消滅私有製,那這場共產主義運動正如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的經驗所證明的那樣,其實是很容易完成的。可是這樣一來,共產主義就成了一個短期運動,不再配稱“崇高的政治信仰”和“遠大的事業”。

與此不同,如果說“消滅私有製”隻是這場運動的初級階段任務,其高級階段的使命仍是要建構一個天堂般的理想社會,那情況就是雖然作為運動的共產主義近在當下,但作為社會的共產主義依然非常遙遠。

這就是說,這一所謂新解讀,其實與製度維度的解讀並沒有實質性差異。

將共產主義解讀為遙遠未來才能實現的人間天堂,其結果是使共產主義社會成為與現世人、乃至一代又一代為之奮鬥的人們的利益和幸福完全無關的事。他們隻有為天堂不斷奮鬥的使命,卻沒有享受天堂生活的福氣。反之,那些最終能坐享天堂幸福的人,卻不是這個天堂的建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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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說:“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

可是對共產主義的製度維度的天堂式解讀,卻將我們的奮鬥與我們的利益徹底割裂開來。這種割裂,在客觀效果上甚至超過了宗教。宗教命令人贖罪苦行,剝奪人的現實幸福,但它至少還承諾給他們以來世幸福,即死後可升入天堂。可是對於所有那些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的人來說,結果是連死後也不存在進入共產主義天堂的可能性。

於是我們就不難明白,在“大躍進”式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幼稚幻想破滅之後,人們為何普遍不再對共產主義充滿期待、憧憬和激情。

值維度的解讀:不遠

對共產主義的解讀,其實還可以從價值維度進行,而其結論將是共產主義不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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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價值維度解讀共產主義的關鍵在於確定共產主義的終極價值,這個終極價值盡管以往沒人提及,但實際上確實有,這就是馬克思說的“每個人的全麵而自由的發展”,馬克思十分明確地告訴我們這是“未來社會形式的基本原則”。

所有的社會規則都是人為的價值規定,而社會基本原則自然就是對社會價值取向的根本規定,所以它就是那個取代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未來社會的終極價值。由於每個人的全麵自由發展是永無止境也永遠都值得追求的事情,因而它應該也就是貫穿共產主義運動和共產主義社會的終極價值。

因此,隻要我們一旦把它作為終極價值來追求,我們就已處在共產主義運動之中;一旦按照這種終極價值來建構社會,我們也就在共產主義社會之中。反之,如果不是以它為終極價值,那不論當下或將來的運動和社會叫還是不叫共產主義,我們都不在共產主義之中。

“人的全麵而自由的發展”有豐富的內涵,在現實社會的進程中,集中表現為人的需求的滿足程度的不斷提高。人的需求多層多維,所指向的外在價值對象也多種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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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些不計其數的價值對象,最終全都可以被康壽、富裕、和諧、自由這四大價值指標所統攝。

其中,康壽是對身心健全、延年益壽、遠離疾病、有病能愈等具體價值的統攝,意味對人在世需求的滿足;富裕是對生產力發展、經濟增長、效益提高、財富增加、物品豐富等具體價值的統領,意味對人的日常生活需求的滿足;和諧是對平等、公平、公正、正義、安全、歸宿、仁愛、尊嚴、誠信、互利等具體價值的統領,意味對人的交往需求的滿足;自由是對自主、自立、自決、自由規劃、自由發揮、自由創造等具體價值的統領,意味對人的自我實現需求的滿足。

四大價值指標既定,我們對康壽、富裕、和諧、自由的追求,就是對滿足人需求的全方位提升,就是對人的全麵而自由的發展的切實推進。

於是,共產主義也就成為了與每個人的實際利益和現世幸福都密切相關的偉大事業。於是,人們為共產主義奮鬥,就是對康壽、富裕、和諧、自由的追求,就是為自己的全麵發展和幸福生活奮鬥;於是,每一代為共產主義奮鬥的人們,就不必再豔羨遙遠天堂的後世人,他們隻要設法解決好自己時代所麵臨的與康壽、富裕、和諧、自由相關的問題,使自己享有更高水平的康壽度、富裕度、和諧度和自由度,也就充分地享受到了共產主義的福祉;於是,共產主義成為最親近人的主義,成為給每個人造福的事業。

同解讀帶來不同的命運

與製度維度的解讀相比,從價值維度解讀共產主義,除了有讓共產主義親近人的優點外,還有能使共產主義事業保持健康順利發展的遠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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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製度維度解讀共產主義,共產主義作為運動就是構建一套特定社會製度的運動;共產主義作為社會就是具有這套製度的社會。這一套特定製度,在共產主義的不同曆史發展階段,隻允許存在程度上的不同,而不能有質的不同。於是,這一套特定製度就成為了判斷社會發展程度及一切社會實踐的神聖最高標準。

曆史經驗已經證明,用製度維度解讀的共產主義指導社會發展和社會實踐是很難取得成功的。共和國成立之後,我們對將要建立的處於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社會,做出了一係列諸如計劃經濟、公有製、平均分配、取消社會競爭之類的製度設計,隨後就盡力按照這套製度模式去改造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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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三四十年實踐下來,非但這套製度沒有給我們帶來美好的預期,反而其本身也難以為繼,於是計劃經濟不得不被市場經濟取代,社會競爭不得不重新得到承認和鼓勵,平均主義分配方式不得不退出曆史舞台,公有製也不再是唯一的所有製形式。

從理論上說,以製度為標準的共產主義之所以不易成功,一是當代人不可能對未來有全麵準確的預測,也不可能有以不變應萬變的製度模式;二是一旦以這套特定製度為神聖最高標準,必然導致製度與人的本末倒置,使人由製度的目的淪為製度的工具;三是這套神聖製度被製定得越是詳細周密,就越是容易給自己造成作繭自縛、自堵通途的困境。

正因如此,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的製度安排總是難以收到預期效果,我們對社會製度的改進總是艱難無比,我們的共產主義事業也總是遭遇挫折。

而價值維度的解讀對共產主義不做寫實性描繪,也不再預設各種神聖終極製度,它隻是確定終極價值及其指標。它們既是共產主義事業的最高目的,又是評判現實社會及其一切社會實踐的最高價值標準。

有了這種價值標準,在發展社會的實踐中,我們就再不會有任何的迷信與迷惘、束縛與畏縮,所有與社會相關的事物,不論是什麽樣的理論、原則、方針、規劃,還是什麽樣的社會組織、實踐方式、發展道路、製度安排、文化類型等,在社會終極價值及其指標麵前,全都不再是神聖而不可改變的,它們不過是推進康壽、富裕、和諧、自由的工具,是否合適可取,是保留還是革除,統統要用四大價值指標加以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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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能推進康壽、富裕、和諧和自由的,就是好的可用的;凡是有礙於推進康壽、富裕、和諧和自由的,就是不好不可用的。如果同一用途的可用事物不隻一種,那麽其中最有效的那一種就為“優”,最值得我們采用。

於是,對具體社會製度的選擇與建構,從此不再隻是事關政治信仰的主義之爭,而隻是關於工具的好壞優劣判斷;於是,如何推進共產主義事業的問題也立刻會變得清晰而簡明,這就是:怎麽有利於社會終極價值的實現我們就怎麽幹;怎麽有利於社會終極價值的實現我們就怎麽改。於是,我們的共產主義事業,從此就再不會誤入歧途,更不會再犯為了製度而犧牲人的現世幸福的錯誤,並且也從此不再需要通過發動一次次的思想解放運動來艱難地向前發展。

綜上可知,兩種不同維度的解讀,會給共產主義事業帶來多麽不同的命運!

我們所追求的共產主義事業,應當就是好事業的同義語。而好的事業也隻能依據它的目的即終極價值來命名,而不能依據它的製度來命名。因為製度從來都隻不過是實現目的的手段或工具。(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原載於社科報總15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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